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

2022-04-09颜研生

南腔北调 2022年3期

颜研生

摘要：讲好中国警察故事、塑造好中国警察形象是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从叙事模式来看，当代公安题材电影主要存在探寻叙事、悬念叙事、成长叙事、正义叙事等模式。探寻叙事主要围绕证据、真相等展开叙事；悬念叙事主要包括险境悬念、冲突悬念和性格悬念；成长叙事呈现了警察个体的成长过程，表征了法治的进步与完善；正义叙事以实现正义为目的，通过讲述正义故事来探讨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关键词：中国当代公安题材電影叙事模式法治意义

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是指立足于当代法治语境，以呈现当代人民警察工作和生活为叙事内容，以讴歌人民警察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为叙事主旨的电影。中国的公安题材电影以人民警察为中心，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形象，并“肩负着法治文化宣传的重任”[1]，“显示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品格，构成了中国公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这与二元对立的警匪片有明显区别。近年来，国内的公安题材电影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趋势，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公安题材电影已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公安题材电影，叙事模式是个重要的切入点。深入探究该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能够充分了解电影的叙事主题、叙事话语及其法治意义。

一、探寻叙事模式

探寻是人类固有的生存状态，也构成了文学艺术基本的母题。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是警察的重要职责，其中收集证据、查明真相又构成了警察工作的重点。而收集证据、查明真相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反转性，因此成为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探寻叙事的主要表现内容，《405谋杀案》《蛇案》《追金行动》《非常战线》《零口供追踪》等公安题材电影均运用了探寻叙事模式。

公安题材电影讲述案件侦查时，通常会预设一个关键证据，围绕寻找证据展开叙事，进而呈现电影叙事的法治意义。以电影《405谋杀案》为例，影片采用了较为典型的探寻叙事模式，为了能够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采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影片开头便交代了案件背景：女青年丁娟赴约见机床厂男友李良，却发现李良已遇害。之后，整部影片围绕探寻证据来追查凶手，透过其中的探寻叙事模式，可以看到公安题材电影所呈现的证据思维，即收集证据、筛选证据和确认证据。比如，案发现场出现的相思鸟羽毛能否作为直接证据证明方明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影片叙事的重要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证据应当具有“三性”——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影片透露仅黄山有相思鸟羽毛，而方明山从未去过黄山，且无法证明方明山从其他渠道获得相思鸟羽毛，由此可以推断相思鸟羽毛缺乏证据的真实属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办案人员通过运用证据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方明山作案的可能性，使案情转向新的侦查方向。可见，公安题材电影中呈现的证据思维是其法治叙事属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区别于其他题材电影的重要标志。

作案工具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可以还原犯罪过程，还与定罪量刑有重要关联。探寻或认定作案工具是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以及法院审判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公安机关而言，只有寻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才能全面查清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为后续检察机关公诉、法院审判提供必要的证据。因此，有的公安题材电影会围绕寻找作案工具进行探寻叙事，以彰显电影叙事的法治意蕴。比如，电影《烈日灼心》中公安机关克服重重困难，打捞出被丢弃于河中的作案枪支，通过技术比对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该类型电影中呈现的探寻作案工具的情节，不但为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并且充分反映了作案工具作为一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真相是探寻叙事的终极目标。在公安题材电影中，真相往往是被隐藏的，并且通常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在探寻真相叙事结构上，公安题材电影遵循经典叙事学理论，通常设置一个主要人物作为行动元，以探寻或发现具体真相为行动的驱动力，在行动过程中主人公遭遇各种阻挠，甚至存在生命危险，但在第三方力量的帮助下，主人公顺利完成探寻任务。《预审》《黑梦》《无法证明》等公安题材电影中均存在探寻真相叙事。比如，电影《预审》中的刑警马格菲作为探寻真相的行动元，在一次行动中意外获得5年前因公殉职的派出所民警李晓阳被杀一案的线索，经过与犯罪嫌疑人的斗智斗勇，马格菲最终将杀害李晓阳的凶手抓获归案，弄清楚了李晓阳牺牲的真相。探寻真相作为公安题材电影叙事的驱动力，无疑是个复杂的过程，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更能够彰显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现实法治意义。

无论是探寻证据，抑或探寻真相，仅是组成探寻叙事的部分内容，有的公安题材电影如《寻枪》《全城通缉》还融合了证据、作案工具、真相等多种探寻对象，探寻叙事模式呈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和交叉性。随着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发展，探寻叙事必然会出现更加多元化的形态模式，但无论探寻叙事模式如何发展变化，在探寻中呈现法治意蕴是其不变的主题。

二、悬念叙事模式

悬念普遍存在于叙事艺术作品中，是构成故事情节的手段之一。诺埃尔·卡罗尔认为，叙事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这种叙事联系必然引起观众某种“期待”或“反应”，也就是“前面的事件开启了后面事件的可能性”，悬念是“叙事情感的伴随物，是道德元素和可能性元素组合的产物。当逻辑上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或选择时，悬念便会出现”[3]。悬念既是一种艺术技巧，又是因剧情而形成的心理张力。悬念是我们在两种不同的且都会造成紧张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时持续的犹豫。从某种意义上讲，悬念是“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恐惧所造成的持续冲突的复杂消长过程”[4]。悬念产生于观众的观影期待，它是以观众对影片的介入为前提，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引发观众的兴趣。对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而言，悬念叙事主要包括冲突悬念、险境悬念和性格悬念。

詹姆斯·斯科特·贝尔指出：“冲突早已被公认为是故事的引擎。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性。……悬念源自冲突。”[5]在公安题材电影中，存在邪恶与正义的冲突、破坏秩序与维护秩序的冲突、犯罪与反犯罪的冲突、隐藏证据与找寻证据的冲突，这些冲突悬念构成了公安题材电影叙事的多样性。《铁血柔情》《无法证明》《雪暴》等公安题材电影均采用了冲突悬念叙事。在《雪暴》中，森林警察王康浩为了探寻黄金劫案的真相和为牺牲的战友韩晓松复仇，在冰天雪地里与悍匪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正面冲突，气氛紧张、节奏紧凑、悬念迭起。影片通过小酒馆互殴和小木屋射杀等冲突场景，让观众感受暴力美学和悬念趣味。冲突是叙事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势均力敌的冲突能够使观众一直处于紧张和期待之中，所营造的悬念能够推进故事发展，而公安题材电影中冲突的解决不仅可以彰显法治意义，还可以丰富观众的人生体验。

险境悬念就是将人物置于危险情境之中，叙事人物对此浑然不知，而观众非常清楚险境的存在，会为人物的命运而焦虑、担忧，悬念便随之产生。如电影《湄公河行动》中，警方在商场抓捕毒贩时并不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而观众通过影片的交叉剪辑已知晓这一情况。影片通过险境氛围的营造让观众为身处险境的警察担心，由此产生了险境悬念，凸显了缉毒警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英雄气概。《非常战线》《生死界线》《拉尔复仇记》等公安题材电影也采用了险境悬念叙事，这不仅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还有助于深化其中的法治内涵。在险境中，叙事人物面对危险如何回应是设置悬念的重要方式，以此可以呈现人物的情感倾向，这也是电影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策略之一。

人物性格能够产生一定的悬念，公安题材电影还会从人物性格出发制造悬念，以人物深层性格的矛盾来塑造人物。正如有学者所言：“悬念产生于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过程也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完善的记录，因为悬念只能产生于故事发展逻辑所提供的跌宕，而故事跌宕是由人物性格变化所决定的。因此，人物性格愈清晰，所构成的悬念愈大。”[6]《死亡之吻》《督察队长》《特殊囚犯》等公安题材电影就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复杂甚至有些人格分裂的人物形象，影片通过人物表面性格和实质性格的强烈反差营造性格悬念，不断挖掘人物性格形成的深层原因，推动叙事进程。在公安题材电影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表面斯斯文文、慢慢吞吞，甚至还会显得木讷或者笨拙，但这只是表象，是其故意布置的圈套，实质上他们性格无比凶残狠毒，这些人物表里不一的反差性格能够产生性格悬念，最终达到剧情反转的效果。如在《你是凶手》中，物理老师李爱军表面是个和善的退休教师，实际却是绑架案的冷血真凶。李爱军平时的表现显然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但依然逃不过警察的火眼金睛，终被抓获归案。

悬念是重要的叙事技巧，可以营造跌宕起伏的惊险情节和紧张刺激的审美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悬念是维持观赏激情的重要手段。但悬念只是创作手段，而不是创作目的，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运用悬念叙事是由叙事内容所决定的，叙事技巧必须服务叙事内容。因此，公安题材电影除了运用悬念叙事，还应加强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对主题的深化，否则容易流于简单的悬念叙事技巧的展现，导致影片缺乏深度，无法实现其所承载的法治价值。

三、成长叙事模式

有学者指出：“对作为‘人学’的文艺作品而言，成长叙事无疑是历久弥新的母题。”[7]在探讨成长小说时，巴赫金指出：“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个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8]由此看来，成长反映的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通常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变。在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叙事中，“成长”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成长叙事也是以警察的成长为表征。在法治中国的时代语境下，公安题材电影叙事应积极回应人民警察如何成长的问题，而警察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代公安法治的进步。

在影视作品中，警察历来以强者形象出现，而强者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在公安题材电影中，对部分警察人物形象的塑造则要经历一个成长过程，通过前后对比呈现成长的过程。电影《女警官》从女警官孟雪羽的日记切入，采用回忆式的叙事手法，记录其成长过程。孟雪羽在与刑警队长郭明追击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因自身业务能力不足导致队长郭明牺牲，这使孟雪羽非常自责，同时也促使了她的成长，她经过努力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女刑警队长。这一影片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女警察的成长故事，具有较强的张力和感染力。《童年警事》《一个人的派出所》《中原女警》《龙虾刑警》《千里追凶》《扫黑·决战》等公安题材电影均存在反映警察成长的内容，这能够使观众对警察工作和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特殊囚犯》还呈现了警察的特殊成长。刑警队长巴图开枪杀死了犯罪嫌疑人杨满仓，作为一名资深老刑警，他为何会知法犯法？电影通过探寻巴图的内心世界，对此给予了回答，原来恶贯满盈的杨满仓残忍杀害了巴图的战友朝鲁，所以巴图不惜沦为“特殊囚犯”也要亲手为战友报仇。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使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坏人，也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显然，巴图的行为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巴图的特殊成长无疑具有重要的普法意义，影片通过“特殊囚犯”的故事告诉观众，虽然杀人偿命是巴图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朴素的正义观，但这种正义观不为现代法治所接受。

警察成长叙事还隐含了有罪必惩的基本设定，犯罪嫌疑人虽然能够短暂逍遥法外，但最终必然会被抓获，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如《缉毒英雄》《警察故事2013》《特警队》《追凶十九年》等影片中的犯罪嫌疑人均逃亡多年，但最终都被抓获归案获得应有的惩罚，而警察也在與犯罪嫌疑人的斗争中收获了成长。有罪必惩是法治权威的必然要求，这是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要呈现的重要法治内容。在公安题材电影叙事中，“有罪必惩的结局可以兑现给观众一个当下无害的承诺，这其实是对现代法治权威的肯定性的约定”[9]，这种隐含的叙事设定对于影片法治意义的呈现具有重要作用。

四、正义叙事模式

正义是现代法源之一，是法的最高追求与归宿。从法律层面来看，正义是彰显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作为道德范畴，正义与“公正”同义，主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每个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并履行了应有的义务。“正义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础，它像支撑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了较好的法则。”[10]在某种意义上，正义就是凯尔森所言的“合法性”。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正义叙事就是通过影像来讲述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故事，《暖冬》《双重现场》《刑警队长》《湄公河行动》等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就运用了正义叙事。

《湄公河行动》以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中国缉毒警察在境外维权执法的故事，是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重要代表作。2011年11月5日上午，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流域惨遭杀害。为了查明真相，中国缉毒警察克服重重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终将犯罪嫌疑人糯康等人缉拿归案，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有决心、有能力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这是影片所要表达的叙事主题和遵循的叙事逻辑。电影围绕缉毒英雄的行动进行英雄叙事，而“英雄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对正义追求而形成的正义叙事”[11]，方新武、高刚、郁平、郭冰等缉毒英雄充当了正义代言人。在叙事人物上，影片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对高刚并没有做过多介绍，只是提及他已离婚，没有后顾之忧，这有助于他完成凶险的任务，以此塑造了一个执着、勇敢的緝毒警察形象。方新武因女友吸毒而来到金三角地区追查仇人，将打击毒贩作为自己生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方新武遇见仇家那场戏，较为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的情感冲突，他在立刻杀死仇家了结恩怨还是抓获幕后黑手而暂时隐忍之间选择了后者，影片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在个人情感和英雄主义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表达了对法治的敬畏与探索，正义叙事以实现正义为目的，它通过人物动作、场面调度、镜头语言、矛盾冲突以及戏剧张力呈现正义。“影像中的正义来自一种对正义的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影片中人物间的博弈，同时满足观众对道德、伦理与情感诉求。”[12]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应充分关注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的艺术作用，应充分探讨正义叙事对于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意义。

结语

探寻叙事、悬念叙事、成长叙事、正义叙事是公安题材电影常见的叙事模式。除了这些叙事模式，公安题材电影还存在欲望叙事、惩罚叙事、道德叙事等叙事模式，叙事模式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叙事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立足当下，关注现实，讲述了波澜壮阔的公安事业征程，展现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公安工作总要求，塑造了新时代警察形象，彰显了新时代警察精神。因此，深入探讨公安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充分发挥公安题材电影在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中国当代电影中的警察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1KY0883）阶段性成果，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项目（第4期）资助。

参考文献：

[1]缪金祥.论公安题材电影的纪实美学展现[J].电影文学，2019（9）：65.

[2]宋强.中国当代公安题材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

[3][美]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M].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15.

[4]郝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3.

[5]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冲突与悬念[M].王著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

[6]魏军.中国法制文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06.

[7]任传印.成长叙事与意义创造[J].当代电影，2015（6）：178.

[8][苏]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0.

[9]宋铮.国产涉案影视片的法律叙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176.

[1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