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国

[内容提要]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回归分析了乡村文化建设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现有的健身娱乐设施福利效应不明显，而农村的社团组织则具有明显福利效应，社会参与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建议农村健身娱乐设施建设应关注老年人的需求、注重农村文化活动团体的建设、农村老年人活动设施和社团建设的内容与模式不可一刀切。

一、研究背景

在幸福经济学研究已显著影响到各国公共政策制定[1]、“幸福老龄化”正逐步成为国家治理重要内容的大环境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要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用“乡村”替代以往“农村”的提法，意味着决策者开始从空间角度审视乡村，并遵循乡村自身的发展逻辑[2]，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是乡村文化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模式包括政府主导和现有基础上的自我发展。乡村振兴过程中，在行政管控下配置基础设施、兴办文化项目、开展文化活动，促进了乡村文化振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处于快速推进过程中，但农村仍将是大部分农民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生活之处(王梦怡,彭华民,朱慧劼,2018)[3]，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于通过文化建设让农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当前，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留守老人成了农村的主体。因此，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的乡村文化建设便具有了现实意义。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设施轻内容现象[4]。比如，大量的送文化下乡的文化产品并未给农民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是，许多剧团下乡演出戏曲时，台下观众寥寥无几；送电影下乡时，观众也是看一会儿就离开了。在电视、电脑普及的情况下，上述的文化产品基本没有吸引力。乡村的文化场所也存在闲置浪费现象。

目前，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者们进行的研究较少。有学者研究了城市社区周边文化环境，包括便民设施、社区内基础设施、社团、社区生活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周素红等，2019)[5]。庞春雨等 (2017)认为我国大部分社区老年文化管理水平较低，建设力度小且方式被动，呈现无序状态，对老年人需求认识不足，而且已有设施建设不合理，难以满足老年人文化活动需求[6]。

由于社会参与是社区文化建设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不少学者们研究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但仍以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目前，学界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研究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宏观层次影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社会政策、科技进步和经济运行状况等因素(陈岱云、陈希，2015)[7]。中观层次影响因素主要有代际支持、家庭观念、居住方式等家庭因素以及组织、社区地理位置、社区制度、社区文化等社区因素(谢立黎,汪斌，2019)[8]。微观层次包括老年人个体特征因素，比如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离退体前的职业声望、受教育程度、性别和身心健康状况等(陆杰华等，2017)[9]。张娜(2015)以开封市六个社区为例，对我国欠发达中小城市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自我经济评价、与他人交往频度、自评健康等因素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有较为明显的影响[10]。

李宗华(2009)根据A. Bukov,I. Maas和T. Lampert等学者将社会参与划分为个人价值、互动以及参与社会三个层面，并认为社会参与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11]。学者们主要从个人条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和社区参与的角度研究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除了个体特征的影响，对所属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个人习惯、利益关联程度、社区及社区居民的权能等影响着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刘岩、刘威，2008)[12]，只有对其“赋权增能”才能推动城市社区参与。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可能在于：1.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建设美丽乡村大背景下，基于全国性调研数据首次针对乡村文化建设现状、老年人社会参与特征进行分析，并首次基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视角研究乡村文化建设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推动政府在乡村振兴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的关注。2. 研究了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避免高估乡村文化建设或社会参与的福利效应。以往的学者主要研究了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实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参与的基础，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并通过社会参与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的乡村文化建设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异质性，对于当前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与模型

1.数据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该数据采用多阶段抽样(PPS)抽取了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1.7万人。截止目前共发布三次追踪调查数据，分别是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其中，只有2011年提供了社区数据，因此，本文将采用2011年数据进行分析。CHALRS本文删除了60岁以下人口、城市人口及含缺失值的观测值，最终保留样本量为5899人。

2.模型

考虑到乡村文化建设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与老年人个体特征(低层次因素)有关，也与村庄特征(高层因素)有关，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进行回归分析。其二层模型如下：

第一层：个体层次yij=β0j+β1jx1ij+εij

(1)

第二层：村庄层次β0j=γ00+γ01G1j+δ0j

(2)

β1j=γ10+γ11G1j+δ1j

其中，yij表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x1ij表示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乡村文化建设情况(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Gij是社区特征变量，本文用村庄公交线路数量作为代表。

其对应的混合固定效应模型为：

yij=(γ00+γ01G1j+γ10x1ij+γ11x1ij)+(δ0j+δ1j+εij)

(二)变量

乡村文化建设可能会直接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而且还可能会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其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文化建设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路径

因此，变量选择如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借鉴已有研究的指标选取方法(何泱泱、周钦，2016；张川川，2015)，将“抑郁程度的测量指标”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老人心理健康的衡量指标。其中，抑郁程度的测量指标由CHARLS问卷中的自评量表提供，该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该自评量表询问了受访者近一周的心理状态，共10个问题，包括感到情绪低落、因小事而烦恼、难以集中注意力、感到孤独、感觉到做事情费劲、觉得无法继续生活、睡眠不好、感到害怕、对未来充满希望、很愉快。每个问题有四个备选答案，包括：很少或根本没有、不太多、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大多数的时间，上述四个答案赋值分别为0、1、2、3。每个问题有四个选项分别代表严重程度，其中前8个指标取值越大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心理健康越差；最后两项指标，即“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很愉快”两个指标取值越大则表示抑郁症状越不严重。为了方便分析问题，首先将两个正指标“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很愉快”的赋值进行调整，即“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3、“不太多(1-2天)”=2、“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1以及“大多数的时间(5-7天)”=0。然后，将10项指标的值相加，即得到抑郁指数，该指数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0，数值超过10即认为有抑郁症状，数值越大越严重，数值越小表示心理越健康。“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来自CHARLS问卷“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选项包括：极其满意=1，非常满意=2，比较满意=3，不太满意=4，一点也不满意=5。赋值越高，满意度越低，心理健康越差。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参与”。其中，“乡村文化建设”包括村庄健身娱乐设施和村庄社团组织。健身娱乐设施包括图书室、电影院/剧院、篮球场、游泳池、露天健身器材、乒乓球桌、棋牌活动室、乒乓球室等。社团组织包括书画协会、舞蹈队或者其他锻炼队、协助老弱病残的组织、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协会等。如果村里有其中一项娱乐设施，则赋值为1，有其中两项则赋值为2，以此类推。村庄社团组织变量做类似处理。如此，可以得到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指标，指标值越大表示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参与”变量衡量老年人过去一个月参与的社交活动，如串门、打麻将、无偿提供帮助、跳舞、健身、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等，老年人参与其中一项活动赋值为1，参与两项活动赋值为2，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的指标，变量值越大，表示参与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不仅包含个人生物学特征，还包括个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具体来说，老年人的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与社会支持都是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失能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老年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统计

表1显示，27.65%的受访老人所在村有老年活动中心，23.33%的受访老人所在村有露天健身器材，52.99%的受访老人所在村有乒乓球桌，20.08%的受访老人所在村有棋牌活动室，39.83%的受访老人所在村有篮球场，而拥有游泳池或电影院村则较少。受访老人所在村拥有舞蹈队、助老组织和老年协会的比例都在20%以上。总体来看，娱乐设施的拥有比例高于社团组织的拥有比例。

表1 农村健身娱乐设施和社团组织描述统计 单位：%

表2显示，过去的一个月内，农村老年人参与最多的社会活动是串门或跟朋友交往，比例高达31.31%。其次是打麻将、下棋或打牌。“无偿照顾与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残疾人”的老人数量占受访老人总数的比例仅为0.51%，说明互助养老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展的不够理想。“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的比例仅为0.72%，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社团组织较少，以及老年人参与积极性不高。综合表1与表2数据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农村娱乐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仍然缺乏吸引力，老年人对娱乐设施的利用率偏低。

表2 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描述统计 单位：%

表3显示，受访农村老年人抑郁指数为19.84，大于最小值0与最大值30的平均值，属于中度抑郁；生活满意度为3.91，接近不太满意。可以说，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太理想。受访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为3.69，介于一般和差之间，即日常活动能力为“有困难，需要帮助”。受教育程度介于“未读完小学与私塾之间”，受教育程度较低。

表3 被调查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

(二)回归分析

1.村庄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大小

两个随机参数的变异成分(τ02和σ02)之和构成总变异，比较τ02与总变异即可了解村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τ02和σ02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群间关联度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ICC)：

群间关联度系数反映的是村庄随机变量的变异占老年人心理健康总变异的比重，代表村庄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2.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表4)，村里的娱乐设施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社团组织则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和ADL状况越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另外，年龄越大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为了检验社会参与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加入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娱乐设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社团组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所降低，显著性也有所下降，同时“无偿帮助他人”“打麻将、下棋、打牌”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上述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在社团组织和生活满意度之间产生了中介效应，即社团组织使得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从而让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达到更高水平。

表4 健身娱乐设施及社团组织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社团组织减轻了农村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ADL状况越好，抑郁程度越低。另外，已婚并与配偶同住也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程度，女性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学历越高，抑郁程度越轻。为了检验社会参与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加入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娱乐设施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社团组织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有所降低，同时“串门、与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炒股等投资行为”能显著加重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上述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在社团组织和抑郁程度之间产生了中介效应，即社团组织使得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从而让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得到更大程度的减轻。

总体来看，健身娱乐设施未能提升甚至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可能的原因是已有的大部分设施不适合老年人而更适合中青年人，比如篮球场、乒乓球台等。甚至这些设施影响了老年人的娱乐活动，比如经常有媒体报道，老年人因为跳广场舞占据篮球场而和青年人发生纠纷，这些事件的发生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社团组织对于减轻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有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尤其在农村，串门、聊天是农村老年人最喜欢的活动方式，在路边、院子门口经常会有不少老人在一起打牌、打麻将、聊天，而舞蹈队、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的聚集提供了机会。这些交流活动都有利于老年人心情愉悦，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

3.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及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主观幸福感高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社会活动，为了解决内生性导致的回归偏差，我们采用2013年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数据，自变量采用2011年的数据。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论的稳健性，以及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即在模型1和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参与变量，观察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或显著性是否有明显变化。如有显著变化，并且社会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则可以认为社会参与具有中介效应。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总体上是稳健的，社会参与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

五、结论及建议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工作和生活，留下大量“留守老人”“空巢老人”在农村孤独生活。如何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处境、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热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提供了政策支持。本文从提升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视角，研究了农村健身娱乐设施和社团组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的影响。描述分析发现，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健身娱乐设施对老年人缺乏吸引力，串门、跟朋友交往仍然是老年人最喜欢的社会交往方式，也验证了中国的熟人社会特征。回归分析发现，健身娱乐设施没有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而社团组织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并通过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具有中介效应。据此，我们针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关于老年人活动设施和社团组织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一)农村健身娱乐设施建设应关注老年人的需求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过程中，农村健身娱乐设施建设是振兴农村文化、回应乡村社会内在需求的应有之义。但当前的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农村青年人偏少、老年人偏多的现实，设施没有更多地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千篇一律地建设篮球场、乒乓球台、单双杠等更适合青年人或者城市老年人的设施。再比如，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各地开始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农家书屋基本普及。但是农村老年人居住分散、文化程度偏低，很少有老年人去农家书屋，而年轻人除了春节回家过年，平时很少在农村，即便在农村的年轻人平时也是通过手机查资料和学习，也不会去农家书屋，更何况书屋的书更新不及时难以吸引读者。相反，农家小院里的打麻将、打牌和拉家常的气氛却热闹非凡，深受老年人喜欢。因此，与其花费大量资金建设门可罗雀的农家书屋，倒不如结合农村老年人喜欢打牌、打麻将、下棋、聊天的需求，建设相关设施和配套桌椅板凳等，并能提供开水等。

(二)注重农村文化活动团体的建设

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社团组织建设，原因首先在于健身娱乐设施建设需求大量资金和场地，而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并不理想，其次在于社团组织的建设能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当前农村比较常见的适合老年人的组织主要就是以广场舞为代表的舞蹈队以及老年协会。眼下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仅仅是建设“强富美”的村庄，更要注重农村人口的主体——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乡村振兴”的难点并不在于经济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还要着眼于解决农民精神文化空虚等问题。大力发展农村老年人协会是丰富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老年人协会可以把村里的老年人组织起来搞文艺活动。农村中很多老人具有文艺才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宣传队，有表演的欲望，老年人协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机会和平台。没有才艺的老年人则可以做热心观众。其次，老年人协会还可以帮助构建和谐家庭。通过评选好媳妇、好婆婆等活动引导农村积极向上的赡养文化，促进婆媳关系的和谐融洽，对于弘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村老年人活动设施和社团建设的内容与模式不可一刀切

当前，有一种风气就是参观学习先进地区的做法。但是，每个地方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情况，别的地方的好东西拿过来可能就会水土不服。比如，有的地方有舞龙舞狮的传统，有的地方则流行古装戏，有的地方则时兴农村小调、快板和打腰鼓等。因此，建什么样的设施和社团要首先了解该村老年人的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对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实现建设经费边际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