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兰

[内容提要]经过八年抗战，晋冀鲁豫广大乡村面临着生产崩溃、村落荒废、人口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状况，急需建设。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思想影响，晋冀鲁豫边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建设。通过历史文献法和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探寻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乡村建设的逻辑。研究认为，农民组织化是边区乡村建设的基础。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划阶级，分土地，健全农村基层组织；经济上，在“精确计算”之上组建各种合作社，发展生产；文化上，开展文艺活动，组织百姓进行冬学，转变落后思想；民事上，合作养老，发扬民主解决纠纷。这些措施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时期农民的组织化也为当今的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和历史关照。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出于解决生产困难，满足民众生存，有过诸多互助合作形式。但这些合作范围小、时间短、规模小、不稳定，在战争冲击的边区难以显示出效用。随着外部生境的变化，根植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乡村社会需要不断转型，建立一种有机团结基础上的新型乡村共同体成为发展乡村的必然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提出“组织起来”的合作政策，并不断推广到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将合作化运动推向顶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小农生产方式也带来了诸多弊病。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民进城务工的不断增多，乡村空心化、农地荒芜化、农民老龄化越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被提上了日程。“组织起来”是中国传统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天乡村振兴的基础。

学术界也有诸多有关“组织起来”的研究，以CNKI为例，截止到2020年11月16日，篇名含有“组织起来”的文献有344篇，含有“合作社”的文献有36817篇，含有“农业合作化”的文献有813篇，含有“农民组织化”的文献有531篇。郭为桂(2015)[1]、孙启正(2016)[2]、尹胜(2018)[3]、常利兵(2019)[4]、贺文乐[5](2020)等学者认为“组织起来”是党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提供经验；贺雪峰(2019)[6]等认为农民组织化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除了这些学者外，还有诸多学者也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并对合作社的起源，特别是晋冀鲁豫地区合作社的发展也做了若干研究，如齐武[7](1995)对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9月前的合作社数据进行了统计；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委会(2009)回顾了我国合作社的历史，并将马克思、列宁等的合作化思想纳入研究范畴[8]；史敬棠、张凛等(1957)搜集了各种合作化资料，特别是其中涉及到晋冀魯豫边区农村民间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9]；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记录的1940-1944年间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满铁农村调查》惯行类))[10]中也有诸多对华北农村传统合作组织的介绍；郭秀芬(2014)对晋冀鲁豫根据地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的历史进行研究[11]。纵观这些研究，为本文的书写提供了大量资料，但研究更多集中于经济合作社方面，对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组织化研究较少；对华北整个地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乡村研究较少，特别是运用当地报刊材料进行文本分析的更少。本文希望通过对晋冀鲁豫时期《人民日报》的材料梳理，探析当时乡村“组织起来”的治理模式和手段。

《人民日报》自1946年5月15日发刊伊始，到1948年5月15日创刊两周年时，已经发行到“全区173县，发行量为2.5万份，拥有5个分社及1500名通讯员，开设有地方广播，并向各方面供给稿件，构成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新闻事业的有机整体。”[12]1948年6月14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停刊，共出版了746期。1948年6月15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故1946年5月15日—1948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可称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人民日报》是晋冀鲁豫边区广大人民的报纸，它不仅反映各种民生问题，而且积极发动人民写稿，特别是各级政权工作者，“将自己的经验与实际工作经验，很好的反映到报纸上，有组织的形成为人民日报写稿的群众性的运动。”[13]可以说，直到1948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都是平民化、接地气的，其中大量信息能够帮助后人认识和构建当时解放区乡村的图景。因此，本文借助相关史料和研究，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在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进行文本分析后，希望探寻出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建设的逻辑和农政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史为鉴，面向目前的乡村振兴运动。

一、历史回溯：解放战争前晋冀鲁豫的乡村

(一)千疮百孔的乡村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大量商品资本的涌入改变了泱泱华夏的面貌，加之政治上兵祸、匪乱、苛捐杂税，文化上礼俗风尚改变后“破而未立”的状态等[14]，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乡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场巨变中，晋冀鲁豫地区也未能幸免，除了受到不断的战争席卷外，还有连年的自然灾害，可以说这里的乡村已经千疮百孔了。

晋冀鲁豫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主战场之一，是华北的大门。整个边区跨太行山两侧，主要指“黄河新河道和陇海铁路以北，正太沧石铁路以南，汾河以东，津浦铁路以西，这一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五省的巨大梯形地带。”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6年3月的统计，“全区有人口2800万”[7]，主要包括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和冀鲁豫四个行政区。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晋冀鲁豫宣告合并，于8月19日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边区建制结束。“晋冀鲁豫边区地形以山区为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方式还是以个体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土地的收入成为村财政的主要来源。”[11)受战争的影响，晋冀鲁豫边区作为抗击国民党的重要前线，物资损耗较大，例如“自制一发炮弹，约需小米800斤，等于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15]，财政困难较大，加之民工所需的人力财力损耗，使得晋冀鲁豫的乡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除了战争带来的破坏之外，晋冀鲁豫所在的整个华北地区，还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历史上因气候失调、水利失修、森木逐渐消失，使得其地灾荒频发。”[16]黄河灾害也是此地的自然灾害之一，仅民国二年至二十六年黄河决口即达十二次之多。在民国二十七年被国民党决堤改道南迁以后，灾害不断。在《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首刊就有三篇报道针对“黄河改道归故”问题展开的。晋冀鲁豫地区的病虫害也给乡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例如“冀南蝼蛄为灾相当普遍和严重，同时也有八个县发生蝗虫，严重威胁着秋季收成。”[17]不仅虫害对田苗的危害大，而且貉、山鸡、山猪等伤害田苗也是惊人的，例如“昔阳三教河村已被山猪捣毁玉茭六十多亩”[18]。华北地区还是中国最经常出现干旱的地区，土壤条件较差，“在河北和山东的很多地方，大量的盐碱凝结在土壤表面，使大地看起来像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19]另外，冰雹、秋霜等也对农业破坏大。这些自然灾害对原本脆弱的中国晋冀鲁豫乡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总之，解放战争前的晋冀鲁豫广大乡村大部分农民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生活水平低，生存环境差，公共卫生和科学治疗基本谈不上，百姓文盲率较高。为了建设晋冀鲁豫边区，需要组织起来，克服分散小农经济带来的弊端，发挥组织的作用。

(二)合作化的探索

为了解决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的口号和实践伴随着‘乡村崩溃’应运而生，从‘崩溃’到‘复兴’成为人们认识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思路。”[14]这些乡村建设运动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1933年5月6日，南京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将乡村建设运动纳入政府轨道，通过救济农村而达到控制农村等目的的综合考虑。”[20]中国共产党也有诸多农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国乡村进行了多次调研，撰写了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多个重要的报告，深入剖析了当时农村的种种问题，并指出进行土地改革对于解决几千年来农民被压迫和落后面貌的重要性。作为晋冀鲁豫地区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也提出了发展生产的思想，“主要包括以农业生产、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社会救灾、经济人才培养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21]。

在解放战争前的众多乡村建设实践中，农村中的团结、农民组织等问题受到特别关注。梁漱溟曾说过，“中国顶缺乏什么？1.便是团体组织；2.便是科学上的知识技能。”[14]，他强调“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22]因此，在其乡村建设中农村合作化成为其重要的措施。不过在华北最早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华洋义赈会、平教会、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华北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河北省及山东省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以及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等等团体及国家权利部门这些农村外力所倡导、推行并旨在‘乡村救治’的社会经济运动。”[16]中国共产党的乡村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是以土地展开，并在组织中建立合作社，恢复发展经济。1927年3月，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23]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1943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合作社》的讲话，11月，又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毛泽东认为互助合作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和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24]

在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思想的引领下，晋冀鲁豫边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太行全区合作社1944年有1074个，1946年增加到4166个；社员从20万人增加到74万人；资金从2700万元(冀钞，下同)增加到60900余万元(没有扣除物价因素),如包括县、区联社，资金已达10亿元。”[7]解放战争期间晋冀鲁边区也在不断开展“组织起来”的运动，进行农民组织化建设，发展乡村。

二、“组织起来”：解放战争时晋冀鲁豫的乡村建设

(一)建立基层政治组织

1.划阶级、分土地

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以往的乡村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集中在对乡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和对农民群体的阶级划分。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党内颁发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其中提及农村有地主、中农、富农、中小地主、大地主豪绅恶霸等人。各村为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让百姓诉苦，掀开受地主迫害的血泪帐[25]，使其经济上翻身，思想上解放。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讲话指出，“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对待富农和地主一般地应当有所区别……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26]在针对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划分阶级标准不清的现象给出了指示。任弼时在1948年1月12日西北野战军牵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划分阶级时候，也要“按照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具体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要坚固的团结全体中农、要将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分，不能一律用扫地出门的办法，甚至打死人的现象。”[27]对斗错的中农(包括富裕中农)要坚决补偿，封中农门的要立即启封，对中农利益绝对不能侵犯，在民主自愿原则下，地富分子可参加互助组。让地富懂得这是让他们好好生产，改造自己[28]。这也调动了地主和富农的积极性，加入到劳动生产中。

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需要土地。冀南鸡泽县北风正村在1945年9月之前还是原来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度，到1946年8月24日，“几千年的农民土地问题彻底得到了改革，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土地制度。”[29]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生产积极性，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成立互助组等拔穷根，按福根(表1)。

表1 冀南鸡泽县北风正村运动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对照表[29]

《中国土地法大纲》[30]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体目标还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除了对地主土地所有进行更改后，还要征收富农的多余财产。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一切家居乡村的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本人及其家庭、都分得和农民一样的土地和财产。虽然在划定阶级、分财产和土地的时候存在左倾主义倾向，但是总体说来，当时在解放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群众积极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运动区分于以往乡村建设的最明显的特点。

2.健全农村基层组织

农民组织化是农政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通过扩大公共参与力度，挖掘乡村中现有社会资本，并进行合理利用，是形成基层良性治理的关键。为了巩固胜利果实，更好地组织生产，晋冀鲁豫各乡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自己的农民代表会、农会委员会、村政委员会、妇女会等团体。例如，“冀南鸡泽县北风正村在1946年时已经建成了多个组织，农会会员230人，妇女会200人，儿童团60人，姊妹团54人，民兵21人，枪6支，共565人，占全人口60%。”[29]农民代表会主要工作有处理群运中一切悬案、健全村级组织、组织互助合作等职责[31]。为了更好地进行土地改革，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保护贫农的利益，各个地区开始组织农会。“简单说，贫农、雇农、乡村工人加上其他贫民，就可以组成贫农团，这是进行土地改革的骨干、领导者、也是主力。再由它串联全体中农，就可以组成农会，这是进行土地改革的联合大军。”[32]

民主的方式改选村政府。例如，武安九区赵庄村在新农会成立后紧接着开始改革，具体步骤是：首先，建立农民代表会，明确它的性质、权力与任务，以及与农会、村政府的关系。将全村住户道破街闾，中农与贫农混合编制成十户到十五户的小组，召开小组会选出代表候选人，经过竞选后，由42名代表组成第一届农民代表会。开会时，决定村政委员会的组成只设置六个人，包括正、副村长，财政、仓库、战勤、教育、生产合作。其次，改选村政府委员会。由农民代表们带领自己的选民进入指定地点，召开改选村政府委员大会。“共到男女村民五百四十多人，仍由农代主席赵伏山任主席，用举拳头分片查算办法进行选举。结果，在十五个候选人中选出靳银太等七个委员。根据大家的意见，票数最多的靳银太与共产党员孟南方二人分担正、副村长。”[33]

为了保卫村子安全稳定，更好地处理村务，晋冀鲁豫的村中还成立武装村公所。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村为单位，由村庄、农会主席、武委会主任等参加，配合一部分民兵，“领导上具体分工，进行行政工作时，由村长领导，大家都是工作员；战斗时，由武委会主任领导，大家都是战斗员；进行土地改革时，由农会主席领导，大家都是翻身队员。”[34]第二种形式是以各个联防村为单位，各村主要干部在武装区公所领导下工作，到了哪个村，该村的村长就是领导。这两种形式中的武装村公所对于武装斗争、土地改革、乡村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将村民组织起来，划定阶级、平分土地，建立基层民主政府和组织，加强了村中政治建设，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组建基层经济组织

1.精确计算、各尽其用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强调，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35]“组织起来”可以克服在经济发展中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带来的弊端。从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0)检索可以看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时期，正文中有1108条“组织起来”的报道，标题中有“组织起来”的有44条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晋冀鲁豫的百姓们并没有盲目地进行合作生产，而是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发展经济。

在《人民日报》中，最早提到“精确计算”的是1946年边区煤业会议上，提出“精确计算”[36]的理念(表2)。在此之后的诸多报道中都有关于“精确计算”的报道。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显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期间，一共有163条新闻报道中涉及“精确计算”。“精确计算”的总体目的是为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时尽其值”。在执行中，其具体目的有组织变工进行耕种、填补劳动力不足、发展农副产业、节约支出支援抗战、解决调用民工和发展生产的矛盾、在合作运动中更好地折算工时进行分配等方面。

表2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1948年6月14日)中“精确计算”的记载单位：篇

虽然具体目的各有不同，但是“精确计算”之后几乎都是合理分配人力物力，更好地促进生产发展。例如，1947年昔阳的模范合作社——东丰稔村，为了更好地完成锄苗任务，于6月21日晚上召开了生产小组长会议，各组汇报情况，检查锄苗运动，“为了早完成锄苗，精确计算明确分工，男全劳力锄苗，每人每天平均锄一亩半，七十五个全劳力有九天能完成二次的普锄，半劳力辅助劳力及妇女劳力，全部组织起来进行突击挽谷。前后共计半个月可将杂田普锄二次，谷挽完。”[37]而这种合理分配，就预示着要进行各生产要素的彼此合作。变工、换工、建立各种类型合作社成了在这一“精确计算”之下展开的活动，并使这些合作运动更为合理和高效。在深思熟虑、精确计算下，进行精耕细作、节约资源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在“精确计算”思想的影响下，各种互助组和合作社在不同需求下应运而生。

2.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社

在对数据库检索后看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正文中提及“合作社”字样的有1133条，互助组有1157条，其中交叉的有242条。合作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了购买和修理农具成立的铁木匠与农民变工的农具社；为了买到便宜产品的购买合作社；为了解决学生困难卖文具和零食的儿童合作社；按土地产量入股的土地合作社；凑集资金进行建设的信用合作社；等等。“按照类型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人工变人工、人工变畜工、畜工变畜工。”[2]互助组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各自的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有临时的，也有常年的。可以说，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乡村互助组和合作社都存在，按照具体需要进行组建。

这一时期的合作运动更多受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影响，以“精确计算”为前提条件，将人力、物力、财力组织起来后，按照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基本条件，发展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合作组织，特别是各种小型的互助组等。当时晋冀鲁豫的乡村对大小不一的合作社进行了统筹发展，例如“折虎村的大合作社积极帮助小合作社发展。农闲时小合作社一般的很发达，往往缺少资本，这时大合作社就要尽量帮助他们；而在农忙时，小合作社大半均无暇经营，这时就可以把他们的资本转入到大合作社来。”[38]又如，“庾能村全村有一个总合作社，专门是调用和帮助各小组搞生产，比如从银行贷来款，再分给各小合作社。总社榨油，油饼低于市价进卖给小合作社，由各小组担上下山售卖，赚的钱归小组。小组编好笊篱，总社负责出去代买，并代小组在外边收条丝，收原料。全村成了互助合作的大工厂。”[39]通过努力，到1947年8月太行全区合作社“增加到5491个社，资金23097万元。”

不仅种植业方面需要合作，而且在副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方面也都开展组织起来，如太行区的“榆社桃阳村组织四个冬季生产互助社(即劳资合作的小型合作)包括两座磨坊、一座醋坊、一座硝坊、二座粉坊、四个扁担队。黎城王家庄在‘各尽所能靠山吃山’的方针下，冬季生产中有纺织组、打柴组、卖筷组(自造)、砍椽组、烧木炭组，还有磨面组、运输组、豆腐坊等，经营着二十种不同业务。去年各地请教师，开纺训班，组织木匠开办纺织工具厂，由合作社统一做纺车，发花收线收布等经验，需要大大发扬。”[40]又如“安平一区二十五个村的互助组中，与农业结合的有织箩底、织毛巾、织布、轧花、作牙刷、卷烟、榨油、打坯、烧窑、运销等二十五种之多。许多村庄的手工业和家庭副业采用了小型合作社的互助经营形式。”[41]这些多样的互助合作盘活了乡村经济，补贴了单靠种植业带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着乡村的发展。

在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时候，也看到当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武邑检查生产发现生产松懈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强制作风，主观的规定了互助组发展数字，分配到区，形成了强迫编组现象，鸡泽北风正村一天组织了三十二组，一夜全散了”[42]。另外，过分的强调对传统合作形式的改造，使“组员或社员丧失了安排生产的自主权，甚至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生产开始服从于某种政治或军事目的。”[2]合作成果的分配中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某些村里干部多分多占，引起村民不满。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各阶级的存在也不利于合作社健康发展。总的说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的互助合作运动总体上较好，实现了经济生产和战争后勤保障的结合，以及大农业内部的大变工，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组织基层文化建设

1.开展文艺、组织冬学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43]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44]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的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认为农村需要艺术活动，要求艺术部门“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尽可能分时期按地区作出局部的总结，再根据所得之成绩及自己之素养，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45]本着不违农时，服务农村工作，不浪费民力，走群众路线，不铺张浪费等原则[46]，晋冀鲁豫边区的各村普遍建立了大众文化的机构——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搜集群众文艺运动历史，汇集群众喜剧、歌曲、快板等创作，开展群众文艺运动，并“经常轮流抽调干部下乡，直接进行群众戏剧、音乐、宣传鼓动，大众黑板，广播台……等群众文艺和与此有关的文化活动的调查研究。”[47]在广大群众中不仅办识字班、学习组，而且组织农民成立农村剧团，采取积极灵活的宣传方式，将艺术走入生活。还有的县在剧团中设有“文化棚”，“里面有各种农村应用书刊，有鼓书、快板、讲故事等宣教活动。每到一处演出，有专人负责，在未开戏前，利用观众进行宣传、卖书、讲书、让群众阅读。”[48]

同时晋冀鲁豫地区还利用冬季农闲开展针对广大群众的一种特殊的成人教育形式，即冬学。这是将先进思想和行为规范带入农村的一种“投资小、见效快、收益大的教育模式。”[11]冬学教育不仅能改变传统乡村生活封闭落后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提高村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正文中含有“冬学”的文章有113条。晋冀鲁豫地区强调冬学与其他群众组织互相联合，采取灵活的学习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群众学习。同时根据形势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例如战争时期，讲授的内容与军事、政治形势有关，进行建设时与农业技术等有关，“可以说冬学的一大特色是边学习边解决问题，使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开展。”[11]在晋冀鲁豫乡村中的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促使农村学文化的风气日盛。

2.转变落后思想和行为

二流子是对在社会上那些不从事生产，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烟鬼、赌徒，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的称呼。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有关“二流子”的报道有48篇。1947年太行区颁布的《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划分的规定》中在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时候“至于本人懒惰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懒汉，应以其家庭成分划分而注明为懒汉。”[49]二流子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说服教育，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动员加入互助组等形式，在劳动中进行自我改造。还通过文化艺术传播的方式，积极引导二流子投入生产。“武乡一等纺织英雄王桃梅，原来是个女二流子，被人看不起，她便找了五个和自己一样的妇女组成了一个组，开始纺织，结果赚了钱买了地。大家都因为她的实际转变而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她也就干得更带劲了。”[50]史壁村“全村有名的二流子柏永茂，平日懒得连吃饭的碗也不想洗，喂牛的时候，把牛拴在麦秸堆上；可是现在变了，变得要求参战，要求劳动，抢着赚分。”[51]通过教育、帮助和自我改造，晋冀鲁豫的二流子被改造过来，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有的甚至还成为劳动模范，这对于解放区的建设，乡风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晋冀鲁豫乡村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条件差，特别是太行四分区沁、博、武、修一带，秋雨过多，时疫流行(多为虐疾、伤寒、回归热之类)。为了同疾病死亡做斗争，全边区开展动员工作，对广大村民广泛进行预防疾病瘟疫的卫生宣传教育，平时进行庭院家居的打扫清洁工作，讲究公共卫生，必要时进行种痘或防疫注射等。“临城新区王家坪村妇女们每日打扫一次街院，到处都很整洁。”[52]“沁水，圆王等地的互助大队劳动与文化教育结合，互助组员都有了讲究卫生的习惯，经常洗澡、洗衣服，进行全村大扫除。”[53]另外，对于传统乡村中的牲畜粪便遍地都是，村庄脏乱差等问题，晋冀鲁豫大部分乡村都提出了“再次开展四三年的大扫除运动，既解决肥料困难，又能做到清洁卫生，防止瘟疫。(武乡大扫除运动解决肥料百分之十六。)”[5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晋冀鲁豫解放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组织进行学习改造百姓思想，同时组织起来进行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还能够促使乡风文明的建设。

(四)合作养老解决纠纷

1.互助合作进行养老

由于战争等因素，使得晋冀鲁豫各村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鳏寡孤独情况存在，特别是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成了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晋冀鲁豫地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形式进行养老。一些村子成立了养老合作社，比如，“同会村在分配落实后，不能劳动生产的四十多家贫苦孤寡户，成立了养老合作社，已入股九十万，农会又拨出十万元作补助基金，使他们有了长期生活依靠。”[55]磁县彭城镇里的联合村，有瞎子和无劳动能力的七户，他们的孩子在1942年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八路军，村中决定成立养老合作社，“日常吃饭吃菜由合作社负责，药费、死亡都有合作社负责。”[56]

养老还可以靠互助组，也就是孤寡老人可以通过互相合作，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靠自己的劳动来养老。例如，高平县的侯村就有一个这种互助组，“有四个人，他们都是孤寡老人，一个五十七岁，其他三个都是六十多岁。组织起来纺花赚钱。打破了单纯依靠公家照顾和别人养活的心理。互相关爱，勤苦节俭。”[57]

2.发扬民主解决纠纷

在处理村中的案件和纠纷时，也要发挥民间力量进行调节，还要发扬民主。例如，磁县司法科在总结案件处理经验时指出若想解决方案正确，“事前要有充分准备，发现争执焦点应用民主讨论……调解人最好由当事人自己荐举(只有他自己找出来的人，他才相信)，根据我们经验，婚姻问题由青、妇会干部，家庭继承由家长，土地纠葛由地邻、农会长，涉及部队的由部队首长，什么案件，什么人调解，不一定非干部不行(因为有些老百姓不大相信村干部)。”[58]从中能够看到在解决民众纠纷的时候一定要发扬民主，给每个人发言和选择的权利。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尊重传统习惯和个人需求进行选择调解人[58]。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满意，才能对党在农村中的工作积极支持。

在解决家庭矛盾，特别是婆媳问题时，晋冀鲁豫乡村也有自己的举措。冀县的一些村庄总结了一些解决妇女内部问题的经验，该县的二区堤里王村就通过召开三个会议的形式，解决涉及妇女的家庭矛盾问题。“第一个是青年妇女与有婆婆的中年媳妇的座谈会，讨论解决他们的穿衣、走娘家、参加社会活动等要求。第二个是闺女会议，主要动员他们帮助自己家庭劳作，克服女儿站到父母方面压迫媳妇或挑拨家庭是非的坏习惯。第三个是婆婆会议，会议上说明媳妇的要求和妇联会对家庭的保证，一再强调打通思想。[59]

总之，在晋冀鲁豫解放区，通过发动群众，因人因事施策，较好的解决了养老、邻里纠纷等问题，为更好地团结起来建设乡村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结语与反思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稿件从基层工作中来，能够真正做到服务群众，能够全面地反映当时晋冀鲁豫地区乡村的状态。在这时期发表的稿件中，正文中有关“发动群众”这个词的报道就有535篇。“经验证明，凡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起来的，群众就会想出多种多样好办法，达到村款自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60]因此在土地改革时，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诉苦，划分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农业生产建设时，要发动群众，通过“精确计算”改变群众落后思想，进行农副手工业等的合作运动；在农村社会治理和管理时，更要发动群众，民主地解决纠纷，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等。这些农民组织化运动能够加强群众之间的联系，拓展村庄内部公共参与空间，增加边区社会资本存量，对乡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提供的信息中还能看到，中国乡村从来就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种植生产收获的空间，它还是农民的生活空间，在其中从事各种活动。中国乡村是一个农工商的汇集地，具有多重功能。以社区的结构视角来看，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居民点的总的社会区域概念，是农业居民的聚居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之地，乡村社会也是一个包括农工商在内的各行业和各阶层的集合体；乡村还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空间，是百姓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的展演场所，是民众根基所在。所以，要采取多种形式志在富民。农民组织化不仅有利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建设，而且在今天乡村建设过程中也需得到重视，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增强乡村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目前乡村振兴需要在经济方面合理地进行土地流转，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在文化上注重组织群众进行培训学习，提升农民素质，改变思想观念，努力解决“能力不足”的相对贫困问题；在政治上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在公共领域方面应增强乡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保障建设，使农民真正获得共同享有公共和社会保障的服务。

总之，“历史是扩充心量的学问”。正如王汎森先生在2019年10月28日于北京大学讲座时强调的那样，“读史可以防止‘集体遗忘’，读史以求鉴戒，读史有助于把握未来”。通过对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文本分析，可以帮助了解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解放区的乡村面貌和中共在此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治理中也存在着一些左倾思想和行动，但“组织起来”建设农民组织化对于今天我国进行乡村振兴仍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