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尤妮丝·蒂金斯在中国游历期间，根据自身经历写出了诗集《中国剪影》，在该诗集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她痴迷中国文化却又在诗歌中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产生了矛盾分裂的一面。本文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剪影》中出现的中国元素、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以及误读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尤妮丝·蒂金斯;中国剪影;中国元素

尤妮丝·蒂金斯（Eunice Tietjens）是一位20世纪美国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非常着迷，曾受蒙罗委派前往中国了解中国各种文化与社会影像，她将其见闻札记以文字的方式记录到她的作品当中。《中国剪影》就是蒂金斯在中国游历期间的成果之一，记录了她在中国的见闻与遇到的困惑和思考，在该诗集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元素。

蒂金斯虽然是一名文化的忠实追随者，但是在其诗集中并没有一味去夸赞中国，而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眼光来审视所见所闻，因此在《中国剪影》诗歌集中就出现了看似“矛盾对立”的现象。本文将详细分析《中国剪影》所出现的中国元素，及其所带来的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以及误读产生的原因。

一、诗歌《中国剪影》中的中国元素

蒂金斯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她以诗人的身份帮助建立了自由诗体，写作和出版了有关复调诗体和原始短句的作品，让诗歌新主题得以在文学的诗坛上合法化。她虽然写过小说、散文、诗歌及文艺评论，但她的一生与诗歌结缘很深，用毕生精力使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形象以文字的方式进入她的各种诗作当中。

蒂金斯与中国文化结缘很深，她于1916—1917年期间与家人来到中国游玩，其中在无锡停留时间最长，《中国剪影》正是这期间创作的。该本诗集以自由体诗的形式写成，反映了她眼中中国各地的社会面貌以及风俗文化。她也曾发表散文集，以散文的形式来记录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感。蒂金斯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她曾经说：“我的心被中国文化紧紧抓住了。”[1]241 回到美国之后，在她担任《诗刊》副主编期间，主持了不少关于中国诗歌的活动，致力于对中国传统诗歌的传播与研究。1928年，她主持编辑《东方诗集》，1933—1935年她任迈阿密大学古典文学的教授。可见蒂金斯热爱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利用，把它们应用到了创作当中。

蒂金斯先后游历了中东与远东地区，在中国游历期间根据自身经历写成并出版了诗歌集《中国剪影》，该诗集聚焦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风貌以及百姓生活，塑造了一系列的中国形象。如果对蒂金斯的诗集《中国剪影》的标题进行提炼，可以发现其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覆盖面是很全的：有关中国人信仰方面的诗歌《被遗弃的上帝》（The Abandoned God）、中国的古建筑《天坛》（The Altar of Heaven）;从事不同职业的中国人，有诗歌《一个学者》（A Scholar）、《骑椅子》（Chair Ride）、《乞丐》（Beggar）、《插曲》（Interlude）和《我的仆人》（My Servant）;涉及中国的不同风俗文化和节日有《中国新年》（Chinese New Year），这首诗歌是有关中国人多元神论或者无神论的文学描述。还有诗歌《龙舟节》（Festival of The Dragon Boats）、《婚典》（The Feast）、《风水》（Feng-Shui）等;《精神之墙》（The Spirit Wall）这首诗歌涉及中国人忌讳鬼神的风水避祸论;也有描述过有关中国风景和文物建筑的，如《神圣的泰山》（The Most-Scared Mountain）、《火烧云的叹息》（A Lament of Scarlet Cloud）、《内城墙》（The City Wall）、《桥》（The Bridge）;关于中国法庭，如《混合法庭：上海》（In The Mixed Court：Shanghai）;有关于中国的经济，如《新中国：钢铁厂》（New China：The Iron Works）;也有关于中国男性与女性的诗歌，如《手》（Hand）、《女人》（Woman）等。

蒂金斯笔下的中国形象是多元化的，她从自身经历出发对有关中国形象的个体进行具体描述，她着眼于中国现在的人物与社会面貌，追溯中国的过往与历史;从中国的信仰宗教，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从中国的山水文化，体会其中的美学韵味;从中国的无锡、北京等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城市中，她既感受到中国城市的美好，又以西方的视角来审视自己难以理解的中国百姓和社会的一些“陋习”，将自己从美好中抽离出来。通过读她的作品，中国元素便能一览无余，心中有数了。

二、《中国剪影》中对中国形象的误读

蒂金斯尽管喜欢中国古典文化，却没有一味地在作品中去称赞中国的元素，其诗歌散文中也记录下中国的另一面：“她详细描写中国的乞丐，自残肢体的职业求乞者;她又写中国女人的小脚……她甚至描写中国的粪坑。”[2]101蒂金斯痴迷着中国文化，却又在其作品中过度描绘中国的负面形象，产生了分裂对立的现象。

以诗歌《我们的中国熟人》为例，通过诗句中所涉及的中国元素可以从中了解到诗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该诗歌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诗人在拥挤的街道上遇到了自己的一个在比利时留学的中国朋友，该朋友作为东道主在向诗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透露出了强烈的不自信。全诗共26行，初读起来就像是在简单地记录二人对话以及在街上的一些见闻，语言朴实，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句式简单，没有复杂的英语句子，但对它进行仔细分析，会发现有很多需要探究的难题。

首先看诗歌开头的前两行：

We met him in the runway called a street，

between the warrens known as houses.[3]182

先来看前两句：在诗人的眼里，“the runway called a street”，中国所谓的street只是runway而已，runway有三种词义，一是“机场跑道”，二是“（时装模特表演时走的）伸展台”，三是“（尤指小型哺乳动物在草地或雪地下挖的）过道”。显然在诗歌中，依据诗人的判断标准，第三种词义来解释诗中的runway更符合原文。中国的街道明明还是街道，却在诗歌中被定义为runway，认为中国的道路不够宽敞，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street的品相。再看第二行，“the warrens known as houses”，中国的房子明明是house，在诗句中却用warrens来称呼房子，warrens即兔子窝、过道狭窄的建筑，这意味着诗人认为中国的房子不够气派。这是因为诗人衡量的标准变了，在她的眼里完全以西方的文化、建筑以及繁华的标准来评估中国的街道、房子，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國的街道既狭窄也简陋，街道两旁的房子则更加不堪入目。

在诗句的3、4、5行，对诗中的这个“熟人”形象——“he”穿着打扮进行了描绘：

He looked still the same ，but his French-cut tweeds，

his continental hat，and small round glasses were alien here.

About him we felt a trouble uncertainty.[3]182

这位中国熟人曾在欧洲留学过，尽管回到了中国，但依旧一身欧式打扮，穿着法式夹克——French-cut tweeds，头戴欧式帽子——continental hat，以及小巧的圆款眼镜small round glasses，他还是原来的他，但是他一身的西式装扮与祖国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在“我们”眼里，他没有改变——“He looks still the same”，他的内在本质即外人所看不到民族本色依旧如故，但是整体的装扮看起来显得奇怪，在这位留学生身上产生了一种窘迫的感觉产生了不确定性。

在诗歌的第二段，诗人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位东道主用柔和的法语向“我们”打招呼，双方的交流是友好的，该段的对话以独白的形式展开，外国友人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位归来的留学生的话语被凸显出来，他喋喋不休地向对方介绍中国的情况：

He greeted us gladly，

……

On every stone dirt grows in China.

How the people crowed！

The street is choked.[3]182

在该段落中，作为外国人的“我们”——“we”躲在幕后并没有讲话，但依旧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这位中国青年絮叨抱怨着自己家乡城市的肮脏——“On every stone dirt grows in China”，说街道的拥堵不堪——“The street is choked”，不断解释中国城市的不便与不雅。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给西方游客的第一印象：人口众多，显得拥挤不堪;污秽肮脏，处处藏污纳垢。同时也体现了这个留学生的不自信，还没等美国朋友评价，他已经主动在揭示自己家乡的不足。

在诗歌中，接下来出现看似突兀的诗句：

Nong koi chi！

Go away，curious ones！[3]182

“Nong koi chi！”是一句无锡方言，它的意思是“可耻”;通过分析诗歌不难想到这句话是从诗中拥挤街道上某个被推挤的女性口中说出来的，这可以从诗中得到印证“How the people crowed！ The street is choked”，而在后文中“The ladies cannot breath...”这些话为拥挤、寸步难行的中国街道提供了更加清晰的佐证。

这位留学欧洲的中国青年在向外国朋友介绍自己家乡时，这样说道：

But China is very dirty ...Our priests are rascals，

and the people ...I don't know.[3]182

这一句更直白明了，毫不掩饰地对中国进行负面评价，认为中国肮脏污秽，并且说难以理解中国人，更进一步地为对中国形象的误读提供了佐证。

三、《中国剪影》产生误读的原因

蒂金斯在无锡长达一年的居住生活中，不遗余力地取材中国元素进行创作，推介中国文化，她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然而在一些诗歌中却把笔墨停留在大量污秽、负面的场景上。在诗歌集《中国剪影》中，不乏肢体残疾的乞丐、中国女人死肉般的小脚、城市的粪坑等情景把美丽的无锡描绘成了一个污秽之地，这与她所说的“令她着迷的国度”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体，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接下来将从比较文学形象学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形象学的范畴来看，形象学是关于异国的幻象史，是对真实的异国的变异。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塑造形象的关键，与民族、社会或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聚焦于一国形象是怎样被另一国文学所塑造和表现的。“形象是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创造出来的，是作家作为传播者向异国人民传递信息的一种行为，而作为这个传播过程中整个社会文化诗中作为一个系统映像者形象的传播。”[4]蒂金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和观察中国当时的社会面貌的角度，迎合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形象在西方还是充满着积极正面的色彩，在西方看来，中国人吃苦耐劳、心地善良、爱好和平，而鸦片战争之后，却变成了萎靡不振、毫无斗志的负面形象。这种對中国形象“脸谱化”的处理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心理期待，诗人用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文化，自然就造成了对中国形象的误读。

所谓社会集体想象物，即指全社会对一个异国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融合了该民族人民对另一国社会文化的想象。但社会集体想象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与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迁密切相关。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描绘了一个极其富庶、黄金满地的中国形象，当该书传回欧洲后，在西方迅速受到了追捧，一时间欧洲对中国商品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这种正面形象在进入18世纪后期开始发生转变，此时的中国在世界浪潮中逐渐落后，于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正面形象被颠覆，忠厚朴实的形象逐渐在西方被丑化。尤妮斯·蒂金斯在《中国剪影》中，按照西方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将自己对中国的印象融入作品中，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西方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固化认识。蒂金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现实社会，以此强化本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5]228有关中国的意识形态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的影响。作为注视者戴着西方文化高高在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自然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形象，在作者笔下会悄然发生变异。

四、结语

蒂金斯《中国剪影》发表于美国新诗运动期间，最初是作为诗集发表在《诗刊》上的。《诗刊》作为新诗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诗运动在美国诗歌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中国诗歌对新诗运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有学者认为新诗运动就是一场中国热。[2]14而蒂金斯作为《诗刊》的副主编，她的作品集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很大影响。《中国剪影》对中国社会的描绘可谓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尽管她热爱中国文化但毕竟还是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在其诗歌集中出现了对中国形象的误读。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具有话语权，从西方观察的角度反映出中国形象与20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改变了西方的固化想法，积极正面的中国国际新形象已形成新的社会集体想象。

作者简介：常子钰（1996—），女，山西长治人，2020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1〕朱徽.中美诗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2〕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的现代诗[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3.

〔3〕曾繁健，魏琳著.英诗中国元素赏析[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12.

〔4〕唐丹萍.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书写[D].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4.

〔5〕曹顺庆.南橘北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