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柯岑

摘要：电视剧《山海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贫苦百姓的生存与抗争，展示出新中国扶贫历史上的华美篇章，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与精神价值。基于朗吉努斯、伯克以及康德的美学理论，探析《山海情》的美学体系，从剧中再现的大西北的壮美景象、平凡人物的伟大灵魂、在冲突与对立中走向超越的人物精神入手，发掘出其质朴的镜头与本土化的叙事背后蕴藏的深厚崇高美学思想。该剧传达的崇高美学价值取向为当下人类精神建设提供了参照的维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山海情》 崇高美学 价值观建设 现实主义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元年”，文艺界纷纷以此为主题献作，脱贫攻坚主题剧《山海情》经过历时两年的筹备和摄制，于2021年1月7日横空出世，收视率居高不下，在一片好评中收官，并且获得了澳涞坞国际电视节金萱奖“建党百年全国优秀电视剧”、第四届“初心榜”“年度影响力电视剧”、第27届上海电视节“最佳中国电视剧”等奖项。谁也不会想到，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历史正剧竟能从各类高分电视剧中脱颖而出，使广大观众赞不绝口。《山海情》之所以能收获不同群体的观众的喜爱，其原因主要在于观众对剧中所传达的精神价值的体认与接受，这部平凡者的奋斗史诗所折射的崇高美学内核，在其价值体系建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山海情》故事梗概

《山海情》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宁夏回族自治区以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当地人民在政府的号召下搬迁到玉泉营，百姓在新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并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通过福建省的对口帮扶，在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建造出一座富饶繁荣的闽宁镇。此番过程虽然已成为中国扶贫历史的一幅幅精彩剪影，但实际上却经历了千辛万苦。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小农主义落后思想、戈壁滩上的飞沙走石、极度缺水的自然环境等等都是当地人民在这条走向光明的路上需要克服的重重阻碍，但是在村支书马得福、科研专家凌一农、教育者白校长的带领与努力下，西海固的村民们凭借坚韧的性格与勤劳的双手，最终将这些困难逐个攻破，相互扶持着到达光明的彼岸。

电视剧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应的是新中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图景。《山海情》的主题虽为响应国家扶贫政策而设立，但剧中却丝毫没有生硬的政治因素植入，少了耳提面命的说教意味，将崇高的美学意味揉进宏大的叙述画面、平凡人物的伟大灵魂以及人在面对生存困境时表现出的超越性之中，这些闪闪发光的精神价值冲刷着当下社会的浮华与喧嚣，为人们的精神世界丰羽添翼，其平民化叙事中反映出的社会现实也揭露出当今社会中值得反思的方面。

二、《山海情》的崇高美学价值体现

（一）壮美的西北景象

一方面，《山海情》中壮美的西北景象给人以崇高的审美体验。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闡述了自然景象令人产生的崇高感：“我们要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甚或海洋。我们自己点燃的爝火虽然永远保持它那明亮的光辉，我们却不会惊叹它甚于惊叹天上的星光，尽管它们常常是黯然无光的；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比埃特纳火山口更值得赞叹，火山在爆发时从地底抛出巨石和整个山丘，有时还流下大地所产生的净火的河流。关于这一切，我只需说，有用的和必需的东西在人看来并非难得，唯有非常的事物才往往引起我们惊叹。”[1]奔流的大河、汹涌的海洋、喷薄的火山，都是十分壮大的景象，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具有令人震颤生畏的张力，因此从朗吉努斯的论述出发，美学意义上的崇高向外表现为巨大、壮阔、宏伟的景象。

电视剧《山海情》取景于中国西北地区。影片开头，刚参加工作的马得福带着县里的领导张树成书记参观他的家乡涌泉村，俩人骑着自行车在黄土高原上磕磕绊绊地前进，一望无际的黄褐色山丘映入眼帘，沟沟壑壑，一座一座光秃秃的山头绵延到远方，看不到尽头，这是西北地区特有的荒芜美感。如果说桂林是以山水甲天下，那么西海固就是以贫瘠甲天下，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人类不适宜生存之地。这里是被古人称为塞上的地区，唐人王维在《使至塞上》中写道：“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镇守在此地，将吃遍风沙之苦。西海固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海情》将镜头悬置在西海固上方，映入画面的是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因为生存条件过于艰苦，稚气未脱的几个孩子：得宝、麦苗、水旺、尕娃在李水花的带领下试图走出大山，去外面打工挣钱。在这一幕中，金黄色的朝阳洒在粗粝的黄土上，孩子们在无边无际的山脉间恣意奔跑着，天地间，人变得渺小得像长在沙子上的一丛小草，视觉冲击效果极为强烈，广袤无垠的高原令人顿生敬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道：“对自然的崇高感就是对我们自己使命的崇敬，通过一种‘偷换’的方法，我们把这种崇敬移到自然物上去。”[2]看到这样壮阔的景象，观众的想象力不免由景物延展到当地百姓在黄土荒漠中的生活图景，激发出观众对顽强生命的尊敬和对贫苦生活的同情。孩子们尚且十几岁就出外打工，更是让观众看到新一代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外出闯荡的魄力，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在黄土高原上熠熠生辉，就像剧中那一轮初升的太阳，磅礴的情感与壮美的风景结合在一起，其艺术效果令人慨叹。

另一方面，如果说朗吉努斯的崇高理论把崇高诠释为壮大、巍峨的自然景象，西北的壮美景观与人的生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令人产生敬畏、崇拜的欣赏情绪，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则激发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和痛感，从而同样达到崇高的效果。边塞的美景充斥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张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伯克的心理学崇高理论中，引入了人心理感受的因素，将崇高与人心理上的恐惧联系起来。“任何适于激发产生痛苦与危险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令人敬畏的东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的事物”[3]或者以类似恐怖的方式起作用的，都是崇高的本源。吊庄移民搬迁到玉泉营，需要经过一段风沙漫天的戈壁滩，随时有遇到沙尘暴的风险。“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正是人们在搬迁时面临的真实景象。在搬迁途中遇到沙尘暴是十分常见的，沙尘暴来临之际，地平线上会升起一堵巨大的“沙墙”，不由分说地向人们快速移动，人们需要快速寻找遮挡物，用背脊抵御袭来的漫天黄沙。天空迅速阴沉下来，空气也变成浑浊的黄色，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那时的戈壁滩则变成了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攫取着人们内心的恐惧，这样的危机让观众为剧中的人物捏一把汗，观众将可怖的沙尘暴与剧中人物面临的痛苦与恐怖的心灵感受联系在一起，成为伯克提出的崇高的本源，此时观众通过内在心灵的紧张与恐惧到达了更高层次的崇高。

（二）伟大的灵魂

比壮阔景色更值得人击节赞赏的，是高尚伟大的灵魂。朗吉努斯认为崇高的对象是人自身，《论崇高》的中心观点就是：崇高的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康德也深以为然，并且在《判断力批判》中表示：“崇高不在任何自然物中，而只是包含在我们内心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我们心中的自然，并因此也对我们之外的自然处于优势的话。”[4]崇高向外表现为旷阔的景象，向内则展现为人心的伟大。本剧的镜头下记录的都是平凡的人物，可平凡的外表下却闪烁着一颗赤诚的心灵和伟大的灵魂，譬如白崇礼老师和凌一农教授。

白老师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下乡，来到宁夏西海固，从此在当地结婚生子，扎根于乡村教育第一线。白老师在剧中的角色相当于一盏启蒙之灯，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白老师的教室中接受知识的浇灌。白老师身为教育者，同时担任了村里人的心灵导师的角色，他在马得福徘徊于升官与为民办事之间的选择时点拨道：“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它危险，但是让人警觉。高速路是平坦，但是人容易麻痹，就容易出事故。而且高速路速度快，一出事就是大事嘛。”这段话点醒了醉得不省人事的得福，提醒他不要因为忘记自己的初心而走上歧途。黑格尔在《美学》中谈到崇高心灵的表现：“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助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5]因此，本剧给白老师安排了一个最大的矛盾点，即让他为了不让孩子过早辍学打工的事而四处奔波。白老师孤身一人面对四面八方传来的“读书无用论”声音，与唯眼前利益是图的学生家长为敌，与息事宁人的开发办为敌，甚至与曾经的得意门生马得福为敌，最终用自己的职位换取了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白老师身体瘦弱，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却有舍己为人的高尚灵魂。

凌一农教授是被国家从福建调派到宁夏进行对口帮扶的菌草专家。凌教授的本职工作原是研究菌草种植，但奈何他的一副热心肠，在陈金山的劝说下开始教村民通过种植蘑菇发家致富。他逐渐深入村民群体中，不仅传授他们种植蘑菇的技巧，还承担起为村民寻找销路的责任，甚至与恶意低价收购的黑心商家产生肢体冲突。凌一农教授原本与村民素不相识，却用他不计回报的付出感化了村民。凌教授所演绎的崇高精神表征为他对科研工作的一颗赤子之心，以及他心系村民命运的“侠肝义胆”，正如他名字阐释的，凌一农——一心为农。

（三）超越有限性

崇高美就是心灵无穷地追逐隐蔽的宏伟气象，对心灵的伟大意义的肯定和昭示，也就包含着心灵在对无限性的追索中体现出的整体性超越，这种整体性超越的境界就是崇高。张世英先生指出，崇高就是有限对无限的崇敬感，正是它推动着有限者不断地超越自身[6]。所以，崇高的基本内涵还包括在冲突和对立中走向超越，吊庄移民如是，马得福和李水花爱而不得最后彼此放下亦如是。

不同于当下影片市场中泛滥的都市言情剧、古装玄幻剧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意缱绻，《山海情》并没有过多着力于男女主角之间爱情的描写，而是把目光放在了他们感情受阻分道扬镳后各自对现实的接受与蜕变。马得福与李水花原本是青梅竹马，俩人情投意合，无奈在包办婚姻的阻碍下被拆散，从此马得福在村委会的琐碎事务中忙里忙外，而李水花则嫁给了邻村青年安永富。在不同的生活轨迹中，俩人遇到了令各自颇受考验的困境。马得福从劝说村民搬迁到带领村民致富，其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数不胜数：村民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新建村庄的水电问题、村民的脱贫之路……马得福在与张树成书记的谈话中袒露基层工作的艰辛，同时也表明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不怕吃苦的决心，最终得福为闽宁镇的成功建设付出了努力和汗水。在得福周转于村中事务的同时，李水花的生活也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丈夫安永富在挖水窖时被塌下的沙石砸倒，从此双腿落下残疾。然而这样的不幸并没有压垮水花瘦弱的身躯，她对残疾的丈夫没有丝毫嫌弃，而是坚定地表明了共同生活的决心，并且努力学习种植蘑菇，为家里挣了第一桶金，随后丈夫被其感化，夫妻俩齐心协力地打造着共同的家园。许多年后，水花在镇上开起了小卖部，丈夫乐于看管生意，女儿懂事听话。李水花这个苦命的女子，凭着坚韧的内心和聪慧的头脑扭转了不幸的命运，活成了干涸的戈壁滩上一朵最美丽的水花。

反观时下流行的情感剧，情侣被迫拆分后难免会上演一段藕断丝连、难分难舍的情节，但是《山海情》的节奏十分干脆紧凑，割舍了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而是直接刻画马得福和李水花在面临人生困境中表现出的超越性光芒。这样的剧情安排同时也拔高了整部电视剧的立意，不戚戚于儿女情长，而是将目光投射于个人的提升与集体的建设，不囿于眼前的困境，而是汇聚内心的力量对现实的有限性进行超越。

三、《山海情》的崇高美学现实意义

当我们阅读一篇真正崇高的作品，便会感同身受，使自己的心灵也变得崇高，正如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所阐述的：“感到了我们的灵魂为真正的崇高所提高，因而产生一种激昂慷慨的喜悦，充满了快乐与自豪，好像我们自己开创了我们所读到的思想，这是很自然的。”[7]一位网友在《山海情》的豆瓣网页下这样评价：“当我觉得生活不顺的时候看这部剧，我看到那时候的人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尚且努力地生存，顿时觉得自己不苦了，又有好好生活的勇气了。”这是一部具有崇高美的影视剧带给人的精神力量。

《山海情》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年代的宏伟史诗，它带给现实社会的价值可被分为两种维度，一方面是对当下愈发缺失的真善美的呼吁与宣扬，另一方面是对看似光明实则隐藏诸多问题的社会现实的揭露。

“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语），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实现了真善美等基本价值的高度统一，战胜假恶丑，从而达到最高意义上的自由。剧中人物马得福、李水花、白崇礼老师、凌一农教授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崇高的光辉，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完全是编剧杜撰出来的虚拟人物，而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当今时代被科技理性主导，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崇高显示出被逐渐消解的趋势，真善美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稀缺的宝藏。在这样浮华与喧嚣的年代，需要更多这样的主旋律电视剧，将人们日益脱离轨道的价值观拉回来。在朗吉努斯的崇高美学语境下，一篇作品在博得一切时代中一切人的喜爱时，才算得上真正的崇高。大时代呼唤真正有意义的剧作，一部真正算得上崇高的作品是不會被时代埋没的，它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呼吁人们对伟大灵魂的崇敬和对苦难的抗争。

《山海情》的崇高美学还具有现实主义的维度，剧中在宣扬真善美的同时还揭露了许多现实问题。从《山海情》的镜头里可以看到乡村教育的落后、政府部分官员的形式主义、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时过境迁，国内人民的生活质量相比从前在不断地提高，但这些问题依旧藏在某些隐秘的角落。《山海情》将社会的阴暗面撕开了一道口，让人们能够看见，并且期待阳光能够照进去，正是由于这一层对现实的揭露，其崇高之美更是在此基础上走向澄明之境。

参考文献：

[1] 章安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44.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401.

[3] 伯克.崇高与美——伯克论美学论文选[M].李善庆，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36.

[4]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4.

[5]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5.

[6] 张世英.超越有限[J].江海学刊，2000（2）.

[7] 高建平，丁国旗.西方文论经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413.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