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蕾蓓

摘要：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几经贬谪，甚至差点丢掉生命，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而且还勇敢地与命运抗争，与强权争斗。他是北宋诗坛上的佼佼者，在诗、词、文、画、书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后人谈及苏轼，大多会赞扬他在创作方面的贡献，而本文单独将苏轼的精神魅力进行解读，他的坚毅自信、顽强不屈的品格给后人以鼓舞和启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苏轼;贬谪;人格魅力

一、苏轼其人背景介绍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家学术气息浓厚，父母对他的言传身教奠定了他早期的学识修养，并对苏轼的人格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苏轼博闻强识，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他认为三教本是可以互相流通的，这种以儒学为根本体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苏轼的人格魅力也是因为这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体现出来。在苏轼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因素又相互占主导地位，展示出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苏轼善于应变，他面对挫折能自我调整，处之泰然。

苏轼一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在他为官期间。三教合一虽然在北宋时期大致成型，可是对于士大夫而言，志于读书报国仍然是主要任务，苏轼也不例外，这也正是服膺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早年苏轼也曾官拜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务，这一时期，他励精图治、报国救民，深受人民的喜欢。第二就是他的贬谪生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了。元丰二年，苏东坡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使得御史中丞李定弹劾他蔑视朝廷而且有不臣之心，因此他锒铛入狱，差点送命。在狱中，他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在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中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在乌台诗案之前其诗潇洒自如，直抒胸臆，希望自己能有一番政治作为。而之后，虽然官职曾至翰林学士，仕途于他而言已经不像前期那么重要，相反，他却越来越关注大自然，转向哲学人生。以至于他晚年谪居惠州、儋州时，旷达平淡的情怀便显露出来，“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与前期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文人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能看到诗人风格有明显转变，从少年时的书生意气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可奈何，直至老年的豪放、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可谓不幸。在仕途中不得重用，北宋时期党争激烈，苏轼不甘与人为伍，选择独善其身，兢兢业业治理辖区，却遭人陷害，与昔日好友、时任宰相的章惇反目成仇，被其迫害贬往海南。但这并没有让这个天才屈服，在被贬谪的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成就越来越高，名篇佳作不断输出，逆境反而是对这位天才的玉成。

二、苏轼贬谪

苏轼的贬谪生涯是从乌台诗案发生开始，他在《自题金山寺画像》曾评价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实这是苏轼对自己的总结。贬谪时期苏轼在文学上的著作颇丰，他的作品从这里开始便有了旺盛的生命力。与同时代的人都不同，特别是他词的成就，后人认为超过了苏文和苏诗，确立了“东坡范式”[1]，主写自我人生的感受。苏轼的风格多样，主要有豪放与婉约两种。威克纳格的《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曾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也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借用此说，历代评论家在讨论苏轼时，大多将其归于豪放派，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其归婉约派。其实，“豪放”与“婉约”是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独立的风格范畴。也就是说，同一个作家、同一个作品风格中，婉约与豪放可以共存、互补。一篇作品，从其表现出的作者心理特征或所表现的内容和意图上看，它是豪放的，但从语言表现形态和表达方式上看，它有可能是婉约的。如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从词中所用的象征手法，及其含蓄地抒发对人生、社会的不满这种表达方式来看，它可以说是“婉约”词，但是从词的情怀来看，词中所表达的刚正不阿、孤傲高洁的品格和憂愤焦灼情怀来看，它又可以说是“豪放”词。[2]在这里，占据他思想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儒家思想，而是以道、佛两家为主，儒家退而居其次，黄州是他思想发生改变之地，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旷达客观、随遇而安。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加困难的境地时也能苦中作乐，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时期，苏轼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然人生的最高境界。

苏轼第一次被贬谪是到黄州，他的诗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孤傲的鸿雁就是他本身，他不愿趋炎附势，“拣尽寒枝”折射出孤傲高洁的人格。这是他初到黄州时的作品，这种无人与他共赏的心情只能沉寂在时间里。他精神上是孤寂的，没人理解他，从而使他的万丈豪情也陷入寂静。然而他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里，明确表达了对这种困境的态度，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叹，无畏艰难险阻。此时儒家的入世思想让他陷入困境，他开始吸收黄老思想作为自己的出世哲学，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此时的苏轼已经笑对风雨，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心境、豪情壮志和坦荡的胸怀，与其超然物外的洒脱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此时苏轼成熟很多，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需要再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惠州比黄州条件更为艰苦，苏轼本来也是对自己未来是有忧虑的，可是到了惠州，这里民风淳朴，乡亲们热情好客，对他很是友好，苏轼本就是一位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文人[3]，在这里也写下了大量的有关乡村风物的诗词。他虽然不在朝廷，可是还是很关心民生疾苦，他带领人们兴修水利，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舍药救民。他崇尚陶渊明，赞扬渊明诗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在这一时期，他写了124首和陶诗，开和诗之风气，之后学者对于和陶诗的研究越来越多。另外，苏轼也是评论家，评价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苏轼的成就不仅仅在诗词文方面，在书法、绘画方面也同样有所成，他可以将绘画、书法的笔力运用到创作中，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强则日长，媮则日消。”此几句话是他终身的座右铭，他也正是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来对待人生的，无论处于什么困难境地，总是脚踏实地，从不沉迷于虚无缥缈之境。就这一点来说是与儒家“重实际”的思想相关的，苏轼对待各家的学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重视切合实际，崇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谈空说、虚谈[4]。历史上宋代党争是非常激烈的，苏轼作为士大夫自然不能幸免，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一再被贬，第三次时被贬至儋州，但严峻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让他屈服，哪怕贬往边远之地也没有打消他的意气。他善于发现各种事物的异量之美，在他看来，岭南、中原各有所长，居于中原不必欢欣，居于岭南也无须悲伤，他对苦难冷眼相待就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蔑视，他的安贫乐道就意味着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持。绍圣三年八月，苏轼贬居惠州已进入第三年，红颜知己王朝云的去世，使他精神、心灵上都受到打击，可是当章质夫来信表示慰问时，苏轼却回答说：“数日前，飓风淫雨继作，寓居墙穿屋漏……想闻此当捧腹掀髯绝倒也！”（《与章质夫》）苏轼用典故来表示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书生强项”就是他直面苦难而发出的战斗宣言，“掀髯绝倒”就是他面对苦难时发出的骄傲自信的笑声。这种傲视苦难的笑声中夹杂着幽默感，但其精神内蕴却是对黑暗势力的不屈和抵抗，是苏轼发自内心的真情实露。可见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始终以坚毅自信为其精神支柱，放浪于形骸之外。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曾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苏轼笑声的意义。苏轼在儋州写的《千秋岁·次韵少游》：“乌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5]此词是和秦观的同调之作，却一反秦词的情調，坚定地声称自己“旧学终难改”，展现了他抱定原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信念，决不随波逐流，虽然年岁已老，远离故土，但决心像孔子一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

三、苏轼的精神境界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生前做出重大建树、身后受到广泛爱戴的杰出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但如果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轼堪称古今第一人。苏轼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体现为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他给后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是我们获得心灵滋润和审美熏陶的不竭源泉。苏轼的各类作品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风格则多姿多彩，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造活动的结晶。正因如此，后人对苏轼冠以“苏海”的称号。南宋人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评诸家古文时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末吴伟业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苏长公文集序》中请易之曰：“‘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夫观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观也！”事实上苏轼这个人也像大海一样，以奋发有为的积极态度度过了波澜壮阔的人生。[7]

苏轼的人生，既充满了苦难，也洋溢着诗意，他以宠辱不惊、从容淡定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一切变故，以坚忍不拔、乐观旷达的精神对待人生中的一切苦难。苏轼既以文采流芳千古，也以人格精神光耀青史，面折廷争的凛然风节、勤政爱民的仁爱胸怀，在艰难处境中所凸现的坚强刚毅、乐观潇洒的精神更得到后人的由衷钦佩，人生在世总有不称意的时候，但是当我们面临未知的磨难时，希望我们能像苏轼一样“一蓑烟雨任平生”吧[8]！

参考文献：

〔1〕王兆鹏.唐宋词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138.

〔2〕王兆鹏.唐宋词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53.

〔3〕杨海明.唐宋词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338.

〔4〕莫砺锋.唐诗与宋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92.

〔5〕莫砺锋.唐诗与宋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04.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77.

〔7〕莫砺锋.唐诗与宋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94.

〔8〕莫砺锋.唐诗与宋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