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对要素错配的分析，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重新阐释要素错配理论逻辑，解释要素错配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错配界定、形成及其表现。主流经济学对要素错配的阐释过于狭隘，仅仅依靠市场并不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单纯的市场经济同样会产生要素错配。要素错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经济发展传导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逻辑的生产往往驱使生产要素打破经济平衡状态，产生要素错配;另一方面，要素错配将嵌入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中，通过作用于生产过程影响经济的平衡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错配的界定具有双重规定性。因此，要素错配的解决一方面依赖于构建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需要破除制度性壁垒，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要素错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  F06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2）02-0010-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要素配置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隐性机制在操纵要素配置、实现经济均衡稳定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力量。瓦尔拉斯真正将市场均衡发展为理论，试图为经济体内部门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提供系统化解释，经过均衡理论的修正和完善，经济学形成了以“一般均衡”为硬核的研究体系。然而，西方经济学者在宣扬市场机制优点的同时也对市场提出了质疑。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人批判极端的“萨伊定律”，认为“消费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1]，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市场竞争所致，他们关注分配不平等，担忧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2]。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对垄断竞争的考察将市场不完全性以及失灵问题带入大众视角。伴随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外部性和公共品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框架，信息不对称也成为市场失灵问题研究的重要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理想形态的市场并不存在，市场不完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造成。基于此学界又延伸出现代竞争理论及其不同流派，其中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干预提高要素流动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而芝加哥学派及新奥地利学派则反对政府对市场干预，认为市场均衡不能通过人为干预得以实现[3]。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凭借对资本扩张逻辑的高度契合迅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其内外整合力[4]。凯恩斯主義和福利国家政策逐渐被取代，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上升为绝对力量[5-6]。阿尔弗雷多（2006）和哈维（2010）等人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学者看来，由于官僚主义缺乏效率和市场激励机制，政府干预会出现“政府失灵”，国家权力与政府干预仅仅是巩固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工具，市场机制能够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最优配置[7-8]。

目前，主流经济学界对要素错配的解释均是在新自由主义研究范式下进行的。陈永伟（2013）、沈春苗（2015）、刘婕（2018）等人指出“要素错配”是相较于“有效配置”而言的一个相对概念，“有效配置”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达到社会最优产出水平的要素配置方式，“最优”指要素在各生产部门间按照等边际原则配置，“要素错配”是指要素在市场上无法得到充分反映，要素边际产品价值偏离要素自身价格[9-11]。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学话语体系下，西方经济学者出于对经济学普适性的价值追求，他们鼓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批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素错配似乎是政府干预力量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起来的，前者以科学抽象法为方法论，后者建立在非科学抽象法基础上。方法论的差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对生产力的分析;马克思强调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的统一，西方经济学则将现存制度当作永恒的制度基础，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之分。因此，面对“市场配置资源”这个同一的经济事实，西方经济学更侧重于从现存制度出发解释经济规律，而马克思则深入社会生产关系中揭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分析“资源配置”，吴易风（1997）、孟捷（2000）等人认为资源配置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内涵于生产方式之中[12-13]。相较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深入至生产关系层面分析资源配置方式的形成，因此刘学梅（2015）认为资源配置具有社会性与阶级性[14]。他们批判西方经济学静止、片面的观点，以及他们以二分法割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5-16]。尹敬东（2015）和谢地（2017）指出资源配置的研究应当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资源配置首先配置的就是社会总劳动，马克思的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实际上揭示了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17-18]。资源配置应当建立在生产一般的基础上，资本的运动不能脱离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19]。

显然，学界对要素配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仅仅局限于性质层面，并没有对要素错配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进行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生产力越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激化，由基本矛盾衍生出来的矛盾表现形式就越多。市场作为要素配置的主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偏离最优配置状态，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必定以大量的资源浪费为代价。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要素配置作为生产的重要环节自然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目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的历史使命。因此，有必要跳出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要素配置的狭隘视角，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辩证的观点重新解读现实经济现象，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出发点重构要素错配理论，揭示要素错配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机制。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系统阐释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要素错配的理论逻辑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在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下，市场最后会趋于均衡，要素将实现合理配置，要素错配是政府行政干预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二、三卷中也提出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即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通过要素有计划、按比例配置实现均衡，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要素错配”这一表述，但是《资本论》一、二、三卷都充斥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驱动要素配置为社会带来巨大资源浪费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最优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以资本主义批判为视角的要素错配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平衡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资产阶级为推动历史进程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肯定了市场经济发展为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但是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无度扩张极大破坏了经济的平衡发展。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状态，马克思提出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要遵循的一般规律，即有计划、按比例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保证微观、中观、宏观层面要素配置均衡，通过生产部类比例与结构的优化，推动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首先，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要求微观企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企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按照价值规律进行配置。一方面，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特性“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21]，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要素的种类和质量，最终造成生产要素配置与目标商品的偏离。另一方面，要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配置比例合理。“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21]。

其次，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要求中观部门要素配置比例平衡。要素集聚既是分工协作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逻辑驱使下的必然结果。“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22]。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生产要素必然聚集到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企业和部门中，然而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又会引起生产规模与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终将迫使各部门之间的利润趋于平均化。同样的，这种平均利息也存在于不同职能资本家当中，经济最终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平衡发展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22]。

最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要求宏观部类要素配置比例平衡。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作为宏观经济总量分析的出发点，通过对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平衡问题的分析，指出社会总产品要想顺利实现，除了需要保证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总量平衡之外，还需要保证结构平衡，这就潜在的要求生产要素合理的配置于社会生产过程中。这也是马克思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遵循的“平衡”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中的“均衡”概念在理论层面的区别之处。马克思指出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用于交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等价，如果该条件不能满足，将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这实际上是在兼顾社会福利水平前提下对经济平衡发展作出的比例和结构要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要素配置过度与宏观社会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现要素合理配置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提出了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所要遵循的一般客观规律，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无法规避要素错配形成的可能性，要素总会在资本价值增殖的驱动下不顾社会总体需求、无视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而进行自发配置，进而影响社会的平衡发展。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要素集聚打破空间的局限为要素错配提供可能性

按照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传统观点，要素禀赋决定地区的劳动分工，而要素的空间集聚则构成了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基础。然而要素集聚并非一直能够为地区带来经济繁荣，要素集聚具有两面性，要素的过度集聚形成的市场拥挤效应①会转变为负外部性制约生产率的提高 [23-24]，现实经济存在生产率与要素集聚空间错配的特征 [25]。

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技术层面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揭示了一条以资本为逻辑的解释路径，该路径被大卫·哈维等人继承并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要素集聚具有积极效应，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逻辑的生产方式则构成了扭曲要素空间集聚形态的根本原因。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分工协作为主的劳动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马克思所描绘的协作以分工为基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26]。从人类发展历史角度来看，协作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但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通过对劳动方式的变革释放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磅礴动力。协作打破了空间界限，实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26]，使生产不再局限于空间的界限，将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置于完整的空间场域之下，加强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26]，“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26]。协作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积聚，不仅实现生产资料的节约，更能够在协作过程中通过“集体力”的形成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着重强调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的作用。大机器从生产力一极实现了自然力对人力、机器对手工工具、科学技术对传统经验的逻辑演替。在劳动方式上以工厂制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将劳动过程进一步专业化和规模化，在空间上对生产要素的积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分工协作与大机器生产为要素空间集聚提供了条件，要素的空间集聚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要素集聚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服从资本的逻辑，因而必然导致要素错配的发生。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26]。无论资本采取什么增殖方式，资本的逻辑本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资本的逻辑形塑着空间的生产过程，改变着区域的社会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那样，“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26]。资本集聚遵循着马克思所描述的扩张的能力，“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27]。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要素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实现集聚的理论必然性。其次，要素在实现空间集聚之后在生产管理过程中要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26]。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26]。协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来越被资本所捆绑，成为资本的附庸，这实际上是劳动过程隶属于资本所经历的第一個变化，也是要素空间集聚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具体呈现，更是最终导致要素配置错乱、社会生产无序化的根本动因。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导致市场在资本驱动下形成要素错配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性问题，间接指出要素错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趋势。要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配置下存在两种错配倾向，这两种要素错配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的衍生形式，即资本主义制度下因利益驱动的要素配置过度和以人的需要满足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一，单个企业的有组织性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形成“资本主义的、对立形式上”[22]的生产要素配置过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22]，由于“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26]，单个企业为追求剩余价值，将极大程度调配生产要素的集聚，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规模的扩张，在竞争规律的驱使下单个资本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小资本被大资本兼并，这种资本的集中使大资本家形成更大的吸纳能力，通过“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6]。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规律使生产越发展，资本价值贬损越快，这又促使资本家进一步通过扩大再生产规模以谋求价值增殖。生产过剩、资本过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规律的表现形式不断体现出来。所谓过剩，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并“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22]。

第二，资本的内在属性决定整个社会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要素配置不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表明社会财富最终将集中于资本家一极，而作为创造价值的工人阶级则陷于贫穷，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22]，他们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22]。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22]。因此服务于生产的要素配置并不是为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而是以利润的生产和实现为具体标准，“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22]。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为以利润驱动为目标的要素配置过度和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过活，剥削率的下降决定了具有资本职能的劳动资料与生活资料不仅相对过剩，而且绝对过剩。资本主义催生出的巨大生产力并没有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反而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对立形式的商品，这些过剩的商品对保持资本主义价值增殖与消费关系的正确比例存在影响，使新资本的转化面临着困难。另一方面，要使劳动者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降低绝对劳动时间，目前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数量和效率显然远远不足。被剥削的劳动者要想作为人而自由发展，需要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生产真正服务于人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素配置并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以利润的生产和实现为标准。

上述矛盾在信用制度的发展下进一步加剧，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28]。显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制下存在的两种要素错配及其矛盾。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他对“要素错配”的清晰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清晰把握马克思时刻以满足“人的需要”作为要素配置的首要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要素错配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机制

基于马克思对社会平衡发展一般规律的阐释和分析，经济的平衡发展依赖于要素的合理配制，要素在空间和产业层面的合理分布是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定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发展不平衡。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要素错配成为连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纽带，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

（一）基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角度分析要素配置对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理论机制

要素配置本身作为生产要素在生产前的分配，从范畴上从属于生产环节本身，因此将要素配置嵌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辩证关系的分析过程、以要素配置与生产环节的直接作用为出发点揭示要素配置对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要素配置和分配关系上来看，要素配置通过与生产直接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分配关系。首先，要素配置与生产相互作用、互为前提。一方面，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分配体现为生产工具以及劳动力在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决定了”[29]。另一方面，要素的配置形式又是由前一期的生产决定的，这种生产下形成的要素配置又将作用于下一期的生产，与生产结成一种互动关系。其次，一定要素配置方式下的生产结构又决定分配的结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29]。对分配对象而言，分配的只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的成果;就分配形式而言，一定要素配置方式下的生产又决定了分配的形式。

第二，从要素配置和交换关系来看，要素配置通过与生产直接发生作用，间接形塑交换关系。马克思在《导言》中赋予了交换四层含义，前三种含义均属于生产过程的交换，从属于生产，“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29]，从这一角度看，交换是无法脱离生产而独立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是作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物的依賴关系，即物物交换而形成的拜物教形式掩盖了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使交换关系从形式上服从资本价值增值的逻辑，因此要素配置形式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自然决定了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交换。交换的最后一种含义脱离了生产，直接与消费相连，产品直接是为了消费而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过程能否顺利实现尽管看似脱离了生产过程，实则与生产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从商品交换能否实现来说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26]。这意味着不同行业的商品生产者在不同的要素配置方式下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将面临着不同的交换形式和结果。

第三，从要素配置和消费关系上来看，要素配置通过与生产关系直接发生作用，间接作用于消费关系。一方面，不同的要素配置方式通过不同的生产过程为消费提供多样化对象。“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29]。要素配置作为生产前的分配，并入生产环节，为消费提供材料。因此，当要素出现错配时，市场上的商品供给结构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进而影响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消费为要素配置提供动力和基础。“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29]，消费以要素配置为起始点、以生产过程为依托，反过来又促进生产与要素配置的进行。社会普遍的消费方式反向影响要素配置方式，并会在消费模式的不断升级过程中促进要素配置方式的改良。消费使生产并不是停滞在自然粗陋的状态下，而是通过对“对象”的需要对生产和要素配置方式进行拓展，实现生产过程及其要素配置方式的优化。同时，消费是产品自身得以实现的途径，消费使资本家产品的价值回流到资本家手中，完成商品的“惊险跳跃”，从而为下一阶段的扩大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基础。

（二）要素错配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现机制

基于要素配置在社会再生产四环节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要素配置通过与生产过程结合并入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中对经济平衡发展产生影响。要素的合理配置决定了一国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而市场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对要素的错误配置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扭曲了经济结构，这构成了要素错配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机制。

首先，要素错配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按照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构想，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应当形成彼此联系、互为支撑的良性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资料部类还是消费资料部类，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通过要素错配这一中介过程形成产业结构扭曲。农业生产作为人类生产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工业革命之后，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逐渐涌入工业部门，工业凭借自身较高的利润率开始迅速与资本结合，不断实现规模的扩张。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 [30]。这使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社会决定性生产部门，造成农业与工业结构失衡。同样的，马克思在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论述过程中内在揭示了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对生产要素配置比例的要求，然而在市场趋利性作用下，要素会不断涌入高回报率的生产部门，由于市场信息反馈存在时滞性，常常出现因生产过剩引起的资本循环链条中断现象，造成要素极大规模的浪费。

其次，要素错配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错配。在马克思的时代，经济虚拟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虚拟经济产生于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服务于产业资本。虚拟资本的膨胀和破灭影响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社会财富的分配，虚拟资本的膨胀加剧了对要素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在经济繁荣时期，货币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的快速周转获取较高利息，起初货币所有者只是将自己的闲置资本借贷给产业资本家，在资本逻辑和较高利息收入的吸引下，被贷出的已经不仅仅是闲置资本，而是占有者手中必须变更的资本，当危机发生时，“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跌落，这种跌落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再生产过程”[30]，从而使大量资本家与企业破产。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上升期，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虚拟经济成为脱离于实体经济而能够独立存在的经济部门，它通过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实现自身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反过来挤压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空间，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衡。尽管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规避了部分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要素错配，然而市场自身的逐利性决定了要素错配难以避免。当虚拟经济过渡膨胀引起股票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膨胀时，虚拟经济便发展为泡沫经济造成整个经济虚假繁荣，一旦崩溃，将以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坏为巨大代价。

再次，要素错配导致分配和消费结构扭曲。基于上述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是因利益驱动的要素配置过度和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具体说来还是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伴而行，这意味着劳动者越来越被机器排挤，劳动者工资在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作用下只能越来越低，显然工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份额远低于资本份额，这种分配结构的扭曲大大影响了工人的日常消费，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控制在恰好实现自己再生产的水平上。这一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依然存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自身体制机制的修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社会绝大部分财富依然掌握在绝少数人的手中，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不平等问题日益恶化。事实证明，再完美的市场机制只能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无法解决自身带来的贫富差距与不平等问题。

最后，要素错配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2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与要素的平衡分布是社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谓生产力平衡分布，绝非忽视个体差异的一味均等化，而是在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和发展路径差异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平衡布局与生产要素的均衡分配。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资源必然集聚于高报酬率的行业与地区，因此这种不平衡发展问题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不仅表现为生产与消费部类的扭曲，还体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由于差异化的初始禀赋，在资本主义单个企业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作用下，发展差距必然呈现扩大趋势，伴随工业与农业的差异化发展以及资本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国内城市和乡村的分化，国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奴役。

（三）要素错配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发挥中介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并未直接论述要素配置问题，也没有直接分析要素错配对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但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运行规律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资本主义要素配置呈现出的一种矛盾表现形式，即资本逻辑下因利益驱动的要素配置过度和以人的需要满足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通过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互动关系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具有反作用，由此发现要素错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中介。本文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基础，构建要素错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图1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要素错配的理论逻辑以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从要素错配形成来看，要素在资本逻辑下的空间集聚构成了要素错配形成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构成了要素错配形成的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无限度配置生产要素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要素错配的基本逻辑。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运行的最优状态是实现微观、中观、宏观视角要素的合理配置，但是资本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要素很难按照最优配置方式运行，经济要想实现平衡发展，唯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否则要素只能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不断积聚、不断应用于扩大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生产图1要素错配的理论逻辑以及对经济发展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机制

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偶然”[21]。“资本在特殊诸部门的应用比例，只因有一个不断的过程，才归于平衡。这个过程的不断性，是以一种不断的不均衡为前提。它必须不断的，屡屡强力的，使这种不均衡，归于均衡”[31]。

要素错配现象一旦形成便会与生产过程结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加强的关系。以资本逻辑为主线、利润驱动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导致要素错配的根源所在，而要素错配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过程，改变生产结构。要素错配作为生产条件的分配，从属于生产环节，基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要素错配将对其他环节产生负面影响，扭曲经济结构、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尽管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着自我修正，劳资矛盾日益缓解，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整体机制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切矛盾产生的本质和根源，要素集聚是资本主义规模生产形成的前提，要素错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现实体现，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要素错配的最终结果。因此，要素错配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路径中的媒介和纽带，发挥着中介作用，要素错配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联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素配置的运行逻辑

马克思实际上为要素的合理配置、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了理论解答，要素配置的目的不在于价值增殖，而在于满足人的需要。本文认为要素错配不仅出现于过度的政府干预条件下，以资本为逻辑的市场经济同样会产生要素错配，因此需要政府发挥力量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实现按比例、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具体实践三者的有机融合，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计划与市场的合理兼容，是实现要素合理配置、经济平衡发展的最优制度设计，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必然路径。然而，即使在最优制度设计下，中国同样也存在要素错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要素配置具有双重属性，因此应当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重新为要素错配寻求界定參照系。

（一）重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要素错配

基于上述对要素配置问题的分析，政府与市场都是要素配置的主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判断何种方式是配置要素的最佳手段，而在于如何通过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因而决定了社会生产绝非以价值增殖的实现为单一目标，而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为配置要素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决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的狭隘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而是需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重新界定要素错配的参照系，理解要素错配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蕴含两种内在规定性，因而决定了要素配置具有双重属性。将市场经济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中国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市场”作为“手段”属性和“生产关系”属性的统一体，要求我们在利用“市场”手段功能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要谨防它的无序扩张而滋生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深深嵌入至市场机制中，通过短期规划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市场经济运行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马克思看来，要素配置作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要素配置是效率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标志着中国将通过市场机制手段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关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部分要素配置的功能，满足人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缩小群体间、区域间发展差距这些都依赖于政府发挥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的两种规定性决定了要素配置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始终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配置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要素错配界定的双重参照系。在要素错配的界定问题上，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仅局限于技术效率层面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效率性与人民性的实现作为分析要素错配的出发点，由此构成衡量要素错配问题的参照系。具体而言，要素配置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性，以此为基础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作为第二性。因此，凡是违背人的需要的配置方式都属于要素错配范畴，建立在满足人的需要为基础的要素配置效率扭曲同样也属于要素错配范畴，但这种界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凭借计划经济优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基础。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率角度衡量，计划经济时期的要素配置显然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但从发展目标及其连续性上看，无不是以中国经济长远利益为目标，以满足国家及个人发展需要为宗旨，因此并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要素错配。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以及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对要素配置效率提出了客观要求，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实现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基础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因此，如果以西方经济学单一的效率目标作为要素错配参照系，容易忽视和曲解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与贡献，不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逻辑的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本质，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错配形成及表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利用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市场作用发挥不足、政府对经济运行干预过多、要素价格升高、资源环境约束变紧等问题的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对微观要素配置的过多干预。当前，要素配置效率明显跃升，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互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部门领域的作用水平仍有待于提高，要素错配现象仍然存在。

竞争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仍然是造成要素错配形成的主导力量。中国特色的官员晋升机制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要素配置格局及其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提供了解释路径。地方官员在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双重作用下，展开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竞争。这种竞争以晋升博弈的形式展现，由于地方官员行为对邻近地区存在溢出效应，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对本辖区经济的干预力度，同时阻碍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以防止邻近地区的经济赶超。这种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要素的自由配置格局，人为阻碍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使要素配置无法完全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流向边际报酬高的行业和地区。为吸引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地方政府往往以“让利竞赛”的方式层层下达指标和任务，这从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下层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可能性。这些行为在短期内确实会拉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市场动能发挥不足，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区域内大规模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化等现象的发生，极易形成恶性循环[32-34]。

市场凭借自身的逐利性特征，成为主导虚拟经济部门要素过度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在市场经济的趋利作用下，虚拟经济部门越来越成为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自发循环的部门，严重挤占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当前，中国虚拟经济行业占GDP比重水平较高，金融业与房地产整体呈现繁荣发展态势，2019年金融业占GDP比重为7.8%，2020年房地产行业对GDP贡献率达到7.34%。反观制造业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32.45%下滑至2020年26.2%②。中国的虚拟经济整体存在增长过快的问题，实体经济相对于虚拟经济发展滞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經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以及实体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尽管目前我国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需持续推进，这从客观上要求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避免市场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带来的虚拟经济的无序扩张。

政府与市场不仅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同样也是造成要素错配形成的两种路径。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要素错配有的来自于政府行为越位，有的则是由于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繁荣时的过度投资。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强政府-弱市场”模式向“强政府-强市场”模式转变，只有实现两者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要素合理配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错配的解决路径

无论是单一的政府还是市场配置资源，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要素错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中国的要素错配存在双重衡量标准。经过40余年的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兼顾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基础上的道路创新，是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失灵的最优制度设计。只有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良性互动，破除制度性壁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才能真正缓解要素错配，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

首先，实现政府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对立统一、相互协同。一方面，明晰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35]，旨在通过市场机制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当前中国市场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党中央正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完备的要素市场条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35]，意在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完善行政服务体系打造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行为，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在宏观领域做好经济发展的指导规划，引领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需要两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市场机制弥补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以政府宏观调控矫正市场失灵，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平衡发展，两者协同互补，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其次，破除制度性与体制性壁垒对要素自由流动的禁锢。制度性与体制性壁垒是造成要素难以实现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人为设置了劳动力流入大城市的进入壁垒，而官员晋升机制则利用晋升激励设计了一套区域经济发展规则，为区域经济发展设置了地域屏障。因此，实现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必须依赖体制机制的完善与突破。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打破劳动力属地化限制、实现人的自由流动的必然要求。打破城乡地缘行业的分割和身份性别的歧视，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是要实现劳动力的跨区域流通，还要实现劳动力的城乡融合。大中城市应在一定程度上开放落户条件，为劳动力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完善官员晋升机制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畅通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举措。要一改以经济绩效为单一考核指标的晋升机制，创新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将关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参考指标纳入到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当中。建立包括增长方式、环境友好及发展可持续性等发展质量指标在内的综合考核体系，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实现区域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区域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为实现经济在空间范围内均衡发展，要素在空间范围均衡分布奠定现实基础。新时代以来，区域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在尊重区域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实现非均衡协调发展，一改以往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的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旧思路，而是根据不同地区要素禀赋及区位优势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更重要的是，要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领域，以最优的空间布局吸引更多的要素集聚，结合地域特征及要素禀赋发展符合区域特色的产业，缩小区域、城乡间的差距，实现协同发展。

五、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视角，对要素错配形成及对经济发展不平衡作用机制进行理论重构。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并非如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是政府干预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同样会形成要素错配。基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研究范式，发现如果完全依赖于市场配置资源，极易形成因资本利润驱动的要素配置过度和以人的需要满足为导向的要素配置不足之间的矛盾，这种错配将作为中介影响经济的平衡发展;如果完全按照政府指令配置要素，要素配置将受行政力量驱动违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形成部分地区要素配置不足而部分地区要素配置过度的矛盾，不仅不利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还将降低整体经济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纠正两种要素错配形成，实现要素合理配置的最优制度设计。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应当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范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重新界定中国的要素错配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要素配置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性，以效率的提高作为第二性。因此，凡是违背人的需要的配置方式，以及建立在满足人的需要为基础的要素配置效率扭曲均属于要素错配范畴。要素错配理论的完整阐释为人们重新认识政府与市场作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学理支撑。近年来，党中央在解决要素错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问题上作出了巨大努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保证正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产权制度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2020年4月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部署，为解决要素错配、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和改革措施。“十四五”期间，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36]”

新时代下，推动要素市场化建设、缓解要素错配的形成依赖于多方力量协同推进。一方面，要素的合理配置以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基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37]，规避市场在资本逻辑控制下的要素错配行为，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稳健性，“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38]，实现政府与市场两者优势互补的新局面。另一方面，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还依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的配合。着重解决要素进入市场通道问题，逐步开放户籍管理制度，完善官员晋升机制，打破要素配置的地域屏障，为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创造制度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内在驱动与外在诱因两个层面规避要素错配的形成与发展，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以经济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不断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注释]① “市场拥挤效应”是核心-边缘模型（CP）中三种重要的经济效应之一，该模型是克鲁格曼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另外两种经济效应分别为“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问题研究》（20AZD012）。

作者简介：王怡颖（1994—），女，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研究。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2.02.002要素错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王怡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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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iying

（College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analysis of misallocation in western economics，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logic of the theory of misallo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and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misallocation impact on the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we reveal the definiton， 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isallocation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of misallocation is too narrow. Market cannot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factors. A pure market economy will also produce misallocation. Misallocation is the product of specific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production based on capital logic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ten drives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 break the economic equilibrium and lead to misallo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isallocation will be embedded in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link， which will cause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definiton of the misalloc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dually prescribed. Therefore， the solution of misallocation depe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to achiev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e two;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dow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Key words：misalloca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government; market

（責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