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移刚 张艳

[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灭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终结，反贫困社会工作仍然任重道远。从社会质量理论维度来看，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韧性构建稀缺，无法应对政府支持的撤出;忽视对凝聚力资本的利用，反贫困的投入成本较大;异质接纳意识不足，阻碍包容性氛围的构建;缺乏主体能动唤醒意识，影响赋权增能实效。因此，在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增强社会经济韧性，健全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依托村庄本位，增强社会工作反贫困的社会凝聚力;倡导异质接纳，促成反贫困社会工作对包容文化的构建;促进案主能动，进一步深化反贫困社会工作赋权效果。

[关键词] 反贫困社会工作  社会质量理论  后脱贫时代

[基金项目] 本文是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乡村旅游助力重庆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研究”（19SKGH09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移刚，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史、农村社会学等;张艳，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反贫困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2）01-0025-10

一、 引言

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在这一可喜的成就面前，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更加艰难的主题与任务，因而致力于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困、实现长远发展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脱贫攻坚时期，围绕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专业优势、功能定位、专业方法与内在机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呈现井喷态势。①进入后脱贫时代，随着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定位、目标、角色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界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探究预防贫困脆弱性的有效策略、摸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现实路径、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落实贴合扶贫新形势的衔接政策等方面。②一些学者还关注了社会工作的情感逻辑，主张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情感力量、建构情感环境和情感共同体来介入相对贫困治理。③还有学者分析了后脱贫时代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所需要的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④综观现阶段已有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致力于引领方向的启发和突破困顿的思考，其实地的贴合性与应用的效用度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在社会发展的大势下，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亟待建构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对目前反贫困社会工作进行综合性的困境分析与转型策略指引，以满足与社会发展呈正向关联的脱贫新需求。

社会质量视角着眼于主流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从更具福祉化、综合化的角度，拓宽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审视角度，将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引领到贫困群体能动性激发的层面。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反貧困社会工作能够依托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多样化的介入技巧弥补此前反贫困帮扶的不足，展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打破固化思维，拓宽造血式扶贫实践渠道，巩固深化脱贫成果。⑤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社会质量视角，厘清反贫困社会工作困境，探究问题解决策略，增强反贫困帮扶实效。

二、 社会质量视角下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分析框架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基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⑥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逐渐凸显，改善贫困群体在医疗、教育、社会发展机会等多方面的资源匮乏情况成为更加艰巨的任务。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需要改变以往社会工作者代替贫困群体进行收入来源再探索的扶贫方式，转向关注贫困群体经济状况、社会参与、社会融入、能力建设等多角度扶贫措施的落实。而对反贫困内涵与要求的再界定是实现实务转变的基础。

（一） 重新理解反贫困要求：后脱贫时期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的转型

后脱贫时代首先发生变化的是贫困的内涵。对于贫困的界定由绝对贫困发展为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而相对贫困主要是指影响个体幸福生活实现的那部分要素的匮乏状态。其次，相应地，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服务对象扩大化，由收入在绝对贫困线之下的群体，扩大到由于分配导致资源不足或资源获取存在障碍而面临返贫风险的个体或家庭;二是服务内容广泛化，由单纯关注经济扶持，转变为注重资源覆盖与个体、家庭能力建设;三是服务理念深入化，由依托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的实务思路，成长为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改善。最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意味着新时期反贫困社会工作的要求面临两个方面的转变。其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心将由以往的重经济扶持、轻能力建设转变为重能力建设、轻经济扶持，由以往的重点关注服务对象本身转变为关注对其身边潜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其二，工作方法的转变。脱贫攻坚时期反贫困社会工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对服务对象而言具有外力推动的特点，但在后脱贫时代，外力推动的支持方式将由被唤醒的内生动力所取代。在我国已进入后脱贫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利用现行社会建设成果完善贫困衡量指标、发掘可利用的新资源、嵌入多维治理理念、增强主体韧性等都是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分析当前实践。

（二） 社会质量理论：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社会工作问题的分析框架

社会质量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它为摆脱福利国家的发展困境提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破性思路。1997年，欧盟会议签署的《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将建设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上升为宏观目标，阐述了高度社会质量社会的具体内涵。该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蓬勃发展期后陷入瓶颈，而今又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①早期针对社会质量的研究偏向对社会质量的理论、指标体系等概念的把握。如吴忠民、林卡等学者都先后对社会质量的概念界定、使用语境进行了国别探讨和价值辨析，提出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质量测量指标。现行关于该理论的研究以其应用性为主。如学者陈琳强调该理论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她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高质量社会的本质，其实现的途径就是通过个人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来实现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②部分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倡构建制度层面的宏观社会政策。如高红等力图寻求包容性社会政策发展之路，以确保社会各群体间利益的均衡分配，实现公共政策全覆盖。③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模式，如张海东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辨析了该理论的本土适应性，倡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评价标准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④

对“社会质量”的概念界定被视为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沃尔夫冈·贝克等最先将其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①，学者林卡等将其定义为公民在增进个人福祉、激发个体潜能的环境支持下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②。笔者认为，社会质量是指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导向下，在改善作为社会整体所具有的整合性、包容性等环境氛围的前提下，能够为社会个体提供社会经济保障以及实现赋权增能的程度。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视角通常被划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力建设、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社会经济保障是指个体通过自己多种形式的体力、脑力或是资源的消耗所换取的经济所得;社会凝聚是指在多种信任网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集体的认同感，它通过社会整合的形式揭示内在蕴含的共同体下的内在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社会包容是指个体通过社会参与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构成个体可以利用的资源的集合，它更多强调社会融合氛围的建构;社会赋权则是指在激发弱势群体能动性的同时，在社会层面倡导相应的赋权来为其创造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平台，进而社会公众的力量、能力在社会结构的稳定运行下得以彰显。③

（三） 引入社会质量理论：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社会工作发展的突破策略

我国脱贫攻坚的壮阔实践充分表明，广大贫困地区群众是具有摆脱贫困的能力与潜力的，后脱贫时代则更多立足于不断激发这部分人的内生动力，在保证必要的社会支持的前提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不断创造新的财富，彻底摆脱贫困威胁。解决相对性贫困所蕴含的一系列资源匮乏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共同富裕，是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必然要求。而社会质量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积极打造促进社会参与、保障社会公平、增进全民福祉的高质量社会。由此可见，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目标转型与社会质量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度契合。因此，结合当前现状，探索适应后脱贫时代目标要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质量理论的引入成为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的必然趋势。社会质量理论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兴的分析框架，它是我们探索反贫困社会工作新的助力点，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社会整体生活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新时代我国发展民生与增进社会和谐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引。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一理论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操作化的实务过程。在实际操作层面，理论的四个维度有其内在层次。其一，经济基础作为物质层次的追求，可以通过获取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或者寻求非营利社会救助机构的帮助得以改善，更是可以通过增强贫困个体就业能力、促进其积极就业而得以实现的基础性目标。其二，就社会包容而言，在我国“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统文化理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中，对于包容的文化宣传层出不穷，但社会质量层面关注的不仅是包容文化，更是在这种文化中鼓励个体建立人际网络，提升资源获得能力。其三，社会凝聚力建设一直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主流凝聚力的形成要素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而贫困乡村的自助互助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实现机制。其四，基于增能赋权发展脉络的社会赋权，需要政府宏观政策上的倡导以及提升个体的内在动力，它毫无疑问地成为运用社会质量理论解决发展问题的最深层的追求。

三、 社会质量视角下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务困境

新的阶段，新的挑战，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该如何科学、合理、富有逻辑地探究当前贫困治理的重心？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困境的四个维度。

（一） 韧性构建稀缺，无法有效应对政府支持的撤出

脱贫攻坚8年间，反贫困社会工作在政府顶层设计的引导和社会多元力量的配合下，积极链接资源，切实解决了贫困群体最重要的生存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反贫困社会工作在某些方面忽略了对贫困主体以及贫困地区或社区的韧性构建。①具体体现在反贫困社会工作前期，一些举措仅仅是将特定贫困群体与救助政策进行简单捆绑，催生出贫困群体的“等、靠、要”思想，一旦扶持力量撤出，他们很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心理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致使这些地区返贫风险大大增加。归根到底，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在服务对象能力建设上忽视了对其社会经济韧性的培养。面对外部支持逐渐减少的大环境，服务对象要以自身优势为突破点寻求发展，以理性反应应对大环境的改变。②反贫困社会工作实务的局限在于缺乏针对服务对象社会经济韧性培育的意识，致使服务对象在外部支持减少的情况下出现心理的焦虑与退行，主要表现在服务对象尚未建立起应对环境变化的合理的心理调适机制。在面临困境时，服务对象容易在主观上陷入慌乱，无法冷静思考破解对策并付诸行动。

（二） 忽视对社会凝聚力资本的利用，导致反贫困的投入成本增加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成果颇丰。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治理的成果，发挥着促进社会长治久安的功能，但却很少有反贫困实践将良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基础加以利用，实践更多呈现出抛开凝聚力元素另寻突破点建立支持系统的特征。有了良好的社会凝聚力基础，居民间的自助互助意识与行动是比较容易被激发的，居民间的信任也为支持系统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反观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者在倡导居民自助互助的同时，不仅没有有效利用这样的良好氛围搭建稳定的救助关系，而且缺乏帮助地方挖掘潜在的支持人士的实践，忽视了对骨干力量的培养，同时也较少根据地方人文特色培育自有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盲目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或无差别化地引入外地组织，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反贫困社会工作投入的成本。比如，目前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基于贫困群体的构成及所处环境而形成的“无业可扶”现象，反贫困社会工作忽视对现有地域优势的挖掘与发扬，而是“另辟蹊径”去人为地构建所谓的“优势”，收效甚微，既无法实现脱贫目标，又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①当前，以社区为本的社区经济发展实践虽初见成效，但却没有得到更大规模的落地尝试与推广，使得原本可以通过强化贫困社区中资本建设就可以被解决的部分问题被忽视。②在社会流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居民间同质性降低，独立性和异质性增加，社会凝聚维系难度加大，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三） 异质接纳意识不足，阻碍包容性氛围的构建

社会包容通常与社会排斥相对应而存在。在整体社会现代性特征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群体中个体的异质性不断凸显，个体遭受不确定排斥的风险也逐渐增加。③社会工作者在扶贫实践中讲究服务提供的个别化原则，虽然就服务本身而言能够更好地发挥服务的效果，促进目标群体的良性转变，但同时也在无形中放大了个体的异质性，使得个体对自身与他人的异质性有了鲜明的认识，在生活中易形成不自觉的差别认知，一旦偶发的排斥反应没有被适时纠正，就容易形成社会排斥。具体表现在，在共同的生活空间范围内，既有贫困群体也有非贫困群体，非贫困群体也会因对贫困群体的偏见而减少与其交往，而反贫困社会工作却往往忽视了对非贫困群体的心理建设，没有及时对这种偏见予以纠正，也缺乏促进双方交往的积极尝试。同样地，贫困群体内部也存在异质性的排斥，比如在致贫原因上，因自身不作为而致贫的群体更容易招致因其他原因致贫的群体的排斥。反贫困社会工作如果不能积极倡导不同特质个体间的相互接纳，自然很难利用良好的社会包容性氛围促进目标群体身心的良性发展。

（四） 缺乏主体能动唤醒，影响赋权增能实效

实现贫困群体赋权增能是社会工作者反贫困实践中较高层次的追求。赋权理论倡导由“外力推动模式”向“内力推动模式”的转变。而当前我国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更多呈现出基于社会工作者视角的主观判断，即认为服务对象失权进而进行外力推动，这不利于激发服务对象内在的脱贫动力。换言之，当前我国的服务提供更多偏向于救助政策的落实与现实资源的链接，在服务对象尚未意识到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自身还存在诸如能力等方面的缺陷之时，社会工作者就已经将外部资源置于服务对象面前。有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在前期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实践经验，自认为对于贫困群体的贫困表征及救助方式具有全面、清晰的了解，自作主张地减少了引导服务对象反思自身困境和促进其主体能动的实践比重，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救助干预。这种“同质低效”的做法，忽视了对服务对象主体能动性的唤醒，缺少赋权增能的行动环节，是很难有持久性的，加之“技术至上”理念的推动，将会共同催生服务对象的脆弱性与风险性，可能会造成其长久的动力失灵问题。①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忽视对贫困群体主体能动性的激活，具体表现在对贫困群体间所形成的“贫困亚文化”听之任之。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贫困群体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缺乏主流文化的熏陶，认为教育和投资都是不重要的，如果受教育机会的丧失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失权，那么赋权又从何谈起！

四、 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转型

致贫的原因是多维的，贫困人口遇到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相互缠绕，使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纵深性或呈现某种嵌套结构。②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需要聚焦，需要从社会质量的框架中把握问题。只有从贫困人口的生活经历中看待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工作者才能更加理性地选择工作方法，有效地达到工作目标。③

（一） 纳入社会经济韧性，健全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为了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我们需要聚焦于对服务对象主体能力的建构，尤其是社会经济韧性的建构。经济韧性是指贫困群体在认识到家庭基本生活水平以及外部支持水平呈现走低态势时，能够稳得住现行生活水平，扛得住经济压力，适时寻找新机会获得发展的能力。而社会韧性则是贫困群体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心理状态，保持稳定行为反应的能力。④韧性的建构密切关系着贫困群体能否彻底摆脱贫困以及我国反贫困成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經济韧性的建构以在反贫困工作中奠定的个体的良好经济基础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进行金融知识普及与拓展，培养个体的投资意识、资源意识以及优势意识，运用恰当的案例鼓励服务对象扩大自身优势，立足自身优势不断创造新的财富生产机会。同时，社会工作者应注意对服务对象抗逆力的建构，观察其应对生活挫折的方式，帮助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习他人经验，建立符合当下需求的社会韧性。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需要拓展出适用于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建设能力，发展出衡量建设成果的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包括以下服务内容：引导服务对象对生产资源的识别、利用与开发能力，发掘、培养与打磨服务对象的生产能力，提升服务对象及其家庭对风险的评估能力以及完善应对机制等。换句话说，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要以服务对象现有经济基础为基点，激发其在外部支持水平走低的态势下稳定地从事个人经济活动的能力，从而处理好家庭整体的生活和生产活动。

（二） 依托村庄本位，强化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凝聚力量

村庄本位的治理思路能够有效引导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发展，如今越来越受到社会工作界的推崇。农村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问题都在其中一一呈现，诸如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人口流动等问题。基于此，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关注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人际关系本身，我们还应看到个体所受到的环境影响，个体在社区中所受到的感情辐射、心理联结以及处事牵绊。①以村庄为本位的关系调适，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在党的治理理念的引领下利用村庄有效资源、链接稀缺资源，开展乡村治理，唤醒村民自治意识，以自主互助的形式重塑乡村凝聚力。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是衡量服务成效的关键指标。村庄本位不能仅仅作为理念而存在，还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使其深刻认识到社区的发展是以村庄本位为依托的，每个人都是一分子，都能为社区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以村庄为情感纽带培养村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认同感，建设老年人活动小组，加强老一辈人的生活、情感联系，通过对他们的口述史加以发掘来传承当地的传统文化，增强年轻一辈的文化认同感，激发其内在凝聚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村民积极构建村庄共同体，增进邻里互助，激发归属感，满足情感发展需求。

（三） 倡导异质接纳，促成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包容文化构建

我们通常从贫困产生的原因方面进行溯源式的反贫困干预，也从历史因素、自然条件、社会政策、现行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反思。整体的干预过程呈现动态的、不断纳入新思考元素的运转模式。而社会工作者在关注贫困群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将目光投向其所处的环境，力求干预效果的完整性。但我们在提供服务时讲求的个别化原则，却无形中放大了服务对象所认知的自身与他人的异质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个体所展现出的素质高低不同，这导致群体间易产生社会排斥现象。②对受教育机会普遍较少的贫困群体而言，本身处于弱势又面临着社会排斥，他们很难有勇气去迎接改变。此外，社会排斥也不单单出现在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之间，贫困群体内部同样也会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互相排斥。贫困群体内部的排斥链通常表现得较为隐蔽，可能受到致贫原因、贫困个体特征、子女教育教养、社会关系网络等多维度影响。内部排斥的存在无益于贫困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对其今后的发展不利，在无形中助长了外部对这一群体的偏差认知的形成。倡导全社会的互相包容则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也应当做好非贫困群体的疏导工作，寻求他们对贫困者的理解与帮助;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增强贫困者的自信心，理性看待其与非贫困群体间的客观差异，避免因过度解读非贫困群体的语言行为信息而带入个人主观社会排斥感，同时倡导贫困群體内部差异性接纳，加强贫困群体内部包容文化构建，增进贫困者之间信息资源共享，形成友爱互助的和谐氛围，进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服务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服务设计。

（四） 促进案主能动，增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赋权效果

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伟大胜利，“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扶贫工作的主体由政府逐渐落实到基层，唤醒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激发了群众的能动性和实践能力，形成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社会支持的“三位一体”格局。正如学者王丹所言，反贫困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贫困主体能动性力量的激发，这才是改变贫困的深层内生动力。①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引导贫困群体理性认识自身问题，对致贫原因的探索、脱贫动力的激发以及脱贫能力的提升都是改变主体性贫困的关键环节。主体性贫困是在没有收到良好效果的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下产生的，它的形成既是个体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外在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②很多时候我们将外部环境的赋权视为重点，通过某项权利普及与引导来改变服务对象的外部环境，而忽略了充权的主体其实应该是服务对象本身，我们要做的是引导服务对象对自身主体性的挖掘，使其成为一个更具主体感知、自觉探求、不断充实的个体，激发其对自我生命掌控意志的觉醒、对自我生活方式的反思，进而增强服务对象积极主动寻找资源以改变自身的能力。反贫困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激发案主的内在动力，协助个体在各个层面适应并改善社会环境。

五、 结语

社会质量视角对于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导作用。这一理论为后脱贫时代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践突破点，找到了应对返贫的积极措施。社会质量视角下，对贫困的衡量维度纳入了医疗卫生、教育、社会地位、科技创新、生态优化等多方面的动态评价标准。工作目标实现了由绩效指标衡量的脱贫向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建构的转变。基于此，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不仅聚焦贫困个体与家庭，关注个体与家庭的经济能力、抗压韧性、话语权利，还关注社会之于个体有巨大影响的包容文化构建、凝聚氛围营造、宏观福祉提升。这一视角让我们再次聚焦贫困群体本身，关注周围环境对贫困群体困境改善的助力作用，同时将扶贫的目标带向了更高层次，为实现服务对象长期稳定脱贫，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而努力。面对当前我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存在的对贫困群体社会经济韧性建构的忽视、居民互助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社会排斥影响群体心理与行为、缺乏内生意识的赋权实践等不足之处，这一理论都提供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充分发掘服务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对现有社会凝聚力成果的利用，倡导异质接纳氛围建构，不断健全反贫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源于理论本身，主要表现为四个维度的指标存在部分重合，边界界定不是特别清晰。比如，社会融合与社会凝聚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包含的指标在内容上还是有一定的重叠，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中观层面个体对所处的周围优良环境的构建。也有部分学者指出，现有的衡量体系过于宽泛，应对其进行必要的缩减和改良。①其次，源于理论的文化适应性。社会质量理论作为舶来品，贴合欧洲当时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但其在我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中应用的贴合性还有待考量。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理论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调适以符合我国国情，无论是概念解释的本土化、理论本身的本土化还是实践发展的本土化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关乎全球化背景下理论的溯源与发展。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将这一理论与其国家的背景相结合进行研究，探究理论的根源。这种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信息的收集上，还应该从深层次把握其特征，这对我国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的调整将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在绝对贫困已经被完全消除的今天，我国减贫事业将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合理进行理论的本土化改良。

（责任编辑：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