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传统德育哲学是我国古代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源于先哲以形而上的方式审视道德修养与伦理教化，并将其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宇宙观与本体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和阐释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学科视角来看，它主要包括传统德育相关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部分及道德教化的理念和途径，集中探讨了道德教育的终极依据、价值本源与应然形式，可视为我国特有的哲学分支与门类。研究中国传统德育哲学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华传统德育思想当代更新转化的难题，也为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德育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

关键词 传统德育哲学;道德修养;教化;形而上;整体观

作者简介 游柱然，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一直以来，学界很少将德育思想作为一种既存哲学来讨论。西方古代德育理念先是蕴含在伦理学、政治学讨论中，后又依附于宗教存在，地位并不突出;现代学者如弗朗克纳①、科尔伯格②有关德育哲学的论著，也只是以哲学视角阐释道德教育的理念和规律，没有将德育哲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20世纪末，我国学界以张澍军为首的团队对德育哲学这一课题开展了系统研究，他将德育哲学定义为“关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的哲学前提性问题的理论学说”，认为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构，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1]张澍军的论述代表了一种主流观点，即德育哲学是对德育一般规律进行哲学研究和全新构建的学科。此外，李进诚也将德育哲学定义为对德育规律的总的看法，但他同时认为德育哲学思想与德育一样具有久远的历史，[2]而这意味着其认可德育哲学思想的历史存在。刘丙元则从德育实践出发，基于教育聚焦人的德性形成的需要提出当代道德教育哲学的本真回归。[3]

笔者认为，尽管将德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但如果脱离中国传统德育哲学①这样一个具体形态和思想体系来论证，不仅会使德育哲学的学科构建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撑和理论来源，而且容易忽略中国哲学的特殊之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德教育是一个中心议题，哲学常常作为德育的指引，而德育也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大量有关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修身处世之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然而，纵观历史虽可见传统德育哲学的脉络体系，其具体内容却散布于我国古代各哲学流派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中，并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分析整合、概括提炼;相关研究也只是在伦理学或教育学框架下开展，没有上升到学科层面进行专门讨论。这种情况不利于彰显中华哲学的独特价值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在当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大背景下，开展有关传统德育哲学的研究，并将之作为相对独立的中华哲学分支学科进行初步探讨，尤显紧迫和意义重大。

一、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德育哲学蕴含于中华哲学思想体系之中。中国古代主流哲学强调道德和美德教育，是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中国古代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教育，因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可以视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哲学。各主要哲学流派均详述了如何通过道德教化来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这些哲学讨论可见于“四书五经”等古籍，交织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渗透在儒道两家精神修养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里，于佛学、道教等宗教教义中，在理学心学的交锋中，在经世致用和中体西用的坚守中，最终还体现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互动交流之中。可以说，有关修德教化的思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占比重丝毫不亚于对道德本质的探讨。这种大规模、持续的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讨论构成了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发轫和繁盛的历史文化基础。

从其起源看，德育哲学思想根植于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与政治治理合一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德育与政治三者密不可分。中华传统文化基于典型农业文明协调复杂人伦关系的需要，将“德”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德主刑辅的政治架构，强调道德修养与礼乐教化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德育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自秦之后，德治更是被普遍采纳而成为国家政治制度，而德教也成为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因此，与许多西方哲人倾向于纯哲学思辨、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出于治乱与治平的目的，更希望通过哲学思考直接为社会需要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就让哲学与德教融为一体，让德育相关的哲学讨论成为学界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著述中最多、最系统、最广泛的内容都是有关道德及德性修养的讨论。

客观形态上，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考与德育理念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构成德育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然而，以往研究基于西方主客、价值与知识、抽象与具体相分离的范式，倾向于将两者分开讨论，把哲学归于形而上，而德育理论归于形而下。这种二元划分虽有助于维护哲学超然的、纯思辨的地位，却不利于对传统德育思想进行深入认识和完整把握。一方面，单纯的道德哲学研究容易忽略德育维度，这让对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特质的理解变得不完整;另一方面，对于德育问题的讨论也常常停留在具体的理论和方式层面，忽略了传统德育思想具有的高度思辨性和抽象性，以及推动德育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的哲学依据。事实上，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惯以整体视角来看待事物，即任何个体都必须放到系统中去推理把握，将世界、社会、人伦、德育和政治等元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思考，进而推导出世间事物的相互关系和运作机制，并讨论与之匹配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德育思想与方法。[4]这种倾向反映在德育上就是抽象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具体的德育理论相融合。由此，德育思考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层面，价值观和德育方法论相互渗透。

正是整体思维方式让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论内涵。古代哲人要追寻形而下的社会活动，如教化的根源与依據，必然会上溯到形而上的天道问题。只有如此，德育方能具有合理性和神圣性，才能完成“建国君民”的政治任务。例如，老子的道、孔孟的仁、释家的佛性、程朱的天理、陆王的吾心/良知，均与他们的德育方法存在基本逻辑关系：老子的自然之道必然推断出无言之教的政治原则和德育方法;仁爱的目标需要“内省”和“尽心”来实现;禅宗的顿悟是基于人人皆有佛性的前提;格物致知是认识天理的恰当方法;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则是基于心本体的最佳选择。形上和形下的关系可用“本体”与“工夫”来理解，即先验价值和德育、知与行、道德法则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本体”是统帅，但需要经过个体自觉修养才能得以领会;“工夫”要体现“本体”的精神，后天的学养和社会实践需要自觉与“本体”保持一致。传统德育哲学内容就生发于上述形上与形下的讨论之中。

此外，“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心性之学为传统德育哲学提供了逻辑起点和认识论依据。中国先哲认为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天是道德的本原，而人具有天赋的德性。故传统主流哲学倾向于认为人性本善，其中善源于上天而寓于本心，而恶的产生则多是后天影响的结果。基于此，人应该效仿天或自然修身养德，自觉地扬善除恶，以尽心、知性、知天命，实现回归先天之善的道德修养目的。实际上，不同的人性设定也是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分：西方文化中性恶论是主流，而中国古代以性善论为主流，因而西方强调“法制”，中国强调“仁爱”，这导致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前者偏重法律与宗教，后者则注重道德教化。如此逻辑构架使得中华传统哲学的讨论大都专注于道德教育的价值基础和实现方式。从认识论上看，这种独特的心性论也让传统德育哲学有别于西方强调逻辑分析的知识论传统，而是强调个体经由心的直接体验、内省和领悟达到道德发展的最高境界。

最后，从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成来看，传统德育哲学也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地位。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伦理学。然而中国传统伦理学不等同于西方伦理学，它实际上涵盖了形而上、道德哲学、道德修养与教化、政治哲学和认识论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对道德修养与社会教化的广泛深入讨论是中华哲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因而将中国传统德育哲学作为分支学科，一方面符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國际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色与魅力。

二、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

简言之，中国传统德育哲学是一种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社会教化为目的，兼顾艺术修养及宗教修养的哲学思考与精神追求。从学科特征来看，它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以哲学的观点、方法论和语言来解释德育的本质、目的、价值和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思想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分支和门类。就本质而言，中国传统德育哲学属于“元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它主要包括传统德育相关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部分，集中探讨了道德修养与伦理教化的终极依据、价值本源和应然形式。它由众多关于德育的哲学思考交汇而成，从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这一总的思想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德育哲学是传统哲学中富有德育价值的维度，交织在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的论述之中;另一方面，它具有相对独立和专门的学科价值。例如，传统德育哲学脱胎于伦理学，与伦理学在内容上有许多交叠之处，可视为传统伦理学的一部分，但它与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并不同一，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重心。伦理学侧重研究道德行为准则体系并对其进行严格批判，而传统德育哲学则专注于德育问题，集中考察德育的哲学基础及德育理想的实现方式。传统德育哲学强调个体要基于世界观主动认知和自觉行动，从思想与精神上关注和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及学习所得，进而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是人们自我修养的生活哲学和社会教化的实践哲学。[5]

学科属性上，传统德育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德育学相互融合所产生的交叉学科，既是哲学在德育领域的渗透与影响，又是德育理论在哲学上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可以看作是哲学与德育学的中介环节。鉴于德育在中华文化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传统德育理论需要回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而要回答德育理想及其合法性、本质和规律等根本性问题，相关思考就不能局限于一般德育学范畴，而是需要上溯到哲学的高度去把握论证。因此，传统德育哲学实质上是哲学化的德育思想， 是德育思想的最高层次。相对于德育学主要以一般理论与具体实践经验、效果为研究对象，传统德育哲学重点探讨抽象、思辨和先验的价值范畴及德育理想。它是先哲们在世界观、本体论指导下对价值观与德育方法所进行的理性、系统的哲学思考和讨论，不但从根本上统摄着道德教育在历史上的基本价值走向，而且以自身的发展演变影响着后者的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德育哲学还可视为德育哲学的一个特殊形态和实例。德育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其独立性还需得到进一步论证。学界需要认识到它区别于其他哲学分支的特殊规定性，给定它的学科边界、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并探讨其与德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德育哲学则提供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可以验证和充实德育哲学领域的研究课题[6]，它符合德育哲学中把德育生活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基本定义，是“德育理论与哲学思维的有机契合”[7]。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德育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形成了特征鲜明、系统完整的学科构架，有着明晰的社会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以及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为德育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研究领域与方法上，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学理依据研究，如传统哲学中宇宙观、本体论、方法论与道德教化的内在关联;思想体系研究，包括概念方法的脉络梳理，尤其是哲学化的德育原则与方法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哲学思想影响研究，包括德育哲学概念和原则对中国社会之价值观念、教化方式、社会习俗等的影响;于人类发展的价值，如在相处方式、价值理念、道德教育等方面对全人类的贡献和意义等。因此，除哲学分析讨论外，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跨文化比较将是传统德育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和着力点。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等有关“人”的学科，中国传统德育哲学有其应用性维度。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个人的自我道德教育与社会的道德教化，具有价值引导、内在超越、多元发展等社会功能。首先，作为道德教育的理想与价值诉求，传统德育哲学注重道德成长的“应然”，对德育实践有着很强的价值导向作用——体现为以仁爱、忠孝为核心的人伦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礼尚往来的人际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等等。它们协调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构思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主导和规范着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这种价值导向功能是通过广泛的与价值观相匹配的社会德育活动来实现的，具体包括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维护正常的人伦关系，做道德表率影响民众，提倡礼乐教化来改善社会风俗，等。

其次，传统德育哲学具有促进人的道德与精神内在超越的功能。与西方文化强调外在拯救不同，中国传统儒释道哲学均主张内在超越：天道既是超越的、终极的宇宙本体，也是人内在的性理依据，因而它为追求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与精神自由提供了本体依据。[8]德育哲学集中展现了这个功能。它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为人的心性蕴含了天命/天道的种子，因而个体要基于天赋德性强化道德修养，超越自身局限，最终达到冯友兰所言之道德完善与精神自由的“天地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育哲学不仅有关道德学习，也是精神修养的哲学[9]，其终极目标就是实现道德精神的自我超越与升华。例如，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的德育目标提升到有关天道、天理的高度;道家以不可言说之道来指导精神修养，以摆脱世俗道德原则的束缚，获得精神自由;禅宗主张通过顿悟超越繁文缛节的羁绊，直指普度众生的慈悲之心。然而，基于内在心性修养的思想超越常常以入世而非出世为目标，并不脱离道德规范与现实生活：孔子的精神自由以“不逾矩”为前提，而禅宗的洒脱亦需遵循佛家戒律。最终，超越性的哲学思考服务于修德教化之目的，进而激发学习者的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强化以天下为己任、修齐治平的政治追求，这让传统德育哲学内容既有理想主义的张力，也有服务社会的现实性功能。

最后，传统德育哲学还以其多元发展功能著称。传统德育哲学内涵丰富，包含了儒、道、法、墨、释等诸家关于德育的哲学思考，且各家之间观点不同而相互争鸣。即使是儒家内部也包含了不同的声音：孔、孟、荀三子在德育方面均提出了诸多不同的命题，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就德育的本体论与方法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多元化让德育哲学具有发展性和创新性。诸子百家关于德育的争辩丰富了德育哲学的内涵;儒释道在道德教化观念上的冲突、相互学习和融合亦让德育哲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同时期的德育哲学相对上代均有所发展，而这些思想超越既是对之前主流德育哲学问题的反思，又是为应对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挑战而作出的哲学回应。传统德育哲学多样发展和不斷演变的功能，不仅让自身避免了过于教条化，而且有助于中华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遴选标准与逻辑进路

尽管中国传统德育哲学与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的许多内容交错重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并非两者简单相加，而是有自己的遴选标准。它甄选出引领传统德育思想发展的形而上的概念框架，涵括了富含道德教育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伦理学思想，挑选出哲学和宗教中适合或迎合社会政治经济需求的道德教育内容，讨论了在历史上被广泛认可而引发大规模德育活动并产生长期社会影响的教育哲学成果。这四个标准让传统德育哲学专注于与德育相关的哲学论述，总体上确立了一个学科边界。

在基本构成上，传统德育哲学可视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维度。它以家国文化为基础，以儒家道德修养与教化哲学为主干，以道、释、法、墨等诸家道德教育相关之理论框架、概念和方法论为补充，不仅涵括教育哲学、伦理学中的德育内容，还包括了与德育理念与方法相匹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10]它的基本逻辑进路可视为从哲学范畴的终极真理、实体及天人关系推演出德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价值观和方法论等，进而引申出相关的二级德育理念与方式途径，并基于各自学派的基本理念探讨德育哲学的丰富内涵。

具体而言，宇宙观和本体论的概念，如“道”“太极”“气”“仁”“天理”“心本体”“天人合一”，为理想人伦关系的培育提供了终极依据和价值根源;方法论，如“中庸”“道法自然”“教化”“境界”，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视野和总的方法指导;人性界定、义利说、体用论、道器论及其发展，为德育哲学的思想与方法提供了逻辑依据。此外，传统德育哲学还涵括了丰富的道德原则，如仁爱、忠孝、礼义、廉耻、无为、兼爱等，以及哲理化的德育方法，如养心养气、心传、内省、推己及人、克己复礼、格物致知、致良知、无言之教和顿悟等。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德育哲学虽涉及许多哲学、宗教流派，包含不同思想体系，但它并不是通过汇集不同哲学中道德教育相关内容形成的马赛克图案，而是一个各种理念方法不断冲突、融合的有机发展体系。

四、走向现代与世界的中国德育哲学思想

传统德育哲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是世界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而传承至今的国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仁者爱人”“孝悌忠义”、倡“和谐大同”“家国一体”有莫大关系，而传统德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德育哲学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礼乐教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概念与方法，对个人道德修养及社会教化起到关键性作用，有利于中国古代价值体系、政治架构的形成完善和社会秩序的巩固，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文化融合力与民族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危难关口屡屡表现出价值观定力、文化自信心和不断学习与更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其现代意义而言，传统德育哲学包含了中华核心价值观与方法论，可加深人们对传统德育理想和精神境界的理解。它立足于整体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探讨德育的思想内容及应然形式，并以此追问与反思德育问题，这使之不局限于技术性的解决方案，而是从哲学高度来指导德育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创新。其中“大道”“天理”“良知”等概念有助于增强人们提升道德修养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将道德认知、实践与情感融合为一有助于克服说教式或单纯认知式德育的弊端;提倡中庸的方法论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助于减少极端主义倾向;而教化的思想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德育方式来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影响。这在当前大德育背景下尤具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相关研究有助于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更新与转化。传统哲学强调伦理，因而其教育思想与方法也往往基于传统的人伦关系。但扎根于传统伦理纲常的教育理念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加上现代中国基于宗法制的大家族已解体，家庭逐渐核心化，传统的思想方法因日益与现代社会生活脱节而难以被接受，这也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一个难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将传统德育哲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虽脱胎于传统思想，强调人伦关系，但同时也具有超越性：它提炼了传统哲学中“天下为公”“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道德理想，是具有恒久意义的人类智慧。这种胸怀天下的德育理想比传统纲常思想层次更高，且越往后走，越显出其独立性和普遍价值。可见，提出传统德育哲学的概念是我们拓展出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哲学基础，对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德育思想有重要意义。上述历史高度也是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互鉴的前提。

最后，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经过现代更新与发展应该走向全世界。中国传统德育哲学是人类德育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具有丰富的价值观和价值观教育内涵，应该主动参与全球文化对话。面对当今世界人际关系冷漠、自私与贪婪泛滥、文化及地区冲突加剧、极端思想蔓延、单边主义兴起、环境与人道灾难多发等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传统德育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生活化德育方法、和平主义指导思想、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想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德育哲学，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教育方式，消弭“中国威胁论”，增强我国的文化影响力，进而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7]张澍军.试论德育哲学建构的几个问题[J].教育研究，2001（7）：48-51.

[2]李进诚.谈德育哲学能不能成为一门新的学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71-75.

[3]刘丙元.从规范到德性：当代道德教育哲学的本真回归[J].理论导刊，2010（1）：34-36.

[4]刘文英.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逻辑特征[J].哲学研究，1988（7）：61-68.

[5]彭华.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8.

[6][10]You Z，Rud A G，Hu Y.The Philosophy of Chinese Moral Education：A Histor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8：4-5，3-5.

[8]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1.

[9]刘文英.中国传统精神哲学论纲[J].中国哲学史，2002（1）：77-84.

责任编辑︱何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