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洋 王鹤（陕西师范大学）

据文献记载，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经存在中原与西域的贸易交流。同样，也存在着文化的交流。四夷之乐是周王朝四周各部族的音乐，他们对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笔者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等不同朝代探究周代四夷之乐，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影响。

夷，最初指中原以东的民族称为“东夷”，“春秋以后中原以外的各族……‘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被统称为四夷。”而四夷乐，亦称“四裔乐”，简称“裔乐”，是古代宫廷乐舞中的边疆少数民族乐舞，始于周代。虽然四夷之乐是少数民族的音乐，但是传入中原后，依旧十分流行。

四夷之乐的使用，早在夏朝时就已经有了迹象。在《后汉书》中记录了夷人向夏朝王族进献乐舞：“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献其乐舞”。《竹书纪年》载：“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这两则文献记载，都说明了在夏朝就已经有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交流的情况。至周代，四夷之乐传入上层社会，对中原地区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于西汉开辟，最初的目的是联络与匈奴有旧的大月氏夹攻匈奴，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但是，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之路形成前的音乐文化交流，主要分为对外和对内两种。对外是说天子进行对外访问，最为典型的就是《穆天子传》中，对周穆王率领大型乐队去西方各地旅行演出一事进行了介绍，并且还介绍了周穆王西行的路线。而对内就是王朝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见以及进献乐舞，较为典型的就是四夷之乐。

如前文所述，夏朝就已经有了使用四夷之乐的迹象，而四夷之乐更是在西周被传承下来，并传入上层社会。西周设立乐官专门掌管“四夷之乐”，大司乐机构设“韎师”“旄人”“鞮鞻氏”等四夷乐官以掌管四夷之乐。这几种四夷乐官掌管着不同的少数民族音乐，《周礼·春官·鞮鞻氏》：“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郑玄注：“四夷之乐，东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离，北方曰禁。”《周礼·春官·韎师》：“韎师掌教韎乐……则帅其属而舞之。”《周礼·春官·旄人》：“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由此可见，西周对于四夷之乐的使用是十分常见的，而“秦承周制”“汉承秦制”，作为西周礼乐制度中内容之一的“四夷之乐”一脉相传，作为丝绸之路开辟前的音乐文化积淀，为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打下基础。

春秋时期的音乐文化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孔子（的思想）……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当时各国的民族文化政策。”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在齐国观看的一场西北民族乐舞：“孔子摄相事……会齐侯夹谷……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即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其中，所谓“夷狄之乐”就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乐舞。在鲁国，同样有四夷之乐的存在。《礼记·明堂位》有载曰：“鲁国周公之乐有昧、任。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鲁国是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尚且受“四夷乐舞”影响巨大，其他华夏诸国就不言而喻了。除此之外，在春秋时期，曾有西域国家向燕国进献舞女，而舞女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域特有的乐舞。《拾遗记》载：“（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曰旋娟，一曰提摸。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论。或行无迹影，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销华惺，饮以眠之膏，怡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缨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莺翔，而歌声轻扬。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日<集羽>，言其婉若羽毛之从风;未日<旋怀>，言其肢体缠蔓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荃芜之香……以屑喷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虽然在记载中没有大篇幅的描写关于乐舞之中的音乐，但是“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莺翔，而歌声轻扬。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木未足嘉也”从这两句不难看出，当时已经有女伶人学会了西域的乐曲。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秦国的音乐文化。《诗经》中的“风”记载了“四夷之乐”，秦国的统治范围接近戎狄，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 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其音乐文化必然受到戎狄的影响，而戎狄的生活范围在丝绸之路沿线上：在连接河西走廊的东部区域，即今天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北部区域。秦国统治范围与戎狄接壤，其音乐文化必然受到戎狄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曾有记载：“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杜预对此的解释为：“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也就是说，秦国音乐中存在着“戎狄之音”。在乐器的使用方面，秦国音乐也借鉴了戎狄的乐器，如《旧唐书》记载的缶：“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也就是说，秦人将西戎的乐器缶引入自己的音乐中，并将它广泛地应用到各种演奏场合。音乐舞蹈上，秦受到少数民族戎狄的影响，具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复合色彩，他们发达的音乐舞蹈文化是中原乐舞与四夷乐舞不断融合的结果。除此之外，田边尚雄认为筝这种乐器是于战国末期，从西域通过与西域接壤的秦传入中原的，认为筝属于西域乐器，而筝最初也是流传于中国西边的秦地，《风俗通义》中有：“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而凉州属于西域。这也间接地证明了秦国的音乐文化与西域存在一定的联系。

楚国的文化也含有西域因素。从楚国的历史发始于陕西一带来看，是由楚族人与其他异邦人民长期交融在一起共同创造的。“楚族曾作为商周的附属小国，与商周有过密切的交往，随商、周王朝多次出征西域，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域文化的熏陶，它的文化带有西域色彩或者说带有更加遥远的西方文化色彩。……有了经济往来必然会有文化往来，在商王朝，西域的乐舞也不断涌入黄河、长江流域。”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交流更加密切。所谓“秦承周制”“汉承秦制”，汉代也吸收、保留了少数民族的“四夷之乐”。

汉代音乐成就最高的就是汉乐府所搜集、整理或创作的俗乐，即民间音乐，传唱程度非常高。《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了大量乐府民歌，其产地遍布黄河南北，北至燕代，南至荆楚，创作的数量非常大。汉代乐府民歌多经典之作，如《孔雀东南飞》即为一首出色长篇叙事歌曲，又如《陌上桑》 《广陵散》 《胡笳十八拍》等，皆为名曲，广为流传，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胡笳十八拍》为蔡文姬借用胡地的胡笳音调创作的琴歌作品，也体现出四夷之乐对乐器的影响。

汉代鼓吹乐据刘瓛《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茄以和箫声、非八音也。”这是说鼓吹乐不知道从何时就有了，汉朝时班壹就用笳和箫吹奏，与中原演奏方式不同。鼓吹乐主要伴奏乐器为鼓、角、箫、笳等，而角原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吹奏乐器，笳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伴奏乐器。除此之外，“汉代成为中原与西域各国乐舞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峰，形成了汉代独特的乐舞艺术特色，即百戏、俗乐中的外域元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王朝的更迭对文化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北魏时期，拓跋氏掌握政权，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融合交流，形成胡汉并举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最直观的体现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如图1）。

图1 云冈石窟第十二窟第二组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 年)苻坚之大将吕光灭龟兹，将龟兹乐带到凉州。吕光亡后，龟兹乐分散。后魏平定中原，重新获得龟兹乐。南北朝北周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

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是继隋而建立的强大的唐朝，此时“夷”不仅指我国古代东方部族，而是古代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泛指华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受西域影响至深。隋朝制七部乐，唐朝增为九部乐，并最终形成十部乐，在这之中，除燕乐之外，其余全部是西域各民族乐舞。但是，在这些西域乐舞中，也存在着汉风乐器，如在龟兹乐中，有笙这样的中原吹奏乐器；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中，也存在着汉风乐器（如图2）。

图2 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八世纪68窟不鼓自鸣乐器图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为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音乐文化交流方面，日本、朝鲜等国频繁派遣留学生、留学僧访唐，并将唐朝的音乐文化带回本国，至今日本、朝鲜的雅乐中还能看到唐代音乐的缩影，日本正仓院还保留着许多唐乐器（如图3）；越南、缅甸等国一直与唐帝国保持着联系，学习唐朝的音乐文化；欧洲一些国家也一直与唐朝保持着文化交流。虽然唐朝以不再使用“四夷之乐”这样的名词，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强大的唐朝来说，所谓“四夷之乐”，已不再是指少数民族的乐舞，依然包括了外来音乐文化，更多地将其称之为“胡乐”。

图3 日本正仓院所藏五弦琵琶

所谓“四夷之乐”，即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的音乐。笔者认为，在历史发展中，四夷之乐不再仅指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更多地包含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

四夷之乐的使用，早在夏朝时就已经有了迹象，而四夷之乐更是在西周被传承下来，并传入上层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秦地、楚地的音乐文化，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西域各国的音乐文化也对鲁国、燕国的音乐文化产生影响；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交流更加密切。所谓“秦承周制”“汉承秦制”，汉代也吸收、保留了少数民族的“四夷之乐”，笳、角等少数民族乐器的使用，无不彰显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王朝的更迭对文化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更是胡汉并举的典型代表；丝绸之路交往的繁荣鼎盛时期，是继隋而建立的强大的唐朝，此时的“四夷之乐”，已不再是指少数民族的乐舞，更多地将其称之为“胡乐”。纵观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发展，周代“四夷之乐”的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在丝绸之路开辟与繁荣鼎盛的汉唐时期，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宫廷音乐的发展。而我们所探讨的四夷之乐，早已超出周代所制定的四夷之乐的范畴，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音乐文化包含其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周代四夷之乐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周代“四夷之乐”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周代“四夷之乐”，了解到先秦的音乐文化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即先秦的音乐文化为丝绸之路开辟后的音乐文化打下了基础，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前人音乐文化的遗存中，融合自身特点，最终发展而来。笔者认为，透过周代“四夷之乐”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窥探到先秦音乐文化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影响。始于周代的四夷之乐，对后续王朝的音乐文化都有影响，那么，其他音乐文化对后续的王朝必然存在影响，如宫廷音乐或乐舞等。因此，如前文所述，先秦音乐文化为丝绸之路开辟后的音乐文化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在后续王朝所有的音乐文化的影子中可以看到，并且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