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雨钱（北京爱情时间商贸有限公司）

元代有没有“五色花瓷器”。“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与馆藏元代五彩瓷器的工艺与纹饰比对。元代“五色花瓷器”的存在是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重要学术课题。

“梦笔惊看五色花”诗句，是金末元初大文豪元好问写给朋友新生婴儿的祝福诗。无独有偶，元末明初文物鉴定大家曹昭在《格古要论》下卷里，也讲述了两个元代制瓷业名叫“五色花”的新生婴儿事情。曹昭说其中一个“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曹昭说另外一个在”古饶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虽然曹昭有些嫌弃的认为“铜胎掐丝珐琅彩五色花”是妇人所用而非文人士大夫所用，又说“青花五色花且俗甚矣”，但恰恰是这两朵诞生于元代的“五色花”，开创了惊艳后世的“瓷质珐花”“瓷胎画珐琅彩”和“瓷胎青花五彩”的彩瓷工艺。从此，元明清制瓷工匠们才能用五彩斑斓的笔触，为世界描绘制作出数以亿计的五色花彩瓷。然而，开创后世五彩瓷器先河的“元代五色花瓷器”，除了曹昭笔下所著的《格古要论》文献里有所涉猎外，迄今为止后世尚不曾见到过相关实物流传，后世的陶瓷文献中，也几乎看不到对元代“五色花”瓷器的详细介绍，这也造成了“元代五色花”彩瓷与五代“柴窑”瓷器一样成为世所罕见的谜一样瓷珍。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父亲多年前在国外买了一只没款识的“五色花瓷盘”，父亲说他当时看到盘子上那栩栩如生五色花时就怦然心动了，加之老外又说这盘子是他先祖19 世纪末从中国买回的，父亲便咬牙买下了这只“五色花”瓷盘（详见图1）。

图1 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正面）

从此以后，我有时间便经常摩挲欣赏这只盘子，为了避免自己与历史真相擦肩而过，我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方法，针对这只“五色花”盘子的工艺、纹饰、颜色、胎釉、绘画技法及烧制时间等方面进行了甄别类比，并结合世界各大博物馆藏的元明清五彩瓷器进行了学习研究，我逐渐认识到这只没有款识的“五色花”盘子，大概率应是明初曹昭笔下俗甚矣的“五色花瓷器”，是一只十分罕见的“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以下简称“五色花折沿盘”）。我是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论证后，得出这个结论的。

第一，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的烧制工艺，采用的是元代开始滥觞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五彩瓷制作工艺。首先，从烧制工艺上看，这只“五色花盘子”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景德镇窑卵白釉堆花五彩戗金花卉纹碗”制作工艺相同。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上博的“五彩戗金五彩碗”，使用的是没上颜色便入窑烧造的枢府青釉素胎，然后，在烧成的素胎上，采用堆花沥粉技艺，在轮廓内添加红、紫、黄、蓝、绿色彩，再加嵌金片后，又入窑低温烧制而成。而笔者这只“五色花折沿盘”加彩工艺，是先用青花在干胎上画出其最终成型时应占之位形状，然后罩上青白釉入炉，用高温烧成釉下青花纹饰的半成品瓷胎，冷却后再在透明青白釉瓷胎上，按预先设定的五色花纹饰图案，用釉上红黄绿紫釉彩配合釉下青花图案绘制完成，然后，再放入炉中用低温二次烧成青花五色花瓷器。其次，这种把青花当作一种蓝彩来应用的技法，使得釉下青花和釉上多彩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使之比单纯的釉上红彩或釉上三彩要更加绚烂瑰丽，更加充满生活情趣和生活气息。再次，这只“五色花折沿盘”上有着金元时期定窑刷丝、垂釉特征，它的底足也采用了宋代汝窑、官窑等名贵瓷器常用的支钉裹足满釉烧制工艺，且盘子的圈足较浅，圈足内壁上端圆折与底面相连（详见图2）。

图2 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背面）

笔者认为：第一，这只“五色花折沿盘”之所以要像汝窑、官窑等名贵瓷器那般采用成本高的支钉烧造工艺，除了像曹昭说的它出身御窑本身就很名贵外，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保证“五色花”瓷器烧成质量。那时的元代工匠们，为了防止名贵瓷器釉汁在两次入窑烧造过程中，使坯体互相粘连损坏瓷器，又或要防止器物在温度较低的窑底造成生烧现象，便只能采用成本较高的支钉烧造工艺来烧制这只“五色花折沿盘”。

第二，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绘画技法，具有明显金元时期瓷器彩绘工艺的时代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这件“五色花折沿盘”绘画工艺，是在继承宋金时期釉上加彩绘画技法基础上，创造性使用了釉下青花与釉上“红黄绿紫”彩相互辉映的彩瓷绘画新工艺。其次，它与日本松冈美术馆藏“元代五彩狮子唐草纹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五彩番莲纹碗”，以及泰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五彩番莲纹船型水注”一样，都是先用红彩在瓷胎透明釉上用双线勾出花卉纹饰轮廓形状，然后运用点彩、覆彩、染彩、填彩乃至斗彩的方式绘画完成预设的花卉纹饰，并再次入炉用低温二次烧制而成的工艺。由于采用低温釉二次烧造工艺，盘子所用的黄红绿紫等色彩，也是后涂抹上去的，所以，用手抚摸微微有凹凸的感觉。这项工艺也被半个多世纪后明宣德五彩瓷所直接继承，这也是造成明代《遵生八笺》中所说“宣德五彩，深厚堆垛”现象的重要原因。再次，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元代五彩瓷器和元代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绘画笔法中可发现，元代瓷器的绘画技法，一般都以“局部细线描绘，整体一笔点划涂抹，整片大笔触填色”为主。而明代永宣时期的花卉纹饰，一般在填色中多采用小笔触的方式，从而形成了深浅相间的笔痕。正是由于明永宣以后的瓷器纹饰，基本上不采用一笔涂抹的绘画方法了，所以，这只采用了元代“局部细线描绘、整体一笔点画涂抹、整片大笔触填色”绘画技法的五色花折沿盘，应是元代时期“五色花”瓷器无疑。

第三，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纹饰的彩绘颜色，是在继承宋金时期“红黄绿”三彩瓷器基础上，主动效仿大自然中存在的“红黄绿蓝紫”五种颜色创烧出的“五色花瓷器”。我们从世界艺术的发展演进史中知道，人类艺术的产生皆发端于对生机盎然大自然界的临摹与仿制，元代“五色花”瓷器的诞生和发展也是如此。首先，元代的“五色花”瓷就是仿造自然界五种不同花色烧制的瓷器，并非后世泛指的用五彩颜料在瓷器上描绘出山川植被及人物及动物纹饰的“五彩瓷”。我们从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纹饰中可清晰看到，元代工匠通过使用“黄色画菊花，红色画梅花，绛紫色画牡丹花和莲花瓣，蓝色（青花）画牡丹叶，绿色画梅花叶和菊花叶”的技法，收到了让大自然五彩斑斓春天，在瓷盘上盛开绽放的迷人效果。因此，曹昭所说的“五色花”，其实就是指用釉下青花和釉上红、黄、绿、紫五种颜色，在瓷器上描绘出的与自然界花卉颜色一样的“五种颜色花草”。其次，在“五色花瓷”出现之前，元代五彩瓷器基本上以红黄绿三色为主，个别瓷器有绛彩或黑彩。元代真正出现的“五彩瓷”始于元代中后期以青花代替篮彩的“五色花瓷器”。而元代制瓷工匠之所以采用青花代替篮彩的新制瓷工艺，也是受了宋元时期青绿画多层次绘画染色后再添加“上青色”篮彩技法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时宋元画家的一幅青绿山水画至少是用五幅画叠加起来的，画出来的东西才会有层次感。第一层用水墨画山水来打底；第二层添加了赭石，是为衬托青绿而加的红色对比起来更加鲜亮；第三层为画绿，要画好多遍，是用绿松石或者孔雀石来作画；第四层要罩染漂白，就是在现有颜色上进行调色；第五层，叫上青，那时又叫天之色，就是在画中画出蓝色的效果。于是，元代制瓷工匠便借鉴了宋元青绿画多层次绘画染色后再添加“上青色”篮彩技法，在传统三彩瓷工艺上创新添加了釉下青花色彩，从而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视觉效果，也让元代五彩瓷器更加色彩艳丽、清新明快、生动传神起来。正是由于元代制瓷工匠创造了釉下篮彩工艺，才让反映大自然五彩缤纷色彩的“五色花”瓷器得以问世，并进而推动中国彩瓷制造业跨越出历史性一大步，为我国后世彩瓷工业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再次，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纹饰，采用的是自然界矿物质原料绘制而成。可以看到，这只“五色花折沿盘”上的红绿彩颜色，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元代五彩狮子戏球纹玉壶春瓶”，以及日本松冈美术馆藏“元代五彩人物纹罐”上的红绿彩颜色如出一辙。当然，受那时元代彩绘技术和原料制作工艺的时代局限，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纹饰色彩饱和度，距离悦目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存在着“红彩泛黑、绿彩显老、黄彩鲜亮、绛紫微褐、青花飘白、着色深厚堆垛”的时代缺陷。然而，恰恰是这些古拙稚嫩的色彩缺陷，为其打上了深厚的元代彩瓷独有的时代烙印。遗憾的是，对于长期受“宋人喜素，元人尚白”影响的元末明初士大夫而言，能够反映自然界大红、大绿、大黄、大紫、大蓝颜色的“五色花”彩瓷，在他们眼里都是“俗甚矣”的颜色，这是古今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同造成的认知差异。

第四，这只“五色花折沿盘”胎体轻薄，胎质白灰，施釉较厚，内外施满釉，几乎看不到明显气泡。从外观上看，这只盘子施彩古雅，五彩花卉争奇斗艳，青白釉与五色彩相得益彰，釉色白中泛青但却青白滢澈，釉质透明度高，有玻璃质感，应是属于元代影青釉范畴的青白釉。另外，这只盘子的瓷胎烧结质量明显不如明代，盘子底部缩釉点密集，盘边破损处显示胎质略粗且有孔隙，呈现典型的金元时期瓷器烧制特点。

第五，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纹饰的画风古拙质朴，其中的莲瓣、梅花、菊花、牡丹及山石纹饰等，都带着典型元代时期纹饰绘画的特点。比如，这只“五色花折沿盘”上所绘画的牡丹、菊花、梅花以及牡丹叶等纹饰，都体现出了元代纹饰大花大叶的绘画特点。另外，这只盘子上的莲瓣纹和梅花纹周边留白的画法，以及盘子上山石纹和牡丹叶纹的绘画形状，都是典型的元代各大窑口常见的纹饰绘画手法。

第六，这只“五色花折沿盘”的生产时间应该是元代中晚期。蒋祈在其金末元初所著《陶记》中记载，在景德镇窑口，官家对瓷器纹饰的绘制方法以及釉色的多寡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陶记》里说：“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又说“釉有三色，冒之者罚”。由此可见，金末元初瓷器上只有“红黄绿”三色，还没有“五色花”彩瓷的出现。而最早有据可查的元代五色花史料，应从元末明初收藏鉴赏家曹昭《格古要论》记载的“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开始，由此可知，滥觞于元代的“五色花”瓷器，其诞生时间应是元代中晚期。

当然，由于那时的元人受“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大环境影响，导致元代釉上五彩瓷器生产数量不多，而能够穿越八百年留存于世的“五色花”瓷器就更加稀少，这也是后人对元代“五色花瓷器”缺乏了解的原因所在。也正因为此，这只“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的问世，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元代大花大叶“青花五色花”瓷器的全貌，第一次看到了釉下青花与其他釉上低温彩成功融合烧制的新制瓷工艺诞生，第一次看到了先用红彩勾勒纹饰边框填色后与青花争奇斗艳的“斗彩技法”。正是这诸多彩瓷制作工艺中的第一次尝试，使得这只元代青白釉五色花山石纹折沿盘，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时代意义，它的问世，不但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五色花瓷器”实物空白的缺陷，还把中国陶瓷史成熟的五彩瓷烧制时间提前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