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在朋友圈说了句话，在留言上引起一阵骚动。我说的是：学苏轼字，不可不学其俗。点赞的数量明显变少了，手动质疑的评论多了起来，我看到一排又一排的问号。有人说：汪惠仁，是你吗，被盗号了？有人则直截了当：不同意，苏字乃至苏轼能成为千古中华文人精华所在，其精神向度正在一个“雅”字，断然不在俗。

说这句话时，我仅仅是有感而发，并没有开网上研讨会的准备。我只是想说，正因为千古流传，苏轼必不是将千万万普通人的接受机制屏蔽在外的，他必是面目可亲的，否则怎么流传——这不仅仅是苏轼的文艺与哲学故事，在战乱凭仍、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文化传播与传承意义上好的案例，其核心魔力往往是相通的，即与俗世非但不是隔离的，其于俗世之道、俗人之心，恰为之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说明。

若有人着布衣入小巷，出口不避俚俗，我们仅仅据此是不能以低格视之的。胡适与郑振铎当年整理中国俗文学史，有个至今还很流行的视角，那就是把中国文艺列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系统，一个是民间白话系统。而这白话系统中的一支便深度参与了所谓的俗文学，因为白话与俗文学往往直指人心，所以在他们那里成为一股革命性的不断壮大的力量——这正好与五四一代人的革新期盼深切吻合。

今天再看胡、郑二位先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为其提供一些新的论据。关于俗世的革命性力量远不止于文学文艺范畴。比如，佛学西来后的本土化，尤其是禅宗的本土化，世俗语言的介入即功不可没。宋儒至王阳明，更是大量使用白话俗语——当时之哲学现场，因为白话与俗语的参与，真可称为“中华文化之再生”。

一句话，若能在俗中看出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与俗发生关联又有什么可怕呢？因为，那不是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