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胜 吴文溢 温 欣

(1.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全球化时代下，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不断显现，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席卷全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生活的安全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描述的，疾病特别是流行性传染病的横行，预示着后现代社会风险规模的扩大。(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防控疫情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如何减少人员感染、纾解社会压力及舆论恐慌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2)《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党建》2022年第1期。面对反复的疫情态势，中国坚持走人类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的共济之路，并进一步倡议“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3)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第2版。。诚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的卫生健康是一种紧密相连甚至可称为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以人民至上为原则、合作团结为导向的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实践中，海外华侨华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侨民们跨境生活在祖籍国与居住国的两个社会中，参与并融入双方的疫情防控工作，既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又协助居住国疫情控制。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华侨华人无疑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促进全球健康事业发展中担当起独特的角色。

一、文献回顾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典社会学家们对共同体的探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建立于以血缘、地缘、共同文化为纽带的群体成员之上，是一整个浑然天成的社会有机体。(4)刘海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及其当代意义——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马克思则进一步论述了三种共同体类型，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5)田江太：《马克思对三种共同体的历史审视及当代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我国得到了继承与创新，“三个世界”理论萌生。(6)管仕廷、周世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多重意蕴与实现途径》，《决策与信息》2021年第7期。20世纪末，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通过“四美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表达对世界性共同体的畅想。近年来，中国为回应全球化潮流中世界经验的变迁，倡导天下文明交流汇聚、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天下为公”的中国宽容与智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暴发，疫情防控的跨国性、合作性日益突显。在处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总结了抗疫经验并立足于全球视野，将公共卫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

目前，学界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在内涵上，有学者认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智慧和共同方案。(7)王明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在价值内核上，有学者认为卫生健康共同体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公共卫生治理观、“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实践导向”的发展观。(8)管仕廷、周世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多重意蕴与实现途径》，《决策与信息》2021年第7期。在思想意识层面，有学者认为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具体反映在四方面，即休戚与共的整体意识、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识、平等相待的包容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9)徐艳玲：《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之时代价值》，《人民论坛》2020年第1期。在建构路径上，有学者认为要以国际卫生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以周边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优先方向(10)王明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有的学者则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以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以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坚持合作互助以健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11)杨鸿柳、杨守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在时代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跨越了国家间意识形态藩篱，是战胜公共卫生危机的有力武器，更是人间正道。(12)刘明松：《在联合抗疫中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民论坛》2020年第28期。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层面，且普遍倡导通过“上合组织”、“健康丝绸之路”、世界卫生组织等实现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体现了对主权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强调。当然，全球性卫生健康共同体首先依赖国家之间的发展策略,但建构的动力或许仍在国家与社会内部。宏观层面上，纲举目张的政策设计固然以国家在场的方式成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掌舵者；在微型社会层面中，民间力量、资源、各行动主体的观念、地方决策等同样是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因素与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系统综合防疫是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大支柱，即重视家庭、社区、医院、机关等作为社会整体防疫体系的各部分，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有效果的群防群治、联防联控，最终达到建设防疫为全民，全民同防疫的卫生健康共同体之目的。(13)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观与全球防疫规则——兼议构建可持续安全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第4期。因此，在“国家-地方”的关系维度中考察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多元参与，对实现汇集全球共同抗疫的强大合力、建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至关重要。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14)王明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在形成全球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需要参与建设的各主体放弃传统上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淡化“我国”与“他国”的绝对性二元对立，突破地理时空的有形边界与族群-文化的无形边界，在因地制宜、各司其职中追求和谐共生。在这一层面上，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青睐同跨国主义的理论旨趣不谋而合。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主义，是研究移民主体的跨国与跨文化现象的重要范式。这一研究进路最初萌芽于民族学对跨国族群的关注，紧接着由社会学对其进行了继承和丰富，最终在地理学中获得全面的发展，跨国主义展现出综合性、合作性的理论品格。在此前移民研究中，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移民经济学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各自为论，但因其对移民的输出地与输入地进行了二元的相对划分，且或多或少地视移民活动为一种结果性、静态的流动，故在现实解释力上难免有所欠缺。正如人类学家席勒所述，现代跨国移民行为并非像以前那样“连根拔起”或者“一去不返”的，而是和迁出国建立、维持并不断强化着各式联系(15)周聿峨、郭秋梅：《跨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环流思考》，《八桂侨刊》2010年第3期。，这意味着移民研究需要抛弃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研究族群和文化的跨国流动现象。在国内外学界长期的探讨中，跨国主义的透镜聚集于由人们或机构建立并维持的跨越国界的网络，以及通过该网络产生的交互关系，追踪于移民、社区、民间组织或政府等行为主体，观察于各式各样的跨越国家界限而出现的联系与活动，其理论视界横跨了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深刻且有洞见地剖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随着当今国际移民浪潮的愈加高涨与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跨国主义理论带来更加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跨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对中国的新移民活动进行了讨论。有的研究聚焦于移民的跨国家庭，强调了国际移民家庭跨越疆界，通过侨汇、信息技术、礼物进行维系与互动，同时家庭内部也面临着维系传统角色的挑战(16)林胜：《侨乡跨国家庭的形成、维系与挑战——以福州为例》，《求索》2019年第2期。；有的研究关注于移民的跨国婚姻，指出在全球化下的国际移民依然趋向于在祖籍地选择婚配对象，体现出一种“地方通婚化”的趋势(17)陈凤兰：《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基于对福州侨乡的实地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有的研究分析了移民的跨国抚养问题，探讨了其形成的动因与未来发展趋势(18)高哲：《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的跨国主义联系研究》，《中国市场》2017年第34期。；有的研究则认为移民的跨国宗族实践中充满互补与竞争关系，形成了内部错综复杂的同盟圈圈内关系与圈际关系(19)黎相宜：《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有的研究重视对移民的跨国经营进行论述，从跨国移民的特征、移民输出地和移民输入地的条件三个方面来探讨跨国经营及其形成机制(20)林胜、梁在、朱宇：《非洲中国新移民跨国经营及其形成机制——以阿尔及利亚的福清移民为个案》，《世界民族》2017年第4期。；有的研究通过侨乡一起污染事件的解决来讨论整个事件解决过程中，海外移民如何通过各种途径跨国参与家乡的公共治理(21)林胜：《侨乡社会公民参与要素研究——以福建C村G炼油厂事件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还有的研究聚焦于移民的跨国组织，以某中非商会的研究为例，探析跨国商会组织在中非跨国经营中的作用，认为跨国商会在企业代言、矛盾调节、民间外交、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改变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经营的盲目投资、单打独斗的局面(22)林胜：《“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侨乡新移民在非洲的跨国经营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21-140 页。。上述的研究成果无疑为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性素材，也为深入理解并阐释中国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跨国现象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特点。本研究试图在跨国主义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对侨乡的实地调查，理解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侨乡实践。

二、研究方法及个案介绍

L县是福建省福州市的著名侨乡，拥有深厚的移民文化。2019年的侨情调查显示，L县总人口75万，其中旅居海外人数50万，占比高达67%。(23)该数据由L县侨联提供，2022 年 4 月 6 日。自改革开放以来，L县的移民活跃于五湖四海，涵盖了98个国家和地区，移民跨国活动十分频繁。在外国定居后，L县侨民先后成立了54个海外社团，包括L县同乡会、L县公会、L县南乡联合总会等。(24)该数据由L县华侨博物馆提供，2022年1月15日。L县侨民为加强旅外乡亲的联谊与团结、增进祖籍国与居住国人民之间的友情、支持祖国家乡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祖籍国和居住国各界的高度赞扬。L县作为一个成熟的侨乡，凭借其历史脉络、人文地理与跨国网络等要素，成为理解全球视野下海内外联系的切入点与展现跨国互动的绝佳透镜。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L县在跨国协同中展现了全人类防疫抗疫的强大合力，体现了侨民、祖籍国政府、居住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受到祖国与居住国新闻媒体的关注，成为理解、呈现建构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地方新现象。

为深入理解侨乡的卫生健康共同体建构实践，并进一步探析成因与社会影响，笔者于2022年1月前往福州市L县，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法，采用实地观察、结构与半结构访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法收集了大量一手与二手资料。访谈对象包括L县统战部、侨联等工作人员、海外侨界领袖、侨民及侨眷等。

三、疫情背景下侨乡实现跨国协同的共生分析

语言学认为，“共生”对应的词源有两种意涵，一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共栖”，是指生物以自身利害关联性为出发点，在与其他生物协作的关系中保持均衡的状态；二是指来源于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人们，尽管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与理想目标，依然能够包容甚至欣赏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从而在多元的目标导向下展开交流与结合的现象。尽管词义上有所不同，但综合而言，“共生”是指拥有杂然生机的生命的诸多形式的调和与统一。(25)张永缜、共生:《一个作为事实和价值相统一的哲学理念》，《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事实上，这也是共生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所倾向的定义，在他的研究中，不同环境条件下生物互相依赖、共同生存的自然现象得到了科学讨论。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化用至对社会的探讨中，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社会系统共生现象的逻辑框架，为后续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借鉴。(26)杨玲丽：《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6期。自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侨民们既支持祖籍国对抗疫情，又投身于居住国的疫情防控，扮演了打破时空壁垒、沟通海内外的枢纽角色，彰显了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全人类健康建设的大爱精神。侨乡在应对疫情的跨国协同实践符合共生理论的内涵与条件，其理论思想及框架能够运用于侨乡的具体实践中，并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共生基质：爱国爱乡的侨民主体

在任何一个共生系统中，它的存在与发展首先受到共生单元的影响。所谓共生单元，即指共生体中基础性的能量生产与交换的单元，是构建整个共生系统的基本物质要素。对共生单元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后，处于单元核心地位的要素则被学界称为“共生基质”，是维持每一个共生单元协调发展的关键。(27)薛俊军、李念念、王存慧、光心慧、王珩：《基于共生理论的县域医共体医防协同问题探讨》，《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对于实现跨越国界的协同抗疫防疫并最终达至共生状态而言，其基质显然在于侨民群体。

围绕侨民群体，学界也曾展开不同层面的探讨。作为一类族群，侨民群体首先是一个文化区分与承载的单位，且这种“族群性”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群体。社会学、人类学以往的研究认为，侨民群体有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离散”，尽管他们背井离乡、散居于世界各地，生活于异国传统文化之下，侨民们非但没有散失自己的文化认同，还更具爱国心与忠诚感，对故土家国有着深刻而热忱的集体认同。可以说，“爱国爱乡”的价值理念和侨民群体形成了如影随形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

当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侨民群体的文化归属和认同感得到了再生产，展现了心系故土、奉献社会的参与抗疫防疫的责任感与积极性。以L县的日本侨民为例，自2021年1月24日至3月4日，以“L县日本华人华侨龙舟协会”为中心的侨民组织在异国他乡自发举行了筹款活动，累计捐款数额达2300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70万元左右。(28)该数据由L县侨联提供，2022年4月6日。短短四十天的募捐活动，为国内疫情严重之地的52家医院提供了及时救援，有效阻挡了病毒肆虐的步伐。“知道国内疫情比较严重，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就坐不住了，为家乡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除了身处日本的侨民，远渡美国、阿根廷、加拿大等国的L县侨民也同样站出来，在国内疫情暴发的第一时间紧急动员，向群体内部呼吁“有物捐物，有钱出钱”。随后，大量的口罩、捐款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一笔又一笔的捐款看似如荧光般微小细碎，却在家乡故国有难时汇聚成群，最终迸发出辉月之光。或许这些侨民们在异国身份各异、各有生计，但他们都在同一时刻、当仁不让地为祖国家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爱国爱乡”不仅是侨民们放在心里的原生情感认同，更是他们在文化归属上的知行合一，充分表现了侨民群体深刻而热诚的族群性。

(二)共生环境：此起彼伏的疫情态势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标志为受全球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由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全球分工的进一步分化，世界日益变为唇亡齿寒的紧密联系体。这一时代趋势下，疫情的暴发也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多发频发的特点，传染性病毒的波及范围愈加广阔，影响的深度也在继续加大。疫情无国界，各国、各地区在其影响下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全球疫情实时动态显示，截至2022年4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数超过5.044亿，相关死之病例数超过620万。(29)《WHO发布2022世界卫生统计报告》，https://www.sohu.com/a/550959659_489312，2022年5月25日。尽管在疫情大规模出现以来，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应的举措，但成效却相对有限，世界各地的疫情纷纷出现了反弹，且在时间上有所间隔，表现为此起彼伏的特点。以新冠肺炎病毒的最新变种奥密克戎为例，在传播的第一阶段，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2021年11月，欧洲等国先后发现了这一新冠肺炎病毒的变种，仅在一个月后，奥密克戎已蔓延至全球110多个国家。(30)《科普：“奥密克戎”命名一个月 我们对它了解多少》，www.news.cn/world/2021-12/26/c_1128202642.htm，2021年12月26日。由于变种后的病毒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上升。又由于西方诸多国家解开疫情防控的封锁，导致各国疫情反弹，德国病毒感染率曾连续四天破纪录式增加，奥地利病例屡达新高，荷兰病例则在解除几乎所有限制后也翻了一倍。在L县侨民广布的美国，截至2022年3月19日，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相关病例占了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34.9%。(31)《美国死亡病例近百万！若把奥密克戎视为“大号流感”，将犯下严重错误》，https://news.ifeng.com/c/8EnisQYyb85，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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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人类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重大的卫生健康事件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32)《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第1版。求同存异、携手共进，全球各国团结抗疫已经成为扼住疫情咽喉的核心与关键。华侨华人们既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帮助防控救援物资运输回国，又支持并参与、响应所在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行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协调促进作用。

(三)共生模式：疫情防控的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而疫情防控的帕累托最优则是指当资源配置达到一定状态，即防疫抗疫活动的一方发挥最大优势，同时另一方不被损及，防控效益得到最大化。可以说，疫情防控的帕累托最优意味着侨乡诸主体在实践中产生“1+1>2”的良好效益。

在侨乡中，实现高效防疫这一目标的首要环节是华侨华人的参与。L县散居各国的侨民自新冠肺炎病毒出现后便记挂着家乡的疫情态势，在获悉家乡的医疗物资较为紧缺的状况后，侨胞们竭尽所能在居住国购买、收集，向家乡捐赠了一批又一批的口罩、防护服等，为战胜疫情奉献出L县侨民的一份力量。例如，美国L县工会的主任卢建旺等热心侨领与爱心企业家在得知国内疫情态势后踊跃出资，不断向祖国家乡的防疫抗疫工作“输血”捐款，并发挥其社会影响力,号召其他海外华侨华人加入其中。他说：“我把倡议和捐款信息发到我们美国L县工会和同乡会的微信群里，用非常短的时间获得大量捐款，并且从寻找口罩等医疗物资的货源到完成筹集，我们只用了5天的时间。”在微信群中，卢主任一方面呼吁美国侨胞发挥情系桑梓的优良传统积极捐款，一方面列出医用紧缺物资的清单，包括医用N95口罩、一次性医用连体防护服、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防护面罩、护目镜等，号召“寻找实在有效的采购渠道”，将物资运送到急需的医院和场所。在微信群的“接龙”捐款中，共有262人参与，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在家乡的进一步肆虐作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诚然，实现侨乡疫情防控的“帕累托最优”离不开祖籍国政府的支持与保障。在海外侨胞的物资远渡重洋接踵而至后，为保证爱心物资的接受与分配，L县海外联谊中心的孙主任加入了“L县统战部物资对接专项小组”并挑起组长的重任。作为侨乡中的“粮草官”，孙主任安排了“线上”与“线下”两条战线。线上的工作围绕组建的60多个微信群对接沟通各个侨民社团组织，并为海外物资的顺利入境提供咨询；线下的工作则由孙主任、福州海关、L县红十字会配合，负责做好物资在国内的领取和运输。据孙主任介绍：“我的任务就是带领同事不分昼夜地往返各个机场领取防护物资。”在一些国家的航班暂停、海外物资难以转运回国的情况下，孙主任便向政府部门争取以包机方式接受物资，并不断奔走于省外办、中国驻外大使馆、国家卫健委、国家民航局、厦门航空等部门之间，为飞行许可的获批积极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实现了包机起航，顺利运回了900多箱防护物资。由于国内外存在时差，孙主任几乎是24小时电话不离手。“那几天下来，仅仅电话就打了1000多个，每天都在沟通新问题。”孙主任说，疫情期间，物资到哪里，他的身影就在哪里。截至2020年3月，孙主任的工作小组累计接收了600多万个口罩、80多万双手套、3万多套防护服及若干其他防疫物资，为L县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在侨民与祖籍国政府的努力之下，L县疫情防控实现了责任共生、利益共生与组织共生，提高了防疫抗疫物资的利用率，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帕累托最优。

四、疫情背景下侨乡实现跨国协同的互惠机制

自2020年以来，在海内外的新冠肺炎疫情日趋复杂的态势下，防疫抗疫过程倘若只有政府与行政主体参与其中难免有些“孤掌难鸣”，正是多主体的参与使得控制疫情工作呈现制度性与非正式性结合的特点。在政府组织的政策支持力与侨民等主体的抗疫行动积极性日渐增长的背景下，海外侨胞、国内侨眷与祖籍国甚至是居住国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互惠链条，各利益主体在实现疫情防控的一体化共生目标导向下形成了最佳的抗疫合作模式，主体们既求同存异又同舟共济，充分利用并转化已拥有的经济、政治等资本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开拓了实现跨国协同的防疫抗疫的有效路径。本文将结合互惠理论与田野资料深入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跨国协同实践中，各参与主体如何实现互惠共赢，并了解其动态平衡的关系是如何达至的。

(一)侨民—祖籍国政府互惠机制

在侨乡中流传着一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内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华侨华人打全场”的说法。事实上，侨民作为抗疫防疫的主体，具有积极的能动性，是实现身处异国他乡跨越时空之隔同祖国相连，进而兼顾居住国与祖籍国防疫救治工作的主要行动者。每当听闻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停、累计确诊人数不断上升，但重要医疗资源如防护服与口罩等青黄不接的情况时，华侨华人在心系祖国的迫切情感动机之下，纷纷投身于支援祖国疫情防控的实践中。由于侨民群体分散于世界各国，他们支援侨乡抗疫的力量类似于“满天星”——来源多却尚未凝聚。而要形成聚沙成塔的强大合力，势必离不开祖籍国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在祖籍国政府与侨民之间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打通了疫情防控的供需管道，提升了各式物资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了互惠共赢。总体而言，侨民在支援祖籍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行动大致可分为三类：源源不断捐送物资、坚定并传递抗疫信念与反驳借新冠肺炎疫情之名对中国的污名化。

其次，在传递防控疫情必将胜利的决心上，侨民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由于疫情局势复杂多变，每当得知国内“又一波次疫情袭来”的新闻时，身处世界各地的侨民们再度出场，通过组织线上文艺活动为祖国带来活泼的关怀，向奔赴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支持和敬意，鼓舞振奋了故乡人民打赢疫情保卫战的决心与信心。2021年初，L县的海外侨民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组织海内外的文艺爱好者和艺术团体进行线上表演，并为另一端镜头里的二百多位乡亲献上诚挚的新年祝福。同年9月，L县举行了主题为“庆中秋·迎国庆”的线上“茶话会”，海外侨民们参与了诗朗诵、合唱、书法展览等多项娱乐节目。会议的组织者、美国侨界领袖卢主任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举办文艺活动是在压力重重的防疫状态下，丰富海内外人民的闲暇生活，成为大家缓解疫情压力的一种方式。”“目的是通过这些活动，让我们远在故乡的家人放心，让祖国放心，知道我们虽然面临着严峻的疫情考验，但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生活依旧丰富多彩。”侨民们通过组织表演线上节目，为海内外的人民带来轻松愉悦的心情，同时加强了祖国与侨胞之间的羁绊情谊，提高了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心。

最后，面对国外舆论假借新冠肺炎疫情之名对中国的污名化问题上，海外侨民以同乡会等社团组织、侨界领导为中心，纷纷发声反驳当地的部分媒体，捍卫祖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据了解，在L县侨民广布的美国，当地部分媒体一方面将严肃的卫生健康事件视为政治工具，弃客观科学不顾一味将“政治病毒”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积极的抗疫行为“选择性视而不见”，冠冕堂皇地将中国采取的抗疫措施称为“赎罪”。2020年某期《华尔街日报》公开诋毁中国政府为防控疫情所付出的努力后，L县侨民表现出极大愤慨，在国外网络社交平台上驳斥并反对。美国L县同乡会的黄秘书长介绍，针对外国部分媒体的污名化言论，L县侨胞纷纷在线上社交平台“美国华人帮帮”上呼吁海外同胞向国际社会积极介绍国内疫情防控的现状，塑造真正的中国形象。同时，L县侨民还自发将国内感人肺腑的抗疫故事翻译为英文，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展现抗疫行动中的国家与国人，回击海外部分媒体的抹黑与偏见。

祖籍国支持海外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可分为两类：协助侨民支援祖国抗疫的行动和支持海外侨胞防疫抗疫。在协助侨民支援祖国抗疫行动方面，祖籍国政府既“开源”又“节流”，为高效防控疫情积极作为。“开源”表现在其引导海外侨胞参与祖国的抗疫防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后，L县侨务系统与侨联部门在官网发布“点点‘微光’汇聚‘战疫’星河”的倡议书，呼吁海外侨胞支持家乡疫情防控工作，为胜利遏制疫情态势作出贡献。在倡议书中，L县政府部门介绍了疫情专项捐款与物资捐献的具体流程与最终接收方，为广大侨胞的捐赠活动提供指引。“节流”则表现为在对接海外运送回的物资时，祖国政府开辟了“疫情物资抢运通道”，缩短运送资源过程中的交通耗时与费用；成立“物资对接专项小组”，由侨务部门对接海关、医院、红十字会等机构，以特事特办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打开海外防疫物资配送的绿灯，体现了祖籍国政府同海外侨民“与子同袍”的抗疫防疫热情与决心。

在支持海外侨胞抗疫防疫行动方面，祖籍国政府帮助侨民在不同的国家设立海外服务站，搭建海外侨务联通网络，致力成为海外侨胞的疫情防控“大后方”。通过召集以侨界领导、海外社团负责人为主的服务队伍，L县协助侨民成立了“华侨华人抗疫应急小组”。组内设有三部热线电话，海外侨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时，可以拨打电话获取医疗援助、心理疏导甚至是法律援助。除此之外，应急小组以微信群为平台，及时推送和疫情有关的最新资讯、专家意见、法律法规等，并定时针对侨民们提出的疑问进行解答。倘若有海外侨民感染了病毒或处于隔离期中，国内侨务系统与侨联工作人员便收集有关信息，通过电话等方式与侨胞进行沟通，纾解其无助与焦虑之感。同时，当国内疫情有所控制，而海外疫情大规模暴发时，通过同各地的侨民沟通，祖国侨务系统也积极向海外侨胞、当地政府与相关机构捐赠“健康包”。据悉，过去一年来，L县侨务系统先后向本县侨民广布的日本、美国等国发放口罩、测温枪等物资2万余批次。

(二)侨民—侨眷互惠机制

福建民众远渡海外、在异国谋生的历史悠久，与广州并称为最大的移民输出地，两省华侨数量在全国侨胞中占比达90%。(34)沈惠芬：《华侨汇款与侨眷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福建跨国留守群体生活的变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第9期。侨民们在迁移时往往不以家庭为单位而是选择只身前往国外，因此，侨乡中的跨国留守群体即侨眷人数较多。L县作为福建著名侨乡，侨眷人数较为可观。以县内一个村庄为例，全村总人口有9200多人，侨眷就有近9000人，占比达到98%，这些侨眷又以侨民的妻子、父母、孩子为主。(35)该数据由L县侨联提供，2022 年 4 月 5 日。

基于姻缘、血缘纽带，侨眷与侨民的互惠遵循“普遍化对等原则”(36)陈庆德、潘春梅：《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即由于人际关系是亲近与亲密的，侨民与侨眷在交往中并不严格算计个人得失，不在意对方给予自己的帮助有多大，应该伸出援手时就无条件地进行，该帮忙的时候就全力帮助，无所谓对方什么时候才能给出回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侨民与侨眷的相互支持、互帮互助几乎涵盖了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各个层面。在生理层面，侨眷与侨民的互惠体现在了寄送医疗物资上。当听闻海外疫情态势严峻，为防患于未然，避免亲人感染新冠肺炎后无药可医，国内侨眷纷纷购买中药寄送海外，且一次性就会寄出几个月的中药用量。一侨眷说：“他们在海外买不到，只能靠我们多买些中药寄过去。”中药胶囊对缓解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症状效果较好，对维护海外侨民生理健康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心理层面，疫情、时差、地理间隔都成为横亘在侨眷与侨民之间的高墙，其带来的不确定性与迷茫无疑会降低侨民与家属的幸福感。为确认双方的具体情况，疫情期间侨民与国内侨眷的联系较以往更加频繁，主要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侨民与侨眷得以时刻保持联系，增强了双方心理上的安全与踏实感，不再有以往出国后便“生死两茫茫”的担忧。在社会层面，侨眷与侨民的普遍化对等互惠体现在社会交往层面。今年清明节，L县就出现了“云扫墓”的现象。鉴于当前全球疫情还在蔓延的态势，为了不给祖国和家乡增添麻烦，不少侨民决定留在居住国不回乡扫墓。这无疑是一种无奈之策，访谈中，L县的侨胞郑先生提到：“父亲去年去世，今年没能回去，心里很遗憾。”尽管不回国祭拜已逝家人，可以免去舟车劳顿，也可以规避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的风险，但难以寄托哀思成为海外侨民的心结。为解决这一烦恼，不少侨眷和侨民使用了“云祭扫”的方式来完成清明节的传统仪式。所谓云扫墓，就是在海外的侨民与国内侨眷通过使用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扫墓。“在视频前磕个头，也算尽孝了。”最终在侨眷的配合与帮助下完成了云扫墓的郑先生，表示了在疫情的难关下尽力完成尽孝义务的释然。

(三)侨民—居住国互惠机制

在华侨华人足迹遍布的海外国际社会中，他们或从事餐饮、家具、房产、销售等行业，或从事医生、律师、企业管理等职业，是当地社会积极生活投身事业的一分子。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的不断蔓延，侨民们纷纷携手共进，不仅支援祖国的疫情防控工作，还投身居住国社会的防疫抗疫中，为当地捐献医疗物资，传递抗疫经验，体现了侨民群体的大爱精神。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侨民的居住国在应对本国内部移民浪潮的政策法规上也不断完善，各国逐步建立的移民管理政策体系无疑对侨民的行动与交往作出了规范与限制。在疫情背景下，不同的国家对待侨民的不同政策安排同样影响了侨民群体的生产生活。通过侨民群体与居住国政府角色之间形成的利益共生关系，满足了双方在疫情时期的需求，实现了防疫抗疫的互惠共赢。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海外侨民对于居住国的贡献在于两点。(1)侨民群体遵守自我隔离的防疫原则，降低居住国感染病毒的风险。尽管有些国家的隔离政策并不严格，甚至打出“群体免疫”的旗号，但L县的侨民从祖国返回居住国时，依然主动进行居家自我隔离。长达14天的隔离期结束后，侨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次数、拉长社交距离，避免因人群聚集造成居住国的交叉感染。在访谈中了解到，L县侨居美国的华人华侨们，在居住国疫情态势刚刚抬头时，就及时关闭了经营的中餐馆、美容美发店等，暂停营业以降低新冠肺炎的感染率。(2)侨民群体既出力又出资，积极支援居住国抗疫防疫工作。据了解，自疫情的警报在非洲拉响后，坦桑尼亚的侨胞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采取各种方式向坦桑尼亚政府及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得到居住国上至总理下至民众的称赞。“和兴旺”有限公司董事长、L县籍企业家许先生向坦桑尼亚社区捐赠了洗手水桶、洗手液、口罩、体温枪等当地民众急需的防疫物资，支援当地民众抗疫防疫，用实际行动回馈了当地社会，当地区长在许先生的捐赠仪式上也对中国企业雪中送炭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美国纽约，L县侨民纷纷加入“N95 FOR NYC”的华侨华人组织，为采购医疗用品提供线索，分享抗疫防疫经验，并向纽约及周边地区的47家医院、福利院、急救中心捐赠了大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抗疫必需品。海外侨民们除了以捐款捐资的方式参与居住国的抗疫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外，还以富有人情味的方式纾解居住国的抗疫压力。居住在纽约市的部分L县侨民在疫情时期加入了非营利组织“Art in Touch”，为居住国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与患者献上鲜花与祝福。当地的伯克康复医院在感谢信中写道：“请接受我们，对于您向伯克康复医院和我们的医护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付出的大爱的真诚感谢。您慷慨贡献的防护服和口罩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意义重大，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尽管在疫情的压力下，部分居住国存在种族主义言论甚嚣尘上、歧视华侨华人的现象，但海外侨民们依然抱着“我报之以歌”的大爱精神，积极参与居住国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无私地向其分享来自中国的抗疫经验，知行合一地惠及居住国政府与当地民众。

由于侨民分布的居住国各不相同，疫情中给予侨民帮助的程度与倾向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各居住国在抗疫防疫中都出台了有关政策惠及侨民群体。以美国为例，当疫情的风暴席卷当地时，美国政府签署了“CARES”法案，授权了号称“天降美元，人人有份”的救济发放，以保障经济停转期间民众的基本生活。只要居住于当地的中国侨民符合美国税务的有关规定，即可同本地民众一同领取补贴金。除此之外，在财政政策上美国还减免了包括中国侨民在内的贷款利息的费用，暂时降低了贷款的偿还金额甚至暂停还贷。L县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表示，受疫情的影响，学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还款变为可在无利息情况下延期六个月。同时，美国法律要求雇主在2020年为需要偿还学生贷款的雇员提供福利，并将此部分对应的工资收入免税。总体上，在有危又有机的疫情中，海外侨民积极参与居住国的防疫抗疫活动，不断增强信念、笃行善举，协同居住国政府与当地民众，团结合作抗疫，在互惠中共克时艰，为实现跨国协同抗疫作出贡献。

五、从跨国视野中挖掘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设经验

在人类学的众多移民研究的积累之下，学者们揭示了种种关乎跨国主义实践的特征：科学技术便利了海外移民同祖国、家人与侨乡社会之间的联系；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等诱发了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并最终被其强化；“侨汇”的规模对居住国与祖籍国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一些移民迁出国重视移民资源，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交往“管道”等。(37)潘志明：《跨国主义》，《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无疑，跨国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共时性、流通性、非封闭性、去地域性与跨边界性的强调契合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性与全局观。因此从跨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卫生健康共同体应从文化情感、经济利益、政治导向中进行讨论，这种建设思路或许能为打破国家之间的隔阂提供借鉴，从而为相关领域的实践工作带来一定启发。

(一)情感认同奠定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根基

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情境，限定着群体的目标与实现的手段，最终对其行为产生影响。而情感认同恰恰是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纽带。对移民而言，这样的情感具有双重性的特点。一方面，移民对于祖国的认同是遵循着民族主义的逻辑，即对国与家有着单向度的忠诚与信赖；另一方面，由于离开了原生成长环境，移民的情感与认同挣脱了空间、民族主义与血缘的枷锁，呈现出兼顾祖籍国与居住国的“即此又彼”的双重认同。本着对祖籍国的认同与归属感，移民自然而然地接受、认同远隔千里的祖国的呼吁与号召，同样，在对居住国的关注中，移民投身于当地的建设并作出贡献。在当今社会政治疆界依然泾渭分明的背景下，这种打破国与国之间的藩篱、超越“本国”与“他国”二元对立的认同及其实践无疑是实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根基。疫情之下，华人华侨的跨国主义实践具有明显的情感取向。对他们而言，一边是难以割舍的国内侨眷与故乡，一边是息息相关的居住国，血缘责任、原生情感与现实归属纠缠混融，移民的抗疫责任以新的表现形式呈现。侨民们既支持祖籍国的抗疫防疫工作，又投身居住国的抗击疫情活动，将昔日的故土、远渡重洋的自身与当下的住所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必要的时刻灵活履行对祖籍国或居住国的义务与职责。可以说，跨国主义在侨民情感认同上的包容性，对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起到了一定的启示。或许，卫生健康共同体离不开原生自然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联结；离不开所生所长、海外所居的、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地缘维系；离不开在思想层面上的双重归属与认同。既有的血缘、流动的地缘与开放的信念作为情感认同的组成部分，影响了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二)国家主导维护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发展

跨国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认为移民的跨国联系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然而，经验与事实表明，国家仍是跨国联系不可或缺的主导者，政府能够以各种方式搭建起“跨国桥梁”，一头连着海外移民，一头连着祖籍故乡。在这座桥梁上，国家不仅能借本国宏观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影响移民参与具体的跨国活动，还能通过微观的非正式网络渗入侨民的海外生活中。同样，对于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空间建构，既需要各非正式群体的参与，也需要国家的引导与扶助。如果说个体或组织是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结点，那么国家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无数个它们相连的细线，最终实现了在结点间资源的共享互助与信息的传递互通。新冠肺炎疫情中，尽管海外的侨民能对各类医疗资源进行跨国运送与传递，但这样的行为看似依赖于侨民群体的跨国网络与自身资本，实际上受到现实中的疫情态势、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更直接地受到国家防疫抗疫政策的影响。支持祖籍国、援助抗疫国不仅仅是侨民的自我价值期待，更是受到祖国或当地政府号召的结果。可以说，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个体在与政治的不断互动中的自我调配与适应的动态过程。

(三)相容利益激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运转

正如学者罗伯特·麦基拂认为，共同体诞生的原动力在于为了实现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不复有共同体的存在。(38)米勒·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2-391页。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看似一个“公益政治学”的命题，即寻求共同的利益是它的动力与最终目标，事实上，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私人性利益同样值得关注。在疫情中侨民的微观实践中，他们将跨国的医疗资源传送至祖籍国与居住国，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帮助作为整体的人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应激性”的跨国主义活动，即当侨民的生产生活受到疫情的影响，单纯依靠一方政府解决乏力时，他们就会转向祖籍国或居住国政府，寻求另一方的帮助。共同体不仅体现了公共利益的凝聚，也有着个人特殊的利益添加剂，正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聚合促成了共同体的运作，因此，卫生健康共同体不能不考虑利益因素。从共同体的本质角度功能出发，其首要的追求是“安全”与“福利”，而非真正的公共性需求，而正是非排他性的相容的利益，使得共同体成员凝聚，不断支持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运转。

跨国主义以宽容、开放的理论视域，对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于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践而言，它的启示在于打破了先前“我—他”之间二元对立的框架，倡导引入一个全纳性的“大家”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体”暗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着兼收并蓄、文明共享，从这个角度考虑，跨国主义的意义在于让此国与彼国从相对变为相容，甚至相融。它所号召的放下成见，实现利益共赢和互帮互助能让世界以更加长远、可行的方向继续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行走，因此，在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研究中，跨国主义的透镜在未来能够以特殊而恰当的视角带来更多可能，为洞悉人类社会共同的命运提供一条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