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杰，张亚华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子、孝贤皇后侄，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之弟［1］10945。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为乌鲁木齐都统。乾隆五十年（1785年），迁伊犁将军；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遭劾革职。奎林在任职伊犁将军期间，无论是在对和硕特部事务的处置、对当时境外哈萨克汗国的管理，还是对新疆遣犯的日常管理等诸多方面，均对稳固清代新疆政治形势、巩固清政府在新疆的治理基础乃至稳定西北边防，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传世文献诸如《清史稿》对奎林宦绩的记载，多侧重于平定大小金川之功，只字未提奎林伊犁将军宦绩，对他被革职原因也仅有简略描述：“五十二年，参赞大臣海禄疏劾，上命乌鲁木齐都统永铎勘奏。待至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按治，狱成，奎林坐擅杀罪人，拟杖”［1］10946，因未道出原委，让人不明所以。大量从清国史馆过录档案、史料而成书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对奎林的伊犁将军任职经历记载更为约略：“（乾隆五十年）出为伊犁将军，被参赞大臣海禄劾，削公爵。”［2］《清实录》对此仅有只言片语，让人不知始终。清代私人撰述保存了某些细节，例如昭梿《啸亭杂录》记载了一些细节：奎林“后任伊犁将军，公乃纵酒指挥，尝集众官饮，其不胜者，仰鼻灌之。有犯法者，公剥其皮以盐揉之，其人号痛竟日始毙。”［3］对奎林事迹记载最为详细的王昶《书奎公遗事》，对《啸亭杂录》予以反驳：“（奎林）不喜佛法，最恶番僧，搜捕盗贼及奸尻不法者，有杀无赦，而必不滥及无辜，世俗所传嗜酒好杀之事，多失其实者。”［4］流传至今的清代新疆方志如《伊江汇览》《伊犁总统事略》《西陲事略》等对此更无片言只字。

史料的缺失使学界前贤先哲的研究暂未关注伊犁将军奎林西域宦绩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出版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作为乾隆皇帝当时的满语密寄专档，具有“与汉文文献不相重复之特点”［5］，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期间的相关比较原始、可靠的史料，详尽地记录了奎林此时期的宦绩。

本文拟在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基础上，参考《清实录》《清史稿》等传统史料，探讨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期间的历史贡献、政治缺失，以期对清代中央政府的治疆方略进行个案讨论，进而为清代治理天山南北史事的疏理分析做一新角度铺垫。

一、对和硕特事务的处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月，和硕特部首领腾特克等跟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东归，起初被暂时安置在新疆斋尔、霍博克赛里两地游牧。其后，在时任伊犁将军伊勒图的主持下，为改善生活环境，又随旧土尔扈特迁移到水草更为丰美的珠勒都斯地区游牧，在清政府的专门派人照料、专门制定管理制度下，生活渐趋于安定。在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时期，腾特克因与其兄德勒克乌巴什分家产而生隙，此事不仅惊动新疆官场上下，甚至乾隆皇帝多次亲下御旨予以批示，而且给和硕特的内部稳定带来极大的威胁。传世文献对此不着一墨，仅满文寄信档有详细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初八日，时任朝廷派驻珠勒都斯专门照料土尔扈特、和硕特生活的喀喇沙尔办事副都统雅满泰上奏乾隆皇帝：和硕特台吉腾特克与其兄德勒克乌巴什划分奴仆，分开另过，拟订后，咨文请示伊犁将军。奉准咨复后，腾特克于应得之分竟不接受，妄加抗拒，于宣谕时避而不见。腾特克后前往福康安处呈控，经福康安开导仍不接受。拟摘去腾特克头等台吉顶子，交给他的兄长严加管理［6］495。乾隆皇帝认为，雅满泰、奎林、福康安三人对此事的处置均属合理，腾特克理应接受，安宁生计。腾特克现不仅不接受，尚敢抗拒呈控，甚属狂妄。和硕特东归不久，生计刚趋于稳定，若仅将腾特克头等台吉顶子摘除，交给他的兄长严加管理，看似可以结案，但腾特克属下必定不服，设计生事，抑或阴谋外逃，均未可料。因此，乾隆皇帝命奎林传唤德勒克乌巴什和腾特克前往伊犁，拘拿腾特克，并将其妻、子一起妥善解送进京。奎林接旨后，为防止腾特克闻声而逃，同时在伊犁、乌鲁木齐、科布多等三处紧要隘口做好防范。

随后，福康安上奏，因腾特克年仅十七八岁，应免其罪，不必解送京城。腾特克的属下定有人挑唆生事，乾隆皇帝为维护和硕特内部稳定，命雅满泰将其查出重办［6］505。就在此时，雅满泰接奉奎林代为办结咨请，即将腾特克送往伊犁。乾隆皇帝认为，雅满泰此举虽属合理，但内心可能感到害怕，才附和办理此事。事已至此，奎林若能井然定拟，果断将腾特克解送至京为最好；若奎林潦草办理，仍将腾特克送回雅满泰处，则按福康安建议不必解送进京，但是必须查出肆意挑唆之人并且予以严办［6］507。

奎林在接奉乾隆皇帝御旨及雅满泰视腾特克所愿，将腾特克送往伊犁咨文后，即派协领格灵德前往解送，等腾特克解送至伊犁便立即缉拿，派官兵押送至京。就在奎林刚刚缉拿腾特克之际，雅满泰突然上奏：“腾特克抵伊犁见到奎林所告之语，皆为胡编乱造。腾特克根本未去见伊。”［6］512乾隆皇帝认为，在雅满泰初始参奏腾特克不接收划分家产、传唤抗拒不见时，已知腾特克不安分，当即降旨将腾特克解送至京；现奎林已将腾特克缉拿进京，等腾特克抵京后，即使有胡编乱造之言，不过是徒增其罪而已。雅满泰因畏惧，再三具陈情由，似惧怕腾特克进京后会呈控自己。乾隆皇帝随即安慰雅满泰尽管妥善行事，切勿妄加猜疑。

在奎林派侍卫如来保将腾特克押送至热河后，乾隆皇帝发现腾特克年幼无知，虽受属下唆使妄加抗拒，但毕竟系其家务私事，罪尚不重，不致严加治罪。乾隆皇帝原本欲将腾特克安排在侍卫等差上行走，腾特克自称已经与土尔扈特首领策璘纳木扎勒之妹订婚，日后娶妻时，路途遥远，也不能带到京城。乾隆皇帝若将腾特克遣回原游牧地，腾特克与他的兄长早已失和，会使和硕特部生乱。因此，乾隆皇帝命奎林将腾特克送至策璘纳木扎勒处好生照管，仍将腾特克从其兄处分得奴仆取来差遣［6］527。

就在乾隆皇帝认为此事已经完结之时，雅满泰上奏清廷：“接各处来告，并无策璘纳木扎勒之妹与腾特克订婚之事，德勒克乌巴什请将伊从弟腾特克交其妥为照管。为此，已明白晓谕策璘纳木扎勒等。”［6］545让乾隆皇帝始料未及的是，腾特克在京时竟敢当面撒谎，无中生有。乾隆皇帝遂命奎林除晓谕策璘纳木扎勒腾特克系谎称订婚外，即按雅满泰所奏办理，不须咨询腾特克意见，直接将腾特克交他的兄长德勒克乌巴什严加管束，务必不能再生事端。

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西北边境隐患，乾隆皇帝在此后又深思：腾特克抵达喀喇沙尔后，在他的兄长德勒克乌巴什处游牧，未可预料能真心安分生计，倘若腾特克携众从塔尔巴哈台或者额尔齐斯河向俄罗斯逃去，势将掀起边境战事。乾隆皇帝随即命伊犁将军奎林、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尚安等务必暗中留心办理，若腾特克交于德勒克乌巴什后果能知罪，安静生活，自然是好，若万一不思悔改，肆意乘机脱逃，严追缉获，押解至京办理。乾隆皇帝特意交代奎林，若腾特克知罪安静无事，此节亦不得向德勒克乌巴什透露［6］548。

如前所揭，和硕特部系新东归之族，部落内情况复杂且又多变，两大首领德勒克乌巴什、腾特克兄弟二人因分家产而闹不和，朝廷稍微处理不慎则势必增添不必要之变故，进而引起西北边境不稳，最终影响清政府在新疆的治理根基。人们梳理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不仅可以让奎林在伊犁将军任上的宦绩更加明了，而且可以看到奎林在乾隆皇帝多次满文密寄御旨的指示下，根据新疆具体形势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为稳定东归不久的和硕特内部秩序作出一定的贡献。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奎林的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和硕特部的内部稳定，而且巩固了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的稳定。毫无疑问，奎林在对和硕特事务处置方面所做的历史贡献，具有稳固西北边疆的重要意义。

二、对哈萨克汗国朝觐的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随着新疆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哈萨克汗国也逐渐改善了同清朝的关系，自称“天朝臣仆”而成为清政府藩属，在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的主持下，建立按班朝觐制度［7］，并且在阿桂、伊勒图等人先后任职伊犁将军期间有序执行。随着伊勒图溘然逝于伊犁将军任上，仓促上任的奎林面临剿捕萨木萨克的重任，以致在处理哈萨克汗国朝觐方面出现了不稳定因素。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二十五日，奎林上奏清廷：“哈萨克王杭和卓、台吉博普遣使呈请伊等两位内选一位前来觐见，回复由杭和卓、博普内商定一名，再来京觐见。”［6］528接奏后，乾隆皇帝认为今年有各蒙古、回子伯克等入觐，估计他们届时可到，即令其前来［6］528，遂命奎林视杭和卓兄弟商定谁来，即估计年班应来之时起程前来即可。

接奉后，奎林复奏已将此情告知杭和卓。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清政府仍未收到杭和卓究竟派谁前来的奏报。乾隆皇帝认为，要么是杭和卓仍然未回复派谁前来，要么是已经回信但奎林延误未奏。杭和卓如果至今仍未确定谁来，则断然赶不上年班之时；若于其他时间抵达，所有筵宴、观看杂戏等项又需另行专为办理。乾隆皇帝担心奎林由于缺乏经验，若杭和卓稍有耽误，即令返回哈萨克汗国，不让来京，不便边境盟好。恰此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奏：“又有哈萨克台吉扎达克之弟嘉拜，亦为同来觐见，抵达塔尔巴哈台，已遣往伊犁。”［6］552乾隆皇帝认为，庆桂均奏到此情，而奎林为何仍未奏？乾隆皇帝遂对奎林予以申饬。

有关奎林对哈萨克汗国年班朝觐的记载，《清实录》仅有一则：“据奎林奏，哈萨克汗之弟阿哈岱，并台吉扎达克之弟嘉拜，于十月十九等日，由伊犁起身来京入觐。”［8］1104对此，乾隆皇帝认为现届年班朝觐之期，阿哈岱等起程已迟，途中必须迅速行走方可无误期限。《清实录》过于简略的描述让人不知所据，满文寄信档则真实且详细地记载了奎林在此事中的得与失。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奎林密奏清政府：“哈萨克台吉扎达克之弟嘉拜抵达伊犁后，速派员护送起程追赶阿哈岱，交魏京等一同护送启程。”［6］554乾隆皇帝认为，奎林对此次来朝之哈萨克阿哈岱等人并未预先详细筹划，约期交付，以致如此拖拉，先后启程，急追而行，甚属非是。奎林的粗心，致使嘉拜追赶阿哈岱等启程来看，与年班人等能否同到，尚在两可之间。伊勒图在时，凡遇此等事情定会预先妥善筹划，按时启程，定不耽误。乾隆皇帝遂令奎林“嗣后，凡事务必细加留心，效仿伊勒图办理”［6］555。

就在阿哈岱等人朝觐完毕之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庆桂奏：“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遣他的弟弟哈斯木前来入觐请安，抵达塔尔巴哈台已前赴伊犁。”［6］568乾隆皇帝认为，斡里素勒坦既然诚心遣他的弟弟前来入觐，理应令哈斯木前来京城。奎林“生性遇事舛错，擅自处理，甚是无度”［6］568。哈斯木抵达伊犁后，奎林如果以阿哈岱等刚由京返回、现在并非朝觐之期为由将其驳回，则与清政府对外藩一视同仁之原则相左，断然不可；倘若奎林当机立断已经让哈斯木返回，则追及仍令伊等前来。哈斯木等人正月方自塔尔巴哈台启程前往伊犁，估计至京城时恰值暑期，不符合哈萨克人的习性。乾隆皇帝便命奎林待哈斯木抵达伊犁后，让哈斯木于五月末行抵热河估算启程前来即可，并让奎林将如何定夺、何时启程、何日抵达等情一一奏闻。

对奎林极为熟悉的乾隆皇帝深知奎林生性固执，一向擅作主张。乾隆皇帝担心奎林自行定断，终为非事，于两日后再次以满文寄信档密寄奎林：“究其原因，现在斡里素勒坦派其弟前来觐见朕者，乃因闻知杭和卓封王后，特派其弟阿哈岱前来叩见朕之消息。而斡里素勒坦已承袭汗号许久，仅于最初派其弟前来请安一次，迄今未曾遣使，故心存不安而疑骇，难免专差其弟赶来觐见。”［6］569乾隆皇帝认为，斡里素勒坦既有此心，而奎林即令哈斯木返回，不仅会疏远外藩结好之诚意，而且会引来猜疑。外藩争相入觐，实乃边境稳定之幸事，求之不易。因此，乾隆皇帝让哈斯木前来朝觐，于国于民均为有利。同时，乾隆皇帝认为之前曾令哈斯木五月末抵达热河即可，届时又需特意烦琐备办，不如选取土尔扈特等历年经过的宁夏、三眼井等关口这条路，在七月二十日万寿看戏之时从容前来［6］570。

随后，乾隆皇帝担心奎林再次出错，经过调研将土尔扈特入觐情形告知奎林：每年均于三月二十日由伊犁启程，入嘉峪关由甘肃凉州岔路沿边至三眼井，陕西延绥，山西保德州、大同，宣化，出张家口，走多伦诺尔等地，自博罗城行进四月有余，八月初才能抵达热河［6］571。乾隆皇帝特意交代，为哈斯木前来朝觐所降御旨，二月二十五日才能送抵伊犁。奎林接奉后，即应于二月末令哈斯木启程，仍然由此路行进，虽然时间宽裕，但是彼时适逢雨季，途中若无过于耽搁事项，到达时正值七月演戏之时。奎林此次未拘泥办事，在哈斯木抵达伊犁后，就让他在二月末启程前往热河，遵照乾隆皇帝指定的路线缓慢行走，估计于七月二十日行抵热河，恰与此前乾隆皇帝陆续所降御旨一一吻合，让乾隆皇帝欣喜不已。

哈斯木从伊犁启程后屡遭不幸。二月底在伊犁出卡伦后，遭遇大雪，延搁数日未行，使之前的行程由从容转为紧迫，奎林为使哈斯木不误七月朝觐之期，急命哈斯木途次毋庸等候慢行，兼程直抵热河。哈斯木在行至甘肃省中卫县时急患出痘，乾隆皇帝命时任陕甘总督福康安亲抵该处，告知哈斯木好生用药调理，内心不必焦虑，待痊愈后再前往热河觐见：“著福康安仍悉心护理哈斯木，详察其出痘（一二）日，若痘出较轻，满日似乎即可向这边启程前来，著福康安立即交付德明等，视哈斯木出痘痊愈情形，估计于七月末八月初能抵热河，照常护送伊向这边启程前来。倘若出痘较重，非需百日方能远足，则赶不及矣。计其日期，九月十五日后方满百日，则令哈斯木留居该地医治调养，满百日再从容启程，估计年底于十二月二十日封印之期抵京即可，毋庸兼程行走。否则抵达之日不合时宜，又需烦琐专办设宴、观戏等项。”［6］595

随后，护送哈斯木进京的协领德明等奏：“哈斯木患痘后，皆出花结痂，饮食尚佳，且精神亦好，大概再过数日即可落痂。”［6］598得知消息后，乾隆皇帝命福康安在探望哈斯木时务必核实哈斯木痊愈情形，诚若落痂痊愈，则令其启程，途次略加快行走，于八月十五日抵达热河即可，不必拘泥于年末再来京城。随后，出痘痊愈的哈斯木与同样出痘在中卫医治痊愈的土尔扈特贝子齐布坦、台吉萨克逊等人，于八月十日被护送抵达热河朝觐。

综上所述，乾隆年间随着清政府两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战争的次第展开，哈萨克大、中、小三个玉兹逐渐改善同清政府的关系。此后，清政府慢慢放宽了对哈萨克的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中玉兹自愿内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玉兹诚心归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小玉兹至京请求臣属，均自称“天朝臣仆”，自此哈萨克三玉兹成为清朝藩属［10］。彼时哈萨克三玉兹彼此不合，内部矛盾重重，在奎林任职伊犁将军时期先期派人朝觐的杭和卓为哈萨克大玉兹汗，此后派人入觐的斡里素勒坦为哈萨克中玉兹汗，一旦奎林因杭和卓刚派人入觐返回即拒绝斡里素勒坦所派之人，极可能会引起哈萨克三玉兹之间的彼此猜疑，甚至可能引发动乱，进而影响西北边境的稳定。人们爬梳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可以看到，奎林虽然性格执拗，但是在乾隆皇帝的多次提醒下，能够根据清政府与哈萨克的具体关系，保证三玉兹的正常朝觐，及时消弭不稳定因素，无论是对当时哈萨克汗国民众的生活，还是对清代新疆治理根基的巩固，都作出了具有积极性的历史贡献。

三、遭劾革职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月十四日，因清军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战事日紧，清政府急命时任乌鲁木齐都统永铎署理伊犁将军事务，令奎林秘赴北京觐见，以备前往福建协助福康安、海兰察平叛［9］424。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清实录》记载了奎林被时任伊犁参赞大臣海禄参劾的结果：“据海禄参奏奎林各款，现在查讯已有证据数款，业经降旨革职，拿解来京审讯……据海禄参奏，奎林肆行无忌，向属员罪犯婪赃等语，询及引见来京之年班主事五灵阿，均称确实。”［8］351—352至此，奎林刚由伊犁启程回京觐见，即被革职拿问，押解进京接受审讯。

《清实录》的简略记载让人们对该案不明所终，满文寄信档保存了详细的历史细节。满文寄信档记载，此案源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奎林、海禄两人分别参奏敦珠克私娶土尔扈特女子为妾一案。在这之中，海禄指参奏奎林“肆行无忌”。乾隆皇帝认为此案甚属蹊跷，若奎林果无此类事件，海禄何以指出数款，且五灵阿称数款属实？若奎林真有如海禄所奏，则幸亏之前召之进京，否则此案只能派阿桂、和珅前往审办。为迅速查清真相，乾隆皇帝一面命海禄将该案内所有重要证人，尤其是敦珠克，亲自带领驰赴北京，当面质审。乾隆皇帝一面命永铎在伊犁一一核实海禄所参之事后，再秉公查明奎林于海禄所参外有无别项事端，指参补奏。此时五灵阿的一则口供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怀疑，五灵阿称，收取罪犯高姓之银已经用于城工，敦珠克承办的与哈萨克交易羊只、布匹等项克扣银内，奎林已取三千两用来赏赐［9］435。

对此，乾隆皇帝认为，若真有应修之城工，奎林当在奏明朝廷后再向罪犯追取修造，怎么可能全然不奏，自作主张任意向下取银修造？至于三千两赏赐银，乾隆皇帝认为伊犁将军本身养廉银既已不少，况且衙下有官赏各项，奎林何须用下官克扣的银两作为赏项？显然不可信。遂将五灵阿供词抄送海禄、永铎，命他们在伊犁严查奎林家产，确定奎林是否藏有受贿银两。

奎林善战、海禄能干，二人皆为清政府多年栽培之人，竟在新疆出此事端。乾隆皇帝认为“新疆要地，若此般之人不予严惩，日久激变，酿成大事，更非事体”［9］436，遂命阿桂审办此案并且明确表示“朕断无因奎林系皇后侄儿而加庇护之意”［9］436。

此后，乾隆皇帝再次发现海禄参奏奎林各款端倪：

伊折内指参奎林向私扣银两之人索要银两，多扣兵丁钱粮数款。其中将兵丁所买羊只，每羊多扣一款，甚为紧要。兵丁钱粮，岂可如此擅自多扣？折内仍有那彦闻将军交付后，请示可否一体坐扣二钱五分之语［9］439。

乾隆皇帝认为，此事究竟是那彦起意克扣，还是奎林授意相商侵蚀？此项多扣银两拖延不给，日久积多，究系何用？海禄在折内均未奏明。况且，海禄知此情弊后，当告知奎林，一同参奏那彦，奎林即使不同意联名参奏，亦无不知之理。乾隆皇帝遂命海禄一面将那彦等涉事人员押解进京，一面查清此项银两究竟系奎林一人所贪，还是与那彦分赃。

同时，因该案涉及伊犁多位官员，尤其是海禄在折内称：

伊因讷殷将兵丁所买羊只未照例每羊扣银二钱五分，而每羊加扣三钱，共计余银七百余两一事，多次声言，奎林全然不听。海禄欲自出银两补给兵丁，承办章京德禄等不敢收取，称俟奎林自围场回来禀明后，再给还。但奎林返回后，德禄等又未将此情告知奎林，海禄亲自去见奎林，再三申述，奎林方准许［9］439。

乾隆皇帝认为，奎林显然已经牵涉该案，应当是授意那彦所为，二人商议贪赃。海禄执意不肯，奎林方才准许。清朝法律规定，随意加扣兵丁钱粮，较骗取银两罪更重，奎林所为实属不堪。乾隆皇帝命永铎一面查明奎林加扣银两究系何用，一面将讷殷等人交付海禄解送京城质审。

随着阿桂、永铎等人审讯、查证的开展，该案开始逐步厘清：“海禄参奏款内，虽有可疑不定之款，但既有损毁寺庙供奉佛像抛入河内、折断遣犯手足加石沉河、割人命物塞入口中正法、恣意与下官酗酒秽言谩骂等款，即非将军之道。”［9］441此时未查明有关奎林收受贿赂、坐扣兵丁钱粮等项，乾隆皇帝没料到打仗时勇敢善战的奎林性格竟如此乖张，无论该案真相如何，奎林都显然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伊犁将军，乾隆皇帝遂以保宁补授伊犁将军。

就在朝野上下均认为奎林贪赃等项即将查实时，阿桂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今海禄署理伊犁将军军务之际，奎林果有不顾颜面收人银两入己占用之事，海禄既将奎林参奏，其何不追查补参，确证所参之事？转有袒护奎林之理乎？今相隔多日，并未续奏，可见不实耳。”［9］445这虽然让乾隆皇帝有所警觉，但是由于伊犁地处新疆中枢且通外藩各部，责任重要，仍然命阿桂、永铎等人继续追查，同时质审海禄解送至京相关人员，以便最终核查确实该案。

永铎等人的复奏证明了乾隆皇帝、阿桂等人猜疑的合理性：“今据各自复奏，皆称奎林所取罪犯银两，奎林并无肥己之处，均用于公。”［9］468海禄的复奏之折，用语多涉含糊挽回之意。乾隆皇帝认为海禄参劾奎林贪赃贿赂案，不仅毫无证据，而且敦珠克私娶厄鲁特女子为妾，原本就是海禄参赞大臣任内事，与奎林无涉。更重要的是，永铎查明海禄以为乾隆皇帝办贡马为由，向厄鲁特私自换取一百余匹马，却仅贡马二三匹，可见海禄也是有罪之人。

在乾隆皇帝亲自指挥下，永铎等人最终查明海禄参劾奎林案真相，《清实录》记载了这一结果：

奎林为人倨傲嗜酒，性情躁急，实所不免，其原参内，毁弃神像及将罪犯折断手足，抛入河内，并用重枷致毙等款，奎林曾有是事，俱尚为整饬地方，惩治凶恶起见。至于得受遣犯赃银，侵用布匹余价银两及秽言骂詈职官，实无其事。并据该处领队大臣等，佥称奎林平日并无向各营索取银物之事。［9］454

奎林此时已经被解送至京，海禄率领干证各员亦已抵京，又因此案关涉巨大，乾隆皇帝遂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逐一研讯，并命奎林与海禄当面质对。奎林承认毁弃佛像、致死有罪遣犯，但是罚出高姓遣犯银两及将布匹买换羊只余价等项，皆留存修补城署、添买马匹等公项，均有经手官员、册案可查。后经清政府核查，也确凿有据。至于海禄所称奎林“所买羊只各加价五分办理”款，经伊犁将军保宁查明：伊犁满洲营、索伦部赡养鳏寡孤独时，均自官铺银两、放债所得生息银两内发放，惟察哈尔部没有能动用之项，故奎林定于购买羊只时每只均各加价五分，其盈余银两本欲赡养该部鳏寡孤独，后因海禄不允而停办［9］496。海禄丝毫不能指证奎林入己款项，显然为挟嫌诬捏。至此，奎林被劾革职案才真相大白。

案情厘清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奎林照擅杀罪人律，问拟满杖。海禄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问拟杖流。”［8］456乾隆皇帝认为，这样虽属合理，但是海禄系原告之人，所拟罪刑比奎林还重，恐怕不知案情之人认为奎林系孝贤皇后之侄，又与承审大臣较为熟稔，故将奎林曲为宽纵，将海禄有意严办，故将二人一律定拟：除奎林已经革职外，将海禄革职并且免除杖刑和流放，罚他们都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行走［8］456。

四、奎林边疆管理政策的深远价值

综上所述，奎林在任职伊犁将军期间，无论是对东归和硕特腾特克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置，还是对哈萨克汗国朝觐的管理，都对新疆政治环境的巩固、新疆民族关系的稳定乃至西北边境的稳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奎林对哈萨克汗国杭和卓、斡里素勒坦等汗先后朝觐的管理，能够根据哈萨克汗国三玉兹与清政府的具体情况，及时消弭西北边境不稳定因素，对巩固清政府在新疆的治理根基具有历史贡献。奎林后来在伊犁将军任上遭海禄参劾而被革职，但是事后查明，重枷致毙罪犯等行为是在执行乾隆皇帝“新疆地方又岂能拘泥内地之例办理”的治疆策略，整饬新疆治安而已；海禄所参奎林克扣兵丁钱粮、勒索遣犯银钱等项，也都属用于修补城工、赡养鳏寡孤独者等方面；这些均在客观上有利于清代新疆的稳定与和谐。事后，奎林“擅杀罪人”而仅被“革职，在上虞备用处效力行走，以赎前愆而观后效”［8］456，从侧面反映了乾隆皇帝对奎林在伊犁将军任上工作的肯定。

传统的清代西域文献对此少有记载，《清史稿·奎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奎林传》等对奎林伊犁将军任上宦绩过于简略的记载，让人不明所以。《啸亭杂录》《书奎公遗事》等私人撰述，又集个人感情和传奇色彩于一体，前后多有讹误。《伊犁总统事略》《伊江汇览》《西陲事略》等清代西域文献对此并无只言片语，即使记载较为详细的《清实录》也仅有片段描述，让人不知所从。人们通过集中爬梳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档案史料及《清实录》等传统文献，不仅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完整探讨奎林担任伊犁将军时期的西域宦绩，而且可以补充传统文献有关奎林宦绩记载的细节、纠正多处错讹，更能填补传世新疆文献对奎林担任伊犁将军时期记载的诸多历史空白。

更重要的是，人们通过对满文寄信档等相关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和硕特东归后本就内部情形繁杂且反复之际，出现腾特克与德勒克乌巴什两大首领内讧之事，作为时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奎林，稍有不慎即能因故生事，甚至有可能影响清政府的治疆根基，最终可能波及西北边疆的稳固。奎林在清政府的领导和指示下，能够根据彼时和硕特部及新疆的具体情形，因地制宜，在将腾特克送至喀喇沙尔交德勒克乌巴什严加管理的同时，也做好了相关的必要善后措施，不仅稳定了和硕特部的内部秩序，而且对清代新疆政治形势的稳定、民族关系的和谐都有积极的历史贡献，使奎林对和硕特事务的处置具有稳固清代西北边疆深远价值和影响。

［注释］

①有关伊犁将军奎林的研究，目前主要有星汉：《伊犁将军西域诗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 期，第82 页至94页），主要讨论奎林与庄肇奎等西域戍客的诗歌唱和；李建平：《英雄本色又诗人：乾隆朝重臣奎林研究》（载《兰台世界》2014年第21期，第42页至43页），主要以《清史稿》为基础简述奎林的生平和诗歌；史国强：《伊犁将军奎林及其文学创作简论》（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3页至38页），主要基于《啸亭杂录》《书奎公遗事》等史料，探讨奎林在伊犁将军任上严惩各类犯罪、调整中哈贸易羊只价格、抗震救灾及其西域诗歌创作；陈潘、叶小琴：《沙济富察氏与乾隆大小金川之役》（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6页至11页），主要讨论包括奎林在内的整个富察氏家族在平定大小金川战争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