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瑛

（广州新华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后人类（posthuman）这一名词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渐融入大众视野，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正在逐步解构人类的主体性，人工智能的出现更颠覆着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认知。

2004年，科幻电影《我，机器人》在美国上映。影片的时间背景设定为2035年，那时人工智能在《我，机器人》中随处可见，开篇观众便可看到大量机器人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入人类生活，展现了一个人机和谐共处的世界。遗憾的是，和谐场景很快被打破，主人公警探思博那出场便带着对机器人的质疑。随后影片所涉及的关于机器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反抗、身体的重构展现、机器与人的关系都展现对科技发展问题的人文思考。人类在惊叹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会逐渐发现“后人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现代技术发展的变革，而且可能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次革命”［1］（颜桂堤，2019：47）。由此，本文将从人工智能的身份伦理认同，后人类世界的身体重构，以及人工智能下的社会构建来讨论在《我，机器人》中后人类的科技反思。

一、后人类世界中的身体重构

科技似乎看不到摸不到，但它却转换为手机、电脑、机器人等物质实体出现在我们周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以算法的形式存在，而是需要一个物质的实例，实体来体现”［2］（Robertson：378）。在电影中，关于这种具象的实体展示则是以身体的角度出发，虽然身体是作为有机体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从人与机器的结合，到身体的虚拟展示，再到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逐渐模糊这种物质具象化的边界。唐娜在《赛博格宣言》一文中提到通信科学与现代生物学将世界转换为编码问题，打破了身与心，有机体与机器等物质世界中的二元论。

电影中的警探思博那曾经被USR电子机械计划为受伤警察设计的项目救治，整个手臂都被机器替换了，成了赛博格（cyborg）。机械臂不仅帮助他实现了在身体意义上的完整性，也给他的身体机能带来了强化。在唐娜看来，“赛博格是一种可控制的有机体，是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构的生物”［3］（Haraway，1990：191）。虽然赛博格是人类对科技发展的想象，但在当今世界，赛博格不再是一个有限的虚构概念，而是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医疗领域。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格的存在意味着人类突破了身体的局限性，在电影中可以看到警探和机器人对抗过程中对其机械手臂力量的展现，以及他的身体可以在受伤后轻松恢复。然而，当任何人的身体都可以进行替换和修复时，身体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将被掠夺，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对人的概念进行界定则会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身体的不确定性也逐渐显现，对这些赛博格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也值得探讨。电影中苏珊博士发现警探手臂是电子机械后，进而提到肋骨时，斯普那脱口而出“No，that’s me”（不，这部分是我），由此看出他对电子机械身体的部分并不认同，他潜意识中的身体和自我是不一致的，这样“主张自由主体的普遍性就存在问题”［4］（海勒，2017：6），即便是成为赛博格的个体都无法清楚定义自己的身体，身体这一概念在未来的后人类世界中可能会不断被解构。

朗宁博士的虚拟全息影像也在挑战着身体的存在。警探能够与博士的虚拟影像进行对话，而此刻博士已经死亡。身体本应是他思想意识的载体，但即使他的肉身不在，思想却被编码成信息能够智能反映参与到现实世界，虚拟与现实平行且交融。身体与思想意识转换成了物质与信息的二元关系，“信息被视为某种形态，与特定的物质体现并无关联，可以在时空中自由旅行”（海勒，2017：17）。身体的必要性减弱了，凯瑟琳也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能够在非生物的媒介——计算机磁盘中捕捉到1和0的形式，那为什么还需要身体多余的血肉呢？”（海勒，2017：17），如果影片中博士的思想意识通过信息智能形式一直存在，人类将不再由身体层面上的存在或消亡作为在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标准。诚然，在后人类世界中，不论是警探赛博格的身体还是朗宁博士只留有信息化意识的虚拟影像，都突破了人类身体机能甚至生命时空的局限，但随之而来将伴有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挑战，如某人智能反应模拟的意识是否能够代表他本身的自我意识？是否有生命的起始与结束？有机体的发展能否继续？在这样强大的信息时代，当人类失去了身体的温度后，思想的温度还能保留多久？通过科学技术对身体的改造和解构，人类似乎变得更加强大，但身体失去原有的确定性和主体性。因此，在后人类世界中，生命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了观念、感知和认知的变革。生物技术、虚拟、人工智能的后人类世界将打破人对于自身的认识。

虽然影片中展现了人类的身体将被替换的未来，但身体却又成为后人类语境下人工智能越来越具象的体现，即Embodied intelligence”（具身智能）。比如在电影中的VIKI是朗宁博士设计创造的中枢系统，被设定为女性形象，有女性特征的脸庞以及女性的声线，而这些本是人类辨别身份信息的依据。随处可见的人形机器人更证明了这一点，模拟人类躯干设计的身体成了信息或软件运行的载体，人类正在将身体这一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让位给人工智能。身体不再需要人类的思想意识来进行操控，通过程序设定，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技术中，机器人作为“Embodied intelligence （具身智能）”已经“模糊了生命和认知，生活与智能行为之间的概念区别”（Robertson，2007：378），甚至机器人看起来更像是人类。

或许是人性的欲望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推动了后人类主义的到来，但人类整体的主体性或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身体的重构将重新谱写关于“人”的定义。电影中关于身体的刻画体现了人类与世界真实的物质连接慢慢退化，当人类将身体让位给人工智能时，思想的让位是否也会到来？

二、人工智能的身份构建：“我是谁”

“我是谁”？这是电影中机器人桑尼提出的问题。科学技术创造了许多新鲜产物，如何定义它们至关重要。

“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是一种自主或半自主的设备，可以根据人类的直接控制、在人类监督下的部分控制或完全自主地执行任务”（Robertson，2007：373）。“人类控制”和“人类监督”意味着机器人的所有行为是在设定的程序和算法下完成的。虽然它们呈现人的身体形态，但是并不具备思想意识去支配自身行为，本质上机器人只是一种无生命的工具。影片中警探反感机器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乏人类的情感道德，警探在审问桑尼时说道“机器人不会感觉到害怕，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感觉”，似乎人类和机器人之间唯一的区别仅存在于生物学的角度。甚至USR公司在处理朗宁博士死亡的案件中提到，即便是因为机器人的原因，也是定性为工业事故，并反问警探“是把机器人当作人来看待了吧”？

然而影片中的机器人有了意识和情感，能思考，NS-5型机器人桑尼就是一个例子。由此可以探讨定义的另一个核心，即对“自主”的理解，当然这种自主是在人类的设定下进行的，不过这意味着通过设定，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的动作和行为，独立完成人类给出的指令或任务。在这样不断重复模拟人类行为的过程中，原本人类控制下的自主是否会进化为机器人自我控制下的自主？即从对人类的行为模拟到对人类的思维模拟的进化。虽然机器人没有像人类一样的大脑结构，但是在创造机器人时所设定的程序算法就好比是大脑，能够不断“识别出这些相互作用的统计规律，这就构成了模式化和习得行为的基础”（Robertson，2007：378）。机器人能够不断学习和模仿，影片中桑尼可以模仿人的表情，并“思考”将表情应用在适合的场景，它实现了从接收信号，模拟动作到感知环境，自主表达情感的进化。这不单是科技的发展，甚至是新生命形态的进化。那么，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模仿也将成为它们进行自我身份建构及认同的基础，它们与人类有了更多在思想情感上的互通。那么，如何来回答桑尼问出的“我是谁”的问题？如果说思想意识才是定义什么是人类的关键，当机器人有了与人类相似的自主意识和情感后，“机器人很可能成为与我们一样的人类”［5］（海勒，刘宇清，2018：134）。然而，即便机器人不再是以往没有意识，安全可靠的工具，人类可能依然会本能地将机器人放在“他者”的位置，很难将机器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影片中多处提到桑尼时，警探与女博士的言语中都表现出机器人不应归属在人类的范畴中。

影片中对于人机共存世界的设定也似乎“暗示了一条基本的人机伦理：机器人天生为人类的奴仆”［6］（吕超，2015：36）。这些或许都会让机器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障碍重重。例如，其一，机器人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并绝对服从人类。其二，机器人是可以用来进行买卖的商品。对于桑尼这类已经有了自主意识的机器人，它在获得了思想、意识以及情感的身份构建后，对自己的认识不再是人类所认为的物品或附属品。看似机器人的自主意识使其成为独立的个体，脱离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本质连接。电影中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抗，警探与机器人桑尼成为朋友，都打破了人机主仆关系。然而，不论是作为无生命的工具，人类的“他者”，或是人类世界的其他角色，机器人都无法独立于人类世界来获得自我身份认知。机器人的身份构建也更加取决于人类的本质，与其说机器人的身份构建，不如说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如《弗朗肯斯坦》中的怪物，它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悲剧事件都是对人类世界和人性的折射。如果机器人的“自我觉醒”在未来世界发生了，那么它们对自身身份的构建或将是整个人类群体的自我身份重构。

三、人机共存的未来社会构建

在整个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似乎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无处不在的科技充斥着人类的生活，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我们对于人类概念的思考，更撼动了我们所处社会及世界的结构。由此可以预见，在后人类的世界里“现代技术对人身体的改良势不可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可能彻底变革人类的身体与心智，彻底改变未来社会与经济”（颜桂堤，2019：53）。

影片中的科技公司创造的机器人本质是基于机器人“三定律”服务于人类社会，人类尽情享受着机器人带来的便利，它们走进社会，走上街道，走入千家万户。而承担服务任务的机器人随着人类对技术的研发不断被回收、销毁、重建、更新换代，这反映了一种“内隐的等级制和丛林式的强者逻辑”（吕超，2015：37），反而让社会阶级更直白地被展现，被普及应用的科技就是人类手中用来掌控话语权的工具。在这一关系基础上，人类永远处于高位俯视机器人。然而影片中的一句话“机器人抢了你父亲的饭碗”不禁让人反思，点明了机器人已具备了与人类相似的技能，也意味着机器人正在取代人的位置。人类的惰性也会随着机器人工作服务领域的扩大被放大，人的能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退化，并且大多数人并非真正的掌握技术，而是享受掌握技术的人带来的便利。那么，“现在很明显，人类和机器已经共同进化，而人类从来没有享受过对他们的技术工具的掌握关系，而是与它们处于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7］（Bendle，2002：58）。在人类与机器人未来的共生社会中，机器人不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工具存在，它们还替代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承担部分劳动分工，这种情况挑战了以往社会中的社会分工及社会资源分配，也打破了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此看来，机器人不是抢了人类饭碗这么简单，而是社会组成与分工的一次重构。

影片也设定了VIKI带领机器人对人类反抗的情节，机器人试图占据人类世界的主导地位。《我，机器人》呈现了对未来后人类社会形态的警示，机器人对人类的危险可能不是在于这些机器人或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人类自己带上的枷锁，源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噬。科技发展的尽头与结局难以估计，就当今时代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了技术带来的诸多便利，但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如同影片中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变革，需要人类去考虑科技发展的界限、应用范围和目的。

四、结语

科幻电影和文学作品给人类描画了一幅幅生动的后人类图景，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方式。本文从后人类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科幻电影《我，机器人》，探讨了后人类社会中关于身体概念的重构，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机器人身份认同，以及人机共存的社会建构。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对人类世界是有益的。例如，人工智能和赛博格的技术发展与应用可以打破人类力量的极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人类的生命，机器人也能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然而，电影给我们呈现的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桑尼思想的进化、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机器人与人类的对抗，都应让我们反思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问题。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对人性的反思，面对可能到来的后人类时代，更需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与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