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人类从远古时代走到当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后果经常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的存续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相处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之后，西方社会技术变革的步伐愈发加速，各种技术产品琳琅满目，充斥各个领域。在带来新奇和繁荣的同时，高速的技术革新也产生了不良后果，人造灾难时有发生，人类文明大厦受到剧烈冲击。在这一存亡攸关的背景下，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成为人们解决时代问题的认知出发点。

个体生命的维持、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文明的构建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形塑人类社会和文明世界方面发挥某种决定性作用。不同类型的社会对技术的创造和使用均有显著差异，特定的文明观和社会价值观既塑造着又限制着特定人群对技术的实用认知。更为关键的是，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经常互为表征，技术样态与社会建设之间存在联动的互构关系。正因这一紧密的交错关系，一旦技术失效、产生副作用甚至导致毁灭性灾难时，人类祖祖辈辈建立的社会根基和文明基业将深受威胁甚或毁于一旦。因此，剖析和理清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实现美好生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繁荣国家、创造良性国际秩序均具有关键性意义。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界有关技术与社会的讨论方面研究成果丰富，学者基于各自的知识脉络、学科立场、价值判断，分析和解释技术类型与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的多重关系，例如历史学家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实叙述、哲学家高度思辨的抽象解析、社会学家基于实证数据的理论构建、人类学家根据田野经验的深入阐释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学界逐渐达成基本共识：技术并非单一面向，而是有多种模态与形态特征。理解多态技术是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多态技术包括工具、机器、科技、相关组织机构等具体形态，多态技术理念秉持以人为本，符合“社会-文化本位”的技术观。本文基于西方社会理论视角，从工具变革与历史进程、机器生产与劳动过程、科技权力与风险社会、技术组织机构与民族主义等维度，解析多态技术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反思当今世界的技术革新、社会建设、文明构建之诸象。

一、工具变革与历史进程

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直充当关键角色。从直立人使用简单工具到当代人使用互联网，从简单社会演化为复杂社会，技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密切相连。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en Stavros Stavrianos）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了人类演化、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利用自身的大脑实现了两个突破：创造与使用技术、构建社会组织［1］。因自然生态和地域文化的不同，人类群体在技术和社会方面可分为若干部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类独有的技术工具革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异样图景。

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人类借打制石器工具之力捕获猎物、采集野果以获取生活资料。相较之前，此时的技术水平已有提升，人类相继发明了刮削器、投石器、使用火的方法。部落社会虽然存在局部冲突，但是基本处于稳定状态，集体协作是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主要组织方式。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社会组织发生较大变化，人们开始以磨制石器代替打制石器，制作陶器、犁、锄头、轮子，食物来源由采集狩猎转变为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随着农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步适应使用农用工具且借牲畜之力种植庄稼的生计方式，农业革命带来的一大结果是产生了人类定居方式，人们围房而居、因地而定，安家定居渐为常态，村落社会得以成型，进而形成“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特定样态。

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依据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生态环境发明技术工具，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和文明。进言之，“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2］50。在两河流域，人们因地理环境所限开始探索新的农业技术，例如开掘沟渠与发展灌溉农业、发明冶金术与制作新工具，进而形成新的社会制度，例如城市组织、阶级社会、世俗国家，最终建立文明国家古巴比伦。这种文明形态也传播到世界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例如古代埃及）。在世界的部分地区，独特的文明形态逐渐形成（例如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和传播涉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在此过程中，技术工具的使用至为重要。游牧民族借铁制武器、马匹或骆驼之力驰骋农业区域，获取所需食物，扩展统治领地。游牧民与农耕民之间存在以物易物的贸易往来，不同的商人在同一地点进行交易，各取所需，进而促成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此外，部分西方人与非西方人通过战争、贸易、传教、探险等方式发生近距离接触，从各自的文化角度认识与己不同的他者，将这种认识记录在册后带回西方世界，为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全球性联系奠定了认识基调。

综上所述，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技术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发展。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部分欧洲国家通过局部战争向外扩张，占领殖民地，寻找市场贸易和摄取利润之地。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各种技术的全面快速发展，例如冶金术、海陆交通工具、武器机械、航海术等。在此基础上，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周围国家的实力组织军队、创立社会制度、完善国家建制。在技术革新和制度创新的配合作用下，上述国家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开创了世界新格局。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技术的爆发力更加凸显，多种动力装置得到应用，交通工具、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得到改善，例如火车、汽车、飞机投入使用，工厂装置、电子器械、大型自动化工具加以运用，坦克、各种新式导弹、核武器成为“镇国之宝”。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剧烈变化，跨国组织日益增多，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核心家庭开始盛行，个体主义渐趋流行。此外，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波动，不确定性因素激增，两次世界大战给全球人类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人们清楚地看到科技发展的隐患和威胁。近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机和互联网迅猛发展，既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技术动力机制，为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提供新的改变空间，也为整个人类及其社会带来诸多麻烦和困扰。

人类凭借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走到今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社会组织方式随之有别。尤为关键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革新以加速度方式进行，既带来让人们享受科技成果的方便，也给生存和发展带来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在解释和解决技术进步带来诸多问题方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技术的加速变革要求相应的社会变革，人类因不愿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而导致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脱节，产生社会危机。换言之，“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问题”是造成众多苦难和暴行的根源［2］776。人类若想缓解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就需要通过改变僵化的文化认知来协调二者的革新速度，让它们互相匹配、相得益彰。如此，人类世代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免于不幸。如今，我们身处（后）工业化时代，技术革新发生在各个领域，技术控制、主导、辅助、破坏社会的诸多方面，给学界带来不少亟需分析和解决的理论议题和现实问题。

二、机器生产与劳动过程

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众多的景象。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细致地描绘了英国早期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现状，大工业的机器生产既摧毁着原有的农业组织，也破坏着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对纺织业、冶金业、交通建设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相关论述非常相似。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导致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被消灭，在工厂法的催化作用下，现代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逐步过渡［3］503—526，这是工业化时代因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产业变革的基本趋势。就机器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影响而言，恩格斯作出精辟论述：“工人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他们）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4］资本家为了实现最大化利益，让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不停息地创造价值，工人的劳动过程伴随机器的运转节奏而无限展开，既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又强化了劳动过程，加重劳动强度，导致工人身体欠佳、精神萎靡。更为明显的影响是，机器生产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和使用，促使妇女和儿童脱离家庭环境而参与工厂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重塑着家庭原有的特性和功能［3］433—458。此外，机器改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集中反应在工人的工资下降和失业方面。机器性能的提升使资本家凭压低工资的方式剥削和控制工人，同时，“机器上的……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3］421。随着资本家持续地投入和改进机器，工人与机器之间、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竞争和分化日益加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加重。

继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早期工业社会的研究之后，西方学界展开了对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和劳动的批判性分析。美国社会理论家、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以批判性的眼光理解技术进步给人类及其社会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单向度的人”命名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受自动化技术及其意识形态影响的丧失否定、批判、超越的能力的人。他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而）作为一个系统发挥作用……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5］6。自动化因素的增强，使人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创造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受到抑制，让劳动者对自动化机械产生某种依赖感和顺从感，进而造成“单面人”的出现。因此，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内含单维思想的表面“自由”而本质“不自由”的单向度技术社会。抑制性社会产生的一种虚假需要迷惑着人们的选择和判断，让人无法从中逃离。人们若想除此障，就应当用真实需要代替虚假需要，摒弃抑制性的满足，实现“寻求完整的人”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从工厂工人的劳动过程中探究技术生产对工人造成的复杂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延伸马克思的物化技术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工人的劳动过程“为何”与“何为”的问题［6］。他视技术为“不再仅仅指称生产机器上的发明和创新，更主要的是指生产流程的革命，如福特流水线，以及劳动组织管理技术上的改变，如泰勒制”［7］。这种生产流水线将以往那种全能型劳动者分解为“局部工人”，以适应重组的生产过程。泰勒制的管理模式将“概念”和“执行”分离，将工人们安排在不同的空间场所中劳动，以一种内含“去技术化”的方式促使工人完成各自的劳动任务，这是资本家借技术之力控制工厂工人及其劳动过程的方法。布雷弗曼揭示的是技术本身的进步及其复杂度的提升非但无法消解工人繁重的劳动量，反而加重对工人的控制力度。因此，寄托于技术进步，工人的理想将无法实现。布雷弗曼过于强调强制力对工人的控制，忽视了工人在工作层面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美国社会学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重点回答了“为什么工人们如此努力地工作”这一有关工人主观性的问题［8］。他基于布雷弗曼的技术概念，详述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工厂内部形成的“生产政体”。通过超额游戏、内部劳动市场、国家内部的合力作用，工人对在车间的劳动过程产生某种同意，积极投入资方设定的生产过程，进而激活生产政体。在生产政体的作用下，一种将“强制”与“同意”相结合的力量作为动力发生作用，促使工人在工厂车间充满工作热情和劳动干劲，从侧面体现某种相对的劳动自主性。

机器生产和劳动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持久关注。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早期工业社会的研究到马尔库塞对技术单向度化的分析，再到布雷弗曼和布若威对车间工人劳动过程机制的新发现，技术的内涵和意义发生特定转变，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产生更为复杂的面向。就前者而言，从简单器具转变为复杂机器，从手动操作转变为自动化操作，从物化技术转变到生产流程和劳动组织管理等抽象技术；就后者而言，存在从技术辅助转变为技术决定、从人力劳动转变为机器劳动、从“全能工人”转变为“局部工人”、从外部强制转变为工人内部同意的复杂倾向。技术本身及其与劳动过程的关系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得以深化，人们的劳动需在技术及其制度的约束和支持下进行，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是技术对人的控制逐步加深，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技术的不断革新。此处存在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如何与工业化所借以发展的那些制度不相矛盾”［5］25，换言之，如何解决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不相匹配的困境。

三、科技权力与风险社会

权力和技术紧密相联，人们在技术的创造和与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多种或明或暗的权力关系。人们因对技术资源的占有量和使用机会的不同而被区分为不同属性的群体，例如有产者和无产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工具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后者通过雇佣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在特定工厂制度和技术组织（例如生产流水线、泰勒制管理、“生产政体”）下使用工具（例如机器、自动化机械）生产商品创造剩余价值。这里涉及明显的权力关系，即资本家借技术之力控制工人，让工人积极投入创造增值的过程中。

此外，更为隐蔽的权力关系亦可通过技术得以展现，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便是一例。全景敞视建筑将整体圆型空间分解为中心的可观看空间和边缘的被观看空间，以单向视角组合和结构空间关系，他将这一技术理念用于监狱的设计和建造。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在满足“中心可看-边缘被看”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监狱在形态上的变化并不消解全景敞视建筑的本质内核和控制功能［9］。除监狱之外，“全景敞视主义”的技术权力理念在现代诸多建筑体系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此种全景敞视机制将权力和职能互联互构，让二者都发挥功能。福柯认为，这种技术权力的运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严格检查等规训手段，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得以对人发挥控制作用，一个以倡导规范和纪律为荣的“规训社会”由此诞生。“规训社会”非常注重纪律和规范，通过运用技术设备来实现官方制定的规章、法则、条例的要求，让人们遵守规定和规范，知道越轨的代价。因此，规范、纪律、规训是技术权力作用的结果，是“权力-知识-话语”的特定产物，让人们产生无法反抗和反思的力量，“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5］205。这为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风险社会的来临。

人类对科技及其知识生产的盲目迷恋，为自身制造了许多风险和危机，使人类生存“在文明的火山之上”。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工业化的风险社会时代，风险社会是对先前工业社会的反思、叛离、延伸，需要以“自反性现代化”的知识论和认识论予以解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认为：“在发达现代性中……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10］3。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逻辑同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相辅相成，后者支配前者，风险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技术-经济进步”提供的解决稀缺问题的有效力量，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关注“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风险的制造者、受益者、承担者息息相关。

风险的制造者和受益者通过技术革新谋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他们不顾风险的危害程度而贸然盲目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引发经济危机、生态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贝克认为，这些肇事者最终会与风险相遇，成为风险的危害对象。由此，风险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事情，而非某一阶级、性别、族群、地域、国家自身的困境，具有全球性特征。这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技术革新给人类自身带来的诸多风险，例如社会行动诸领域充斥着对待风险的种种张力，人们对科技理性的效用也存在严重怀疑。因此，如何解决风险社会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既成为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自然科学界的核心议题，也成为普通大众、政治领袖、企业家等不同人群关注的现实话题。基于此，贝克提议：“在风险社会中，从人生和政策层面应对恐惧与不安已经成为文明时代的关键技能资格，相关技能的培训则成了教育制度的主要任务。”［10］86换言之，通过培养风险意识、学习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制定相关的预防保护政策，个体与国家可以较为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困境。

综上所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蕴含着权力关系，即技术拥有者借技术之力控制和规训无技术之人。这种技术权力可明可暗、可大可小、可常可变，是一种灵活不定的术能，在两个方面有所展现。

第一，在“规训社会”中，管理者通过“全景敞视建筑”将被管理者安置于可被观察之处，监督其日常行为，管理其日常活动；管理者的具体行为则无法被后者观察。进言之，管理者运用隐蔽的权力介入被管理者的生活空间，被管理者却难以察觉；被管理者难以调动反权力机制以抗衡管理者。这种体现相对不平等的全景敞视主义理念，在规训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第二，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制造者和获益者通过先进的科技力量和权威的专业知识，在创造经济利润和政治利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他们将一种个别的过错普遍化、大众化，让人们在面对风险时难以找到罪魁祸首。这是一种“技术-知识权力”作用于大众生活的体现。风险具有平等主义精神，最终让受益者和牺牲者合为一体，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科技理性的价值和效用。因此，技术权力在风险社会不仅约束和控制大众的言行和思想，而且限制和阻碍技术使用者本人的行为和目标。上述两种社会特征存在于当今社会，要求人们深刻反思技术权力的本质和作用。

四、技术组织机构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息息相关。工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变化，例如先进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教育形式的改进与普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尤为关键的变化是，不同地域、性别、族群的人们需要满足工业社会内含流动性、同质性、统一性的要求，这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

在从事民族主义研究的诸多学者中，英国人类学家、哲学家、民族主义理论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美国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都重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民族主义的催化作用。盖尔纳借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理论思想研究民族主义议题，明确指出工业化的客观需要催生出民族主义。由工业化产生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社会，具有更为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形式，将引起一系列深刻的后果。频繁的劳动分工要求人员之间具有流动性以便于更换职业和职位，进而产生某种平等主义或者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这种流动性要求陌生人之间形成有效的交流和联系，人员的技能和职位需求之间相匹配、相适应，教育培训与相关知识技能的普及化和大众化。

盖尔纳认为，这一要求必须由一个更为庞大的超越地方社会的外在机构——国家予以组织和完成，局部单位和地方社会（例如宗族、村落、乡域）则无法提供所需的条件。国家通过支持和建立培训机构、学校教育体制等技术组织来满足劳动分工和人员流动的具体要求，由此形成一种“普遍高层次文化”（universal high culture）［11］。这种文化要求具有识文断字的能力、有共通且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由学校培训维持的全国性文化。工业社会中的流动人员接受学校教育和机构培训且获得高层次文化之后才有资格被雇用，才有机会实现职业变更和职位转换。在此意义上，工业社会是一种全民雇用化社会，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是一个推行高层次文化和鼓励全民流动的国家，教育边界就是文化边界、国家边界、民族边界。工业社会通过借助特定的技术组织和社会组织形式促使民族主义产生，进而逐步实现民族主义的原则、目标、任务。

与盖尔纳同期，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且以印刷资本主义、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等技术组织为核心，解释民族和民族主义议题。他认为，民族成员之间通过共有的意象和特定的想象方式相联结，在人口有限的范围内共享自由和主权，进而结成具有友爱关系的共同体。其中，印刷资本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扮演着关键角色。印刷资本主义通过印刷民族语言作品，将更多人联系起来，人们通过阅读书籍和报纸来了解国内外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况，基于此，形成一种“世界与我同在”的文化认知和心理感受。

安德森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均与印刷资本主义有关，是在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和完成的。首先，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受到欧洲宗主国的压迫和剥削后，形成一种基于美洲殖民地的想象共同体意识。其中，朝圣的官员与地方印刷业者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在欧洲语言民族主义时期，字典编写者、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等人的作品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被消费者熟知，消费者通过阅读相关著述以获得对社会与世界的认识。同时，一种“盗版”（piration）模式流行于不同民族主义浪潮之间，后起浪潮自觉地模仿先前浪潮。再次，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对语言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要将以往的民族主义模式借国家之整合力量进行改造以为己所用，国家通过印刷术、教育组织、政府机构推进民族主义建设。由此可见，印刷资本主义使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成为可能。

与印刷术相关的技术还有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这些既是催生和巩固民族主义和想象共同体的技术力量，也是晚期殖民地政府思考如何管理和统治殖民地的方式和手段。殖民地政府通过运用这些手段，将管辖区域和人口分门别类、详尽罗列、合理安排，从而易于政府领导者集中动员国家内部的民族力量。这一目标实现的动力基础在于技术及其组织的发展，换言之，“它是航海术、天文学、钟表制造术、测量术、摄影与印刷术的科技——更不用提资本主义那深刻的驱动力——的产物”［12］。因此，技术革新推动着想象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形塑着民族主义的演变路径。

综上所述，技术组织机构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实践促进技术手段的创新和技术组织的完善，催生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者中，盖尔纳和安德森都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决定性地生成民族主义，技术组织发挥着关键作用。盖尔纳认为，国家控制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等技术组织培养出具有高层次文化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以满足工业社会中劳动分工与雇员流动性的要求，进而实现国家边界、文化边界、民族边界相一致的目标。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人口调查术、地图、博物馆等技术和工业化的民族国家相伴而生。印刷术的运用和印刷语言的传播让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可以通过阅读文本而感到彼此联系，进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既规范和强化共同体的想象基础，又成为政府动员民族主义的可用工具，人们需要警惕的是民族主义者借技术之力谋求违背人类、社会、国家的根本利益的行动。

五、结论

本文基于西方社会理论的反思视角，着重探讨技术的多重面向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揭示技术革新与社会建设多种维度的复杂关系。

首先，就技术革新与历史进程而言，人类社会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是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时滞问题，即社会变革的步伐跟不上技术变革的节奏。解决该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从变革文化入手，即“让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2］7。其次，就技术生产与劳动过程而言，资本家借技术（例如机器、自动化设备、生产流水线、泰勒制模式、“生产政体”）之力安排和控制工人，工人在相应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框架下发挥自身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再次，就技术权力与风险社会而言，权力蕴含于技术的创造和运用之中，技术权力通过或隐蔽或明显的方式规范和控制群体成员，“规训社会”由此诞生，“单向度的人”成为可能。整个社会盲目乐观地言说技术的正能量，忽视技术的负作用，致使“风险社会”产生。最后，就技术组织与民族主义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化催生出民族主义，各类技术和技术组织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学校、培训机构、印刷术、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等。技术革新影响着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和建构，塑造着民族主义演化的趋向和路径。因此，技术变革与社会建设之间是联动的互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当今世界的技术革新速度更加迅猛，小到手机、电脑的日新月异，大到军事武器、航空航天设备的更新换代，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时代精神而被鼓励、动员、实践。技术进步的利弊既需要从辩证角度来审视，也的确为各国民众带来优渥、便捷的条件，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缩短了地理距离和物理时间。技术革新也造成大量的灾难性后果，例如人们沉溺于网络虚拟空间、崇尚消费主义、逃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威胁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等。进言之，技术革新的利弊，应当根据是否满足人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是否符合国家建设和文明构建的长远利益而定论。实现技术革新的益处最大化，应当以建设美好和谐的社会、构造开放包容的国家、构建平等多样的文明为前提条件。这就要求人们思考如何构建这样的社会、国家、文明。

社会建设一直是人类关心的核心问题。在社会科学界，英国社会思想家、经济人类学家、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的嵌入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波兰尼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陷入一种由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引起的脱嵌性灾难之中，人们若想改变，就需重建社会。为此，他提出基于“嵌入”“整合机制”“双向运动”的社会整合观［13］。嵌入指向总体性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之间的涵括关系；整合机制指向具体的行为原则和制度模式或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双向运动指向市场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之间的张力。与之相关，文化道德和价值理念在社会整合中具有重要地位。波兰尼指出，非市场社会（包括初民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具有整体性的社会系统，道德因素和文化制度因素决定着个人或者群体的具体行为和动机。在市场社会（尤指工业社会），社会整体性受到剧烈冲击，文化和道德的规制作用失效，技术决定论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发生畸变异化，现代性危机日趋严重。他试图在总结传统社会经验（亦即从传统社会中获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让现代社会重新回归含有道德主义色彩和文化价值观（例如平等、公平、互助、和谐、友爱等）的整体嵌入性社会。在此前提下，技术革新才能有助于社会建设。因此，在丰盈的、整合的嵌入性社会中，技术成功地嵌入社会和国家等实体之中成为可能。技术的嵌入性可使技术变革节奏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协调，从而使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生活、社会建设、国家发展。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的基调仍然很浓，构建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文明秩序成为关键问题。实际上，文明构建既需要国家力量和国际力量自上而下地形塑，也需要个体力量和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在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量的作用下，文明构建呈现复杂性、多样性、过程性等特征。实际上，将国家作为分界点可以清楚地认识文明“为何”与“何为”。从内向视野来看，一国之文明体现为国家（政府）根据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整合本国文化，形成代表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符号、文化价值、制度体系；从外向视野来看，世界的共享文明需要由各国共同建设，达成共识，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促进世界文明的构建。实现文明构建的目标离不开不同主体对技术的合理有效运用。在内向视野下，国家（政府）成为本国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的主导者和引领者，通过制度设定、政策指导、立法规定等措施，凭借学校教育、媒体宣传、文本印刷等技术手段，让国家与民族的文明内核牢固地扎根于人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让国民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基于整合社会的建设和技术嵌入性的实践，一个嵌入式发展的国家成为可能，将对文明构建产生主导性作用。在外向视野下，国家之间通过在技术、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合作式发展，实现共享技术成果、经济成就、文化资源的目标，创建有效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的国际秩序，进而谋求构建世界共有文明、造福各国民众和建设美好社会的人类理想。

总之，技术革新、社会建设、文明构建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和密切联系。人们如果不从批判视角入手，就难以诊断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和文明危机，社会建设和文明构建更无从谈起。因此，以反思多态技术作为立足点，理解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和多维联系，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