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食堂向来是校园人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你的校园生活的乐趣之一是享受美食还是吐槽食堂？如果有机会去民国时期的学校食堂“打个卡”，又会是怎样一番体验？

“我”的一日三餐

坊间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可以说，学习生活幸福与否同食堂的菜色息息相关。那么，民国学生的幸福指数怎么样呢？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对母校南昌二中的食堂相当满意。“二中伙食不错，每月四元八角，一日三餐：早餐总是大米稀饭，四碟小菜：有油炸花生仁，炸油条，酱萝卜干等;午餐晚餐主食都是米饭，副食有三荤三素，上午荤菜是鱼，下午是肉，素菜有青菜、豆芽等”——二中食堂，一顿吃三碗，不费劲！

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则各有各的不幸。北京一中的食堂就只有三种东西，窝窝头、小米稀饭、白菜豆腐汤。作家柏杨就读的百泉初中更是贫富差距显著：高级的“白菜团”成员的饮食肉菜俱全，便宜的“萝卜团”成员只能“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当时，作为“萝卜团”成员的柏杨，最渴望的就是“吃一口肉，一口就好”！

食堂“夜袭”

“伙食包办”一度是民国食堂流行的经营模式，学校把食堂承包给厨师，学生缴纳膳食费。不过这引发了很多问题。有的食堂卫生奇差，苍蝇在汤桶、菜盒里“安居乐业”，甚是逍遥;有的食堂收钱不少，却是“糊弄大师”，只给学生喂青菜。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学生自治膳食委员会”应运而生。

膳食委员会虽然勤恳负责，但承包商更技高一筹，往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各种方式把食材夹带出去。为此，学生不得不和他们斗智斗勇。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季羡林的同学徐春藻就是个中翘楚。常规的检查一般是早上和中午，徐春藻却主动加班，每天夜里从温暖的被窝爬出来去食堂“突袭”。别说，这办法还真是卓有成效。一天晚上，承包人把肉藏在酱油桶里，正准备偷运出去，结果就被徐春藻抓个正着。铁证如山，承包人只得认栽。经此一役，徐春藻名声大噪，而其他同学们更是喜不自胜——从此之后，食堂伙食大改，肉和鱼终于成了餐桌上的常客。

进击的大胃王

食堂的菜色佳或不佳，对真正的大胃王而言似乎并不重要。民国时期，经常可以在食堂里看到学生们“比赛吃饭”的奇景。

和刻板印象不同，许多大胃王并非身材魁梧的壮汉，而是白净腼腆的文弱书生。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代表，每到饭点，他便“狂奔而出，直赴食堂，连食五碗，鼓腹而出”。据说，他还曾创下过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和三大碗炸酱面的惊人记录。不过，这饭量在人才济济的清华食堂却是不够看的。想要在风起云涌的吃饭大赛中夺得魁首，至少得有一顿二十六个馒头的肚量——这样才能勉强压过当年学生一顿二十五个馒头的最高数据。

历史学家何炳棣吃起饭来也毫不客气。有一次，吴宓教授请还是学生的他吃饭，点了一大盘烤牛肉，共有12片。何君一看不由得两眼放光，也顾不上讲究“师道尊严”了——只见他筷子翻飞、风卷残云，吴老师才夹了两片，还没回过神来，盘子就已经被一扫而空了。当然，即使是大胃王，吃得太多也顶不住。据可靠消息，饭后，何炳棣在田径场上慢步走了至少半小時，才堪堪将胃里的牛肉消化掉。

师母的小灶

不论多么好吃的食堂，天天吃也总会令人厌倦，因此，在学校餐饮界“另辟蹊径”成为大有可为的事业。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就是一位“小灶”创业者。

说起创业，杨师母有天然优势。她是会吃的美食家，所著《怎样烹饪品尝中国菜》一书曾经畅销海外;也是能操作的好厨师，凡是品尝过她手艺的人，无不交口称赞。随丈夫来清华任教的她，为满足嗷嗷待哺的众多师生，在校内创建了“小桥食社”。

食社虽小，业务却广，既有整桌酒席，也有家常饭菜;虽由教授夫人创立，却从不自恃身份，不论是囊中羞涩的学生，还是手头阔绰的先生，都能“满载而归”。更难得的是，食社价钱格外克己，味道更是不坏。英雄难过美人关，师生难过“小桥”关——食客们在这里，要么“掉了眉毛”，要么“豁了皮带”。

如此诚信经营，小桥食社的生意自然兴隆。不止杨夫人忙得团团转，连去吃饭和看热闹的人，也都站起来做了跑堂的，正所谓“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是也。不过，食社红火了不久，就火速关张。原因无他，只因杨夫人酷爱请客，在一声声豪迈的“我买单”中，食社入不敷出，只能“关门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