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乔，于凤静

近十年，教育问题逐渐成为社会舆情中的生动“角色”，中国教育舆情网相关专题报告显示，我国教育舆情分布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阶段，主要包括校园霸凌、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教师违规违纪、学生轻生、升学考试不公、学区划分、录取扩/减招、校园公共管理等问题[1]。中教传媒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与教育相关文章共计39728篇/条，自5月21日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后教育话题热度初现，舆情走势起点大幅高于往年，其中“‘教育部撤销三所高校’（阅读5.7亿，讨论2.5万）”成为五大热度话题之一，高校教育持续保持高位[2]。以“高校网络舆情”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相关文献共计13000余篇，但以“民族高校网络舆情”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文献仅22篇，研究数量偏少，其中以“民族类高校”为主体的研究不足5篇。在具体研究内容上，“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与应对思路”是研究重点，相关文献共计6000余篇，其次为“传播机制”与“监测路径”研究。本文以“民族类高校”作为主体，从概念界定、特征表现、引导策略等角度出发，基于提高民族类高校在网络舆情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分析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独有特征，激发民族类高校守好网络舆情前沿阵地的使命感，引导民族类高校积极、合理应对网络舆情事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一、概念界定

20世纪90年代起，关于高校突发事件的研究已在学术界展开，朱根林、刘泽南等人重点对其概念、特点、类型进行讨论，但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辨析始终未有定论，学界对于高校突发网络舆情事件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认知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舆情主体的界定不同[3]。高校师生与传统媒体、网络大V以及普通网民的共同参与，让高校网络舆情以更为多元的形象呈现，而民族类高校中的少数民族群体，使得其网络舆情的内涵更为复杂。综上，本文将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界定为“围绕在民族类高校内部发生或传播的中介性社会事项，民众讨论中所引发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产生的行为举止变化”。

二、信息时代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表现

与普通社会网络舆情相比，高校网络舆情动因较为单一，较少受到常规化社会行为规范以及公共领域传统共识的冲击。“象牙塔”般的生活环境，导致高校网络舆情往往以自身领域为集中点。换言之，高校网络舆情虽伴有普通网民的集中性参与，但从舆情潜伏期到爆发期乃至消散期，参与主体、言论特质、表达手段均有所不同，而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往往更具特色。

民族类高校的办学宗旨、社会定位、教育对象、培养目标等均存在特殊性，这便使得此环境中的舆情事件带有一定的独特色彩。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与普通综合类大学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参与主体复杂，声浪多元化明显

在对高校网络舆情概念进行辨析时，大多数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参与主体的不确定性。即便是将师生视为主体定义，民族类高校中师生群体本身带有除职业标签外的其他身份信息。在校内舆情产生时，参与主体往往会在学子身份、社会公民身份以及少数民族民众身份之间反复转化，进而造成舆情言论的“多点多面”。

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2020年该校招生共计3219人，学生覆盖48个民族，其中汉族学生共计1764人，占比54.7%，少数民族学生占比45.3%，招录超过百人的民族包括回族（223人）、蒙古族（158人）、土家族（137人）、藏族（123人），明显高于普通综合类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这决定了在同一网络舆情事件的讨论中舆情主体身份的复杂性，以及舆论声浪的多元化。因此，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言论相对更为复杂。2020年四川某民族大学“教师拉横幅维权，对学校现行部分行政管理措施不满”一事登上微博热搜，该校学生成为引发本次网络舆情的主要群体。与普通高校不同的是，除论及“支持/质疑维权教师”“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同样不到位”等言论，该校部分学生还提及“该校政策制度过分偏向少数民族学生”“该校部分学生雇佣老年人搬行李”等，进而导致次生舆情出现。

2020年8月，某民族大学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PPT中出现“女德”“妇行”“男女尊卑有别”等内容，相关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清朗舆情监测系统显示，2020年10月8日0时至2020年10月13日15时，全网相关“大学课堂教女德”事件信息共计7927条。与此相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达1.7亿，讨论4449次。其中，消极情绪占比50.72%，中立情绪占比21.65%，积极情绪占比27.63%。言论呈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某民族大学及涉事教师予以谴责；二是相信教师无错，希望学校及时调查发声；三是等待后续发展；四是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

（二）民族色彩浓厚，夹杂隐性舆情

与普通高校学生言论不同，民族类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往往较为强烈，在诸多涉及校园的网络舆情事件中，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不仅会以学生和社会公民身份进行讨论，很多情况下会不自觉带入民族身份。在这些充满民族色彩的言论中，灰色舆情作为一种引申象征开始出现。所谓灰色舆情，尚未形成固定概念，本文尚且以“隐性舆情”的概念进行总结。所谓隐性舆情，是指除表象信息之外，潜藏于信息深处、接受者无法直观认知，却能在潜意识中受到信息感染与影响的传媒信息[4]。此外，部分学者也曾提出“潜舆情”的概念，对本文所论述的灰色舆情亦有参考作用。比如陈力丹等认为潜舆论是“没有公开表达的信念；或者是知觉到而又不易确切捕捉到的公众情绪”[5]。刘建明等认为“潜舆论是隐蔽、分散的公众情绪，处于舆论形成前期，多表现为公众的内心活动”[6]。二者侧重舆情中公众信念、情绪的隐蔽性，为上述隐性舆情概念做了补充。

在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中，围绕焦点事件讨论的同时，言论偶尔会以“隐喻”或“借喻”以及“暗讽”的方式引申，甚至逐渐脱离事件本身。2021年9月，某民族大学启用新校区遭学生抵制，诸多言论中，除对学校安排不满、对自身身体健康感到担忧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感到失望外，还论及高校教育环节存在差异的问题，导致舆情事件本身焦点模糊化，逐渐向尖锐或非正常趋势发展。所谓“去中心化舆情”正是以此作为发酵源头产生。

2020年9月22日，网民于短视频平台发布某民族高校学长因学妹说话不够礼貌，对其进行大声呵斥的相关视频，当日最高点赞量达121.4万次，转发6000余次，舆论观点围绕“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培养”“文化输入与文化自信”等展开，究其原因在于该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较高。其官方招生简章数据显示，朝鲜族学生占学生总数60%左右，少数民族预科班的招生对象80%为朝鲜族、20%为其他少数民族考生，故此校园内民族色彩浓厚，为隐性网络舆情的产生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教师群体受关注，易现“公知言论”

高校主体人群构成大致可分为学生队伍与教师队伍，从高校网络舆情中介事项的主体定位看，教师群体的受关注度明显高于学生群体，其教师身份认同、学术发表、公开言论及社会行为等均容易成为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焦点。

相对于普通高校，民族类院校中的少数民族教师群体占比要高于普通高校。特定群体的汇聚往往较容易形成“圈层”，且该“圈层”中的人员素质相对较高，视野相对广阔，知识经验分享欲望强烈，最为常见的便是发表“公知言论”。因此，教师往往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众矢之的”。

以延边某高校为例，2021年6月19日有网民指出，其校教师此前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存在不正当言论，论文中提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校中通过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学生对朝鲜、韩国文化的认同感”[7]。舆情监测显示，截至2021年6月26日，全网相关数据共计868条，网民言论以质疑为主，认为高校教师以公知身份参与社会现象讨论，但自身观点却有失偏颇，个别网民甚至认为相关高校领导有意放任此事不予追究。

此外，2015年某民族大学多名学生以“起底萨茹拉”为题发布微信朋友圈，指责该校经济学院副教授萨茹拉强迫学生买书送烟，并贴出多张与其交流的截屏图片。对于此事，萨茹拉曾在微博中回应称“中国是个人情化的社会，她出于感恩和自愿送礼物”，而早在2013年其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学生给教师送礼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不良风气”，前后不一的言论成为舆论质疑焦点。

除自身言论不当外，鉴于民族语言的特殊性，在民族语言与汉语的翻译转换中，往往会出现词不达意与词不尽意的状况，故此民族类高校教师在公众平台用民族语言发表的言论易造成理解误区，而高校教师的社会性地位决定其更易受到关注，因此民族类高校教师往往容易成为相关舆情事件的源头。

三、信息时代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一）注重数据分析能力，回归理性表达

高校对网络负面舆情的处理办法往往采用“封”“堵”“删”“失语”等滞后型手段和消极做法，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及应对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手段[8]。故此，民族类高校应充分发挥高校中专家学者的力量，探索多元数据渠道建设，力图以数据战胜数据。

首先，增设数据分析类课程。在众多民族类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数据分析类课程通常仅存在于计算机、信息安全等特有专业中，这便造成民族类高校学生在面对舆情事件时多采用文本分析的解读方式。此类“仁者见仁”式分析在舆情发酵过程中往往因缺乏理论性支撑易陷入“公说公有理”的无限讨论，从而导致舆情数据量激增。民族类高校在数据分析类课程中，应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以关键词分析、聚类分析、专题分析、倾向性分析等为核心，充分培养学生获取发展态势、民众情绪、网民关切、相似文章数等关键信息的能力，为舆情参与、应对提供数据支撑，用数据说话，减少无意义的讨论。

其次，配备专业舆情数据监测平台。依托诸如新浪舆情通、清博舆情等专业化舆情数据监测平台，对涉及本校敏感舆情信息进行准确监测，并及时搭建舆情预警专题，获取“一手信息”的同时做好“一手准备”。

再者，建立独属于本校的舆情智库。打造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有理论水准和实际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专兼结合的网络舆情监测队伍，是高校网络舆情智库有效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制胜法宝[9]。民族类高校应充分发挥人才优势，组建跨学科、交叉性、多元化舆情队伍，多维度、深层次挖掘舆情信息，从而提出可行性应对建议。

（二）激发民族大局意识，减少舆情二次发酵

通常情况下，以民族类高校为主体的舆情事件更具敏感性，其中不乏由民族言论曲解、民族情感扭曲、民族意识薄弱等造成的舆情二次发酵，如在个别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个别师生以十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参与舆情讨论，导致网民将观点从事件本身转移至民族团结问题，且讨论声浪明显高于原本事件，舆情处理难度明显增高。民族高校网络舆情参与主体以大学生居多，而有些大学生的“三观”构建并不稳定，面对网络“话语陷阱”防范意识薄弱，极易出现民族意识曲解化现象。因此，民族类高校更应注重在日常培养师生群体的民族大局意识。

首先，注重课程思政教育。在日常课程中，高校教师应注意融入思政内容，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弘扬民族文化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流意识形态，激发学生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

其次，提高学生舆情识别能力。当舆情事件中含有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问题时注意辨别舆情真伪，以数据软件为支撑，对负面言论做出具体分析，通过首发溯源、情感判别、跟帖追踪等“数据线”，完善个人对隐性网络舆情的辨别与认知，减少由主观猜测导致的舆情多层转移发酵。

（三）培养意见领袖，避免“断绳效应”

如果网络舆情事件成为外界了解民族类高校的“窗口”，那么意见领袖便应是站在这个窗口的“把关人”。在事关民族类高校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意见领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诱导公众大肆批评的质疑者；二是号召公众保持中立的等待者；三是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的积极者。而如何培养本土化、民族化、高知性意见领袖是民族类高校引导舆论由多元回归统一的关键步骤。

首先，培养学生意见领袖。以“Z世代”标称的年轻群体对微博、知乎、豆瓣等新媒体平台的运用往往基于数据量化，比如获得高赞、高评论的动态表达便可以成为一种隐性的“意见领袖”。这种在“匿名性”与“随机性”并存条件下诞生的意见领袖往往在舆情事件中更易发挥作用。且相较于教师和领导而言，学生身份更“草根化”“民族化”，更易获取网民信任与支持，可有效缓和学校主体与学生群体、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因此，学校要重点培养此类学生成为代表学校舆情引导的急先锋，引导学生回归理性表达[10]。

其次，建设意见领袖发声平台。当网络舆情应对时间周期从“黄金24小时”转变为“钻石1小时”，即意味着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不稳定性与舆情应对的高效性并存。民族类高校一方面应构建专业化的宣传平台，从舆情潜伏期、升温期、爆炸期、平息期全面监测分析舆情，保障预警建立、防止蔓延、平稳态势、重建信任立体化工作开展；另一方面鼓励意见领袖利用宣传平台主动构建校园形象，做校园形象的“第一定义者”，减少负面舆情事件带来的“断绳效应”。

四、结语

总体而言，信息时代赋予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更多发展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使用的熟练程度，还是主体人群的个性化表达，都使民族类高校在当前的舆情环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民族类高校是网络舆情掌控的前沿阵地，在网络舆情监管方面面临重大挑战。正如本文所述，民族类高校网络舆情结构更为复杂、参与主体更为多元，与之相伴的是民族色彩浓厚、隐性舆情共生等问题。如何处理好参与主体的身份重叠与转化，如何在规避隐性舆情中有效保证高校师生的表达权，乃至如何在众多民族问题中淡化偏激性都是未来民族类高校应该注意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