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炀帝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封建君主，其负面形象自唐至今由来已久。自李渊立国后追谥杨广为炀帝以来，在《隋书》《北史》《贞观政要》等史书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封建时期统治者的价值观下被深刻描述。在《大业拾遗记》《隋炀帝艳史》等古代文学作品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被夸大。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当代影视、文学作品中被进一步放大，并在广大的受众中产生深刻的影响。探究隋炀帝负面形象的成因，源于杨广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客观地讲，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其过错也是不可掩盖的，过大于功是评价隋炀帝的基本定论。

关键词：隋炀帝;杨广;负面形象

中图分类号：K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091-04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是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兴修大运河，营建并迁都洛阳;改州为郡，又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西征吐谷浑、三征高丽，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4月11日，江都兵变之后，为宇文化及叛军所弑。

隋炀帝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封建君主，其负面形象自唐至今由来已久。《隋书》《北史》《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史籍无不对其好大喜功、縱情声色、暴虐无道、劳民伤财等行为大加伐挞，在史书的叙事文本中他是形象最接近秦始皇的一位封建君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后，我国学界开始一分为二地看待隋炀帝的是非功过，对其修运河、筑长城、建东都等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因此，无论是《隋炀帝传》《隋炀帝大传》还是《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等学术作品都体现了对隋炀帝形象的重新审视，在新史观指导下给予他较为中肯的评价，可以算是替隋炀帝“平反”。但也有学者将隋炀帝描绘成精力充沛、勤勉进取、深谋远虑的一代明君，笔者窃以为又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隋唐两朝志传》《隋唐演义》《大隋志传》《隋炀帝艳史》等古代文学作品对隋炀帝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进行文学化塑造，或创造情节迎合读者。文学创作以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原型，通过作者的创新性改造使之成为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因此，笔者并非抨击文学作品对隋炀帝形象的“诋毁”或“丑化”及不同时期民间大众对隋炀帝的“误解”，仅就隋炀帝负面形象及其成因作一分析。

一、基于杨广事实的作为

隋炀帝之所以背负上“暴君”“昏君”之名，并非完全杜撰，不少的行为确有其事，千余年的史家评价，基本依据史籍记载而产生。笔者仅就其代表性的若干负面形象进行阐述。

首先，隋炀帝的弑父罪名难以洗脱。公元604年，隋文帝病重月余后去世，《隋书·高祖帝纪》并未记载隋文帝的具体死因，但篇尾的史臣评价中言道：“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1]55，意在指杨坚错信独孤皇后，废太子勇而立杨广，重用杨素等关键性决策的失误。《隋书·炀帝传》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1]60对隋文帝之死也仅是一言带过。《隋书·宣华夫人传》载：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1]1110。

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杨广为杀害隋炀帝的直接凶手，无疑将隋文帝之死与杨广、张衡联系起来，杨素等人也成为仁寿宫变的帮凶，而引发隋炀帝弑父的导火索，是其试图对宣华夫人不轨，事发后隋文帝意欲召见前废太子杨勇。《北史·宣华夫人传》中亦有着几乎只字不差的记载。《隋书》关于此事记载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隋炀帝弑父的嫌疑始终无法洗脱，杨广仍然是谋杀隋文帝最有可能的凶手。

隋炀帝在位期间，征高丽、筑长城、修运河等重大举措，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史学界对隋炀帝的某些举措予以肯定，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如大运河的修筑，不论隋炀帝的主要目的是否为了方便其巡视出游，但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确属大功一件。但是，这些重大举措的背后，必然导致对民力的过度消耗，这也成为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征高丽等大规模军事行动，也体现了隋炀帝自负和穷兵黩武的形象……因此，隋炀帝的负面形象，与其作为有关，史书对他的记载和评价提供了基本事实和观点，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炀帝的负面形象首先来自于其不可否认的行为事实。

二、史书对隋炀帝过失的刻画

记载隋炀帝事迹的史书，年代最早者当属《北史》和《隋书》，此二者于唐武德年间开始着手编修，作者李延寿和魏征均由隋入唐，对隋炀帝的相关事件属亲历者，因而其记载和评价应是最有公信力的。史书编撰者力求真实，不掺杂个人情感，但肇始于《北史》和《隋书》等正史对隋炀帝的文本叙事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感情因素，即便是基于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仍然对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刻画起到了推助的作用。

《隋书》载：

炀帝性多忌刻，齐王暕亦被猜嫌。质子俭时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质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为合水令。[1]1767

隋炀帝猜忌的性格由是被刻画，这样的描述在《隋书》《北史》关于隋炀帝的记载中随处可见。

八年，帝亲伐辽东，征诣行在所。到至临渝谒见，帝谓质曰：“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质对曰：“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自退也？”质又曰：“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帝不悦曰：“汝既难行，可住此也。”及师还，授太史令。九年，复征高丽，又问质曰：“今段复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糜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岂有成功也！”帝遂行[1]1768。

从这些对三征高丽的战争史实的记述来看，隋炀帝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形象从其对话中跃然纸上。在与隋炀帝相关的叙述中，《北史》与《隋书》几乎是如出一辙，尤其在隋炀帝本纪的评价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显露无遗。

就史书编撰和统治者的书写需求来说，隋炀帝违背人伦、德行败坏等亡国之君的形象似乎无可避免。唐初统治者需要强调隋炀帝的“失德”来强化李氏推翻隋朝的合法性。君王的“失德”，则体现在言行举止的各个方面。《旧唐书·高祖本纪》载：“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2]李渊立国后，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隋炀帝之名由是而来。《逸周书》曰：“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3]。以“炀”为谥，是对杨广为君十余载的全盘否定。有了“炀”这个谥号，在随后编撰的史籍中，隋炀帝的形象就顺其自然与“去礼远众”“好内远礼”“好内怠政”“肆行劳神”吻合。《资治通鉴》载：“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为兵部尚书。”[4]由此可见，唐太宗在与大臣对话中，时常以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诫勉自己要做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

史书编撰者从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提供资鉴的角度，提醒君王免蹈隋炀帝的覆辙，因而不免将他的过失符号化。其结果则是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被淹没在史籍的平淡叙事中，但其负面形象则被编撰者不自觉地突显。成书于唐代的《贞观政要》，通篇是以隋炀帝的行为和结果来提醒统治者纳谏、勤勉、以德治天下。《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5]

从唐太宗与魏征的这段对话来看，封建统治者与史书编撰者的叙事诉求在隋炀帝身上完全契合，这样的结果是使隋炀帝的过失因史书书写被一再强调，其可取之处则因此而湮没，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在文本叙事中被有意淡化。在此后的史书中，尤其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著作为代表，史书的叙事文本延續了封建王朝的史观，将隋炀帝刻画成为君之道的反面教材。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这个问题才被史学界重视，隋炀帝的功过一时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三、古代文学作品的虚构

在当代影视作品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可谓深入人心，这其中无疑有为突出效果而夸张的成分，因此也为史学界所诟病，认为影视作品未能公正地刻画隋炀帝的形象，会误导观众对历史的认识。隋朝在隋炀帝短暂的十余年统治后覆亡，使得隋炀帝这个历史人物极具话题性，充满传奇色彩，自然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古代大量的文人笔记被当作史料来使用，但古代描述隋炀帝相关的文人笔记，真实性较低，且大多属有选择性的刻画，因而更接近文学小说的性质。其中，《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属典型的代表。

《大业拾遗记》又被称为《隋遗录》《南部烟花录》，作者不详。“会昌中诏拆浮图，因开之，得笋笔千余。头中藏书一帙，虽皆随手靡书，而文字可纪者乃隋书遗稿也。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南部烟花录》，僧志彻得之。及焚，释氏群经僧人惜其香轴，争取纸尾，拆去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是录即前之笋笔，可不举而知也。志彻得录前事，及取隋书校之，多隐文，特有符会而事颇简脱。”[6]该书篇尾交待作者为唐代名家颜师古，据鲁迅先生推测，此文与《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一样，应系北宋人作[7]。章培恒在《〈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8]中也持此观点。此外，学者对其成书年代有其他观点，李剑国分别于《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9]一书及文章《〈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10]认为上述五部著作成书于晚唐。可见，将其视为伪托古人之书，是学界一致的观点。无论是晚唐还是北宋，上述几部著作距离隋炀帝的年代已久远，所载之事的真实性远不及《隋书》《北史》等史书，当属传奇小说，其中描述关于隋炀帝的事迹系作者附会而来，但对隋炀帝纵情声色、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形象的塑造，开启了后世在文学作品进一步杜撰和放大隋炀帝负面形象的先河。

自唐代以降，隋炀帝的负面形象被突显，成书于明代的《隋炀帝艳史》将他的负面形象推上了新的高度。《隋炀帝艳史》作为颇具艺术价值的文学小说，出自明朝的齐东野人之手。该书以隋炀帝骄奢淫逸之事为内容，实质上吸收了《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等古代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思想，试图通过隋炀帝形象的刻画达到“托古讽今、寄托政治思想，张扬情欲、追求情艳”[11]等创作目的。由此来看，《隋炀帝艳史》等作品是以隋炀帝故事为蓝本的文学创作，其中有不少虚构和夸大的成分，有着其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和现实价值。古代文学作品的虚构，将隋炀帝的负面形象进一步放大。

与史书撰写不同，《隋唐两朝志传》《隋唐演义》《大隋志传》《隋炀帝艳史》等文学作品以情节丰富、话题趣味来吸引读者，因而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文学小说的虚构中被进一步放大。这些文学作品的成功流传，影响着后世文学作品及当代影视作品。正是史书和文学作品对隋炀帝负面形象的有意刻画、突显和夸大，以致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更为突出，上世纪中期开始的对隋炀帝的再评价才会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导致部分学术作品在对肯定隋炀帝功绩，对其正面形象予以评价中走向了极端。

四、当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放大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以隋炀帝为角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1987年电视剧《大运河》、1996年电视剧《隋唐演义》、2000年电视剧《乱世桃花》、2003年电视剧《隋唐英雄传》、2004年电视剧《大唐双龙传》、2005年电视剧《秦王李世民》、2006年电视剧《开创盛世》、2008年电视剧《隋炀帝》、2011年电视剧《大唐双龙传之长生诀》、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2012年电视剧《隋唐英雄》、2013年电视剧《隋唐演义》等，在这些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隋炀帝的形象大多以负面为主，杨广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贪图享乐、残暴、猜忌、好色等负面形象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对当代受众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有效。

隋炀帝负面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自唐至今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史学和文学作品的记载、渲染和虚构，奠定了当代影视和文学作品中隋炀帝负面形象的历史原因和基础，而当代的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受众之广，使隋炀帝的负面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当下隋炀帝的形象被过度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演绎，不免有虚构的成分，之所以引起不少史学工作者的批评，在于其没有严格依照历史事实进行故事的合理性改编，而其受众极广的特性又可能导致国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造成误导。但史学与文学中隋炀帝的形象属两个不同学科的范畴，史学研究要求尽可能还原事实，后者则通过创作对人物和事件的丰富来满足读者和观众的趣味需求。影视、文学作品和史学之间在隋炀帝形象的偏差不会消除，在不同角度和立场对隋炀帝的评价及争端也不会停止。

五、结语

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源于杨广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唐高祖李渊以“炀”为谥开始，就奠定了紧随其后的史书撰写的基调。唐代史书《北史》和《隋书》通过文本叙事，将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描述详尽，后来的《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不同年代的史籍对隋炀帝的评价基本延续了这样的风向，充分体现了封建时期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与之形成對比的是隋炀帝的历史功绩，直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影响下，史学界才从史籍散落在本纪、列传简单的陈述中将隋炀帝进行归纳和总结。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一直被过度贬低的形象才在史学界引起巨大争论，甚至出现全盘肯定的极端。事实上，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其过错也是不可掩盖的，过大于功是评价的基本定论。由于史书的叙事文本对隋炀帝负面形象的描述，使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以隋炀帝故事为素材，其负面形象在古代小说的虚构情节中被进一步放大。当代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史书和古代小说的描述和虚构为基础，将隋炀帝的负面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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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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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宗仪.说郛[M]//佚名.大业拾遗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80.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8]章培恒.《大业拾遗记》《梅妃传》等五篇传奇的写作时代[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9]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0]李剑国.《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J].文学遗产，2009（1）.

[11]王亚婷.《隋炀帝艳史》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09.

作者简介：侯乃铭（1988—），男，土家族，贵州铜仁人，在读博士，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和文化艺术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