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亮　吴伟

摘要： 冕依靠垂旒之多寡，反映身份等级，地位最尊之皇帝冕有十二旒，次之有九、七、五、三旒冕。时至今日，学术界依然未能解决东汉三公、诸侯冕的旒数问题。本文借助文献学、历史学方法，以期解决此旒数问题，首先，回归文献本身，考察五种文本之渊源;其次，考察不仅限于东汉一朝的冠制、印绶之制、车制所构成的礼仪等级，由此恢复东汉冕服所构成的礼仪等级，并以此为根柢推导东汉旒数之制。研究认为：东汉三公、诸侯冕应为七旒，其上还应有皇太子九旒、诸侯王八旒两级，此是亲亲、尊尊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旒数在由旒、章数组成的复式礼仪等级中发挥内部区分的作用，此复式礼仪等级一直延续到南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

关键词： 东汉;旒数;礼仪等级;复式礼仪等级;《续汉书·舆服志》;冠制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75.2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22）04011709

引用页码： 041301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4.016（篇序）

《礼记·礼器》有言：“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由章服与冕冠组成的冕服是统治者最重要的祭服之一，关于冕服“十二章纹”，参见罗富诚等《宋代冕服“十二章纹”探析》[1]一文。冕冠依靠旒数之多少来反映等级地位之高下，一般存在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五种。虽然自古以来，对于冕旒的研究从未中断，但是聚讼较多之处为冕冠“前后是否皆有旒”“旒之玉数”等问题[2]，时至今日，对直接反映等级的旒数之讨论仍颇显不足。

东汉冕冠垂旒之数存在《独断》《续汉书·舆服志下》《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三种相互矛盾的史料。關于此问题，苏俊良《汉朝典章制度》[3]、小林聪《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禮制と官制の關係に關する一考察：禮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4]两文以《续汉书·舆服志下》为是，即三公七旒，卿五旒;马晓《东汉服饰制度考略》[5]一文认为《续汉书·舆服志下》《独断》两者皆可;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6]以《礼记·礼器》《周礼·弁师》为据，认为东汉旒数之制应以《独断》三公九旒，卿七旒为准。阎步克基于周氏之说，在《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上）——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7]一文中指出《续汉书·舆服志下》旒数为曹魏之制。

此争论中对于文献之利用，通常未能探究其背后之关联性。故本文拟回归文献，探求其五种记载相互的关联性，并借助东汉冠制、印绶之制、车制所构成的礼仪等级来恢复东汉旒、章数所构成的礼仪等级，以此礼仪等级为跳板，对东汉旒数之制加以论述。

1东汉五种旒数记载之文本辨误

《独断》载东汉旒数之制曰：“孝明帝永平二年，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于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黈纩当耳，郊天地（旧衍祠字）、宗庙（旧衍庙字）祀明堂则冠之……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诸侯、卿七。其缨与组，各如其绶之色。”[8]26-27

《续汉书·舆服志下》载东汉旒数之制曰：“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9]3663-3664

《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载东汉旒数之制曰：“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进、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七，其缨各如其绶色，玄衣纁裳。”[9]100

以上三条史料存在三个矛盾。《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的旒数存在十二与七两个等级，《续汉书·舆服志下》存在十二、七、五三个等级，《独断》中存在十二、九、七三个等级，此为矛盾一。

《独断》前言“天子十二旒，三公及诸侯之祠者九旒，卿大夫七旒”，后言“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诸侯、卿七”，诸侯旒数存在九与七两种两种记载（本文省称前者为《独断》诸侯九旒条，后者为《独断》诸侯七旒条），此为矛盾二。

《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作“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七”，孙星衍辑《汉官仪》曰：“案：《三礼图》引作‘九旒’。”[10]186三公的旒数存在九与七两种记载，此为矛盾三。

九旒、七旒冕皆有实物佐证（图1）[6，11-12]，不可偏废，故为了解决此三个矛盾，唯有对传世文献进行再史源考察一途。

关于东汉旒数之制的五种记载，笔者认为：可以将《明帝纪》注引、《三礼图》引用《汉官仪》及《独断》诸侯七旒条、诸侯九旒条《续汉书·舆服志下》五种记载分为A（《明帝纪》《三礼图》引用《汉官仪》《独断》诸侯七旒条）和B（《续汉书·舆服志下》《独断》诸侯九旒条）两类。

因五种记载舛谬甚多，故必先搁置旒数本身的记载，从职官书写次序的角度，探蠡此五种记载之原貌。关于职官书写次序：《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为“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独断》诸侯七旒条为“三公、诸侯、卿”;《独断》诸侯九旒条为“三公、诸侯之祠者、卿大夫”;《续汉书·舆服志下》为“三公、诸侯、卿大夫”。因《独断》诸侯七旒条、诸侯九旒条与《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职官书写次序一致，且《汉官仪》冠制、《续汉书·舆服志下》旒、章数、蔡邕《独断》诸侯九旒条中，三公、诸侯皆处同一等级，同时，若此句为“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七”，亦会导致三公与诸侯分离的情况，故《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以“九卿”处三公、诸侯间，应存谬误。《三礼图》引《汉官仪》此句之“九卿”为“九旒”，若以《三礼图》为是，则此句应为“天子十二旒，三公九旒，诸侯七，其缨各如其绶色，玄衣纁裳”。

《三礼图》引《汉官仪》旒数与《独断》诸侯七旒条一致，《明帝纪》注引《汉官仪》还存在一种句读，即将此句读作“三公九，卿、诸侯七”。此句读与《独断》诸侯七旒条相近，《独断》诸侯七旒条仅将卿、诸侯倒，不涉及等级本身，故笔者将三公、诸侯旒数不同的三种记载归为A类。《续汉书·舆服志下》与《独断》诸侯九旒条皆以三公、诸侯为一等级，以卿大夫为一等级，故笔者将三公、诸侯旒数相同的两种记载归为B类（表1）。

接下来，将永平二年（公元59年）改制中的章数等级与以上五种旒数等级作一比较。《续汉书·舆服志下》载东汉章数：“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9]3663《续汉书·舆服志下》旒、章数不合：1） 天子十二旒十二章;2） 三公诸侯（特进侯、侍祠侯）七旒山龙九章;3） 九卿五旒华虫七章。《后汉书·郭贺传》曰：“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注曰：“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9]909对于旒、章数的错位问题，聂崇义《三礼图》引《汉官仪》，将三公旒数定为九，则天子十二旒，三公九旒，诸侯七旒，形式较《续汉书·舆服志下》美观，但是并未留意将三公九旒带来的代价。

传统经学中旒、章数应是一致的。根据上引《续汉书·舆服志下》中关于章数的记载，《三礼图》引《汉官仪》旒、章数存两种错位：1） 诸侯七旒，章数为山龙九章;2） 诸侯七旒，则九卿当为五旒华虫七章，故《三礼图》引《汉官仪》并不能完美解释《汉官仪》。笔者认为，《三礼图》引《汉官仪》若与《独断》一致，则“九旒”应置“诸侯”后，且“七”为衍字，需改易文字过多，并不妥当，故此句或衍“九旒”两字，应为“天子十二旒，三公、诸侯七”。

综上，《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中“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诸侯七”（或读作“三公九，卿、诸侯七”）应为历史层累的结果。聂崇义《三礼图》引《汉官仪》“天子十二旒，三公九旒，诸侯七旒”中之“九旒”应为后人所增，此后又有好事者受《独断》诸侯九旒条、诸《礼志》的影响，为了使三公与诸侯重归同一等级，将“旒”改为“卿”，九卿七旒，并将三公、诸侯纳入同一等级，但是此误改又直接导致三公、诸侯，九卿发生整体错位。《三礼图》引《汉官仪》中的错谬亦影响了《独断》诸侯七旒条的文本。《独断》诸侯九旒条与《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职官书写次序皆为“三公、诸侯、卿（大夫）”，但《独断》诸侯七旒条中三公为一独立等级，此与《三礼图》引《汉官仪》同。笔者认为，可能是《三礼图》引《汉官仪》“三公九旒，诸侯七（卿大夫五）”的书写出现后，好事者以此为据，将《独断》诸侯七旒条之“九”字前移至三公后（图2）。根据对《汉官仪》一文的研究，笔者认为三公、诸侯应为七旒，卿大夫应为五旒。

2东汉诸礼制与旒数之比较

虽上文通过对五种文本职官书写之次序进行考察，基本辨明了《汉官仪》《独断》旒数的层累痕迹，《汉官仪》文本当与《续汉书·舆服志下》同，但《独断》“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仍与《续汉书·舆服志下》“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相龃龉，故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证。

现存史料中关于东汉旒数的记载极少，仅有上引《汉官仪》《独断》《续汉书·舆服志下》三种史料中的五种记载，故不得不选用东汉冠制、印绶之制、车制所构成的等级制度为参照系，与旒数所构成的等级制度进行比较，才可以尽可能地恢复东汉旒数的原貌。

首先，选取东汉的冠制进行比较研究。《隋书·礼仪志七》曰：“案《汉官》云：‘平帝元始五年，命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两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别贵贱，自汉始也。”[13]271三梁冠与两梁冠的区分界限为二千石，二千石以上为三梁，二千石以下为两梁，此时尚未出现规范、整齐的九卿制度，因此才以秩级为划分等级之标准。《汉书·王莽传中》载新莽“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14]4103，王莽将秩级与经学中“卿、大夫、士”等级相结合，创造了新的复式等级，此等级制度对东汉的冠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东汉的冠制所形成的等级制度，由《汉官仪》“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10]186可知，在天子与三公、诸侯之间尚存诸侯王一级，而且三公此处亦与诸侯处于同一等级。杨艳芳《〈后汉书·舆服志〉探析》[15]一文指出董巴《汉舆服志》为《续汉书·舆服志》之重要史源，董巴《汉舆服志》冠制书写中亦将公侯列入同一等级，《太平御览》卷六八五《服章部二》“进贤冠”条引董巴《汉舆服志》载东汉冠制曰：“……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16]369由以上两种东汉时期的冠制撰著可以发现，东汉的冠制呈现了一种从秩级本位逐渐走向官本位的趋势，即不再单纯依靠秩级高低安排冠的梁数，如东汉时尚书、博士虽秩级皆在千石以下，但却仍冠两梁进贤冠。东汉的冠制亦通过朝位与经学中“卿、大夫、士”概念相结合。由《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东汉）建光中，尚书陈忠以为‘令史质堪上言……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犹此言之，两梁冠非必列于陛位也。建初中，太官令两梁冠。《春秋》之义，大于复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厌帝心，即听用之’。”[9]3667由此可知：第一，两梁冠为东汉时人政治意识中的“大夫冕”;第二，冠两梁冠者应“列于陛位”，但东汉博士官并未“列于陛位”，此为东汉冠制与朝位、经学概念结合之一个侧面。

东汉冠制与若干具体礼制相结合，共同构建东汉复式礼仪等级。《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献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长史两梁冠，五时衣袍，事位从千石、六百石。”[9]3667此句中共有三个表达职官等级的要素，分别为冠制、服制、朝位，三个要素共同构建了三府长史的身份表达。关于此条中之“五時衣袍”，小林聪指出东汉末年，“五时衣袍”已经由祭服转变为朝服，此制在曹魏时，进一步细化为五时朝服、四时朝服、朝服三种[17]。笔者认为，随着官僚制的日益精细，官僚对于身份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增强，进一步强化官僚身份表达的途径无非有二：1） 引入新要素构建新的礼仪等级;2） 细分原有的礼仪等级，而朝服在东汉末年的复杂化即有此意。东汉时期，冠制与服制、朝位、经学概念相结合，组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礼仪等级。

东汉皇帝或冠五梁进贤冠，虽《后汉书·法雄传》“（张）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注曰“《汉官仪》曰：‘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冠两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东汉）无五梁制者也”[9]1278，但由《晋书·舆服志》“进贤冠……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18]767;《隋书·礼仪志六》“进贤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别。五梁唯天子所服，其三梁已下，为臣高卑之别云”[13]233-234两条可知，张伯路冠五梁冠或僭东汉天子制，《汉官仪》漏记。

综上对东汉冠制的考察可知，东汉礼仪等级存在由秩级本位转向官本位的倾向，同时公、侯一级之上至少还存在诸侯王一级。

此诸侯王一级还见于中古时期的印绶之制中。关于东汉时期的印绶之制，《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曰：“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长秋……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9]3675-3676而《续汉书·舆服志下》曰：“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9]3674虽《东观书》《续汉书·舆服志下》印绶之制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皆将诸侯王一级独立置于公侯之上。阿部幸信《汉晋间绶制的变迁》[19]一文指出，东汉时期“绶制”所形成的“统一位阶序列”为：诸侯王赤绶、上公绿绶、三公列侯紫绶、卿青绶、大夫黑绶、士黄绶。此为位阶序列方面的汉制的复古性粉饰，旒数应与此亦保持一致，故旒数等级中应亦存诸侯王一级（表2）。

关于魏晋时期的印绶之制，《晋书·舆服志》曰：“皇太子金玺龟钮，朱黄绶，四采：赤、黄、缥、绀……又有三梁进贤冠。其侍祀则平冕九旒，衮衣九章……诸王金玺龟钮，纁朱绶，四采：朱、黄、缥、绀……亦有三梁进贤冠。”[18]773“远游冠……皇太子及王者后、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后常冠焉。”[18]766-767因《晋书·舆服志》之史料来源存在争议[20]，故兹引他书相参照。《太平御览》卷六八二《仪式部三》“绶”条引《晋令》：“皇太子及妃、诸王，纁朱绶，郡公主（笔者按：此“主”应为衍字）朱绶，郡侯青朱绶。”[16]353《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绶第四”条引《晋令》：“皇太子及妃、诸王，玄（纁）朱绶。郡公主，朱绶。郡侯，青朱绶。”[21]以上两条所引《晋令》皇太子、诸侯王绶色皆为纁朱，而非皇太子朱黄绶，诸侯王纁朱绶，《宋书·礼志五》亦以“皇太子”“诸侯王”为“纁朱绶”[22]507，故《宋志》此条当依《晋令》为准。根据《晋令》中之书写次序可推测，晋代皇太子礼仪等级处于诸侯王之上，然并未为独立一级。《晋书·舆服志》皇太子与诸侯王虽印制相同（金玺龟钮），但绶制不同（皇太子朱黄绶，诸侯王纁朱绶）。综上，可以推测晋代皇太子与诸侯王处于一复式礼仪等级中，冠制、印制、章数、绶制皆同，而以旒数为内部区分（表3）。

其次，选取东汉车制进行比较研究。关于东汉车制，《续汉书·舆服志上》：“诸车之文：乘舆……升龙飞軨。皇太子、诸侯王……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轓，五斿降龙。”[9]3652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23]一书指出，“诸车之文”可分为“乘舆”“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卿”“二千石以下”五等，“飞軨”前三等俱备，“降龙”见于皇太子至卿三等，仅天子之车有“升龙”，依《续汉书》诸《志》之通例，乘舆后当有“十二斿”之文，而“公、列侯”之“九斿”当作“七斿”。其说是，然陈氏未突出各等级的内部区分，“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之车皆作“鹿文飞軨”，此为四者处同一等级之明证，然此等级却仍以是否拥有“旂旗”及斿数（陈说）为内部区分之标准。综上，笔者认为，东汉存在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卿五个等级，车制较《续汉书·舆服志下》与《独断》关于旒、章数的三等级划分更为精细（表4）。

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之车皆有“鹿文飞軨”之饰，而以是否拥有“旂旗”为等级高下之判断标准。由此可知，东汉的礼仪等级中至少存在一种复式礼仪等级，即以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为同一礼仪等级，但其内部却存在进一步细分等级的区分。

若以此复式礼仪等级来考虑公、列侯，卿两个等级旒、章数，则错位问题涣然冰释。东汉朝廷很可能为了构建复式礼仪等级、形成礼制的内部区分，而将旒、章数特意安排成错位形态。若将《续汉书·舆服志下》旒、章数记载中“皇太子与诸侯王”两个空缺的等级补全，则东汉完整的旒、章数应为：天子十二旒十二章、皇太子九旒九章、诸侯王八旒九章、公、列侯七旒九章、卿大夫五旒七章。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处于一复式礼仪等级中，四者以旒数多寡为内部区分。旒、章数可以和冠制中的远游冠、进贤三梁冠比照，章数即进贤三梁冠之外部区分，将“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纳入最大的礼仪等级，此等级之存在意义为增加与上（天子）、下（卿大夫）的距离，同时以此规定礼仪等级中的三种基本等级（天子、公侯、卿大夫）;旒数即远游冠之内部区分作用，将“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四个等级再次区分，目的与远游冠一致，即尊刘氏皇亲。正如阿部幸信指出汉朝绶制反映了亲亲原则一样[19]，远游冠、旒数亦皆突破了装饰这一器物层面，变成具体表现儒家理想的手段，而在无形中贬抑了三公和异姓侯在礼仪等级中之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旒数并没有像远游冠一样将皇太子、诸侯王归于一级（即皇太子、诸侯王皆九旒），而是将皇太子、诸侯王分为两级（即皇太子九旒，诸侯王为八旒），此旒数之制之后并没有发生变化，此应与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改革时的心理动向有关系。

服饰与地位都是客观存在，但是具体到以服饰来标明社会地位时所选用的方式和方法，却常常有许多人为的、主观的认识渗透在里面[24]。国家典礼中的服饰作为王朝意识形态之直接反映，可以说是王朝意识形态的基础——统治者出于对当时政治形势考量的產物。汉明帝嗣位之初，阴后诸子与郭后诸子的矛盾激化，明帝的统治并不稳固。先后爆发了数次诸侯王谋逆的事件（广陵王刘荆、淮阳王刘延、楚王刘英）。明帝出于推崇帝系，贬抑旁系的政治考量，将应为一等级的皇太子、诸侯王一分为二，同时将诸侯王的旒数定为八，而将太子的旒数定为九，以尊崇太子（此体现了儒家理想中的尊尊原则），同时拉大诸侯王与天子之间的距离，此改制充分调动了服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性作用。

之所以会出现《独断》“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之记载的可能有三：一是，后人误改;二是，因蔡邕《独断》多有其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制度结合之痕迹，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面貌，故《独断》中关于旒数的记载可能为蔡邕“改造”汉制之产物;三是，蔡邕并没有注意到皇太子、诸侯王、公、列侯虽然章数相同，但是旒数不同的现象，而误将四者纳入了同一等级下（并未细分）。同时，《独断》诸侯九旒条不仅旒数的记载存在问题，冕冠用途的记载也存在问题。《独断》诸侯九旒条载冕冠的用途曰：“郊天地、（旧衍祠字）宗庙（舊衍庙字）祀明堂则冠之。”[8]27《续汉书·舆服志下》载冕冠的用途曰：“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9]3664由《后汉书·明帝纪》“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屦以行事”[9]100可知，宗祀并不是宗庙祭典，而是明堂祭典，故当连读作“宗祀明堂”，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误。小林聪由《续汉书·舆服志下》“长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9]3664条指出，祭祀宗庙应冠长冠而非冠冕冠[4]，故基本可以认为，卢文弨以“祠”“庙”为衍字的观点是正确的（《抱经堂丛书》本《独断》），以管窥豹，今日可见之《独断》中必舛谬颇多，采撷其说时，不可不慎。综上，阎步克、周锡保以《独断》“天子十二旒，三公、列侯九旒，卿七旒”为是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3旒数构成的复式礼仪等级的解体

阎步克认为《续汉书·舆服志下》的旒、章数情况为三国曹魏改革三公、九卿旒数后的产物，司马彪误将曹魏之情况记入《续汉书·舆服志下》，东汉时期三公与九卿的旒、章数应以《独断》为准[7]。《续汉书·舆服志下》中关于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冕服改革的记载与《独断》几乎完全一致，司马彪在撰写《舆服志》时，广泛参考了董巴《大汉舆服志》、蔡邕《独断》和《东观汉记·车服志》等书，不应出现此类错误。而且《宋书·礼志五》称：“至（东汉）明帝始乃修复先典，司马彪《舆服志》详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车，其余虽小有改易，不足相变。晋立服制令，辨定众仪，徐广《车服注》，略明事目，并行于今者也。故复叙列，以通数代典事。”[22]493平冕旒数之更易为一代大事，何故沈约言“其余虽小有改易，不足相变”？难道旒数更易为“小有改易”？与此相对，沈约对司马彪《舆服志》中关于“明帝始乃修复先典”之记载评价甚高，由此可见，去魏晋未远的沈约是认同司马彪之旒数记载的。

《晋书·舆服志》曰：“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18]766其中之“王公八旒，卿七旒”记载据阎步克之考证，应为南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之后事[7]。小林聪认为，《宋书·礼志》以西晋《泰始令·官品令》为基础，参以《晋百官表注》《车服杂注》等文献，加工而成[25]。孙正军《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一文认为，《隋志》之记载并非本自《梁令》，而是以《宋书·礼志五》所载百官印绶冠服制度为基础，并以西晋《泰始令》及其衍生著作为补充，综合东晋以降至梁初的各种制度变革而成[26]，故应对《宋书·礼志五》《晋书·舆服志》中关于旒、章数的史源加以考证。首先应考证成书最早的《南齐书·舆服志》中关于旒数之记载，为了便于之后论述，故将《宋书·礼志五》《隋书·礼仪志六》旒数记载，以成书之先后为准，胪列于下：

《南齐书·舆服志》曰：“平冕，各以组为缨，王公八旒，衣山、龙九章，卿七旒，衣华虫七章，并助祭所服。皆画皂绛缯为之。”[27]341

《宋书·礼志五》曰：“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梁数随贵贱，古之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22]503

《隋书·礼仪志六》曰：“梁制，乘舆郊天、祀地、礼明堂、祠宗庙、元会临轩，则黑介帻，通天冠平冕，俗所谓平天冠者也。其制……垂白玉珠，十有二旒”[13]215;“皇太子……其侍祀则平冕九旒，衮衣九章”[13]218-219;“凡公及位从公、五等诸侯，助祭郊庙，皆平冕九旒，青玉为珠，有前无后”[13]220;“卿大夫助祭，则冠平冕五旒，黑玉为珠，有前无后。”[13]221《隋书·礼仪志六》中并没有记载助祭时诸侯王冕冠的旒数，但是根据诸侯王上（皇太子）、下（三公、列侯）两级皆为九旒，可以推测诸侯王冕冠亦应为九旒。

《隋书·礼仪志六》曰：“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乘舆，平冕，黑介帻，垂白珠十二旒，饰以五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黈纩，玉笄……皇太子平冕，黑介帻，垂白珠九旒，饰以三采玉，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诸公卿平冕，黑介帻，青珠为旒，上公九，三公八，诸卿六，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龙八章，降皇太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庙服之。”[13]238-240“降皇太子一等”为山龙八章，则皇太子与上公皆为九章明矣。根据以上之记载与《续汉书·舆服志下》可做一东汉至南北朝旒、章数沿革比较（表5）。

阎步克认为：“‘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这个制度，是一直承用到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的，就是说在此之前，本不会有《晋志》《宋志》所谓‘王公八旒，卿七旒’的情况。”[7]

笔者基本赞同阎步克之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公、侯七旒，卿五旒”东汉至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间并未发生改变。《南齐书·舆服志》中的另一条记载可为笔者“东汉皇太子九旒九章、诸侯王八旒九章”观点之佐证。《南齐书·舆服志》曰：“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27]340此条共有三处“三公”，分别为“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三公八旒”（何諲之议）、“三公服山、龙九章”（王俭议）。《南齐书·舆服志》此条下曰：“平冕，各以组为缨，王公八旒，衣山、龙九章，卿七旒，衣华虫七章，并助祭所服。”[27]341此处作“王公”，而非上文之“三公”，“王”应指诸侯王，上文虽记载齐武帝从太常丞何諲之议将三公升至八旒九章，但并不见诸侯王旒、章数之升降。故笔者认为，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之前，仍然存在“诸侯王八旒九章”等级。

根据前引孙正军、小林聪、黄桢之研究，《隋书·礼仪志六》《宋书·礼志五》《晋书·舆服志》是杂糅、加工前代礼制撰述后形成的文本，故其并不能直接反映对应朝代的礼制。正因如此，《南齐书·舆服志》旒数之制应上承东汉，而《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五》旒数之制应为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后之制。

首先，若两晋、刘宋即已将三公升至“八旒”，则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太常丞何諲之议就毫无意义，故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前三公必不为八旒，而是延續了东汉之制为七旒。

其次，《南齐书·舆服志》尚存在一处错谬，“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从之”[27]340;“平冕，各以组为缨，王公八旒，衣山、龙九章，卿七旒，衣华虫七章，并助祭所服。”[27]341前言卿六旒，后言卿七旒，笔者认为此处卿应为六旒。理由一：既然何諲之认为公卿之旒数应与《周礼》命数相同，那么由《周礼·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可知，卿六命，则应为六旒。理由二：若卿以《礼记·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为是，孙希旦《集解》曰：“诸侯九旒，谓上公也。”[28]卿七旒，则三公九旒，非八旒明矣。综上，《南齐书》中的“卿七旒”应为“卿六旒”之误。公“八旒九章”、卿“六旒七章”为南齐之制，《宋书·礼志五》《晋书·舆服志》公亦作“八旒九章”，同《南齐书·舆服志》，然卿作“七旒七章”，踵《南齐书·舆服志》卿七旒之误。

阎步克《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29]一文指出：“南齐章数用奇数、旒数用偶数，北魏北齐索性章旒皆用偶数了。从章旒向偶数、即向命数靠拢一点说，从南齐到北魏北齐明明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三公、诸卿旒、章数与其命数统一，此反映了旒、章数发展的基本特点——简单化、一致化。发轫于东汉、依靠旒、章数间的错位（古文经《周礼》，今文经《王制》《尚书·皋陶篇》旒、章数记载本身即存在错位，东汉“复式礼仪等级”除了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亦有糅合今、古经学之意）形成的“皇太子、诸侯王、三公、列侯”复式礼仪等级，在旒、章、命数统一的大背景下，逐渐趋近瓦解。《隋书·礼仪志六》北魏旒、章数明显受到了南齐的影响，而萧齐旒、章数则反哺北朝。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30]中言及北魏礼制之渊源“盖（王）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王肃于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奔魏，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时在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何諲之议后，王肃等人带去的南朝前期的礼制等级对北魏、北齐的礼制等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

4结语

《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中对垂旒之数的书写，实际为后人对《三礼图》引《汉官仪》再加工的产物，亦是历史层累的结果。《汉官仪》之原貌应为“天子十二旒，三公、诸侯七”。通过比较不仅限于东汉一朝的冠制、印绶之制、车制所构建的礼仪等级，可以推测东汉时期在三公、诸侯之上还存在皇太子九旒九章、诸侯王八旒九章两级，此两级是亲亲、尊尊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

旒数在由旒、章数组成的复式礼仪等级中通过发挥内部区分的作用来反映亲亲、尊尊原则。东汉至南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此复式礼仪等级一直存世，发轫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旒、章、命数统一运动，使复式礼仪等级受到不可逆地破坏，简单化、一致化的旒数之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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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umber of tassel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LIU Chenliang， WU Wei（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The official crowns are hats worn by the emperors， vassals， minist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in feudal China when they offer sacrifices to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master’s hall. The number of drooping tassels reflects the status and rank of the wearer. The official crowns of emperors with supremacy are decorated with twelve tassels， followed by the those with nine， seven， five and three tassels. The number of tassels of the official crowns plays a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status during the ceremony， jointly constructing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with other ritual system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number of tassels of the official crowns is helpful for us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But up to now，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not yet solved the problem of the number of tassels on the official crowns of Sangong （Three Excellenci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using 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methods. First of all， back to the literature itself， we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the four kinds of text. Secondly， our investig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etiquette hierarch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lone， which consists of the crown system， seal and silk ribbon system and carriage system. By doing so， we attempt to restore the etiquette hierarchy composed of the official crowns and rob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rack down the root to deduce the number of tassel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ⅰ） The statement of the number of tassels in Biography of Emperor Ming of Han in Book of Later Han quoted from Han Guan Yi is actually the reprocessing product of San Li Tu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The official crowns of Sangong （Three Excellencies） and vassal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hould have seven tassels， and there should be nine tassels for crown princes and eight tassels for vassal kings. This is the result of combined action of the doctrines of "being harmonious and respectful". ⅱ） The number of tassels serves as an internal differentiator in the compound hierarchy composed of tassels and heraldry， and this compound hierarchy lasted until the 6th year of Yongming’s reign in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488 A.D.）.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system of tassel number and its compound etiquette hierarch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t not only uses the method of philology to verify and explai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ur texts of the system of tassel number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ut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hierarchy composed of tassel number with the reference system of the hierarchy composed of crown system， seal and silk ribbon and carriage system. At last，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comes out.

Key word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number of tassels; etiquette hierarchy; compound etiquette hierarchy;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Continued： Carriages and Clothes; crow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