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贤 秦东方

摘 要：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两方面解构贸易便利化，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基于两国两部门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受规制成本影响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存在门槛效应，而受市场竞争强度影响的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反向效应，对居民福利形成门槛效应。利用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8-2018年全球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符：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人均支出存在单门槛，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人均收入形成双门槛;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更易被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取得;进一步做替换测度变量、调整测度样本和变量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居民福利;门槛效应

一、引言

科技进步和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大幅降低贸易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贸易成本，提高参与分工国家的居民福利。但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和全球化，世界各国多采取增加通关查验、限定进口品类、反倾销调查等措施保护本国企业生产和居民就业，反而增加了本国居民消费商品的成本，阻碍了本国居民福利的提升。贸易全成本包括交易的边境成本和生产分工的边境内成本：交易的边境成本方面，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关税合作理事会（CCC）、国际海事组织（IMO）等国际机构的组织协调，影响贸易商品边境成本的关税、贸易壁垒等已大幅下降（Stark等，2018），进一步提升居民福利的空间较小;生产分工的边境内成本方面，涉及边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海关效率、商业环境和国内规制水平等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刘斌等，2018）。随着交易的边境成本下降空间的收窄，生产分工边境内成本降低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就成为各国提升居民福利的新关注点。

贸易便利化措施提升居民福利存在两个典型事实：一是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提升，使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不平等度下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是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的密集程度（唐海燕和張会清，2009;刘斌等，2018），即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越高，单位贸易商品所消耗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数量越少。Mutreja等（2017）、Hillberry 和 Zhang（2018）、梅冬州等（2018）基于世界银行、OECD、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比较国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服务业价格指数（第三产业价格指数）发现：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市场监管和提高上下游企业所提供的贸易服务质量，不仅提高了国内、国际贸易规模，还缩小了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商品价格的差距，进而提高居民福利。二是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提升，使中间品企业和最终品企业、最终品企业和消费者间的感知距离不断缩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是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的基础条件，即基础设施、海关管理、商业环境和国内规制建设所依托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物流技术等。Viet 和 Cuong（2015）、宋河发等（2018）通过比较货物运输JIT指数、电子商务参与指数、最新技术的可用性指标发现：电子商务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在贸易便利化措施中的应用，通过提高贸易中的信息和资金的流转速度、中间品和最终品送达的及时性、缩小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感知距离，降低终端消费者消费商品的成本，进而提高居民福利。

深入研究贸易便利化与居民福利的关系，尤其是弄清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预防贸易摩擦。帕累托最优下近似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无视外贸企业的商品成本差距和贸易便利化选择偏好问题（胡颖，2016），但在现有贸易福利的分配机制下，全球总需求无法完全满足总供给，造成局部贸易非均衡，从而引起区域性甚至全球性贸易摩擦。受政府规制调控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可以通过统一内贸和外贸便利化的政府规制，以取得贸易便利化的规模经济性，缩小贸易便利化的成本差异，从而减少贸易摩擦。二是有助于塑造经济增长新动力。贸易便利化应用的技术主要是信息技术，其技术溢出水平通常高于生产部门，但受贸易便利化的供给规模限制，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提升空间有限，反而容易形成技术市场的“低技术-低市场份额-低效率”的低端锁定（Hanson等，2005;Los等，2015），进而造成贸易便利化的需求不足、需求低端化等现实问题。贸易便利化流程应用受市场竞争自发调节的信息技术，通过技术与管理的跨领域融合，降低贸易便利化的供给成本，以提供经济增长新动力。

本文的边际贡献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理论上基于两国两部门模型构建了含有贸易便利化因素的居民福利模型，将贸易便利化作为外贸商品的中间投入，揭示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对居民福利具有促进作用;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负向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使得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的促进作用在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效果更强。第二，依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统计署对全球国家2008-2018年贸易便利化的统计指标，量化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从贸易便利化成本角度，利用控制服务规模、进口行为以及成本加成后的服务费用残差值，衡量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从市场竞争角度，将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作为投入，跨境电商规模作为产出，应用非线性SBM-DEA法测度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第三，经过替代变量法、样本替代法和变量内生法的稳健性检验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的门槛效应依然存在。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第四部分实证设计，第五部分结果及检验，第六部分门槛效应的机制分析，第七部分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贸易便利化与居民福利

贸易便利化与居民福利关系的既有文献偏向经验研究，理论研究较少。各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两个方面：第一，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和居民收入增长。贸易便利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潜在居民福利。国内外研究多以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作为收入差距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投入产出表法、计分法、引力模型法，通过对中间品和最终品进出口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居民收入进行测度、比较和拟合（Van 等，2005;刘斌等，2018;王子和周雁翎，2019），或者基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分析范式对影响居民收入的贸易便利化政策进行经验识别（钱学锋和王备，2018），分析贸易便利化服务价格对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瀑布效应。第二，贸易便利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增加实际居民福利。尽管少量文献基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理论研究已形成一些典型成果，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周定根等，2019）、贸易谈判（谢申祥和蔡熙乾，2018）、市场扭曲（毛海涛等，2018）等，分析贸易便利化服务价格对居民收入增长的竞争效应。但现有文献明显缺少贸易便利化具体措施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理论研究。gzslib202204012054

（二）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与居民福利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影响的研究存在争论。OECD、APEC和世界银行提出：贸易便利化的流程措施反映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集中于规制环境和海关环境领域;贸易便利化的技术措施反映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商务應用领域。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与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协同促进居民福利。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如，Wilson等（2005）认为金融服务水平、规制服务水平等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提高，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居民实际收入更大。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商务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发达经济体居民福利提升的作用更明显（Chu等，2018）。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作用不一致。倪红福（2017）认为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技术结构）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提升反而降低以出口增加值和商品技术含量表征的居民福利。同时，发展中经济体主动或者被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主要是中小型贸易企业，这类企业受制于上下游企业提供的技术水平（知识）和服务质量（人力资本结构），贸易成本反而有所提升（袁富华等，2016），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居民福利差异较大。总之，这些相悖观点的存在，说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此外，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影响居民福利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李波和杨先明（2018）根据中国贸易便利化的环境构建两国贸易模型，从跨国企业层面提出提高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盖庆恩（2019）根据一国三部门（农业、工业、服务业）贸易模型，构建考虑部门间技术水平差异的生产决策模型，从产业层面发现贸易便利化的价格调整是居民福利变动的主要原因，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是获得长期居民福利的因素之一。前者强调了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但缺少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和外贸部门的经验支撑;后者考虑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国外进口影响，但缺少政府规制等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实证检验。

（三）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其他因素

贸易便利化间接影响居民福利还应考虑国家生产环境：劳动生产率、劳动者规模、国家经济实力、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政策。首先，低劳动生产率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通常偏低，且区域内劳动收入差距较大（Elmawazini和Khaled，2014）;高劳动生产率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通常较高，但需达到一定门槛后才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王娟和张鹏，2018）。其次，劳动者数量和质量主导的国家实力是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来源，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福利（岳希明和任若恩，2008）;经济规模是国家实力的显性表达，国家实力越强意味着居民福利越高（Visser等，2014）。再次，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更高，可以获得全球更低成本的生产品和消费品，居民福利水平普遍较高，反之则增加贸易便利化服务成本，导致居民收入水平逐渐降低（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此外，国际政策的调整也会通过全球贸易便利化谈判，间接影响居民收入（谢申祥等，2016）。

总体来看，贸易便利化作为获取合理的国际贸易利得而实施的一系列生产性服务，对居民福利存在间接影响。但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研究，未能打开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共同影响居民福利的“黑箱”。

三、理论分析

本文在Caliendo和Parro（2015）两国两部门模型和孙浦阳等（2018）服务业管理效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一个考虑贸易便利化的两国两部门模型，以考察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一）居民福利与商品消费偏好

假设C国代表性家庭的居民福利由居民消费效用决定。代表性家庭对i商品的消费包括Ydoci的国内商品和从R国（The Rest of World）进口的Yimci商品，该市场代表性家庭对差异化i商品的消费偏好满足替代弹性不变的总效用函数：

五、实证结果及检验

（1）单变量门槛效应

依据（18a）式和（18b）式检验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分别对居民收入的门槛模型。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仅对居民支出存在显著的单门槛（5.761），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三个居民福利指标的门槛效应均不显著。结合贸易便利化两类举措对居民福利提升门槛的理论分析，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的门槛值为负（-31.23），说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小于门槛值则提高居民支出，这一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同时，超过门槛值到0之间还存在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支出提升的负向效应，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2。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单变量门槛检验，可以认为是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不变情形下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也证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或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的理论研究出现相悖观点，来源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门槛前后的差异。

依据门槛检验所确定的模型及门槛值，将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分段回归，结果表明：（1）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低于门槛值时，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即低于门槛时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越高，居民支出越高，但高于门槛时则不显著;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无门槛时，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提升对净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但显著提升居民收入;从回归数值来看，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每提升一单位，带来12.23美元的支出增加和21.85美元的收入上升，理论上整体净收入上升9.62美元。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的存在显著正效应，表明当前全球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改善降低贸易便利化的复合服务价格。（2）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无门槛时，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净收入和居民收入影响显著，但对居民支出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新技术在贸易便利化服务中的应用，可以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增加居民净收入和居民收入，但新技术的更新速度快、使用门槛高的特征增加了贸易便利化成本且降低单位服务成本，导致对居民支出的门槛效应不显著;从回归数值来看，每提升单位技术水平，带来居民净收入上升1186美元，居民收入上升8440美元;结合前述理论分析，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提升降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提升居民收入。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远大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其中对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尤其明显，可见贸易便利化提升居民收入的关键在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提升。gzslib202204012054

（2）双变量门槛效应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存在复合影响。世界各国追逐最大化居民收入，可能使得该国政府为了扩大商品出口规模和降低进口成本，而主动购买最新技术应用成果和引导企业升级技术，客观上形成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技术水平的拉动作用。因此，實践中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可能存在复合作用影响居民收入，导致单变量模型回归结果失真。有鉴于此，本文在单变量模型中并存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及其内生效应（（tsjt），以解决模型结果失真问题。具体模型如下：

ln（SWjt）=βjt+βs1（servefjt≥λsjt）+βs2（servefjt<λsjt）+βt1（techlejt≥λtjt）+βt2（techlejt<λtjt）+βt1（tsjt≥λtjt）+βt2（tsjt<λtjt）+zjt+ut+uj+ξjt（22a）

ln（SWjt）=βjt+βs1（servefjt≥λsjt2）+βs2（λsjt1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技术水平叠加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测度结果表明：第一，双变量单门槛模型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的门槛效应依然显著，且门槛值与单变量模型门槛检验结果相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三类居民福利指标的门槛均不显著，但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交叉却存在门槛（-28.59），且门槛值相比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门槛值变大，表明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需要通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产生门槛效应，且减弱门槛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2。第二，相比双变量单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双变量双门槛模型对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细化（[0.593，0.684]），开始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说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共同出现，使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直接对居民收入的双重门槛开始显现，为居民支出提升提供保障。第三，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双变量单门槛模型和双变量双门槛模型，均显著存在对居民支出的门槛效应（[0.562，0.845]），一方面进一步确定了假设1，另一方面双变量双门槛模型的p值变大也说明改变门槛回归模型的门限数没有增加数据对真实关系的解释能力，即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更倾向于单门槛。

结合双变量门槛模型及门槛值，回归含门槛和不含门槛模型。回归显著性表明：（1）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较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更突出。其中，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存在使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低于双门槛的下限值会对居民支出和居民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减少居民收入和居民支出;介于低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的降低效应显著，但对居民支出不显著;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高于高门槛值对居民收入的效果不显著。（2）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低于门槛值则增加居民支出，即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越高居民实际福利的提升效果越大，但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贡献不显著。（3）不考虑门槛时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叠加对居民福利的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仅对净收入和居民收入显著。

回归系数表明：考虑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门槛效应可以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的贡献，而考虑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门槛的效果不显著。考虑贸易便利化技术门槛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的贡献增加9.97%，对居民支出的贡献增加23.08%，这部分居民福利的增加来自于高技术水平门槛对居民收入负面效应的减弱。相反考虑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门槛，对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影响居民收入的效果不显著。这一结果不仅证明本文的假说2，即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多的是被高于技术水平低门槛的国家取得，而且进一步表明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单向效应。

（3）稳健性检验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与居民福利的回归结论还可能受到统计变量测度偏误、样本选择偏误和变量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变量再测量检验模型变量稳健性，通过引入发达、发展中国家样本评价和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样本选择偏误。限于篇幅，下文仅汇报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双门槛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解释变量的再测量

借鉴孙浦阳等（2018）对服务业管理效率的再测度方法，再测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将同年各国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从小到大排序，取其前10%的国家作为高服务质量国家，前10%国家服务质量的均值作为前沿值，用每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除以前沿值得到每个国家的相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即servefjt=ujtu10%jt，该值越大代表国家相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越低。借鉴技术创新领域对技术水平的常用指代变量——专利申请量，再测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李兵等，2016）。世界银行对样本国家专利申请的统计主要包括居民和企业申请两类，其中部分年份数据缺失，为保持统计变量可靠性，采用前后年份指标数量的均值替代。

使用再测的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分别对居民支出和居民收入的双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支出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能显著促进居民支出，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估计系数，与双变量门槛模型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一致，进一步证实双变量门槛模型的稳健性。gzslib202204012054

2）回归样本的再选择

基于贸易便利化研究样本的主流划分：国家发达与否，检验样本选择的稳健性。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贸易便利化软硬件投入，居民福利较高，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少，居民福利较低。本文搜集世界银行2010年不变价格下各国GDP的数值，以联合国对国家发达与否的判定依据（人均GDP是否超过10000美元），设定发达与否的工具变量（发达为1，不发达为0），该工具变量乘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得到区分样本的变量值，代入双变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区分发达国家后依然支持本文的研究结果。

3）解释变量内生性

本文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理论分析表明，二者具有相近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变量内生性偏误。对此，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一步检验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内生影响。首先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是否受控制变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影响进行tobit拟合，得到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是否受控有效的[0，1]统计指标;然后，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影响居民收入和居民支出，进行二阶段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servefjt=tobit（techlejt，zjt）ln（SW）=β1+β2ET2+ξ（22）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技术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probit拟合，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回归的mills检验数显著。Heckman二阶段回归结果与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六、门槛效应的内在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揭示了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改变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规制力度作用于居民福利的两条内在传导路径。即更新速度快、使用门槛高的新技术，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特征，降低上下游企业提供的贸易便利化服务成本，增强贸易商品的竞争力;同时高新技术在政府管理活动的普及推广，极大的提升政府对市场提供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规模，增加国外商品的供给种类，降低进口商品的替代弹性。为了更为完整地佐证理论研究假说的成立，本文构建市场竞争强度market和政府规制力度regulat的代理变量，就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影响居民福利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ln（marketjt）=βjt+βs1（servefjt≥λsjt）+βs2（servefjt<λsjt）+βt1（techlejt≥λtjt）+βt2（techlejt≥λtjt）+zjt+ut+uj+ξjt（23a）

ln（regulatjt）=βjt+βs1（servefjt≥λsjt）+βs2（servefjt<λsjt）+βt1（techlejt≥λtjt）+βt2（techlejt≥λtjt）+zjt+ut+uj+ξjt（23b）

其中，marketjt以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2000年=100）测度， regulatjt以各国总税收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测度。

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规制力度代理变量的门槛检验结果表明：（1）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市场竞争强度存在单门槛效应，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市场竞争强度和规制调控力度存在相同的双门槛效应。（2）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市场竞争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市场竞争强度具有显著负效应，且低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门槛值的影响尤为突出。（3）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规制调控力度的影响不显著;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规制调控力度的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区分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双重门槛样本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开始表现出对市场竞争强度和规制调控力度的显著负效应，且高于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的低门槛对规制调控力度的负效果更显著。

总之，一方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可以显著降低市场竞争强度即提升市场效益，控制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后还可以显著降低政府规制调控力度即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形成对居民收入的阶段性影响，验证了本文假说1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至高于低门槛值，可以显著减低规制调控力度，进而影响了居民收入，验证了本文假说2的内在机制。

七、结论

本文基于贸易便利化的生产性服务特性，从理论、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门槛效应。贸易便利化对居民福利存在门槛的根本原因是贸易便利化改变贸易成本时存在的门槛效应。在本文的理论分析中，贸易便利化措施影响贸易便利化服务价格，贸易便利化服务价格就是对贸易成本的表达，而完全市场中贸易成本决定居民消费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居民能够消费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即居民福利水平。在本文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具体门槛数量及门槛值，并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检验贸易便利化影响居民福利的市场和规制路径，以发现贸易便利化提升居民福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相同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下，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强度或降低政府规制力度，对居民福利形成单门槛效应;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在高于其低门槛值后，可以显著降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规制调控力度，对居民福利形成双门槛效应;且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通过市场和政府机制影响居民福利。

第二，扩大进口规模和降低政府规制成本，提高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可以提升居民福利。本文从进口商品替代弹性和消费服务偏好两方面分解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发现：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可以通过扩大进口规模降低贸易企业的市场竞争强度即提升企业的市场效益，或在控制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后通过降低政府规制力度即降低贸易便利化的服务成本，形成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与居民福利的共同提升。当前全球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已经取得较大提升，但与公平贸易和全球居民福利最大的期盼还存在较大差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果世界各国普遍缩减进口规模和提升政府规制成本，会导致贸易便利化服务成本上升和市场收益下降，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资源的配置会进一步失衡，造成全球居民福利的下降。因此，只有切實落实扩大进口和便利化政府规制，世界各国才能跨越贸易便利化对居民福利的门槛。gzslib202204012055

第三，電子商务技术在贸易便利化实践中的连锁反应，是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产生双门槛的原因。短期来看，电子商务技术通过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企业生产对贸易便利化的需求量，进而导致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的负效应。但从一个较长时间的跨度来看，电子商务技术水平提升导致的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提升，终将提升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进而提升居民福利。以门槛值区分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对居民福利的作用，跨越门槛可以促进居民收入，也表明贸易便利化服务质量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多的是被高于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低门槛的国家取得。

第四，后疫情时期，我国通过贸易便利化举措提升居民福利，应关注贸易便利化技术规制优化。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到，贸易便利化举措的重点在于通过促进电子商务技术应用标准化，来提升贸易规制协同。具体而言，贸易便利化的政府间规制协同，首先要关注电子商务技术应用的积极作用，尤其应推进对生产企业的技术应用，加强不同行业间技术接口的协同和管理信息的共享，从而提升商品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居民福利。其次，贸易便利化还需将贸易便利化的规制调控从“引进、模仿”的追赶模式转向“研发、创新”的赶超模式，将贸易便利化的政府改革从“重政府重数量”转向“优政府重质量”，避免出现因单一领域贸易便利化而宏观经济整体效用下降的现象。最后，在贸易便利化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同时，应重视要素市场的自发性调节配置，如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市场提供跨国货物流通的帮扶平台，形成有助于中小企业进出口的有机调节，促进国际贸易领域的创新创业。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两国两部门的贸易便利化模型设定中忽略中间品、初级品生产和个体消费行为，但当前全球出口规模最大的产品是中间品、中国进口需求迫切的是农产品，导致分析结论在我国的实践应用受到限制;（2）本研究的实证是基于居民福利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居民收入更容易被政策关注的现实考量，但居民福利的测度指标实际更多元，以后的研究还需构建居民福利的指标体系分析;（3）贸易便利化和居民福利的关系不仅是客观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生产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主观感知的结果。企业和个人的主观感知与现实效果可能并不一致，对贸易便利化和居民福利关系的判断也会存在偏差，未来还需要对贸易便利化和居民福利的主观感知的内在机制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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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the Welfare of the Residents

Xue Weixian and Qin Dong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rade facilitation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service quality and technology level， so as to study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the welfare of the residen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wo nation two sector model shows that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rade facilitation affected with regulatory costs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welfare of the residents， while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affected by the intensity of market competition ha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welfare of residents through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rade facilitation. Using the global data of 2008-2018 releas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um，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produces result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re exists a single threshol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through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mechanism， while there exist two threshold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through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The impact of trade facilitation service quality on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fare is more easily achieved in coun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technology. Further tests on the substitution of measurement variables， the selection of measurement samples and the robustness of endogenous variables show that the results are all still significant.

Key Words：trade facilitation service quality; trade facilitation technology level; welfare of residents; threshold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