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麦雅琪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上海 200433）

一、埃及王国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1905年，奥斯曼帝国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向中国派遣了一批传授伊斯兰文化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北京呆了五年的时间，并在中国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会学校。后来，中国穆斯林到埃及留学并逐渐传播了中国文化。

埃及王国统治以来，文化成为埃及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最重要领域。1930年，云南的伊斯兰教教育发展机构与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签署留学生交换项目，中国穆斯林学生纷纷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学习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知识。这种交流方式成为推动埃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合作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1931年，上海回教协会与云南俱进会派遣中国第一批穆斯林留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和教律，他们是马坚、纳忠、林兴华、纳训和马金鹏。［1］98福阿德王国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到埃及留学，并且向中国学生赠送埃及宗教机构出版的宗教学书籍。这些穆斯林留学生在埃及留学期间推进中埃文化交流，在埃及不同日报中参与推动两国文化的互动。1932年，埃中学生的交换交流对于阿拉伯语书籍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6月29日南京政府任命邱祖铭为中国驻开罗领事，1942年5月25日任命林海东为驻埃及公使，6月17日调任邱祖铭为驻埃及公使，兼理开罗领事馆馆务。［1］961944年埃及在中国设立公使馆，派出首任公使。［1］97

扎格鲁尔夫人和埃及盲人教育家哈桑（Taha Hussein）在接见中国学者时发出同样的呼吁：“我们埃及人民和中华人民，都是受过外人虐待的，我们要互相了解互相团结。”［1］9619世纪，阿拉伯世界开始“复兴”运动，一些伊斯兰学者纷纷表达对西方现代化的反对，并提出适合阿拉伯世界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埃及著名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ed Abdu）作为这种改革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被在埃及留学的中国学生翻译成中文。马坚翻译了穆罕默德·阿卜杜的名著《教义学大纲》和《伊斯兰教》，二者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于上海出版。［2］

二、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与中国关系（1956—1970）

（一）埃中外交关系建立时期（1949—1956）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努力获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建立独立的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精神的引导下，亚非国家相互声援，是埃中关系建交和发展的大背景。

1922年，虽然英国结束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但英国继续保留着对苏伊士运河的统治，帝国主义的手仍控制着埃及领土；这个时期埃及处于“半独立”状态。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并建立埃及共和国。同时，埃及为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政治支持，成为阿拉伯世界和亚非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领头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埃及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捍卫了国家主权。

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访问中国。8月，工商部长努赛尔访华，期间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3］96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断交，同年的5月30日，埃及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在万隆会议期间，纳赛尔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对于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亚非国家都在殖民时期遭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约束，取得独立后应实行“中立政策”，将反对结盟进而实现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作为首要目标。埃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奠基了基础，两国排除意识形态差异，反对同资本主义阵营结盟。因此，万隆会议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合作和友好关系，为亚非国家维持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并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万隆会议后，中国得到了很多非洲国家的承认；埃及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为中非关系增添新活力。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与苏丹自治政府总理伊斯尔·阿扎里结下深厚友谊。阿扎里是苏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政治家，在1954年1月苏丹自治政府成立后任总理。［4］1956年1月1日，苏丹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周恩来在6月4日致电阿扎里总理。到1960年，中国已先后同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8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万隆会议成为亚非国家团结一致终结帝国主义干涉的机会，埃及与中国同时成为带领亚非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国家。

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对埃及政府给予强烈支持。自从英国控制了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润，埃及政府无法享受公司收入。虽然英军已从苏伊士运河撤军，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仍然被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在西方对埃及实行压力和控制的情况下，纳赛尔政府采取可以实现埃及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政策，以终结西方对埃及运河公司股票的控制。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独立，成为纳赛尔采取不结盟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基于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埃及内政和侵略领土的行为。在苏伊士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呼吁亚非国家向埃及提供支持和帮助，把埃及运河危机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对全部亚非国家的攻击；中方提出反对西方侵略行为是亚非国家应该共有的立场。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纳赛尔大力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获得世界各国越来越多人民的同情。［5］21111月6日，在国际压力下，英法被迫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同意撤出西奈半岛。

同时，中国向埃及政府表示支持，进一步深化了亚非国家友好关系。中国从反殖反帝斗争的理念出发，对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行为表示强烈支持，继续强调埃及对运河的主权，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侵略行为，并且向埃及政府提供政治和经济帮助，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在埃及和中东地区的独霸行为。在苏伊士危机上，中国舆论展示了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的支持，表达中国从共同反殖反帝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处的原则出发，强调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加深贯彻落实亚非会议和“十项原则”的理念。纳赛尔宣布苏伊士公司收归国有之后，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愿意向埃及政府提供各种帮助”；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破坏埃及领土主权，反对西方向埃及进行武力攻击。［6］212周恩来总理也反对西方国家侵犯埃及领土主权，强调埃及政府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反对西方国家对运河“国际化”和“国际通航自由”的混乱立场。［6］212在苏伊士危机中，中国与埃及人民继续互相支持，两国之间民间的友情进一步增进。中国政府通过媒体继续表达中国人民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支持。中国《人民日报》的记者对英国和法国的侵犯行为，发表谴责声明说：“我们是中国《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们强烈谴责和反对英法两国政府对埃及的攻击，我们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对埃及政府的支持和帮助”。［7］35同时，中国人民在中国首都北京及上海、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游行，以谴责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干涉。

1955年，埃及与苏联签署了《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协定》，以苏联武器换取埃及棉花。埃及与苏联的交往，引起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不满，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中东对苏联的围堵，并且提高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此项军火交易包括200架米格喷气式战斗机、24架轰炸机等，总金额达8000万美元，这是苏联在二战后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最大一笔武器交易。［8］

1956年11月5日，苏联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愿意出兵埃及强迫英法撤军，并继续向埃及政府提供所需武器，中国政府对苏联这一警告表示支持。［9］2131956年11月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站在埃及政府一边，要求英法从埃及撤军，继续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埃及政府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犯行为，并恢复埃及领土主权。第二次中东战争导致英国在中东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受损，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停断以及能源短缺，影响到整个国际的经济形势。［6］205英法两国于12月3日宣布撤军，1957年3月8日以色列军队也撤回到停火线后，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苏伊士危机展示亚非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过程中的团结和合作。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体现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实现和平和独立的团结精神的胜利。

（二）埃中关系稳步发展时期（1959—1967）

1967年6月5日凌晨，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第三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该战争也被称为“六天战争”或“六五战争”。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前线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对埃及开罗、亚历山大等十多处重要机场、导弹基地、雷达站等军事要地进行轮番轰炸，炸毁埃及300多架苏制飞机，并使机场变成了一片废墟。［6］217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美苏对抗上升，苏联同阿拉伯世界加强联系，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与武器援助，对抗美国在中东的势力。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同阿拉伯世界关系恶化，埃及与阿拉伯世界遭受重大的损失，让埃、叙、约政局不稳，扩大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实力。

1967年2月，埃及禁止美英两国的军用飞机在埃及机场降落或飞越领空，美国立即完全停止向埃及供应小麦。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宣布同美国断交。［5］192

中国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积极支持阿拉伯世界，强烈谴责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国家领土。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与人民都坚决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国继续向阿拉伯世界表示支持，中国将采取可以抵抗并约束帝国主义扩大的各种措施。［9］236这场中东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强调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中国外长陈毅向埃及驻华大使表达中方对埃及政府的支持。中国向驻阿拉伯国家的各个大使发出通知，告知中方无条件支持阿拉伯国家，谴责美国偏袒以色列的行为，将美国视为阻挡阿拉伯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实现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主要原因。1967年，5月27日，纳赛尔总统向周恩来总理致信，对中方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抵抗帝国主义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10］104

1967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派遣“联合国观察员”进驻苏伊士运河地区“监督”停火的决议。同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该决议的基本内容是：（1）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在中东“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土地；（2）结束一切好战言论或好战状态。［11］中国对是否接受安理会242决议十分关切，宣布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决定。［10］104中方在战争后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政治支持，阿以冲突问题变成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加强关系的核心部分，阿以冲突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议题，中方继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

1971年，纳赛尔总统去世后，埃及外交政策出现转折，埃及内部的变化导致了埃及新时期的外交方针，埃及走向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恶化并疏远了。

三、萨达特时代埃中关系（1970—1981）

1970年，纳赛尔故去后，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时代，埃及内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外交政策原则发生变化。萨达特时期，埃及从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方面考虑，与西方国家的敌对关系有所暖和，全面倒向美国，两国关系渐渐改善与发展。1978年，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埃及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逐渐发展，埃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核心支柱。随着埃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加，美国成为促进埃及与以色列和平进程的主要力量。自从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埃以和约”以来，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大约15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成为埃及经济与军事发展路上最主要的依赖对象，同时埃及也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埃及倒向美国的外交方针，使苏联中断对埃及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供应，埃苏关系渐渐恶化。1974年4月18日，萨达特宣布实行“武器来源多元化”的政策。［12］81从社会主义阵营的角度来看，苏联继续反对埃及亲美国的外交政策，埃及与苏联关系升级恶化，与此同时埃美关系不断改善。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不断扩大，苏联的影响力不断被弱化。萨达特认为亲美比亲苏更符合埃及的国家利益，美国可以让以色列结束战争，因为结束埃以之间的冲突，需要依靠美国进行政治与外交斡旋。萨达特向以色列总理显示为结束战争开启和平之路而访问耶路撒冷的意图。［13］苏联不断批评和反对埃及的对外开放政策，谴责萨达特“偏离纳赛尔社会主义的政策”。随着埃苏关系恶化，埃美关系得到改善与发展。［5］3331976年2月，萨达特宣布，苏联不仅停止了所有武器的交付，而且拒绝维修埃及的苏式飞机。1976年3月14日，萨达特在一会上指责苏联不履行《埃苏友好条约》，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零件；埃方拒绝苏联延期偿还债务，而且要求苏方支付利息，并责备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轴心”来孤立埃及。［5］334自从50年代以来，美国在埃苏关系恶化中获得巨大利益，削弱了苏联实力并扩大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同埃及加强战略盟友关系实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保护了以色列的安全，维持了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和平，中东地区局势都掌控在美国手中。埃及作为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成为西方阵营以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合作力量。［14］

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家站在埃及萨达特一边，对埃及提供政治支持，停止向美国供应石油以影响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并试图使美国改变支持以色列的立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于10月17日在科威特举行部长会议，决定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12］88禁运让石油公司供应受限，造成供应与消费失衡，导致油价提高，并对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决策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使美国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并展示了阿拉伯国家在改变中东政治格局的强大影响力。在这次战争中，石油武器发挥巨大的作用。

十月战争使世人认识到，石油不仅是战略物资和巨大财富，而且可以为政治服务。［15］美国“支以压阿”的立场，让阿拉伯国家与美国关系紧张。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服务于美国中东利益的支持，以削弱苏联阿拉伯盟友的实力，趁机扩大影响力。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决策表示强烈的支持。在阿拉伯国家宣布石油禁运三天前，中国舆论支持阿拉伯国家采取这种决策，中国记者发布评论阐述能源斗争的战略意义。10月17日阿拉伯国家实行禁运后获得中国支持，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在这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10］225十月战争期间，中国坚持反殖反帝的原则，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反对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侵略行为。

1973年，在埃及与以色列战争期间，中国支持埃及人民，认为这次战争是证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这场战争体现了阿拉伯人反帝反殖的斗争精神，表明了埃及对美苏在中东强权政治的拒绝立场。［7］351978年，埃及同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后，埃及政治与外交走向新时代。在作为埃以和平条约的主要盟友的美国的参与下，两国同意结束战争并走向实现中东和平的第一步。中国支持埃及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7］35中国对埃以和平条约表示支持的立场有着几个原因，中国看到埃及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可以推进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东地区的稳定局面有利于实现中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推动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16］

在埃及面临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埃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国提供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表明中国对埃及的支持立场，体现出埃及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甚至显示出埃及在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地位。1967—1972年，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向埃及提供的援助共计1.4亿美元。［17］611978年，萨达特宣布中国向埃及提供了60架MIG 19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中国从苏联购买与保存的，并一直对该型号战斗机进行重建。［3］96自1976年以来，埃及因为战争时期军费的增加，国家外资与发展计划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消费了埃及40%的国内生产总值。［18］改善国家经济，是埃及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并愿意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一个原因。从此以后，埃及外交摆脱了不结盟的外交方针。［17］61萨达特采取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使得埃苏关系破裂，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拒绝提供外援的情况下，埃及与苏联的关系显示不断退步。

从70年代末至今，埃及经济以外资、苏伊士运河利润、石油和来自海外的汇款为主要收入来源。自埃及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埃及加强私营经济，经济发展目标主要侧重于鼓励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发展。同时，私有化政策导致国家企业陷入一部分集团手中，国家对于国营企业失去有效管理，私营部门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削弱了国营部门的角色，导致更为突出的腐败现象以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穆巴拉克执政初期，废除了萨达特时代指定的五年经济计划，施行新经济调整计划。1991年，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债权国达成一项重要协议，该协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埃及提供3.72 亿美元的应急贷款，但埃及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包括减少补贴、提高利率、改革税制、减少政府支出以及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12］169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鼓吹者。［19］

四、穆巴拉克时代埃及与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1981—2010）

穆巴拉克自1981年执政以来，埃及实行“相对独立”的平衡外交。埃及维护大国战略关系，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在巴以争端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埃及在中东地位得以恢复，尤其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位得到巩固，结束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被孤立的状况。［12］29

穆巴拉克将争取埃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维持同美国特殊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与苏联恢复关系正常化。由于埃及对于进口军事武器有长期的需求，埃及的外交政策具有实用主义性质，从国内需求和维护国家安全角度综合考虑，在大国关系上既与美国保持特殊盟友关系又努力坚持独立自主地位。1995年，埃及从俄罗斯进口“T-8034”坦克、直升机及其他军事设备，穆巴拉克掀开了埃俄关系的新篇章［20］。穆巴拉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外交政策有几个主要原则：第一，坚持维护埃及与世界各国的稳定关系；第二，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外交政策更具有独立性；第三，加强同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团结。［21］穆巴拉克实现对外关系上的平衡，消除可能给埃及带来对抗的风险，注重并增进埃及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与中国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1年，埃中两国签署了旅游协议。1983年穆巴拉克总统访华之后，两国领导一直互相访问。［22］同时，1983年埃中两国签署了媒体方面的协议。［23］11时任中国总理李鹏称“埃中合作关系于90年代进入新时期，埃及作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最重要的伙伴国家，与埃及深化合作关系在中国战略伙伴政策中具有重要地位”。［23］11穆巴拉克于1999年4月5日第七次访华，埃中两国元首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元首认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不论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埃关系始终健康向前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合作的典范”。［24］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推动因素，中国将维护国家权益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实现国内稳定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路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外部世界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加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升。

穆巴拉克执政三十年，埃中战略关系取得巨大进展。穆巴拉克是对华访问次数最多的埃及总统，一生共有九次之多。穆巴拉克高度重视与中国加强战略关系，是唯一先后会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四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埃及总统。

穆巴拉克面对埃及国内政治与经济挑战，施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推行全方位独立的外交政策，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与大国改善、发展合作关系的首要目标。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维持着与美国的特殊战略关系，并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恢复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深化与中国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与海湾国家维持战略关系，以恢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结束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被孤立的状况，恢复在阿盟的席位，积极改善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平衡外交关系是穆巴拉克时期对外关系的一个特征。埃及与大国发展合作关系，以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扩大埃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这就有利于增加埃及在中东地区上的战略地位。

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埃及，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基于双边的政治互信关系，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不断推动经贸、文化、人文交流和军事等领域的深层合作，对于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埃及与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双边的核心利益是基于支持与信任，不干涉内政，通过中阿合作论坛对于共同重视的政治问题进行协商与支持。2006年6月，埃及与中国建交50周年期间，两国高层领导互相访问，并且两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实施纲要。

进入21世纪，埃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呈现稳定发展态势。1999年两国贸易额为7.5亿美元；2008年已经突破60亿美元。［25］这段时期，中国在埃及的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加。2007年，中国在埃及的投资企业达到443家，投资金额超过4.3亿美元。①自从1976年穆巴拉克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访问以来，穆巴拉克比萨达特更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后，穆巴拉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有利于推动埃及经济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4年埃及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5.77 亿美元，2011年达到88.02亿美元，2012年达到95.4亿美元，2013年达到102.13亿美元，2014年达到116.20亿美元。［23］11两国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的迅猛增加，显示出两国贸易往来具有持续稳定的发展。2006年，埃及贸易工业部部长穆罕默德·拉希德曾经表示中国与埃及战略关系对于推动埃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西方国家是埃及贸易的重要对象，但是中国对于埃及发展战略扮演着更高的角色。埃及对于中国的技术、投资和资金有着急迫的需求，而中国的电子产品、服装等行业及其他向埃及提供的消费品，较之西方国家更有优势。拉希德曾认为埃及作为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贸易伙伴多为西方国家，如美国作为埃及的第一贸易伙伴，与美国的贸易占埃及贸易额的65%，但随着埃及与中国贸易不断增加，中国也逐渐成为埃及的第一贸易伙伴。［26］2016年，中国成为埃及的第一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达到120亿美元，这就体现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快速发展。［26］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与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印证，是2006年中国在埃及建立苏伊士运河经贸合作区。基于“走出去”战略，中国在埃及建立经济合作区，增加中国在埃及和非洲大陆的投资。苏伊士运河北有地中海、南有红海，是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重要航线。埃中苏伊士经济合作区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合作，成为中方同埃及签署众多贸易协议的重要场所。据负责合作区建设运营的埃及泰达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刘爱民介绍，截至2011年9月，合作区1.34平方公里起步区累计吸引投资1.8亿美元，入区企业达46家，其中生产型企业31家，涉及石油装备、建材、轻工等行业。［27］

五、埃及政治剧变后埃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巩固与发展（2012—2013）

2010—2011年期间，西亚北非地区爆发一系列的政治剧变，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人民在街头愤怒地表达对社会改革的强烈需求，强烈要求政治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成为中东地区国家民主化的新浪潮。

“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是一场在埃及、突尼斯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运动，因为它没有带来全面深层的改革。政治转型的倒退使得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危机，民众承受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大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干涉，造成中东局势陷入动荡不安、恐怖主义现象蔓延、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随着埃及内部的政权更迭，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变化。穆巴拉克政权倒塌后，作为政治伊斯兰主义力量代表的穆尔西于2012年6月当选为合法总统。

2012年8月28日，穆尔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他出访的第一个非阿拉伯国家。两国签署了经贸、科技、农业和旅游等八个协议，埃方向中国开放很多领域的投资机会。［28］在穆尔西为期一年的执政时期内，埃方着重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了解中国在城市化、脱贫和中小企业等领域的发展成就。在穆尔西执政期间，埃及外交出现巨大转变，其中最明显的转变在于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恢复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笔者对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进行采访时谈及他关于埃及新时期的外交走向的看法，他表明：“埃及实行‘向东看’的外交方针，体现埃及新外交更具有全方位的特征。近期，埃及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出现退步。埃美关系是悠久的战略互利关系，埃方把美国视为重要合作对象，对美国在军事和国际组织上有巨大的依赖，无论近期双边变化如何，埃及理论上不会全面放弃美国而寻找中国作为替代品，但埃及需要摆脱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让国家走向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方针。虽然埃美很多领域上利益相互交织，但埃及与美国关系时起时伏，因此跟美国维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埃及也十分重视同亚洲国家提升合作关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埃及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推动因素”。②

穆尔西上台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埃及急需中国经济的支持，这种需求并不是代替美国在埃及外交上的战略地位，而是促使埃及外交实现平衡以实现最大化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从经济利益上讲，这次访问是穆尔西首次出访非阿拉伯国家，把中国而不是美国作为出访首站，表明埃及对加强与中国战略合作的重视，同时减少美国向埃及施加的压力与干预。这也意味着埃及外交完全独立化，并且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美国是埃及的一个重要战略合作对象，埃及与美国和欧洲具有战略关系，在政治、经贸和文化上的合作十分密切，然而穆尔西选择中国作为访问首站，显示这是埃及新时期与中国加强埃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两国基于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对新时期的埃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中国在埃及外交中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埃及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友好关系，而且穆巴拉克曾经对中国进行过九次访问，这就表明穆巴拉克重视与中国关系的走向。因此，中埃关系走向更深层的战略关系，并不会成为埃美战略关系的替代品。［29］刚上台的穆尔西对于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采取积极的行动。穆尔西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内人民对其政权的不满。为了赢得人民支持，穆尔西实行复兴经济的“百日计划”，这也可以从他的外交走向得以验证。

穆尔西访问中国时，表示埃及需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重要地位，使用“重要的友好伙伴”来形容中埃关系。穆尔西访问中国期间，强调了埃及与中国、埃及与周边国家加强关系的重要性，这有利于恢复埃及在中东地区与国际舞台两个层面上的战略地位。［30］9穆尔西说：“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加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成就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借鉴的”。［30］9

在埃及穆兄会领导下中国与埃及关系保持稳定的合作，穆兄会与中方高层领导保持会晤，中国在穆兄会执政时期一直强调中埃双边的密切关系。在埃及政权更迭当中，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埃及局势由埃及人民自主决定，不应受外部干涉，以恢复社会秩序与国内稳定。穆兄会作为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织，他们的意识形态成为很多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原教主义组织的启发点，在中东地区上发起了重塑社会回到伊斯兰教法的先驱思潮；穆尔西作为穆兄会组织一员并当选总统，使得西方大国担忧埃及新政府的外交走向。在埃及经历政治剧变、穆兄会最终掌握政权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电穆尔西庆祝他当选总统。胡锦涛致电中说，埃中两国建交56年，两国关系健康发展。［31］穆尔西上台后，埃中两国关系迈向新台阶，两国领导对于推动双边各个领域合作关系显示共同的立场，穆尔西对中国的访问，成为埃及新阶段进一步重视同中国推动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印证。

2013年6月30日，埃及人民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穆尔西下台。以国防部长塞西为首的埃及军队于7月3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穆尔西的穆兄会政权。埃及“7·3”事件后，奥巴马宣布取消两国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政府决定暂停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主要包括F-16战斗机、阿帕奇直升机、M1A1坦克组装部件以及“鱼叉”反舰导弹等，还扣留了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资金和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32］自萨达特时期，埃及倒向美国，到穆巴拉克，在安全问题上完全依赖美国；当美国不予以回应时，埃及发现倒向俄罗斯已为时太晚。③当下，埃及选择与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深化战略关系。为迎接国内的挑战，埃及采取了实现国家高层利益的战略措施，长期过于依赖美国，不仅影响到埃及利益，而且使得对外关系愈来愈受到制约，从而导致埃及地区地位的下降。

2013年12月18日，埃及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对华进行正式访问，法赫米与王毅外长关于发展埃中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王毅强调埃及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包括埃及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当中的重要地位，他又强调中方同埃及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期望。④埃及需要重新界定地区命运、国家在地区的力量和地区伙伴。⑤由于穆巴拉克时期采取全面亲美的外交政策让埃及的国际地位下降，开罗美国大学教授贾拉勒·艾敏（Jalal Amin）在其专著《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和埃及人民》一书中指出过去30年里埃及亲美外交的结果：“埃及的政治地位、国际地位和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以牺牲埃及和阿拉伯民族利益为代价满足了以色列一个又一个的利益，埃及的经济形势也不断恶化”。［33］

穆尔西时期埃及实行“向东看”的外交政策方针，体现埃及新时期急需中国投资与中国资金。穆尔西选择中国作为他任职后的第一站，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更进一步显示埃及重视与中国加强战略合作关系的意愿。在穆尔西访华期间，穆尔西带领七位政府部长和几百名商人，同中方签订了七个贸易大单。［34］除此之外，穆尔西还偕同一百名大企业和投资家出席活动，显示出对中国投资在振兴埃及经济上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埃及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的重要伙伴，苏伊士运河同时也是中国通向欧洲和非洲市场的门户；穆尔西在上台后选择先访问中国而不是美国，表明新时期埃及在国家对外战略上更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从经济方面考虑，中国与埃及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改善埃及经济状况，减少埃及对于西方国家的依赖。中国欢迎穆尔西的来访，对加强与埃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计划做出积极响应。由此可见，两国对于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拥有共同的立场，与中国合作对于埃及实现国家利益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六、塞西时期埃及与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2014—2020）

（一）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

塞西总统执政以来，埃及与中国高层领导访问频繁，塞西对华进行过六次国事访问。2014年12月，塞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埃中两国合作关系从一般战略伙伴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高度。2015年9月，塞西参加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2016年9月，塞西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17年9月，塞西来华出席在中国厦门举行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2018年9月，塞西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9年5月，塞西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国对中东问题及地区复杂形势表示重视与关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促进了双边交流，增进了双方政治、经贸、文化和军事合作。新时期中国与埃及合作有利于实现中东地区的稳定，尤其有利于实现双方的更高利益诉求。

2014年10月24日，以中国为首的21国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5年，埃及宣布加入亚投行，与伊朗、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一道，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2016年，埃及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签署180亿人民币的互换协议。［35］

中国推动建立亚投行，有利于重塑国际金融格局，推动中国在众多领域的投资扩展，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中国在海外的工程承包项目的投资不断增加，有利于增加中国在海外的企业数量，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中国企业在埃及电力、铁路等行业投资机遇众多，工程承包项目成为埃中战略关系加深的一个领域。埃及政府原本计划使用西方与海湾国家的资金来发展投资项目，但与中国加强合作可以为埃及政府提供更大优惠，尤其是由于中国向埃及提供的贷款利息较低。埃及住房部长阿希姆·加扎尔表示，目前埃及建造的阿拉曼新城高层综合体项目，是埃及政府以现代模式建造的埃及最大新城之一，也是埃及住房部与中国建筑深化合作的重要标志。为完成该项目两国签署了19.2亿美元的合同，［36］对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现状

埃及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其战略地位及影响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及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大洲的交汇之地，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中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连接着印度洋与地中海，可以缩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航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国将埃及视为“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近年来，埃及推行“2030愿景”以复兴国家的经济，努力推进建设项目，吸引更多的外资。埃及政府决定建立新的行政首都，以减轻开罗市的人口爆炸及交通拥堵问题。中国对新首都的建筑业投入巨资，在这座新城市兴建商务区、学校、医院等。这些建筑项目的建设任务大多由中国公司承担，其中两家中国公司宣布将投入350亿美元的巨资。［37］中国在埃及振兴经济计划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双方的承包工程的投资机遇，同时扩大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引领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摆脱了单纯考虑经济利益的惯性思维，发挥民心相通在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文化交往和人文交流在倡议中的作用。［38］2016年，中埃建交60周年，两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双方举行文化年以推动双边民间交流。2016年定为埃及的“中国文化年”和中国的“埃及文化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埃及期间，同塞西总统共同出席了埃中文化年开幕式，中方将在一年内在埃及举办40 余场相关文化活动，涉及众多文化艺术领域。［39］中国与埃及的文化遗产，成为两国维持友好关系的基础，给中国在埃及土地上扩大文化宣传创造了良机。埃及作为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平台和阵地，在阿拉伯世界拥有重大影响力，可以给中国文化提供极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软实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和核电、电网投资等项目。2019年3月18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Tabia Sun Oasis）在埃及南部阿斯旺省的本班太阳能园区（The Benban Solar Energy Park）完成了三座太阳能发电站的建设，把埃及作为非洲大路上的清洁能源基地。［40］2013年11月份，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重点从重工业转向环境保护。为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中国与中东地区能源合作不断扩大，埃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跨洲国家，与中国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绿色金融与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邀请塞西总统作为嘉宾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在埃中两国建交60周年的背景下，塞西总统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表明埃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中国邀请埃及参加杭州峰会，体现中国对埃及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此次峰会期间，塞西强调埃及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肆虐，埃中两国互相支持。在中国抗击疫情早期，埃及向中国赠送了100万只口罩；埃及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地，开罗萨拉丁城堡、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阿斯旺菲莱神庙均被五星红旗灯光点亮，以表示埃方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后来当疫情在埃及快速传播之际，中国又向埃及提供了多批抗疫物资，包括医用外科口罩和手套、病毒检测试剂和温度筛查设备、医用防护服等，总量重达数十吨。

七、结语

埃及与中国关系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直延续至21世纪，两国友谊深厚，关系虽历经曲折，但不断向好发展。在21世纪，埃及是中国对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埃及作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市场的重要伙伴，采取明确的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埃中两国长期力求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埃及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在新时代使“南南合作”进一步落地生根。

本文展示了埃及与中国从建立外交关系到提升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事件。埃及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埃中两国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双边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累了丰厚财富。纳赛尔时期，埃及与中国在反殖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万隆会议为两国友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对两国关系全面向好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访问埃及时，与纳赛尔总统探讨国际问题，并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亚非国家的民族团结，增强了两国在反殖反帝斗争中的主导作用。萨达特时期，由于外交倾向西方国家，并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埃及被阿拉伯国家孤立，迫使埃及重视解决国内与地区问题。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的政治、经济支持，成为埃中两国维持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三个领域进行回顾与分析。

进入21世纪的埃中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与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从1999年至2011年，两国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在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穆巴拉克政权倒塌后，埃及与中国战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2014年，两国决定把一般战略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一步转型升级。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中国与埃及的战略合作也进一步加深；两国最高领导人年年见面，畅谈合作与发展大计，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注释］

①［埃］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尔：《从国家决定因素和地区及国际变化看埃中关系（1956—2015年）》，《共和国报》，2015第6期。

②笔者于2017年4月20日在北京大学对纳比尔·法赫米埃及前外长的访谈。

③［埃］纳比尔·法赫米：《中东与埃及风向的改革》，《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1年第5期。

④［埃］纳比尔·法赫米：《中东与埃及风向的改革》，《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1年第5期。

⑤［埃］纳比尔·法赫米：《中东与埃及风向的改革》，《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