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崇 任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从汉末至明清的一千多年间，关公与《左传》《春秋》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1]2514元杂剧中塑造的关公，变成了兼通《春秋》《左传》的文武全才。如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鲁肃对关公说：“想君侯文武全材，通练兵书，习《春秋》《左传》”。[2]69但到了明清时期，在各种诗文、小说作品中，关公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对关公说：“将军深明《春秋》。”[3]487清顾梦麟《重修双凤镇关王庙序》：“王志在《春秋》，大义日月如。”[4]445类似文字极多。后世关庙的画像、塑像中，关公也常常是手持《春秋》一卷。清人张镇为关公的肖像图题诗：“心契《麟经》，精忠大节。”[5]1《麟经》就是《春秋》的别名。《左传》和《春秋》是两部关系密切的儒家经典，但它们的思想内涵却有很大的差异。关公与《左传》《春秋》关系的微妙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关公崇拜观念的不断变化。

一、三国名将关羽与《左传》的关系

三国时期的史料记载中，关羽是喜读的《左传》的。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1]2514《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也说：“斯人(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1]3294关羽之所以好《左氏传》，可能与刘备有一定的关系。《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年轻时曾经“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1]2328卢植是东汉儒学大师马融的弟子，也是汉末大儒、著名政治家。马融、卢植都是东汉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都精通《左传》。卢植曾经向朝廷上书：“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6]2116刘备是卢植弟子，对《左传》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关羽喜欢诵读《左传》有可能是受到了刘备的影响。《江表传》中所说的“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其中的“略”是“大略”之意。关羽是武将出身，学术修养不会太高，诵读《左传》也不会像经学家们那样咬文嚼字、皓首穷经，很可能只是观其大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汉以来，魏晋时代的不少武将都喜读《左传》。东汉初年的名将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6]1032与关羽同时代的曹魏名将李典，“少好学，不乐兵事，乃就师读《春秋左氏传》，博观群书。”[1]1495东吴名将吕蒙不好读书，孙权劝他“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1]3294后来吕蒙的学识果然大有进益。西晋时期的名将杜预，自称“臣有《左传》癖”[7]1032，他所著的《春秋左氏传集解》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左传》研究著作。东晋初年的武将王敦，品评自己时说：“高朗疏率，学通《左氏》。”[8]540魏晋时期的这些将领之所以都熟读《左传》，主要是因为《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战争事例，武将们能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的战争经验。据朱宝庆的《左氏兵法》统计，《左传》全书共记录了492起战争[9]4，其中描写详细的大战就有十多起。曹魏时期的学者隗禧认为：“《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1]1265他将《左传》称为“相斫书”，也可见《左传》中所记战争之多。

《左传》记叙战争不但细致生动，还体现出丰富的兵法思想，所以历代的许多武将都精通《左传》。钱钟书指出：“《宋史·岳飞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后世言兵者称述左氏不衰；明颜季亨《九十九筹》卷一〇《战律<春秋>》叹‘《春秋》兵法之圣也’，即以孙、吴等兵法诠《左传》；陈禹谟撰《左氏兵略》；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二有《春秋战论》一〇首，谓‘左氏之兵’为‘谋三十有二’‘法二十有二’焉。”[10]571从钱钟书先生所举事例来看，古人常将《左传》和《孙子兵法》并列在一起。《孙子兵法》全面地总结了战争的规律、用兵的原则，理论深邃，但书中却没有具体的战例分析。《左传》中记录的许多战役，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不但详细描写了战争的过程，还展示了谋略、战术的运用方式，可以说是极好的兵法教科书。朱宝庆认为：“《左传》中的兵法思想，以其哲理性和现实具体性相统一的形式，强烈地影响着后世历代的史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9]7他所说的“现实具体性”，就是指《左传》当中有大量鲜活的战争事例。许多古代将领，如关羽、李典、岳飞等正是从这些战例中汲取养分，学习成功的战争经验。

关羽之所以喜好《左传》，并能够“讽诵略皆上口”，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从《左传》中学到了不少战争经验。关羽一直是刘备最得力的部下之一，有杰出军事才能。刘备入川后，特意将镇守荆州的重任交给关羽，也足可见他能力出众。关羽后来北伐襄樊，虽然因东吴偷袭而功败垂成，但也一度声势浩大，威震华夏。关羽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与他精通《左传》、努力学习前人智慧是分不开的。后人常将关公与《春秋》联系在一起，认为关公好读《春秋》，其实这完全出于附会。清代学者梁章钜认为：“羽好《左氏》，史有明文。世俗即谓志在《春秋》，而不知其非事实也。”[1]2515

二、元明清时期“关公读《春秋》”的各种传说

虽然《三国志》中明确记载关羽好读《左传》，但自元代以来关公喜读《春秋》的传说却十分流行。尤其是明清时期，关公秉烛夜读《春秋》、关公精通《春秋》且护佑科考士子等各种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海内外的许多关庙中都有以春秋楼命名的建筑，各种关公读《春秋》的绘画、雕塑比比皆是，关公读《春秋》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人尽皆知的传说。

(一)元代出现的“关公读《春秋》”的传说

关公崇拜是从宋元时期开始流行的，这时也是经学史上《春秋》学发达的时代。隋唐时期，《春秋》学呈现衰颓之势，有影响的学者和著作不多。赵伯雄认为：“至于进士科的考试，以诗赋为主，《春秋》经传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唐代士人研读《春秋》经传的热情远不及前世为高。”[11]273两宋时期，中国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理学开始流行。许多学者在研究儒家经典时，敢于推翻传统观念、提出新的观点。在《春秋》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著作和学说，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刘敞的《春秋权衡》、胡安国的《春秋传》、张洽的《春秋集传》等。

从现存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将关公与《春秋》联系在一起，大概是从元代开始的。元代出现了不少三国题材的杂剧，其中提到关公喜读《春秋》和《左传》两部书。如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鲁肃对关公说：“想君侯文武全材，通练兵书，习《春秋》《左传》”[2]69。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第一折张飞指责关公：“二哥哥你枉将《左传》《春秋》看”[12]410，无名氏《寿亭侯怒斩关平》第三折：“我闲时节看一会《春秋》，讲一会《左传》，并无那半星儿牵挂。”[13]758在这些戏曲中，关公好读的书既有《春秋》，又有《左传》，并且大都将《春秋》放在《左传》之前。这些作品之所以提到关公读《左传》，显然是受到了《三国志》的影响。不过，在《左传》之前加上《春秋》，却是出自这些文学家的虚构。

元代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关公出场时，作者写道：“喜看《春秋左传》”[14]755，这里的《春秋左传》是《春秋左氏传》，还是《春秋》和《左传》，并不明确。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受到了元杂剧的影响，也明确说明关公精通《春秋》。书中曹操在华容道上遇到关公，向关公求情：“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乎？”[3]487这里曹操的这句话有明显的问题。他提到的“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故事，不是出自《春秋》，而是出自《孟子·离娄下》。文中曹操所说的《春秋》，应该是指《左传》，但是却又将《左传》和《孟子》中两个情节不同的故事弄混了。

(二)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关公秉烛夜读《春秋》传说

明清以后，关公秉烛夜读《春秋》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不过这一传说并非出自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嘉靖本卷五《张辽义说云长》中写关公投降曹操，护送二位嫂嫂前往许昌时，小说中这样说：“云长收拾车仗，请二嫂嫂上车，亲自引军护送而行。操使人供送用物饮食。已到许昌，军马各还营寨。操拨一府，另与云长居住。云长分一宅为两院，内门拨老军十人守之，关公自居外宅。”[3]242清代学者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是后世最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小说写关公护送二位夫人前往许都时这样写：“关公收拾车杖，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15]300其中秉烛达旦这一情节十分精彩，很可能是出自民间传说。不过，不管是嘉靖本还是毛宗岗评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都没有提到关公秉烛夜读《春秋》。

明清时期的一些三国题材的戏曲中也有关公秉烛达旦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明确点出关公夜间所读之书是《春秋》。如明代传奇《古城记》中，比较早地出现了关公秉烛夜读《春秋》的情节。传奇《古城记》的作者不详，创作年代大概是在明代后期。《古城记》讲述刘关张三人在徐州战败而失散、一番波折后又在古城相会的故事。《古城记》中有一出《秉烛》中写到了关公秉烛夜读之事。剧中写关公降曹后，护送二位嫂嫂至许都。在许都驿馆中，曹操部下许褚命驿丞只准备一间客房、一床铺盖、一枝小烛，要等待烛尽，令人高喊：“嫂叔通奸”。关公于是向二位嫂嫂借来灯烛，在门外“看一卷《春秋》”。[16]113灯烛四更燃尽之时，他又剥取木墙板燃烧，一直看书直天明。清代以后不少三国戏曲都沿用了这一情节。如清代乾隆年代的宫廷大戏《鼎峙春秋》，第三本第二十出题为“秉烛人有一无二”，情节与《古城记》大致相同。剧里关公在唱词中说：“兴亡千古事，秉烛看《春秋》。”[17]917清代后期，京剧及很多地方戏中都有类似情节。随着相关戏曲作品的广泛流传，关公秉烛夜读《春秋》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故事。

清代以后各种关公秉烛夜读《春秋》的画像、塑像极为流行，几乎成为关公的标准形象。如清张鹏翮《关帝像赞》：“义存汉室，致主以忠。《春秋》之旨，独得其宗。”[5]366清刘思敬《关帝像赞》：“图画千载，其面有稜。生平所学，《春秋》一经。”[5]367这些清人的画像赞语都提到所画关公读《春秋》的形象。许昌、运城等地的关庙中都有春秋楼，这些建筑也都因关公夜读《春秋》的传说而得名。如河南许昌市，就是三国时期的许都。此地有兴建于元代的春秋楼，传说是关公夜读《春秋》之处。运城解州关帝庙，人称“武庙之祖”。庙中的春秋楼高约30米，楼内有关公读《春秋》像。整座楼雕饰精美，雄伟壮丽。

(三)明清士人诗文中的“关公读《春秋》”传说

关公读《春秋》并不见三国史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是明清的大多数士人却大都把它当作史实来看待。明清时期文人学者创作的不少关公题材的诗歌、碑铭、对联等作品中，已经不大提到关公喜读《左传》，却将关公与《春秋》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明朝初期洪熙年间李永常为解州关帝所写的《洪熙修庙记》中提到：“公勇而好义，好诵《春秋》。”[5]189这是现存关庙碑文中比较早地将关公与《春秋》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明王一中《处州关圣庙记》：“盖我公自据鞍之暇，手一编唯《春秋》，其所得于我夫子之教最深，故其庙均遍天下。”[18]清张松孙《重修关陵庙碑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经地义，万古昭垂。后世圣贤能以孔子之心为心，三代下惟蜀汉关圣大帝一人而已。夫《春秋》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圣人不能读。”[4]511明清时期类似的碑文还有很多。

明清诗歌、对联中提到关公读《春秋》传说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如明陶琰《重谒武安王》：“志在《春秋》知讨贼，忠存社稷欲安刘。”[5]274明雷林《谒解州庙》：“夜分亹亹阅《春秋》，蜀汉英雄第一流。”[5]286陶世征《关圣读〈春秋〉》：“汉季有真儒，孤忠怀鲁史。”[5]335清代以后许多关庙对联也颂扬关公对《春秋》大义的践行。如清果亲王对联：“华夏震明威此地自应崇俎豆，日星炳大义当年不愧读《春秋》。”[5]368无名氏对联：“读孔子遗书，惟爱《春秋》一部；存汉家正统，岂容吴魏三分？”[19]546无名氏对联：“读史溯《春秋》，直并文宣归圣域；扶六凭节义，合先武穆列天曹。”[19]547

(四)明清时期关公因精通《春秋》而成为科举守护神

正是因为后人认为关公好读《春秋》，所以明清以后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就把他当作《春秋》经的权威来崇拜。在不少民间传说中，关公护佑不少士子在科举中高中。后世民间传说中有护佑文运的五位神明“五文昌”，其中的“文衡帝君”就是关公。

明代崇祯年间出现的小说《关帝历代显圣志传》记载，明末关帝显圣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一文学探讨《易》与春秋之理，小说中写道：“一夜，文学梦帝从壁间下，握文学臂上厕堂，问文学曰：‘子读《易》，曾知《易》与《春秋》大旨相通否？’文学曰不能答，但曰：‘《春秋》义正，《易》理微。’帝曰：‘不然。知《易》则知《春秋》矣。《春秋》开卷第一义，书“元年春王正月”，千古诸儒，莫得其解。子知否？可以易先天《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之说参合看，便知《易象》《春秋》，旨原相合，世儒莫知察耳。’”[20]248这里写关公不仅精通《春秋》，还擅长《周易》，并且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晋江文学后来又与同乡李光缙探讨关帝梦中所授的学说。李光缙受益匪浅，后来在乡试高中解元。

《古今图书集成》中也记载：“嘉靖间，临江县有禅寺塑帝像。太史张春未第时，读书其间，往来帝前，必稽首致敬；遇朔望，必焚香默祷。忽有数蜂在帝像耳结窠，春见之，即为剔去。是夜，梦帝至其书室，春屈膝拜迎。帝曰：‘承汝疗耳，未有以报。子读《春秋》，曾知奥义否？ ’遂为春讲解数条。春听之，皆发人所未发。自此以后，每夜梦帝来临。”[18]经过关帝梦中指点，张春后来在丁未会试中“联榜及第”，殿试后又选入翰林。从这一故事，这也足可见关公精通《春秋》这一传说深入人心，影响之深远无与伦比。

三、《春秋》与《左传》思想内涵的差异

从以上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的关羽喜爱的是《左传》，但是到元代之后，学者、文人却刻意地把关公与《春秋》联系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左传》和《春秋》这两部儒家经典在思想内涵上有着极大的差异。

《春秋》是儒家的“六经”之一，大多数儒家学者都认为《春秋》是孔子亲手编订而成。司马迁《史记》记载：“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1]3297《春秋》文字极为简洁，全书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多年的各国大事，却仅有一万六千余字。据说孔子在编订春秋时用曲折婉转的文笔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政治、道德等问题的看法，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因为《春秋》文字极为简练，含义又十分丰富，战国以后的不少儒家学者都开始解说《春秋》，逐渐形成了所说的《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春秋》三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是较为特殊的一部，它与《春秋》的关系也一直争议不断。《公羊传》《谷梁传》都着重于阐释《春秋》词句中蕴含的“微言”“大义”，与《春秋》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历来是公认的解经之作。《公羊传》《谷梁传》是今文经学经典，在西汉时都被立于学官。《左传》是古文经学经典，至东汉时才在学术界广泛传播。《左传》的写作方式与思想内容都与《公羊传》《谷梁传》有很大不同。它以叙事为主，主要通过记述事件的原委来解说《春秋》。《左传》中有时也有解说经义之言，但大多较为平实、浅显，不像《公羊》《谷梁》那样引申出许多“微言”“大义”。所以不少学者怀疑《左传》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西晋学者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不主为经发。”[22]3088唐代学者啖助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22]3091不过，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只不过它解释《春秋》的方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方式不同。如东汉学者桓谭认为：“《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传》，多所遗失；又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2]3087宋代学者胡宁认为：“《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犹详，能令百世之下具见本末，其有功于《春秋》为多。”[22]3094

不可否认，《左传》与《春秋》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左传》虽然也解释《春秋》，但是因为它偏重记事，以事解经，常常被人当作历史著作来对待。晋代学者贺循认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22]3088朱熹认为：“《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22]3093不少儒家学者认为，经学是要阐发儒家的政治理念、“垂世立教”，史学则只是秉笔直书、如实地记录历史。在他们看来，《春秋》是经，侧重于政治；《左传》是史，侧重于历史，两者自然是不同的。《春秋》这部被大多数人认定的由孔子亲手笔削而成的经典，经过了历代儒家学者的阐释，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部体现儒家政治理念的圣典。在后世的儒家学者看来，《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更是一部可以用来治国安邦甚至托古改制的宝典。《公羊传》《谷梁传》是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儒家学者们阐释《春秋》的重要成果，它们所着力宣扬的《春秋》的微言大义，实质就是一套体系严密的儒家政治理念。他们所提倡的“尊王攘夷”“大一统”“君臣之义”“讨伐乱臣贼子”等政治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春秋》是风行一时的显学。这时，《春秋》不仅仅是一部备受推崇的儒家经典，更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强大的实用功能。汉代的学者和官员都极为看重《春秋》在社会政治中的经世致用的功能，用它来解释“灾异”、探讨礼制、评论时政，甚至用它来决断刑狱。如司马迁认为：“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21]3298魏晋以后，《春秋》的地位虽然没有汉代那么显赫，但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春秋》时仍然着力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儒家政治理念。直至晚清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学者，还通过重新阐释《春秋》来宣扬他们政治改革的主张。元明清以后的学者、文人们之所以要刻意把关公与《春秋》联系起来，也是为了借助关公崇拜的影响，宣扬儒家“《春秋》大义”中蕴含的政治理念。

四、关公崇拜中体现的“《春秋》大义”

《左传》与《春秋》有一定的联系，却是两部内容差异很大的著作。但是，从元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学者、文人们却悄悄地抛开《左传》，将关公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春秋》逐渐包含了一套体系内涵丰富、严密的“《春秋》大义”。宋代著名学者朱熹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23]2144沈玉成认为：“所谓的《春秋》大义，一直为中国封建的统治阶层视为‘经世之大法’，即永恒的政治原则和伦理纲领。”[24]50这一套政治政治原则、道德规范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元代以后人们在宣扬关公崇拜时，潜移默化地将春秋大义的内涵融入其中。随着关公崇拜的流行，《春秋》大义也逐渐深入人心。元代以后的关公崇拜，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和“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

(一)关公崇拜与“大一统”观念

元明以后的关公崇拜，首先体现了人们对《春秋》大义中的“大一统”观念的高度认同。“大一统”一词，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5]1汉代学者董仲舒解释这一政治理念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6]2523大一统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学者身处动乱之世，深知分裂纷争之苦，所以都希望国家能实现一统。孔子所主张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所主张的“定于一”，都是“大一统”观念的雏形。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就是强调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有统一的法制号令、思想观念。秦统一六国，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宣扬“大一统”理念。

元明以后，学者、文人们所塑造的关公是一个忠于大汉、志在匡扶汉室的忠臣烈士形象。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关张三人结义，立誓“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中所说的“国家”，指的就是汉朝。关公投降曹操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吾与刘皇叔同设誓时，共扶汉室，只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凡有杀戮，不禀丞相。”汉朝是一个存在了四百年左右的安定统一的帝国，自然而然就成了大一统政权的典范。关公忠于大汉、立志匡扶大汉，正体现了他对大一统政治理想的追求。南宋以来，“蜀汉正统论”十分流行，大多数学者、文人都认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德行高尚，他所建立的蜀汉延续了大汉王朝，代表着朝廷正统。这样一来，忠诚于刘备，也就是忠诚大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关羽、姜维等蜀汉臣子都以恢复汉室为己任。他们所要恢复不仅是汉室，其实更是安定和平的“大一统”国家政权。

明清以后的学者、文人也都将忠于大汉、匡扶汉室的关公，树立为《春秋》维护“大一统”理念的典型代表。如明胡汝励《汉寿亭侯碑记》认为：“侯平生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大一统，诛乱贼，敦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从昭烈者，为汉社稷也。厥后献帝竟被废弑，而昭烈成鼎足之形一延汉祀，此又明验也。”[4]361又如明孟鍠《弘治重修庙记》：“予惟炎祚既微，三国各私所事，抑孰知正统所在邪？惟王夫子于孔明、张飞同心夹辅先主，誓欲恢复中原，可谓能明大义者矣。”[5]196又如无名氏关庙对联：“王业不偏安，拒操和权，诸葛非知己；《春秋》大一统，帝蜀寇魏，紫阳乃许同心。”[19]547在明清学者看来，虽然蜀汉只是一个割据政权，关公北伐中原也以失败告终，但他对大汉政权的高度忠诚以及他为恢复汉室所作的种种努力，使得他成为捍卫“大一统”制度的杰出代表。

(二)关公崇拜与“讨伐乱臣贼子”政治理念

元明以后的关公崇拜，还寄托着《春秋》大义中“讨伐乱臣贼子”的政治理念。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7]142许多儒家学者认为，孔子作《春秋》时秉笔直书、一字寓褒贬，使得乱臣贼子十分畏惧。《公羊传》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臣子应该竭尽全力讨伐乱臣贼子。如《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25]50又如《公羊传·宣公十一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25]360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讨贼”与“尊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尊王”就是尊奉天子，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讨贼”则是要讨伐危害王权、危害国家的乱臣贼子。元明以后，关公被塑造成了忠于大汉、立志讨贼的英雄。元杂剧《关云长刀劈四寇》中关公斩杀了祸国殃民的李傕、郭汜等四个奸贼，受到汉献帝的封赏。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着力将曹操塑造为篡汉的奸贼，他不但杀害了董承、吉平、耿纪、韦晃等大汉忠臣，还勒死了怀有身孕的董贵妃，杖杀伏皇后，并欺凌汉献帝。蜀汉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都被塑造为讨伐奸贼的忠臣烈士。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提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主张。元代学者程巨夫认为：“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万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窃，群雄并起而争之，《春秋》几废。先主揭大义，发大号，再造刘氏。侯首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间关百折，期复汉祚。《春秋》之义，焕然复明。至今三尺之童，犹知贼曹而帝汉者，侯之功也。”[19]157他认为诸葛亮所提出的“汉贼不两立”正契合于《春秋》大义。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公更是被塑造成勇于讨伐奸贼曹操的英雄。早在建安三年曹操邀请汉献帝、刘备和关羽狩猎时，关公看到曹操欺凌天子，已经有意斩杀曹操。后来建安二十四年，他率军北上进攻襄阳、樊城，威震华夏，也是为了讨伐奸贼，恢复中原。元人胡琦认为：“尝谓汉自中平已后，天下大乱，曹操迁天子于许都，孙权擅土地于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时群材并出，从而附之者，莫非汉臣，汉危不扶，而佐魏、吴倾覆之，述其所为，遗臭天下后世。孰若云长大勇愤发，心不忘义，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壮哉！”[5]174明周洪谟《成化修庙记》中也说：“侯素读《春秋》，观其早识先主为汉室之胄而力辅之，以除贼寇，图绍汉统，是得《春秋》攘夷狄、尊王室之矣。”[5]193清任澣对联：“才兼文武义中君臣耻与汉贼同天勠力远开新帝业，威震华夏气吞吴魏能使奸雄破胆忠魂长绕神州。”[5]368这副对联称赞了关公在讨伐奸贼曹操时所建立的杰出功业。

在古代的学者看来，“讨贼”与“忠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讨贼”是忠君爱国的表现。皮锡瑞认为：“《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苟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9]27在明清的学者、文人看来，关公身处乱世，却能忠于汉室，坚持以讨贼为己任，虽然最终功败身死，但其忠义精神却万古长存。正如清人张鹏翮《谒荆州庙》中所说：“汉季扶真主，高明万古崇。忠贞垂宇宙，浩气塞苍穹。”[5]340

(三)关公崇拜与“君臣之义”伦理原则

元明以后的关公形象，还体现了学者、文人们对《春秋》大义中“君臣之义”的大力推重。“君臣之义”就是君主与臣子之间相处时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儒家的孔子、孟子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9]30孟子认为：“父子主恩，君臣主敬。”[27]80“君臣之义”在《春秋》大义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以，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25]156这里举出的事例说明，当君主犯错时，臣子要全力劝阻，尽到臣子的本分。如果君主仍然不听，臣子是可以离他而去的。这样的做法就是符合“君臣之义”。在儒家学者看来，“君臣之义”是极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说：“君臣之义正则天下定矣。”[30]156《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则认为：“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31]542

元明以后，学者、文人所塑造的刘备、关羽形象很好地体现了儒家的“君臣之义”理念。刘备作为君主，对关公一直高度信任、关爱有加。关公对刘备则始终忠心耿耿、至死不渝。汉末大乱，群雄并起，与袁绍、曹操、孙权等相比，刘备实力十分弱小。但关公却一直忠于大汉，坚定地追随汉室宗亲刘备。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公为保全刘备家小，曾暂时投降曹操。曹操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他却不为所动。最终关公斩颜良、诛文丑以报答曹操之后，离开曹营追寻刘备。这一事迹充分表现了关公作为臣子的忠贞，使他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誉。元代文人王纬在《泰定修庙记》中说：“按三国史，汉末英雄割据时，则有关公审去就之机，明君臣之分，大义凛然著于当时，信于后世，庙食千载。”[5]179明人缪天成认为：“且昭烈鼓仁鬯义，开诚布公，联属人心，深固根本。而操之奸，孙之褊，绍无断而寡谋，术刚愎而自用，又孰与昭烈较哉？惟公独秉大智，蚤见及此，故舍强盛，就孤穷，逐草窃，扶正统，爵禄不能縻，冶丽不能惑，金币不能留，危难不能夺其操，死亡不能回其志。幸而扫除僭伪，廓清海宇，辟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以重光，以绵汉家如蒂如发之祀.其心固尽，而汉之功臣。即不幸而历数有定，景命难谌，帝业蔑期，捐躯报主，获与汉九庙君臣，同游于地下，其心亦尽，而不失为汉之纯臣。”[5]367缪天成称赞关公为功臣、纯臣，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结语

《春秋》这部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春秋》发挥出来的各种“大义”，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道德理念及民众的社会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沈玉成认为：“并不存在于《春秋》本身的‘大义’，通过历代经师、学者无中生有的发挥，诸如大一统、君臣之道、夷夏之别、上下尊卑的不可逾越以至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等等，举凡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理论，无不一一具体地体现在《春秋》中。”[24]50历史上名将的关羽，本来与《春秋》没有多少关系。但元明以来的数百年间，关公与《春秋》一直紧紧地绑定在一起，以至于关公几乎成为《春秋》的化身。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奇特的文化现象，也是因为元明以来的儒家学者们想要借助关公强大的影响力来宣传儒家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关公崇拜中所体现的春秋大义，核心还是“忠义”二字。关公形象中所体现的各种春秋大义，如“大一统”“讨贼”“君臣之义”，其核心理念还是要突出忠于国家、忠于君主的忠义精神。关公崇拜中体现的“《春秋》大义”内涵非常丰富，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应该受到后人的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