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虹宇

2021年11月3日的《波士顿评论》网站上，刊载了艾米丽·M·科恩针对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2021年的新著《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的书评，题为《人类历史的激进承诺》。

关于人类历史，我们最熟悉的，是一种“标准叙事”，根据这一叙事，二十到三十万年以前，智人开始在非洲大陆出现;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万年里，智人开始向非洲大陆和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迁移。大约十万年前，早期人类从狩猎转向农事，并开始圈养家畜、划地而居;社群开始扩张、国家开始出现，最终，早期帝国开始崛起。对人类来说，我们是从农业走向了科学，又从科学走向了现代世界。

此类“标准叙事”，我们烂熟于心。但这样的叙事从何而来？该叙事本身的历史如何？如果此一进化论叙事是错误的呢？

《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所要处理的，正是此类问题。该书的目的有二：第一、它要表明，“标准叙事”乃是对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与政治之不平等的保守回应;第二、它要重新考虑关于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演进的新证据，以考察其与“标准叙事”之间的契合程度。

十八世紀时，欧洲殖民势力遭遇“新世界”（北美、南美、澳洲、太平洋），这就使得欧洲的文人墨客见识到了迥异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关于权利、平等、财产等的讨论尽可以在爱丁堡或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展开，但这样的讨论却是以从海外搜集来的证据为基础的。对于这些讨论的应用，也有着真实且具体的后果——它所造成的，是针对“新世界”人民的暴力、掠夺，是“新世界”人民的流离失所。也正是在此语境中，关于“人类社会按阶段进化”的论述开始出现。

但《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对照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对北美原住民的记述，以及北美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和评判，我们就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北美原住民显得理智、和平、互相关爱，而他们眼里的欧洲殖民者则贪婪狡诈、互相对抗;再比如，原住民似乎保持了极大的自由，社会却依然和平而不陷入混乱。如此鲜明的对比，既体现了北美原住民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现代人政治理想的相似性，也凸显了前者司法系统的原创性与巧妙：他们从一种截然不同于欧洲宗教思维的立场出发，实现了“现代人”从启蒙运动至今始终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在保持每个个体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的前提下，建立起和平、有序的社会。然而，这样的对照在当时的欧洲所激起的，却是某种保守的回应：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叙事”。

该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推翻“标准叙事”，而是要提出看待历史证据和人类历史的不同视角;该书的叙述并不包含目的论和线性时间观，而是要试图阐明这样一种人类历史：在其中，人们在创造性地想象新的世界，并全力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