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引进了国外学者提出的“真相坍塌”（truth decay）概念，阐述了“真相坍塌”时代传播学教师所应肩负的多重使命和践行使命的路径。指出传播学教师应以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和躬身实践之混合方式，服务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关键词】传播学;“真相坍塌”;信息能力;认知安全

2018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了“真相坍塌”（truth decay）概念，用于指“事实与分析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衰退”。研究团队指出，在“真相坍塌”时代，人们对事实的观念分歧越来越大;意见和事实之间的界限模糊;意见数量的相对增加对事实产生影响;对以前受尊重的事实来源的信任度下降。①“真相坍塌”与当下两个“网红”词语“乌卡”（VUCA）和“后真相”异曲同工。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volatile（易变的）、uncertain（不确定的）、complex（复杂的）、ambiguous（模糊的）的首字母缩略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笔者相信“真相坍塌”时代正是传播学（者）建功立业的历史机遇。传播学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中，是一门应用学科和交叉學科。在新文科背景下，传播学（者）应积极高效地吸纳最新科技成果，直面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创造性地阐释、预测和引领人类社会实践，成为帮助世人度过“乌卡”时代的一座航灯。由此，笔者赋予传播学（者）的使命已经超越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范畴。

2002年，笔者负笈英伦研习传播学，时至今日传播学学养已融入血液，深入骨髓，化为生命的一部分。20年来，笔者以对传播学的挚爱、研习、创新和实践感染着一批批学生。特别是近15年来，笔者尝试把战略传播、生活空间、叙事治疗、意义科学、复杂理论等融入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努力践行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

一、关于传播学教师使命的历史文献检索

“使命”规定着方向，而方向意味着取舍，意味着资源的整合与分配。不同学科分工合作，对人类实践与演化提供不同角度和维度的解释与指导，那么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传播学教师应该扮演什么独特角色呢？为汲取前辈同仁的思想精华，2021年9月19日16时，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传播学教师”和“使命”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结果竟为零。随后以“传播学”和“使命”进行篇名检索，符合要求的文献勉强有两篇。数量之少着实令人意外。

潘忠党教授曾疾呼，“中国传播学进一步的发展，其核心必须在走出‘学以致用’的藩篱，走进‘学以启蒙’的天地”，②对“启蒙”之说笔者甚为赞赏，但同时认为虚实要结合，否则难以为继。赵心树教授建议把新闻传播学总称为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或叫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等），二者分工协作。③对此本人完全支持。庹继光、吴定勇建议，传播学应研究人的信息化过程;高晓虹在台海关系背景下讨论过传播学人的使命;蒋晓丽、杨公成研究了中国西部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使命;郭远光则关心人物传播学的历史使命。笔者在2007年出版的个人文集《用信息颠覆世界》 中断言，“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

二、传播学教师肩负的多重使命

传播学教师的使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主要体现在对个人、国家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上，其机理类似于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描述的波纹效果（见下图）。这三个层面是一个互为基础的双向循环系统：个人的传播学素养的普遍提高是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个人和国家的发展又是人类文明整体进化的前提。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会带动相关国家与个人前进，国家制度与治理的改善必会促进个人的进步。问题是，要促进这个巨系统整体进化，着力点或突破口在哪里？笔者以为在个人。

在个人层面，传播学教师的职责是全面提高学生的传播学素养，帮助学生适应并改造信息传播生态，其中关键是提升个人信息实力。传统上，信息实力是指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贮存和传递能力，如今还包括对信息作业链的全过程保护能力。笔者的体悟是，只有充分展示传播学的专业魅力，才能吸引学生对传播学产生兴趣;只有制订具体可评价的学习激励计划，学生的收益才可能最大化。

在国家层面，作为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国家公民，传播学教师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实力协助提升国家信息实力。2020年11月，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发布的年度报告《2020战略评估：进入大国竞争新纪元》提出，如今大国之间要在政治与外交、意识形态、信息、军事、经济五大领域中争夺相对优势。传播学教师可以通过人才培养、社会启蒙、政策咨询、躬身实践等方式来服务国家战略。

在人类文明层面，传播学教师应着力培育学生的跨文明对话意识与能力。具体来说，传播学教师要培养学生三个层次的思维能力：第一层次是能够跳出个人视角而从交往对象角度看问题，也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第二层次是从包含对方角度的多个不同视角看问题，也就是多元化思维的能力;第三层次是从超越彼此的更高维度俯视问题，也就是升维思考和异维思考能力。当然，每个层次的超越都需要若干年的潜心修行。

传播力是个矢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既可用于建设，亦可用于破坏。为此，传播学教师应模范遵守法律法规，确实做到为人师表，造福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教师有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因此，传播学教师必须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这是“习武先修德”的更高境界。

三、践行传播学教师使命的路径

在教学上，笔者一直恪守道术兼修、学以致用的原则。为达此目标，一直坚持以身示范，通过教、著、行，对不同行为体进行传播学启蒙与训练。从教三十多年来，笔者常年一只脚在校内，一只脚在校外，而如今正在与国际友人合作筹建一个多功能的传播学专业平台。社会实践与教书育人不但不矛盾，反而互相促进，协同发展。传播学上的重大理论，大都来自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在自媒体时代，在校生从自媒体获取专业知识更便捷高效，如善加组织，如建立兴趣小组、课题小组，引导开展专题研究，教与学的效果可能都会更好。

面向社会的传播学启蒙，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制定行动路线，包括知识大纲、实施渠道、资源整合等。在启蒙内容方面，鉴于全球传播生态的演化，笔者建议当下应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化解“不可沟通性”

汉语中有两句话颇值得玩味，一是“有话好好说”，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都契合传播学规律。传播学上有个“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概念，是说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个人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问题卡在哪里？主要在于心理距离。何以突围？根据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如果信息真实、方式适当、态度真诚，最终是能够实现理性对话而达成共识的。问题是“真实性”“适当性”和“真诚性”都是主观感受，都取决于对彼此的认知。“认知即现实”（Perception is reality）提示我们：只要对方相信是真的，那就是真的。这与李普曼的“三种现实”、拉康的“三界说”并不矛盾，对中国改善国际传播和对内宣传也都颇有启发。

（二）增加战略理解

依据英国学者的界定，理解就是认知和解读特定形势或场景，为高效决策提供语境、视野和预见。对环境的理解决定文本解读的方向。如不了解对方就盲目沟通，可能会导致误解，甚至会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国防部印发的《战略传播原则指导》包含九项原则，其一是“理解”。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的现状与所处环境，这些所谓的“现实”都是在理解过程中人为构建出来的。这些“现实”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即便是虚假的，仍能（尤其是在同质性群体中）被分享和接受。何以去伪存真？著名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弗里斯教授认为，当错误的观念被较大的群体所分享，真相就会变得相当脆弱。④这与“言论的自由市场”观点一脉相承。基于此认识，鼓励公开、理性、相对自由的分享与辩论，是优化环境认知的必要基石。

（三）服务认知安全

传播学教师应帮助社会有效应对认知威胁。所谓认知安全，笔者定义为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免受蓄意干扰和操纵的运行状态。今天，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认知操纵（简称为OIM）”，⑤而这种操纵是在操纵者和被操纵者的“合谋”下完成的。都灵大学哲学系教授莫里齐奥·费拉里斯提出，现实是由知识构建的，而知识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现实是由权力构建的。⑥有组织的认知操纵，包括计算宣传、胁迫从众、提供另类事实、塑造第三种现实等，正在加重信息病症;另一方面，普罗大众对信息操纵并不具备免疫力，接触信息多并不意味着在接近真相。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发现，在推特上，“假消息被转发的几率比真消息高 6-10倍”。⑦当然，历史地看，“后真相”和“真相坍塌”本质上就是大众对精英操纵的觉醒与反抗。

（四）注意事实的多向度

汉语说“这是事实”，意指事实具有唯一的客观版本，可见汉语对“事实”的概念认知是混沌的。根据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辞典》（第7版），“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而“真实”是指“跟客观事实相符合;不假”。这显然无法界定“事实”与“真实”，因为至少在传播学上，事实有真假之分，真事实和假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⑧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约翰·梅里尔（John C. Merrill）教授断言，真实是有限的。⑨现实中，同一主体从不同角度、不同时点、不同维度去认识同一客体，所见“事实”会有不同。不同主体观察同一客体，所见也不尽相同，这就像盲人摸象。可见，事实是多向度的、过程性的。哲学家罗素说，“严格地说，事实是不能定义的”。品牌定位之父杰克·特劳特强调品牌定位有一条重要法则：没有事实，只有认知。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事实和真相都是客观的，而在后现代社会，事实和真相都是多向度的，所以强制建构“事实”、制造“真相”的行为会引发日益广泛的质疑和抵触。

（五）谨防ICT武器化

人们不难理解信息和技术的工具化甚至武器化，但往往意识不到或不愿承认ICT（信息、技术与传播）的政治化。就传播制度演化看，极权主义媒介规范理论是在15世纪中叶近代印刷技术发明后诞生的，其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则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封建主义制度及其规范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责任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也都是维护合法性的政治工具。在笔者看来，“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是个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景，而且其内涵也亟待拓展深化。理解了ICT（包括某些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理论）的政治化和武器化性质，世人可能会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各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机理，而这显然有助于提高自身的信息免疫力。所谓提高媒介素养或传播素养，核心目的就是提升信息免疫力以应对日益猖獗的ICT（信息、技术与传播）武器化。

（六）建构跨文明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但国际关系是众多因素以集群方式集合塑造的。以中美关系为例，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是最主要的两大影响因子。一方面，尽管在不同时期，同一影响因子的权重会有所变化，但单一因素肯定不能独立决定双边关系。在其他因素一定的前提下，信息（准确地说是认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调节国际关系。优化认知的关键是改善意义的生产环境，也就是塑造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确立了这样的认知框架，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传播对国际关系的价值;另一方面，要改善文明间的关系，大力开展异质性研究是突破口之一，这与中国文化倡导的“求同存异”并不矛盾。与此同时，要着力培育对“跨边界者”（boundary spanner）的理解、宽容与支持氛围，因为“跨边界者”能够为世人养成“高一层的心态关系”⑩指引方向。

注释：

①畢研韬、林媛媛：《“真相坍塌”挑战人类传播》，《青年记者》2018年第31期。

②③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④〔美〕弗里斯：《心智的构建——脑如何创造我们的精神世界》，杨南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73页。

⑤毕研韬：《构建传播学2.0，提升信息实力》，《青年记者》2021年第11期。

⑥⑦向青平：《理解“后真相”：后现代民粹主义思潮下的传播变革》，《西部学刊》2021年第15期。

⑧杨保军：《事实·真相·真实——对新闻真实论中三个关键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⑨郑保卫、李玉洁：《真实，一个被追求和操纵的新闻观念——基于美国新闻史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5期。

⑩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作者系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南三略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