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名扬

冲刺全国经济“第五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再次提速。

3月15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全文正式发布。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1.3亿人，仅次于长三角；GDP达11.1万亿元，约占全国9.3%。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它一度是“第四极”呼声很高的角逐者。然而随着成渝“晋级”，唯有中部地区尚无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视线由此聚焦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身上。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湘鄂赣三省委员就曾共同呼吁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关于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进行督办。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和湖北两省代表团，再次以代表团名义提出《关于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建议》，希望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定位，建设“中三角”双循环发展示范区。

随着《实施方案》的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距离“晋级”仅一步之遥。

此前，《实施方案》获批已有过“预告”。

2月2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虽未同步公布全文，但批复中已明确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十四五”时期的新定位：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

纵向对比，其战略位置已悄然改变。

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公布。其中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期待，是“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支撑”和“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从聚焦“长江经济带”扩展为“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撑；从“新的增长极”到“重要增長极”；从仅限于国内视野，到被赋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的更大期待？？

3个“重要”，无不凸显着长江中游城市群新的机遇。

横向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定位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强调了要“具有国际影响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最新定位，与其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秦尊文看来，要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有底气的。

“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部地区的增长极，已是客观存在的，甚至这些指标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都要高很多。”

但要成为全国范围内又一“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仍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产业结构是关键一环。

“与长三角、粤港澳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差距很大。”秦尊文指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经济总量低于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不及长三角和粤港澳，“后两者市场活跃度更高、产业竞争力更强，鄂湘赣三省承接的产业许多都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另一个“短板”则是对外开放程度。

秦尊文分析指出，与东部三个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对外开放的区位条件相对差一些、基础也差一些。不仅如此，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而言，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体量更大、人均GDP更高，“但开放程度也不及成渝地区”。

他表示，不论是成都还是重庆，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近年来对外开放的程度都有大幅提升。“同样身居内陆，过去成渝地区对外开放的条件好像比长江中游还差。但近几年，成渝地区向南、向西开放，大力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成功变劣势为优势。”

以中欧班列为例，秦尊文指出，“可以看到，以往中欧班列武汉和成渝的水平接近；现在成渝的步伐越来越快，成渝的中欧班列已比武汉、长沙要强了，且强得比较多。”

在此情况下，加大对外开放，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已刻不容缓。

城市“抱团”成为“增长极”，必然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一体化”。

实际上，“一体化”也一直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首要命题。2015年印发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挑战”，第一个就是“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还有待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7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一体化的问题上，也有过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秦尊文举例指出，城市群内部，如共同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统筹公积金、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共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等方面，已有合作成果。

同时，省际交界地带的合作示范区建设也在逐步推进。去年10月，国家正式印发《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共涉及湖南长沙、株洲、岳阳、郴州和江西萍乡、九江、宜春、吉安、赣州9座城市24个县（市、区）的协同发展问题。

虽然如此，“但同样是跨省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与长三角的差距还非常大。”秦尊文如是说。

一个细节是，如今较2015年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已有7年。7年过去，最新的《实施方案》提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一个“突出问题”，仍与“一体化”有关：“省际协商协作机制不健全，一体化发展水平偏低；中心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不足，次级城市发展相对缓慢。”

症结究竟在哪儿？“龙头城市”带动作用不足或是一大原因。

在秦尊文看来，长三角地区上海一马当先，对于周边地区带动非常明显；相较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中虽然武汉略强，但对长沙等城市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其对省内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较十年前已有明显提升，但省际带动效应仍不明显。

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以“都市圈”共同撑起整个“增长极”，是潜在的破题点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要“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

最新的《实施方案》中给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对于“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其中也强调，“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武汉、长株潭等都市圈同城化实现实质性突破，南昌都市圈培育取得积极进展。”

用秦尊文的话讲，“以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还总想争个‘老大’，竞争关系明显。现在几个省会城市间，已更多是协同与合作。”在此背景下，“武汉、长株潭、南昌三個都市圈均提升一体化程度，立稳城市群的三个基点，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问题将更易解决。”

也是在2月24日，《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同步获批，这是2022年全国首个获批的都市圈发展规划。

这不仅使长株潭一举成为南京、福州、成都之后，全国第4个获批的都市圈，也使中部地区拿到首张都市圈发展“入场券”。

在秦尊文看来，起步较早的长株潭“天生”就是“三核”结构，较其他“单核”都市圈优势明显。

自1997年实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至今已经历几十年的探索。“其内部一体化已有较成熟模式，虽不像武汉都市圈对周围经济带动作用明显，但长株潭内部的硬联通，如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更高。”秦尊文指出。

去年6月，湖南已印发《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提出中心区、都市圈、城市群三个发展层级，要求强化长株潭中心区带动能力。到2025年，该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5万亿元以上。

另一个加快脚步的是武汉。早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加快武汉都市圈建设。此后武汉接连召开了都市圈首次联席会第一次会议、签署了圈内城市合作发展框架协议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代表团更提出《关于加快建设武汉都市圈的建议》。

代表团认为，武汉都市圈综合经济实力位居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第一位，已建设成为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优势突出的新时代“九省通衢”，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等，具备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良好基础。

代表团还建议，应对武汉都市圈给予特殊关爱和支持，尽快批复武汉都市圈发展规划，加大政策、项目、资源支持力度。

相较于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的“旗鼓相当”，向来缺乏存在感的南昌，面临经济实力与发展水平明显断层的尴尬。这从《实施方案》的措辞就可见一斑：对于武汉和长株潭，《实施方案》提到的是“实现实质性突破”，对于南昌都市圈则是“培育取得积极进展”。

“千方百计加快提升南昌发展首位度”、实施大南昌都市圈“强核行动”、到2025年大南昌都市圈GDP占全省比重达到53%以上？？去年，随着中部崛起进入发展新阶段，江西、南昌省市层面全力提速做强中心之意更加迫切。

虽然三大都市圈当下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但新机遇之下，未来如何各展所长立稳“三足”更值得思考。

秦尊文认为，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独一无二，坐拥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以及即将通航的亚洲第一座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今后应加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服务力度，放大交通物流优势，把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聚焦在产业方面，三大都市圈各有所长。

秦尊文认为，武汉都市圈应继续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发展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汽车产业等优势产业，放大经济能量。

长株潭都市圈装备制造优势明显，株洲的轨道交通产业也领先全国，应继续发挥其“独门绝技”，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于南昌都市圈而言，起步较早的航空、建材、陶瓷、纺织产业，具有独特优势的有色金属产业，在生物医药产业中极具特色的中成药产业等，都是关键的发力点。

正如《实施方案》所说，“以科学分工、协同发展为导向，构建‘三核三圈三带多节点’的空间格局，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必由之路。

（感谢“城市进化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