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悦 肖杨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破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之策，构建一个可操作、科学的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则是更好地评价乡村振兴实施效果、部署乡村振兴各要素有效流动的重要基础。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既要抓速度也要重质量，整齐划一的乡村振兴路径，可能会导致低质量的发展结果。《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第九章中，明确提出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思想，就是为了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提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构建基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以及特色资源禀赋的前置乡村分类识别框架，并以县级数据进行测算，将全国1079个县按照前置指标识别分类;第二，应用前置分类的结果，提出了不同类型县域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体系的权重建议，以引导不同地区主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研究进一步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三个方面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建议，不仅丰富了乡村振兴实践理论，也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类考核乡村振兴绩效提供了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乡村振兴质量;评价体系;精准识别;分类推进;精准施策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以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热潮，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在政策落地见效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效益不高、不可持续等问题，比如某些地方为追求更好的政绩，会忽略当地的实际情况盲目进行乡村建设，导致出现“形式化”、“样本化”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一是运动式城镇化中的“农村社区”样本化，将农民运动式地和大规模地集中居住在靠近城镇的农村社区;二是新农村建设中的“美丽乡村”样板化，也就是人为地样本化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并不是人口自然集聚，也没有产业支撑，最后导致 “美丽乡村”的“空心化”（周少来，2019）。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先进的样板的确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但是一味追求“样本化”的发展模式，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以上两种情况正是忽略了乡村发展的差异性特征，这样的乡村振兴建设是不可持续的。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乡村振兴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区乡村振兴的模式与道路还不够明确，同时缺乏一套能够比较精准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指标体系，这样就会导致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各省县域仍按相同的标准去执行与考核，容易出现“样板化”现象，难以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特色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关于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相关要求，各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出发，把握各乡村发展的差异性特征，因村施策，精准实施发展战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这意味着，各地方政府不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分类和精准施策，在战略实施绩效考核中也要体现分类和精准施策的要求。而我国地域辽阔，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的自然地理分异，不同地区乡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以及资源禀赋明显不同，其振兴的基础资源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为达到乡村振兴战略分类推进和精准施策的目标，避免简单划一地将乡村振兴做成“样板化”工程，本文首先立足于我国各县域的禀赋情况对各乡村的发展模式进行分类，随后根据分类情况构建一个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调整各指标的权重分布对不同类型的乡村进行评价。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虽然已有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体要求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乡村振兴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但以往构建的指标体系缺少对乡村地域类型的识别，本研究基于各县域的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以及特色资源禀赋现实情况精准识别乡村类型，将精准识别机制引入到乡村振兴质量评价体系中，能够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证贡献。第二，本研究针对不同的乡村类型，通过调整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进行分类评价，识别不同类型乡村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推动当地制定科学有效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并应用到我国乡村振兴的政策实施中去，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剩余部分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中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分析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从政策和理论两个方面提供乡村振兴精准识别的依据，并进行精准识别的指标选取，然后基于各县域数据进行测算;第四部分，根据第三部分的测算结果，说明精准识别机制在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中的应用;第五部分为政策建议。

二、乡村振兴评价理论与文献综述

在全球范围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地区的空心化乃至衰退和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中國也正面临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而一个科学、客观、实用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1.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质量评价的关系

在乡村不断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成果和新经验，因此乡村振兴策略和措施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调整的过程，乡村振兴评价体系也是一个动态评价体系（闫周府、吴方卫，2019）。首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编制，是在整体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并细化实施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科学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其次，各地区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需要对乡村振兴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价，判断其乡村振兴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后，根据各地区乡村振兴的实际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当地的发展政策与规划，选择适合当地乡村振兴建设的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振兴。由此可见，质量评价是对质量的一种观测行为，为政府的质量决策和质量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程虹、李清泉，2003），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进行质量评价，有利于政府更好地把握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做出更为科学的质量决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另外，廖彩荣、陈美球（2017）在归纳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现路径时也提出，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战略，要及时对乡村发展质量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把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新阶段，认识新特征，掌握新情况，把握新规律，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概述

乡村振兴评价是对乡村发展现状、乡村振兴水平和实施效果的基本判断，也是衡量乡村区域内总体质量的重要方式，我国关于构建区域总体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程虹、李丹丹、罗连发，2009）。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进行测度和评价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近年来的研究多从政策要求的五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张挺，2018;闫周府、吴方卫，2019;沈剑波、王应宽，2020）。郭翔宇等（2008）构建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涵盖了新型农民、发达农业与和谐农村三大方面，其中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王学军、陈武（2009）从农村投入水平、政府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三个方面入手，对27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实施现状进行了客观综合评估;贾晋（2018）构建的“六化四率三治三风三维”的指标体系是基于“五位一体”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其中包含了35个细化指标;陈秧分（2018）等引入多功能农业与乡村理论，从功能视角尝试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与25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对全国或具体区域内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重点关注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体系，也为更好地把握乡村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

3.基于精准识别的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构建

中国地域辽阔、要素复杂、类型多样，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的自然地理分异，以及各区域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地域系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刘彦随，2018），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第九章第三节中，明确提出“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區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思想已经有研究者提出（郑兴明，2019;张利国，2019），但大部分学者在构建指标体系前，仍缺少对乡村地域类型的识别。已有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张挺，2018;闫周府、吴方卫，2019;沈剑波、王应宽，2020）都只设置了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对乡村振兴质量的评价需要遵循不同地域类型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具体评价某一地区的乡村发展水平时要适当调整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海拔、降水量、年平均气温等乡村特有的各类资源禀赋精确识别中国乡村地域系统特征及其类型，在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乡村，设置了非统一化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依照不同乡村类型发展特征对其指标体系赋以差异化的权重，精准识别并评价我国各县乡村的乡村振兴质量。除了对各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进行精准评价外，还将随着乡村振兴达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动态变化乡村振兴质量评价体系的指标和权重选取，力图做到精准、有效。同时，在动态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发现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经验问题，为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指导和依据。

三、关于乡村振兴精准识别的一个基准框架

（一）框架提出的依据

1.政策层面

党的十九大以国家战略的高度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深入推进实施，“分类推进”日益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提出要“分类施策”进行乡村建设发展。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表述，对各省县域地区未来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分类推进”是当前各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实践方向和基本路径，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对乡村进行科学分类，如何对分类后的乡村进行客观评价，也成为当下重点研究的方向，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2.理论层面

比较优势理论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具有广泛的应用，林毅夫（1999）在分析比较优势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提出，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谭明交（2018）等在研究中国农业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转型升级路径时，着重强调“比较优势”在结构变迁中的重要意义，产业升级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进行测度和评价应该综合考虑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具体构建评价体系之前，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根据乡村禀赋结构对乡村类别进行提前的分类，然后根据评价结果，发挥不同类型乡村的比较优势，统筹安排各类资源，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有效激发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

3.实践层面

各个乡村资源禀赋和要素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其振兴策略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更需要抓住乡村禀赋特点，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在利用已收集整理的各县域数据初步计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乡村类型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个维度的指标得分均较高，适合全面、均衡发展的乡村;第二类是大部分资源禀赋或要素禀赋得分较低，但个别维度的指标得分很高，属于有自身发展特色类型的乡村，例如下图中的农业发展型乡村和城郊融合型乡村，这部分乡村可能适合充分利用并发展自身的优势资源禀赋的乡村振兴路径;第三类则是各类禀赋都较差的乡村，这部分乡村可能更适合特色保护或撤并搬迁的发展策略。

下面分别选取三种类型的乡村为案例，并画出三种类型乡村分类指标得分的雷达图，如图1所示。

其中，综合发展型乡村是以广东普宁为例，从图1可以看出，综合发展型乡村海拔、人口密度、非农产业占比等指标均得分较高，很符合全面、均衡发展的发展路径。特色发展型乡村此处主要列举了两类，分别为农业发展型和城郊融合型。农业发展型乡村以海南临高为例，其海拔指标得分非常高，年平均降水量得分也高于平均值，说明这种类型的乡村比较适宜发展农业;城郊融合型乡村以甘肃崆峒为例，其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非农产业占比两项指标得分较高，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的指标得分甚至超过了综合发展型乡村，说明这种类型的乡村离最近的地级市距离较近，符合城郊融合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保护发展型乡村则是各项指标得分均较低，可能更符合特色保护或撤并搬迁的发展策略。

4.基本原则

为确保乡村分类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实现“分类推进”的乡村振兴实施战略。首先，要尊重规律，科学推进。在进行乡村分类的时候要遵循乡村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既要基于乡村的现实情况还要注重乡村长期发展的需要，探索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在县域范围内进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统筹规划，采取提升为主、撤并为辅的方式，推动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本文也正是基于县域层面，根据各乡村的现实禀赋情况进行科学分类，充分把握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精准视野下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其次，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各县域自身的实际资源禀赋是相对稳定的，也是客观的。本文根据各县域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以及特色资源禀赋等特征，进行符合实际与特色的乡村分类。最后，分类施策，动态管理。不同的乡村具有不同的发展特色，在制定具体指导方案时要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要求、区域发展背景、乡村现实状况以及农户发展需要等，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达到新的阶段，动态改变乡村分类指标和权重的选取以及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指标的选择。本文就是在精准识别乡村的发展特色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助力各地实行科学精准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二）精准识别的指标选取

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参考相关文献，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资源等差异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本研究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和特色资源禀赋4个维度构建乡村类型分类指标体系。在选取具体的指标时，参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并在遵循科学性、典型性、可獲得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侧重突出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和可比性，进一步构建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现将本文选取的乡村类型分类指标体系的4个一级指标（准测层）和7个二级指标（指标层）的具体涵义及测度方法介绍如下：

基础资源禀赋：基础资源禀赋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本文使用了海拔、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三个客观指标来体现乡村的基础资源禀赋特征。上述三个指标可以综合考量乡村是否具备发展农业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潜力。

区位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是本文区位资源禀赋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外生变量，短期内不易得到大的改变，具有较为稳定的特征。本文采用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来体现乡村的交通条件，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反映了该乡村与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远近。本文采用非农产业占比来体现乡村的经济区位因素，非农产业占比反映了该乡村的充分开发利用乡村资源、创造能够带来长远经济效益的、集群化的产业比率，本文拟采用县域第二产业加上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该县域GDP的比重来测算该指标。

发展要素禀赋：发展要素禀赋是乡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本文主要采用了人口密度来体现发展要素禀赋特征。人口密度是能很好反映乡村人力资源赋存度的一个指标，体现了该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潜力。

特色资源禀赋：特色资源禀赋主要是指乡村特色资源，如矿产资源、药用资源、旅游资源等的赋存程度，由于矿产资源赋存程度数据的缺失较严重，药用资源数据难以获得，本文主要反映了乡村旅游资源的赋存程度，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主要乡村分类指标体系与指标选取说明如表1所示。

（三）指标测算方法

为了使不同地区的指标具有可比性，我们将使用归一化方法，将各类指标进行测算。将乡村分类指标体系各项指标带入具体值就可以得到乡村分类指数，每个指标的评定得分表示该乡村在此类资源禀赋中赋存度的高低，具体方法是：对除“是否属于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指标之外的所有所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与所选指标对应的单项分数;然后，对所有指标得分进行赋权，据此求出乡村分类指数得分。

根据所选指标与乡村发展的理论关系，采用公式（1）进行指标得分评定，指标评定得分越接近1，说明该指标所表示的资源禀赋越好，反之亦然。

Yj=Xj-XminXmax-Xmin，Xj为正向指标Xmax-XjXmax-Xmin，Xj为负向指标（1）

式（1）中，Yj为第j个指标的评定得分;Xj为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Xmax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Xmin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经过上述处理，各项指标得分均与乡村在分类中资源赋存度正相关。

本文采取的是平均加权分值法，建立乡村分类指数F的求值模型。公式如下：

Fi=∑nj=1YjWj（2）

式中，F为乡村分类指数，Yj为第j个指标的评定得分，Wj为j指标的权重值，n为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的个数。Fi值越大，说明i乡村的各类资源禀赋越好。

由于特色资源禀赋中“是否属于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是0～1变量，且该项指标可直接用于辅助判断乡村是否属于特色保护类。因此，本文选取海拔、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非农产业占比、人口密度6个指标得分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值，据此得出乡村分类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

（四）基于县域数据的测算

在上述乡村分类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乡村分类指数得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分类指标体系按照基础资源禀赋、区位资源禀赋、发展要素禀赋分为三个考察指标，并综合特色资源禀赋中的“是否属于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这一指标进行分类讨论。国家规划文件中规定，将乡村划分为集聚提升类乡村、城郊融合类乡村、特色保护类乡村和搬迁撤并类乡村4种不同类型，本文结合各个乡村对于三类资源禀赋得分的不同情况，进一步分出农业发展类、景观旅游类、治理改善类等特色发展类型乡村。最终将乡村分为3个大类，即：综合发展型、主导发展型和欠缺发展型;共包含8个具体乡村类型，分别是：集聚提升类、农业发展类、景观旅游类、治理改善类、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中心集聚类、撤并搬迁类。（详见表2）

相对于“城”而言，“乡”是一个区域，包括城市建设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乡村包括县域及县域内城关村、中心镇、集镇、中心村（社区）、行政村及自然村等村镇集合，考虑到目前没有大规模的村级数据，因此，本文采用县域数据作为研究全国乡村振兴发展状况的基本单位，为未来的村级分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依据。同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使用了乡村分类指标体系中7个指标，1079个县域的数据，占全国县域总数的37.9%，其中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河南、吉林、陕西、山西、内蒙古、安徽、四川等二十多个省的数据，这些省份基本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典型省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初步划定了关于各个类型的乡村分类的标准，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一个方向性建议，而不是提供精确识别的依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乡村分类中所列举出的具体实例，是指这些县域所辖的代表性乡村，并不是整个县域。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集聚提升类：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在1079个县域中位于前20%的乡村，不论是否属于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都归于此类，共214个。例如有广东普宁、浙江萧山、福建长乐、江苏江阴等地区，完整名单见文章后附录。

农业发展类：此种类型的乡村具有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潜力，因此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在1079个县域中处于中间65%的乡村;第二，基础资源禀赋，即海拔、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三个指标的平均得分排名靠前的乡村;第三，非农产业占比这一指标排名靠后的乡村。海南琼中、福建光泽、广西昭平等地均属此类，完整名单见文后附录。

景观旅游类：这一类乡村具有天然的特色旅游资源，适合文旅开发。对于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处于中间65%，且基础资源禀赋得分排名靠前，而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指标得分排名靠后类型的乡村，将其归为景观旅游类乡村。如海南万宁、海南琼海、福建武夷山、广西灵山、浙江建德等地。

治理改善类：此种类型乡村的特点是生存环境恶劣或生态环境脆弱，但可以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实现有效治理而不至于搬迁撤并的乡村。主要分类标准为：那些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处于中间65%，而基础资源禀赋得分排名靠后，又不在“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名单内的乡村。甘肃东乡、新疆阿图什内蒙古东胜、新疆库尔勒、宁夏贺兰等地区均属此类。

特色保护类：有两种情况的乡村皆可归于此类。一是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处于中间65%，基础资源禀赋得分排名靠后，且属于“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名单内的乡村，如云南香格里拉、宁夏泾源、山西岢岚、四川九寨沟等地区的乡村;二是乡村分类指数得分位于后15%，但在“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名单内的乡村，如云南德钦、甘肃肃南、黑龙江漠河、四川丹巴等地。

城郊融合类：对于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处于中间65%，区位资源禀赋得分排名又靠前的乡村，其中区位资源禀赋主要包括乡村与最近地级市的距离以及非农产业占比。此种类型的乡村有陕西山阳、吉林延吉、内蒙古海拉尔、山西潞城、贵州兴义等地。

中心聚集类：中心聚集类乡村具有在已有法定规划中确立为中心村的乡村、人口密度大的特征。因此本文的分类标准为：乡村分类指数得分处于中间65%，且发展要素禀赋得分排名靠前的乡村，其中发展要素禀赋主要指的就是人口密度这一指标。具体的地区有河南睢县、江苏邳州、安徽利辛、河南通许、四川金堂等。

撤并搬迁类：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确有必要进行搬迁的乡村。即，乡村分类指数得分位于后15%，且非“国家重点生态保护区域”名单内的乡村。

四、精准识别机制在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中的应用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要分类有序进行，在评价乡村发展现状及其战略实施效果之前首先对乡村进行精准识别分类，有利于理清各种类型乡村的发展思路，引导不同地区能够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高政策效能。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乡村分类的识别结果一个重要应用价值，在于可为不同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精准性提供一个考核评价的参考性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所提到的考核评价只是一个建议权重体系，主要是为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价工作提供方向性思路，具体的准确识别体系，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调查支持。

（一）指标权重

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现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赋权的方法（李树德、李瑾，2006），一类是定量赋权的方法（夏敏等，2006）。由于乡村振兴涉及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各组成方面的重要程度难以从定性的角度加以判断，而且对于进行乡村振兴发展的不同地区，通过定性的方法难以捕捉不同地区乡村发展的差异。而只采用定量赋权的方法容易遗漏变量，从而影响计量结果。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既避免了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又避免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同时，在进行指标赋权前，本文首先利用精準识别的机制对各县域进行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的县域赋以差异化的指标权重。采用差异化的指标权重，一方面可以体现不同类型县域的差异性特征;另一方面可以更加精准、客观地评价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质量，有利于各地更好地开展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工作。

（二）分类应用

本文基于精准识别机制在乡村振兴评价中的应用，在对乡村类型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采用同一套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但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对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以此来突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分类推进”的思想，力图做到乡村振兴评价中的分类推进、精准识别。

选取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主要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一级指标及下属22个二级指标构成。基于之前对乡村进行分类的结果，本文根据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策略，赋予上述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的权重。集聚提升类、农业发展类等八种类型的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一级指标权重分布如表4所示。

不同类型乡村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分布如表4所示，主要是根据每种类型乡村雷达图所展现出来的各类资源禀赋特点，在精准识别机制下突显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和评价的差异，更精确、更实用、更有可操作性地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二级指标本文采取的是平均权重的处理方法，因此不做过多列举。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发展达到新的阶段，本文乡村分类依据的指标选取，以及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和权重的选择，都应对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阶段而动态性变化，以达到更加客观、科学地评价各地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做到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地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五、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证明在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分类推进”进行乡村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但在战略推进过程中，“分类推进”原则在各地实施的还不够充分，各级政府在绩效考核过程中也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作为参照依据。因此，本文初步提出一个关于乡村振兴精准识别的基准框架，考察和讨论了其在乡村振兴考核评价中的应用。在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精准识别的乡村振兴质量动态评价体系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分类推进”的目标，本文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根据乡村要素禀赋特色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振兴。如前文所述，中国地域辽阔、要素复杂，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分异，各地区的乡村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切忌 “一刀切”，不能以相同的乡村模式同步推进。因此，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乡村振兴绩效考核，应根据乡村要素禀赋结构进行提前分级分类，在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发展条件、要素禀赋、政策定位等方面差异性的基础上，精准识别出多个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地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进一步有效地提高政策投入的总体效能、保证乡村振兴成效的可持续性。最终基于前期的划分标准，进行实地的测评分析，提出适用于不同乡村振兴模式的分类建议，对于保护发展类地区，可重点通过补偿机制的设计、乡村治理的改善、有限度的产业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乡村振兴。对于具有较好发展禀赋和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完善等方式，来加快特色产业的培育，以产业兴旺作为主要拉力，实现乡村振兴。对于城市近郊区，可以发展休闲旅游、绿色有机农产品，成为市民的后花园，通过城乡互动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振兴。

第二，鼓励各地设置切合自身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不同地域的乡村进行动态监测。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处于推进的关键阶段，2022年是《乡村振兴规划纲要》的收官之年，构建全面、科学、有效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可以有效评估乡村振兴的进展，及时调整乡村振兴各要素之间的流动，分类指导各地及各部门乡村振兴进程工作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可以客观评估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总结乡村振兴的共性特征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特征，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推进各地乡村的发展。因此，全国各地应该按照国务院《乡村振兴规划纲要》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各省市县地区具体实际，进行分级分类的理论模型、数据指标设计与分类依据研究，提出初步的分级分类可操作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选取代表性县域进行深度调研，收集整理基层部门对于乡村振兴考核的反馈与意见，为分级分类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撑，并逐步建立系统完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大数据库，对不同地域的乡村发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识别不同地区差异化的禀赋优势，使各类项目能够真正发挥效能，激发乡村的内生发展動力。

第三，基于分类成果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是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指挥棒，乡村振兴分级分类最重要的政策价值在于提供科学考核的依据。在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把握乡村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分级分类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将科学、有效评估各地区的乡村振兴实施成效，从而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激发干部群众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此，建议加快应用分级分类的评价结果，对不同类型的地区提出差异化的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发展要求，设计各省市县乡村振兴工作的总体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适用地区，设计不同的权重评价体系。如保护发展类地区，应将考核评价的侧重点放在生态宜居这一方面，以防止这一类地区为了产业发展目标而难以兼顾生态宜居建设。而在考核评价之前，应对不同地区的乡村振兴进行分级分类，划分不同的考核评价“赛道”，提升考核评价的精准性。根据各地区不同发展条件与发展起点来划分“赛道”，可以让各地区找到更具可比的对标区域，提升考核评价的科学性，使各地方真正实现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目标。

当然，本文的初衷是尽可能精准地提出一套衡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以及质量的指标体系，它是基于前置指标对乡村资源禀赋差异进行识别后，分类评价乡村振兴质量的方法。但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度，还有一些遗憾亟待未来深入研究：一是乡村分类中的县域各指标数据量仍有待补充。本文最终整理获取了1079个县域7项指标的数据，相较于全国共2846个县级行政单位，数据量可进一步整理补充，以便获得更加准确、涵盖范围更广的乡村分类结果。二是缺乏实证检验。本文虽然进行了前置的乡村分类以及乡村振兴质量评价体系和权重的构建，但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和各地数据难以完整获取，并未针对已构建的乡村振兴质量评价体系进行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因此选择某一地区的具体数据进行测算，进而对该评价体系加以修正，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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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Quality Based on Accurate Identification：Log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Deng Yue and Xiao Yang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for Macro-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agriculture-the rural-the farmer” in this coun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rable and scientific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qual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a better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r the facilitation of an effective flow of factor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both speed and quality， and that a uniform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may lead to low quality development results. In Chapter Nine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c Plan （2018-2022）， the idea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classification” is put forward clearly， aiming to take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propose uniqu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s suitable for them each. In the research， firstly， a pre-village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basic resource endowment， loc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development factor endowment and characteristic resource endowment is constructed， and the county-level data are used for calculation， and the basic village types for classified promotion are given. And secondly， applying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llage classification， the weighting suggestions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guide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ir efforts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s that mee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classified promotion;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責任编辑 郝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