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顶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闽籍著名文学家郑振铎(1898—1958)，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干，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在文学之创作、研究、翻译等领域都辛勤耕耘，颇有创获和建树。其创作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好评，其治学业绩也逐渐为学界所称道，但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允当的评价。本文将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评述郑振铎在文学史暨散文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和学术成就。

一、以现代眼光“整理旧文学”的先锋

郑振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提倡“以现代的文学的原理”来“整理旧文学”。他策划发起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执笔起草并经1920年12月4日筹备会讨论通过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就确立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与随后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一起刊登于1920年12月13日《晨报》和1921年1月号《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报刊上，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和纲领。他在《小说月报》1921年1月革新号上明确提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认为：“中国的旧文学最为混乱。《四库全书总目》别集部所列，多不足为凭；其分类亦未洽当；且尤多遗漏……非以现代的文学的原理，来下一番整理的功夫不可。”(1)郑振铎：《文艺丛谈·一》，《小说月报》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在同期还发表其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莫尔顿1915年出版的《文学的近代研究》一书的纲目和要点(2)郑振铎：《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为新的文学研究提供最新的理论信息。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强调：“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具体阐释莫尔顿所说的“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包含文学的统一观、归纳的观察和进化的观念：“所谓文学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研究文学应该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要用文学的统一观来代替“片断的个人研究”；要用“‘归纳的观察法’，把作品与作家仔仔细细的研究个共同的原则与特质出来”；要“把‘进化论’应用到文学上来”，用以“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破除“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3)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1922年10月1日第51期。在新文学建设初期，郑振铎就自觉把“整理中国旧文学”提高到与“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的三大任务上，并开始探讨“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等学术问题，强调以现代文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来整理研究中国文学，这在当时刚兴起而又偏重古史的“整理国故”活动中是独具慧眼、别开生面的。

郑振铎率先把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胡适在1919年11月《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纲领，以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指针，提倡“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一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第1021-1034页。郑振铎接过胡适的话头而“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认为新文学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强调新文学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5)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923年1月第14卷第1号。他认同中国是一个“文学之国”，具有漫长的文学历史和繁富的文学作品，“却很诧异的看出她的文学之研究之绝不发达”，是“未经垦殖的大荒原”；要开展“文学之科学的研究”，就“要有研究的新途径与新观念”，即秉持“归纳的观察”和“进化的观念”两个基本观念，开辟“中国文学的外化考”“新材料的发见”“中国文学的整理”三条新途径。(6)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第3-19页。他在注重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比胡适更强调以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破除旧文学观念，重估旧文学价值，从沙石中找出金玉，为新文学建设服务。

郑振铎积极提倡和践行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不仅在《小说月报》上发起“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主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而且在创作、翻译、编辑的繁忙工作中兼顾学术研究，后来还把重心转移到研究工作上。他眼界开阔、涉略广泛、思维敏锐、著述丰硕，以文学史、小说戏曲和俗文学研究见长，涉及古代散文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二、《文学大纲》的世界文学视野和中外文学比较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写了四年，连载于1924年1月至1927年1月《小说月报》上，原刊42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时分为4册，经修改扩充为46章。作者参考英国约翰·德林瓦特《文学大纲》、美国约翰·麦茜《世界文学史》的材料和写法，原拟译述但不满意前者“以英美二国为中心”(7)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小说月报》1924年1月第15卷第1号。而自行编写。他开篇明义说：“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文学大纲》将给读者‘以文学世界里伟大的创造的心灵所完成的作品的自身之概略’，同时并置那个作品于历史的背景里，告诉大家以从文学的开始到现在，从最古的无名诗人到丁尼生、鲍特莱尔，‘人的精神，当他们最深挚的感动时，创造的表白在文学里的情形’，并告诉大家，以这个人的精神，‘经了无量数次的表白的，实是一个，而且是继续不断的’”。(8)郑振铎：《文学大纲·叙言》，《文学大纲》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3页。其编写主旨糅合了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和德林瓦特的“人的精神”创造说等现代文学思想，在中国最早以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宏阔视野来考察中外古今文学的全景。尽管只是大纲式的扫描和述评，但这种首创精神和恢弘气魄，出自当时才二十多岁青年学人之手，实在难能可贵。

《文学大纲》有12章专论中国文学，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他从中国文字、书册和印刷术都早于欧洲说起，从《诗经》《楚辞》一直说到20世纪新文学兴起之际，若分立出来可视为一部中国文学史略，是后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先导和雏形。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全景观察上，他获得平视中外文学的眼光，将各国文学和名家名著并置于同一时代历史背景和文学坐标里加以定位和评估，时有独到的发现和见识。仅就中国散文部分而言，他专列《中国最初的历史家与哲学家》《汉之赋家历史家与论文家》两章，指出先秦时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惟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他们的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他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供献”。(9)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一册，第321页。又从横向比较中发现：“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委与泰西托士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烂的光采，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10)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一册，第444页。这论断出自共时性权衡而有充分说服力，也体现了作者注重独创、真情和文质统一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

郑振铎曾将中国文学分为以下九类：诗歌，杂剧、传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传记，论文，文学批评，杂著。(11)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1922年10月1日第51期。按现代文学“四分法”来看，后四类属于散文范畴。稍后他提出另一种九类分法，即总集及选集、诗歌、戏曲、小说、佛曲弹词及鼓词、散文集、批评文学、个人文学、杂著(12)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1927年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第16-18页。，后四类也大体归属散文。他采用广义文学散文观念，在《文学大纲》中对史传、论说、杂记和古文、骈文等都从文学整体观上予以较恰当的定位和述评。例如，在第十四章《中世纪的中国诗人(下)》之七简要评介宋代的“散文并不见得发达，除了所谓‘古文’的作家之外，其他重要的历史家及论文家俱不多见。这时哲学的著作很多，然比之公历纪元前四五世的周秦诸子的乃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时代的诸哲学家的却极难有什么可以算为‘文学的’之著作”；史书方面只有司马光的《通鉴》“是一部极专心的大著作”，以后“便没有什么值到提起的史书了”；“古文的运动本起于中唐时韩愈、柳宗元诸人，他们欲扑灭自六朝至那时的骈俪的文体，而复归于纯朴古雅。在当时即成了文学上的一支海流，然却并未有绝大的影响与优越的地位”，“欧阳修继之鼓吹，而古文始大行于文坛”，“古文遂成了散文的正统体裁”，“这个运动，最大的功绩在摧毁了不自然而雕琢过度的骈文的权力，而其病则在以‘古’为尚，以摹学所谓太史公、扬雄的文字为高，不知向独创的路走去；而以文学的尺来估量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不敢恭维他们有什么伟大的成绩。所以他们虽在文学史上成了一个大潮流，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以重要的地位”。(13)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二册，第205-207页。他在文学史的纵横比较中，以文学性和独创性的尺度来衡量各体散文的成就，对古文运动虽说评价不高，但也切中利弊、言之成理，在提高小说、戏剧地位的同时并未忽视散文的实绩和价值，这在新文学初期普遍否定古文正统说之风中还是自有定见的。

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创新成就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承续《文学大纲》的文学史观和治史方式而发展成熟。他早就“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1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北京：朴社出版部，1932年，第1页。，费了多年工夫，终于在1932年6月完成大部分书稿，同年12月由北平朴社出版部初版，一下推出4册80多万言巨著。从初版本目录上看，原计划是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通史，共设82章加附录《新文坛的鸟瞰》及年表和索引，但实际上只写至第60章明代长篇小说。到了1957年作家出版社再版时，作者稍加修订并续写补入61—64章，成为现行版本。因他翌年遇难而留下未能完璧的遗憾。然而，这部史著还是基本实现其反映中国文学发展全貌的目标，成为当时最为翔实和系统、颇有创见和特色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文学史观的创新

他批评旧有文学史只是“对于作家的与作品的鉴赏的或批判的‘文学批评’之联合，而以‘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之而已”，在吸取法国丹纳、丹麦勃兰兑斯等文学史家注重“文学的史的进展”的新史观的同时，也超越丹纳的“时代、环境、民族”的三要素说，认为“文学虽受时代与人种的深切的影响，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这个人类最崇高的精神，虽在不同的民族、时代与环境中变异着，在文学技术的进展里演化着，然而却原是一个，而且是永久继续着的”，从而确立“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并表示出：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表现，原是无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虽时时不同，其内在的情思却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动着一切时代与一切地域与一切民族的人类的”。据此，他把世界文学史视为记载和交流“人类各族的文学的成就之总簿”，力求把中国文学史写成“使一般人能够了解我们往哲的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创作成就的重要书册”。(1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2-8页。他坚持文学的统一观和审美观，以“情绪”和“美”作为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疆界和评价文学价值的尺度，追求文学史写作既展示“史的进展”又表现“活的历史”的双重使命，使之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创造史和交流史。

(二)编撰体例的独创

首先,文学史分期的独创。他“就文学史上的自然的进展的趋势”，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认为“中世文学开始于东晋，即佛教文学的开始大量输入的时期；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即开始于昆剧的产生及长篇小说的发展之时”。(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第2-3页。每个时期又以主要文体的兴替起伏再分为若干阶段，如古代文学分为从殷商到春秋、战国、从秦到东汉、从建安到西晋四段，中世文学分为从东晋到唐开元前、从唐开元到北宋末、从南宋初到明正德三段，近代文学分为1522—1592、1593—1735、1736—1842、1843—1918四段，构成独特的三期十一段的分期体系。他以文学整体观和进化观来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独创了以各体文学演进为依据的文学史长时段分期的三期说，既比已有文学史著袭用日本学者或套用朝代的分期新颖独特，也比他晚年受社会历史分期影响而提出的新分期更关注文学史自身的发展实际。其次，结构布局的创新。全书按所分三期分为三卷，每卷开头一章概述该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总体特点，接着分章论述各文学体裁、文学运动或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代表性作家作品大多列入所在章节评介。即以文体发展脉络为经线、以同期各体文学的分类叙述为纬线、以作家作品为单元而形成纵横交织、点面结合的文学史建构，既便于各体文学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比较，又便于综合考察历代文学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从而成为后来文学史著的常用架构。最后，图文并茂。他延续《文学大纲》的做法，精选了200多幅插图，在作家造像、书版式样、书中人物图像之外，还尽量搜罗各文学书里足以表现时代生活的插图，穿插到文学史的相关叙述之中，使图像叙述与文史叙述相得益彰。

(三)富有新材料新见识

他将发现新材料和史料考辨视为治史的前提，“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1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第2页。。又科学界定入史范围，“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的精华——词与散曲；于散文中，不仅包罗着古文与骈文等等，也还要包罗着被骂为野狐禅等等的政论文学，策士文学，与新闻文学之类；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1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1932年，第11页。他在廓清和扩大文学范围，发掘和突出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的成就和佛教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有着超越时人的新材料和新见识，也使文学史书写趋于健全完备。他对各时期文学也有整体把握和独到见识，认为西晋以前的古代文学是纯然的未受有外来影响的“本土的文学”与“诗和散文的时代”；(1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32年，第19-20页。中世文学“是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婚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的文学的过程是最为伟大，最为繁赜的”，“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戏文，像小说等等出来”，“欧洲文学史上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我们的中世纪，却是那样的辉煌灿烂的一个大时代”；(2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32年，第226-227页。近代文学“便是指活的文学，到现在还并未死灭的文学而言”，以小说、戏曲为代表，“还纯然是本土的文学。这四百年的文学，实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煊烂”。(2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1932年，第1112-1114页。这类史识出自对文学发展大趋势的宏观概括，贯彻于历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之中，贯串起各章节各方面文学史料的叙述和评介，使全书形成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具有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品格。

就其中的古代散文研究而言，较之《文学大纲》也有较大的充实和进展。首先，他进一步扩大散文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的古文正统观和现代的纯文学观念，而从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实际出发，将古文、骈文和政论、策论、新闻文学等等都包罗在内。其次，他已梳理出从《尚书》到晚明小品的散文发展脉络，在全书64章中有9章约10万字专论散文，虽说该书因包罗各种文类且又突出小说、戏曲而使散文的占比不高，但在《文学大纲》的基础上还是较大地充实了各体散文的具体评述。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魏晋文章、南北朝散文、唐宋古文加深了研究，有了新的认识，评价较为中肯，也较有新意。

例如，《文学大纲》只在《曹植与陶潜》章末附带提及魏晋南北朝散文，遂下断语“大抵此时代的散文殊不发达，史学则拘守迁、固之成规而不敢稍有缅越，论文则多伤于文字的俳偶，不易畅达所欲言，而作者的思想亦无可特加以注意的必要；远不如其诗歌之时有好的伟大的作家出现”(22)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一册，第494页。。显然，他当年对魏晋南北朝散文了解不多，且有偏见。到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他增设了《玄谈与其反响》《南朝的散文》两章。既充分肯定王弼、何晏、嵇康、阮籍诸家的玄谈之风“拗转了汉人的酸腐的作风，而回复到恣笔自放，不受羁勒的自由境地上去。这时代的散文的成就，故是两汉所未可同步的”(2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221页。；又为六朝散文“一雪不平”，认为古代抒情散文太少，“六朝却是最富于此类小品的一个时代”，这“是六朝的最特异的最光荣的一点；足以和她的翻译文学，新乐府辞并称，为鼎立的三大奇迹的。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抒情小品文之发达，除了明、清之交的一个时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发展期了。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过如‘昙花一现’而已。六朝散文则维持至于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应为我们所认识”。(2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303页。他简要评介刘琨、郭璞、王羲之父子、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任昉、江淹、陶弘景、吴均、丘迟等数十家带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小品，还在《北朝的文学》一章中评介颜之推、郦道元、杨衒之诸家散文，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魏晋南北朝散文的成就。这不仅矫正了自己和前人对六朝文风的成见，也为古代抒情散文找到了渊薮。他在研究中不断深化和修正学术观点的科学精神也令人敬重。

此外，他设《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南宋散文与语录》等专章，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评价也有所修正和提升。他说“古文运动是对于魏、晋、六朝以来的骈俪文的一种反动。严格的说起来，乃是一种复归自然的运动；欲以魏、晋、六朝以前的比较自然的散文的格调，来代替了六朝以来的日趋骈俪对偶的作风的”，“古文自此便成了文学的散文，而骈俪文却反只成了应用的公文程式的东西了”，“虽是一个文学改革运动，却究竟还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为的是，他们去了一个圈套——六朝文——却又加上了另一个圈套——秦、汉文。他们是兜圈子走的，并不是特创的，且不曾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故其成功究竟有限，只是把散文从六朝的骈俪体中解放出来而已”。(2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478-488页。这固然与《文学大纲》所述大同小异，但已较多肯定其解放文体、复归自然且又成为文学散文的历史功绩，并发现其对传奇体文言小说的意外贡献：“若古文运动的成就，仅止于此，当然未免过于寒俭。但附庸于这个运动之后者，却还有一个远较小品文更为伟大的成就在着……那便是所谓‘传奇文’者的成就。唐代‘传奇文’是古文运动的一支附庸；却由附庸而蔚成大国。其在我们文学史上的地位，反远较萧、李、韩、柳的散文为更重要”，“他们把散文的作用挥施于另一个最有希望的一方面去。总之，他们乃是古文运动中最有成就的东西——虽然后来的古文运动者们未必便引他们为同道”。(2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492-493页。他看到古文越界促进传奇发展的功用和成就，传奇借助古文增强叙事写人能力而兴盛发达的成效，揭示文体交叉、互补共生的机能和隐秘，既拓宽古文研究的视野，又溯及传奇文体的源流，确比古文学家和一般史家看得深广，具有独到的见识。

在中国散文未有专史之际，已有文学史著大多述及古文、骈文等。郑著以广义文学散文的眼光，廓清散文入史范围，比古文学家严格，又比新文学家宽容，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各体散文的发展演变，对先秦诸子散文、两汉史传散文、魏晋六朝骈文和散文、唐宋古文及其余脉、晚明小品文等，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上加以重新评估，着重发掘和弘扬各自的风采、特色和独创意义，批评正统古文载道、拟古、因袭、守旧的门派作风，为古代散文史研究和古今散文传承创新提供了新的史识和启示。

四、余论：个人著史的长短得失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就有反响。鲁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说过：“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27)鲁迅：《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103页。显然，鲁迅当时并未见到全书，仅见《小说月报》此前所载《〈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诸文，那可说是“资料长编”，但作者并未将之全盘搬入史著，而是经过较大删改和提炼史识后才入史的，所以鲁迅的说法只能说是对所见那几篇考述文章而言，不能成为对该史著的确评。况且，鲁迅以为“资料长编”还有“资以为史”的用处，并不轻视资料考辨。这是首先应予澄清的一个流行说法。

郑著出版后引起不小反响。当时尚在燕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就学的吴世昌接连写了两篇书评，批评时任该校教授的作者的史著在“变文的起源”“词的起源”“史料的取舍”“不传及非名作入史”“考证太简略”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认为作者“是专治传奇小说的。论诗谈文，本非他所长。他的过失，即在他不应当大胆尝试‘中国文学史’一类的大著作”。(28)吴世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册，《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对此，郑振铎致函《新月》杂志就有关学术问题尤其是被“误解”“曲解”之处作了答辩和澄清。(29)《郑振铎先生来函》，《新月》1933年第4卷第7期。又有文学史家张长弓在肯定郑著是当时“最完备”的文学史著的前提下，提出其古代文学卷所忽略的六个问题，即“上古诗歌存废问题”“诸子的文学成分”“先秦韵文的发达”“荀卿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周秦间歌咏篇数考”“塞外歌曲与汉乐府诗”，展开正常的学术商榷。(30)张长弓：《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之诸问题——兼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者》，《文艺月报》1934年第1卷第1期。虽说前述批评有些并不公正和不中肯，却也提出了文学史著述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普遍问题，即个人著史的长短处和可能性问题。

郑振铎在该书绪论中已论及集体著史与个人著史的不同。他认为：“‘历史’的论著常是宏伟的巨业，但也常是个人的工作。以《史记》般的包罗万有的巨著，却也只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文学史也是如此，历来都是个人的著作。但个人著作的文学史，却也有个区别：有的只是总述他人已得的成绩与见解而整理排比之的，这可以说是‘述’，不是‘作’；有一种却是表现着作者特创的批评见解与特殊的史料的，像法国太痕(Taine，按通译丹纳)的《英国文学史》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但因了近代的急骤的进步与专门化的倾向，个人专业的历史著作，却又回到‘众力合作’的一条路上去。”“这种专家合作的史书，其成就实远过于中国往昔的‘官书’；但有一点却与‘官书’同病。个人的著作，论断有时不免偏激，叙述却是一贯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所以一般‘专家合作’的史书，往往也如百科全书一样，只成了架上的东西；而成为学者诵读之资的史书，当然还是个人的著述。”他认可两种著史方式，但提倡个人著史，且辨析“述”“作”差别，并谦称本书“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与主张。然而在一盘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积中，在时时不断的发见新史料的环境里却有求仅止于‘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这当然使著者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艰巨难任，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些新鲜的感觉与趣味。”(3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14-15页。他自觉意识到个人著史的“艰巨难任”，难免有些力所不及、只能述而不作之处，也难免存在某些思虑不周、论断偏激等问题，但他不像吴世昌那样高悬某种“理想的”文学史标准而不作，且反对别人试作，而是大胆尝试、勇于开拓，尽力发挥个人著述的特长，也尽力补救一己见识之不足，有选择地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并恪守现代学术规范，如实引述和列出参考文献，还尽力将“述”“作”结合起来，不仅在小说、戏剧、变文等新材料、新文体、新问题上有所作为和发见，而且在论诗谈文的老问题上也有如前所述的重估和新见，终于以一己之力写出一部超越前人的翔实系统、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学史。

对此，当时也有学人从文学史学上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朱星元比较研究过当时已出版的五六十种文学史，写了可能是民国时期第一部文学史学专著《中国文学史外论》，认为郑著“确是现在文学史中的最好的一部”，具有“定义确立，范围扩大”“态度忠实”“写得有系统”“多所发见”等四个特点，在编法上也有“参考书目”“年表”“索引”“插图”等“许多前人所没有的体制”。(32)朱星元：《中国文学史外论》，上海：东方学术社，1935年，第84-86页。朱自清在1947年回顾四十多年文学史编写成果时，将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并称为三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33)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林庚中国文学史序》，《天文台》1947年沪版第1卷第2期。。这对郑著的评价可谓实事求是、一语中的。后人也对郑振铎的文学史著和学术贡献作出了更深入、更充分地阐述和评价。(34)范宁：《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刘跃进：《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研究实践》，《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陈福康：《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论郑振铎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郑振铎在文学史著暨散文研究方面体现出来的现代学术精神和突出学术成就，值得学术界深入挖掘并加以充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