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东，徐金福

（1.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学西部研究基地，重庆 400067；2.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体育锻炼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体育锻炼参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指标。《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出，到2022年和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少于90.86%和92.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及以上和40%及以上。体育锻炼受到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身体状况、生活方式、经济条件和社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吉登斯（1998）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是一系列的规则与资源，是行动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利用的资源，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因此，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受个体（行动者）特征和社会环境（结构）双重因素的制约。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社会条件下，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最主要的因素是全民健身的环境条件，个人社会特征的影响最小（卢元镇，2018）。

既有的居民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研究多从个体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张艳，2012）、社会支持（杨尚剑，2016）、社会资本（张晓丽等，2018）和家庭环境（阳家鹏等，2017）等因素的影响。从社会环境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保障层面，聚焦于基础运动设施、经费保障、组织架构、指导人员和公共体育资源（程志理等，2016）等方面，即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研究更集中在物理环境（设施配备）对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较少从社会环境的人文视角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