宋 羽，刘伟平，2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集体林业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引言

农户缺少银行认可的抵押资产是限制其融资的主要原因之一[1]，为破解这一困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于2015年启动①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经过三年改革和探索，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从顶层设计消除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法律障碍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但是，抵押品产权不明晰，市场价值低[2]，土地流转市场薄弱，抵押物处置难[3]，缺乏统一的价值评估标准和专业的评估机构，以及风险防控等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4]，限制了信贷规模的扩大。在不少试点地区，农地抵押贷款总量少，平均贷款规模小[5-6]，部分地区出现停贷[3]，或者面临贷款户违约而抵押农地难以处置的困境[7]。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土地制度的顶层设计基础上，如何构建土地金融配套机制？怎样的配套制度组合可以发挥“联合效应”，激活农地的财产属性，进一步扩大农地抵押信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