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

一、“七普”的创新之处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已先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进行了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每一次都各具特点。与前几次人口普查相比，“七普”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元素，实现了更多的信息技术突破，大大提高了普查数据质量，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是采集方式“新”。首次全面采用电子化登记方式，数据采集由以往的纸表登记改为通过手机、pad等智能设备进行电子化登记，从而实现数据快速采集并实时上传。。

二是填报方式“新”。增加了普查对象自主填报的登记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普及技术，开发住户自主填报程序，既减轻了调查员负担，同时又满足住户不愿被过多打扰的要求。

三是普查内容“新”。在调查人口的同时还增加了对房子居住问题的调查，通过了解真实的居住数据，便于政府部门及时对当地的居住问题进行处理。

二、“七普”的数据分析

（一）人口数量分析

1.人口总量

2020年我国总人口（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为14.1178亿，与“六普”比较，过去十年共增加了7206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数据表明，我国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具体如图1所示。

31个省份中，人口数量排在前三的省份依次是广东（12601.3万）、山东（10152.7万）和河南（9936.6万）。其中，广东省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霸占”该排行榜的首位。与“六普”相比，过去十年人口数量增加较多的5个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南，人口数量出现减少的省份有6个，包括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其中黑龙江人口减少最多，十年间减少约646万。对比各地区常住人口和GDP数据发现，常住人口大省往往也是经济强省，如2020年GDP排名前十的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徽）中，除福建外，其余九个省份常住人口都位居前十。

分区域来看，与“六普”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具体如图2所示。

微观看人口，宏观看人口增长率。与“六普”相比，过去十年我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3%，比“五普”到“六普”的年平均增长率0.57%又下降了0.04个百分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我国人口总量趋近零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省份步入人口负增长行列，全国层面上的人口负增长可能在2030年前后到来[1]。

2.出生人口数

从图3可以看出，2010-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变化呈现出两个发展阶段。2010-2016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出生人口总体呈增长趋势，这主要和生育政策的几次优化调整有关。具体表现为：受2013年11月起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影响，2014年出生人口数较2013年增加47万。而接下来又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使得2016年成为我国近十年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出生人口数量较2015年增加了131万。

2016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变化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出生人口数开始呈下降趋势，人口出生率也出现连续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再创新低，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265万，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586万。

出生人口不断减少的背后，一方面是由于育龄妇女（15-49岁）人数减少，特别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20-29岁）人数减少所致。数据显示，2016-2020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减少的数量分别是491万、398万、715万、500万、300万（具体见图4）。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育水平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累积效应在2016年和2017年得到集中释放，随后几年由于政策集中释放效应弱化，生育趋于平稳。此外，价值观转变、生活压力增加等也是导致很多育龄妇女选择不生或晚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口结构分析

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我国人口结构失调形势严峻。所谓人口结构（又叫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构成这些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和家庭人数等。

1.人口年龄结构

（1）人口老龄化

图5數据表明，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达13.5%，与“六普”相比上升了4.63个百分点。参照联合国老龄化社会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在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在20%以上为超级老龄化），我国当前离深度老龄化的门槛已越来越近。

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产业演变、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同时，人口老龄化也有助于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在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等方面会带来一些机遇。在应对老龄化的各种措施中，渐进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公认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我国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二字标志着延迟退休将从此前的研究层面变成现实。

（2）人口少子化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比在18%-20%为少子化，在15%-18%为严重少子化，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本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0-14岁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7.95%，由此可见，我国依然处于严重少子化社会，具体如图6所示。76DF47FA-06B1-40B7-9486-B500E1A74830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晚婚与推迟生育，除此之外，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原因之一[2]。少子化会对今后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面对这个原本在发达国家常见的人口问题，尽管我国一直在努力解决其在教育和养老层面上导致的负面影响，但想要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善依然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3）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图7数据显示，自2010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连续十年出现下降，十年间累计减少4530万，占总人口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受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影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将不断加重，这将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诸多挑战。因此，我国应致力于不断提高和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结构，同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争取尽快实现由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

2.人口性别结构

（1）总人口性别比

性别比是人口学上关于社会或国家男女人口数量的一种比率，通常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人口统计学将性别比在102至107之间定为正常范围。

本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六普”（值为105.20）基本持平。从图8可以看出，过去十年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范围内，但这并不表示我国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男女人口的数量差一直保持在3000万以上，由其导致的“婚姻挤压”“剩男”等社会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

分地区来看，31个省份中，总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的省份有2个（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在100至105之间的省份有17个，在105至110之间的省份有9个，在110以上的省份有3个（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

图9数据表明，2010-2020年我国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男女人数的差距基本维持在3000万-3500万之间。当然，“男多女少”现象并非存在于所有年龄段，统计显示，对于60岁以下的任意年龄段，往往表现为男性多于女性，但对于60岁以上的年龄段，由于受男女人口寿命长短的影响，则表现为女性比男性多。

（2）出生人口性别比

相对于总人口性别比而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意义更为重要。所谓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中男婴人数与女婴人数之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量来表示。

图10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于国际标准的上限水平，但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7.6下降到2014年的115.88，一年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2015年下降幅度更大，在2014年基础上又下降2.37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进一步放松了生育限制，这使得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本次人口普查已降至111.30。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生育政策放宽给了人们更大的生育空间，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育龄人口的性别偏好。相信未来我国的男女比例将更加平衡，总人口性别比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将逐渐回到正常值。

3、人口城乡结构

本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占比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占比36.11%。与“六普”相比，十年间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14.21个百分点，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加速阶段，离进入后期成熟阶段（即城镇化率达到70%）仅差6.11个百分点，具体见图11。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不断从空间的城镇化向人口的城镇化转变，积极推动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真正实现了由“乡”到“城”的转变，也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的幸福感、认同感和获得感。

5、人口学历结构

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极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之一。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三个方面，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

本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前我国大陆地区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30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1%，具体如图12所示。与“六普”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为15088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到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升。

图13 2020年我国各地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高低可反映一个国家文化教育普及和发达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图13数据表明，我国当前不同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呈现不均衡性，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和天津，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1年，而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省市有西藏、贵州、云南与青海，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其余省市则处于中间水平。

6、人口民族结构

人口民族结构是各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分布比例，是人口社会构成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关注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的和谐稳定与均衡发展。

本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汉族人口为128631万，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万，占8.89%。与“六普”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93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0.26%。图14数据还表明，自新中國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攀升，这可能与国家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医疗水平进步等有关。另据相关信息推测，由于受少数民族总体高出生率和汉族人口老龄化严重等因素影响，未来我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的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76DF47FA-06B1-40B7-9486-B500E1A74830

（三）人口流动分析

流动人口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下相对一地户籍人口而产生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的非常住人口，包括寄居人口、暂住人口、旅客登记人口和在途人口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口流动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图15数据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规模呈低速增长态势。1990年-2010年为第二阶段，流动人口大幅增加，与1990年相比，2010年流动人口增加了近2亿，年均增长率近12%。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今，流动人口规模呈现缓慢增长趋势，2020年达到3.76亿，与“六普”相比增长69.73%。对于图15中2020年与之前几个年份的流动人口数量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和数据来源不同有关，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普查是每10年进行一次，两次普查之间的年份开展的则是抽样调查。普查是全面调查，不需要进行推算，而非普查年份是抽样调查，则需要进行推算，这样就会带来一些误差。另外，本次人口普查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加强了全过程质量控制，大幅降低了漏登率。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人口流动还呈现出了诸多新趋势，如某些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放缓甚至减少，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我国一直致力于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有关。再如人口流动的“近域化”特征加强，这其中最直接的因素便是中西部劳动力大省涌现出了一批发展迅速的强省会，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三、小结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总的来看，过去十年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总量平稳增长”“结构不断变化”“素质稳步提升”“重点人群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等特点。结合世界人口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推测我国今后人口变动将呈现“人口总量增长惯性减弱”“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流动仍然活跃”“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正常”“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等趋势。“七普”作为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其对于摸清我国人口家底，准确把握人口变化趋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友华.中国人口发展：现状、趋势与思考.人口与社会，2019，35（4）：10.

[2]陳澍.中国“少子化”问题初探[J].南方论刊，2013，（7）：60.76DF47FA-06B1-40B7-9486-B500E1A74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