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关键词〕 《新中国未来记》;政党团结;志士联合;梁启超;末广铁肠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192-1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2021M691845）

〔作者简介〕时嘉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4。

①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② 《新民丛报》推介《新中国未来记》时即将其置于“政治小说”一栏，见《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③ 梁启超所谓的“政治小说”应当是以明治政治小说为范本的。明治政治小说兴起于对雨果和本杰明·迪斯雷利政治小说的翻译，因此梁氏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见《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参见岩城準太郎：《明治文学史》，大阪：修文館書店，昭和二十三年，第二章。柳田泉进一步将明治政治小说按时间段分为民权小说、国权小说、社会主义小说。见柳田泉：《政治小説の一般（二）》，《明治政治小说集（二）》，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八年十月一日。

引言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尝试撰写小说的唯一成果，遗憾的是，这部梁氏构思五年，甚至创刊《新小说》专为刊载此篇，并且两次在《新民丛报》上进行广告宣传的作品，只写成了五回便搁笔。除了作品本身未完成以外，“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①的文体也造成读者了解作者意图的困难。梁启超将此作归为“政治小说”，并声明是“专为发表政见而作”。②诚然，就梁氏自己对“政治小说”的定义看，此种文体不过是政事家们“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③，以便俗的文句和文体形式向群氓进行宣传而已。因此论者很容易将这部作品只认作梁氏政治思想的宣传，用以辅助对他政论文中思想观点的理解。

不可否认，按照《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计划，至少到想象建成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内容为止，都与梁启超1898年去国后到1902年的建国构想十分相似。计划中，小说将先写南方一省独立，建立共和政府，与各强国缔结平等条约，建交通商，而后各省仿效并起，各自建立共和政府，最后在诸志士尽心竭力的推动下，中国最终合为一个联邦共和国。[此外，梁启超还计划写这一联邦大共和国的外交。如联合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又计划协同亚洲诸国与欧美各国开起人种战争。见《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与此对应的现实是，梁启超在1900年4月12日写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明言勤王之役应以广东为根据地，“……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然后不惹其干涉。”[梁启超：《上康有为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185—186页。]至于在广东自治后[具体而言，“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为“预备时代”，而“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为“分治时代”。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7集，第12页。]，各省建立共和政府，则与戊戌变法后，立宪、革命两党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湖南、湖北、上海等地的起义筹备有关。[关于立宪、革命两党在戊戌变法后的政治行动，可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一、二、三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五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19—163页）。]据梁氏的设计，各省可利用本省业已具备的革命意识和人员准备，建成共和省政府，办公学以启迪民智，兴实业以殖产，为最终结成联邦大共和国蓄力。[梁氏认为省共和政府较之中央政府，能“就近而自为谋”，并且利于培养地方人民的政治能力，客观上有助于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见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号，1907年10月7日。]此外，在关于建国方式的情节设置上，以罗在田[即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为联合国第一任大总统，也符合梁启超曾劝说孙中山借用勤王名号兴民政的建议：“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梁启超：《致孙中山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397页。]

正因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诸多情节都与梁启超的政见相合[《新中国未来记》中“立宪期成同盟党治事条略”所涉及的内容，如教育国民、调查国情、练习政务、编纂法典等条，在《政闻社宣言书》和《政闻社社约》中均有涉及。即小说中虚构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的党章条约为1907年成立的“政闻社”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这亦可证明小说传达了梁氏的政治思想。]，论者才往往径直将小说中著名的“革命是非论”用来分析、论证梁氏当时的政治倾向。事实上，从计划写此小说的1898年到小说见刊的1902年，再到梁氏因游历美洲而宣告停笔的1903年，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热切鼓吹革命到公开反对“破坏主义”，排斥共和。[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一向是学界研究的焦点，论者充分地利用梁氏此期的政论文、学说介绍、信函等，从史实和理论影响等方面考察梁氏思想转变的原因。张灏依据梁氏《新大陆游记》，认为其思想的转变源于对民主政治的实地考察，以及伯伦知理、波伦哈克学说的影响。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八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朋园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由于康有为的影响、与革命党的芥蒂，以及梁氏易变的性格（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六章）。桑兵将种种解释做一小节，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原因涉及上海爱国学社和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发生的冲突事件（见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不俱论。]而“革命是非论”是小说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二人围绕是否应当革命，何为理想政体以及具体的社会运动方案诸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辩论，反映了梁启超对应当实行彻底的政治革命，还是应当维持社会安定以防列强瓜分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正可以为梁氏的思想转变提供线索。中村忠行认为论战中宣扬民族革命的李去病身上虽然也有想要挣脱康有为影响的梁启超的面影，但黄克强稳健变革的主张更能代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张灏、张朋园、夏晓虹、山田敬三都认为这场争论透露出梁启超内心的挣扎，说明梁氏在变革和革命问题上的游移不定;松尾洋二虽然认同黄李二人代表梁氏的“分身”，但随着梁氏对政治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实际情势的判断，他的立场从李去病的革命论转向了黄克强的变革论。[中村忠行：《〈新中国未来記〉攷説——中国文藝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藝の影響の一例》，《天理大学学報》第1卷第1号，1949年5月2日;张灏：《梁启超與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58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103页;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9—51页;山田敬三：《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4—316页;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250—251页。]

探究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原因对理解他的政治选择和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分析所普遍采用的“革命-变革”阐释框架[桑兵即反思过这一框架：“用革命与改良（维新）两极相对的简单框架来解释甲午以后中国各种趋新势力的形成起落，分化演变，及分歧联系，总有几分不合体”。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88页。]，遮蔽了梁氏思想本身和他的政论文以外的文本中更为丰富的价值取向。如《新中国未来记》既然以小说为名，既然小说需要描述人物行動来推进情节发展，那么这部作品必然包含了政治理念以外的、梁启超对人事和政局理想状态的期望。而他的其他文学性作品（小说译著、戏剧、史传），也因文学本具的感性、含混的特征，溢出了这种整合性的阐释框架。

如果仔细梳理《新中国未来记》所受到的作为明治政治小说代表的末广铁肠作品的影响，并辨析《新中国未来记》与末广小说和其他梁氏所接触到的文学性文本的不同，不难发现，对政党团结的企望和对联合志士的重视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并能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结构的重要因素。在饱览各国历史和人物传记的梁启超看来，古今中外救亡图存一事都仰赖时势英雄的出现，做出种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志士们无论何种性格，持何种政见，只要诚恳地怀着爱国的信念，以救亡为最终目标，便都处在一种超越个人成见和党派争端的广义的合作关系中，而正是这种“为公”的合作保证了救亡事业的成功。也就是说，作为政治“质料”的志士与其组织——政党——的协同合作，比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手段（革命或变革）更为重要——亦可说团结协作本就是比革命和变革更为根本的手段。现实中，梁启超寻求保皇、革命两党联合的想法使他备受草堂师徒的排挤，险见弃于康有为，但即便后来他与革命党人矛盾激化，这种联合的吁请仍然回响在他的文章之中。

一、末广铁肠“政党合同”观对梁启超的影响

明治政论家末广铁肠（1849—1896）的《二十三年未来记》《雪中梅》《花间莺》等作品对《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向来为论者所公认。《新中国未来记》开首展示一幅未来的理想政治图景，而后再叙述当前阶段志士们的政治活动的叙事结构便是对《雪中梅》的借鉴。[这种叙事结构已可见于末广铁肠的《二十三年未来记》，只是开篇关于未来议会政治的设想反是黯然的，是作者末广铁肠对现下民间政界的乱象做出的警示。待到小说上篇结尾，主人公随着惊惶的人群从混乱失序的议院奔出场外，被推挤到栏杆的一侧时，忽听“咔当”一声，栏杆掉到了地上。主人公惊起，向四周一打量，发现自己正在《朝野新闻》编辑部的案几上打盹，口水流了满膝，印刷机在远处轰鸣。这才发现刚才不过是一场关于五年后召开国会的梦罢了。末廣重恭：《二十三年未来記》，高峰虎治郎翻刻，明治十九年，第32页。本文所有日文著作皆译自笔者。]

《雪中梅》“发端”中的时间设定为明治一百七十三年，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国会开设的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楔子”所提示的时间为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是中国维新运动的五十年纪念日。两书都极力赞叹本国彼时的富强，无论经济、军事、教育、政治都在世界先列，甚至英国、法国都不可与之比肩。

可是，到了《雪中梅》所设定的明治一百七十三年时，人们已经无法详知一百五十多年前志士们为国会开设而奔走效力的具体经过。闲谈至此，一名议员提起《绘入朝野新闻》上的一则消息，前些天上野博物馆后的莺谷崖被一场大雨冲塌了，现出刻着“莺溪先生”字样的石碑来。可惜石碑字迹漫漶，众人只知这莺溪先生夫妇正是为国会开设尽力的志士。这时那名议员说道，其实莺溪先生的事迹在《雪中梅》《花间莺》两书中有记载，他已从上野的图书馆中抄录出了《雪中梅》一书。于是，众人同读者一道阅读了《雪中梅》，如此，《雪中梅》的正文便展开了，故事从明治十七、十八年国会开设之前，志士国野基（即莺溪先生）奔走国事说起。[末廣鉄腸：《雪中梅》，嵩山堂藏版，明治二十九年，第4—7页。]

与此相似，《新中国未来记》中时空转换的契机是维新五十年祝典上，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登台演讲五十年前志士救国的故事。梁氏自言之所以采用这种叙事结构，是因为中国目下景况颓丧，因此需要预先展出一幅值得期待的图景，用以振奋文气，使人欲读。如果考虑到梁启超与末广铁肠处于不同的时代进程之中（末广氏身处于维新成功后，并且天皇业已颁发召开国会的敕令，而梁启超却需要面对中国维新不成的现实），便能够体谅梁启超借鉴这种将不同时态的故事进行嵌套的叙事结构的苦心。

然而，末广氏的作品对梁启超的影响远不止于叙事结构，《二十三年未来记》《雪中梅》《花间莺》三部作品的主题——政党大同团结——使梁启超获得了思考现实政治时超越政党对立竞争的眼光。梁氏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不惜打破小说体式，也要将“立宪期成同盟党”的纲领和治事条略都录入文中的做法，业已表明他对党派联盟的重视。梁启超并且将合作的愿景明白展示出来，以求保皇、革命两党的理解和支持。事实上，梁氏自1898年赴日后，便热衷于推动保皇党与革命党的联党合作，虽然联合的计划最终不能成功，但梁氏寻求党派合作的热望确是极诚恳的。探究其原因，除了梁启超对政局的判断外[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68—71页。]，也有梁启超对日本立宪运动因政党联合而成功的借鉴，而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末广铁肠的作品中对政党合作必要性的分析，定也对梁氏的思考产生了深远影响。[山田敬三即已指出末广铁肠的作品对《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并点出了末广氏与梁启超在两种对立党派之间奔走调停的身份的相似，但山田氏并没有深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也没有得出梁氏超越革命与变革的结论。见氏著：《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

末广铁肠自明治十一年（1878年）加入嘤鸣社起，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彼时日本民间政界正在进行向天皇请愿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运动以结成“国会期成同盟”（1880年）为高潮，嘤鸣社正是同盟中的重要组成。

《二十三年未来记》描述了此时日本志士“踏着草鞋，携着便当，冒着风雨，在太政官门前聚集”[末廣重恭：《二十三年未来記》，第35页。]，要求设立国会、实行立宪政体的景象。在他们的努力下，天皇颁布了二十三年开设国会的诏书。志士们因此更加奋励，组织社团、结合政党，社会舆论也不断强调为开设国会做准备的重要性，一时间人们对政事的关注达到极点。然而，三四年后，随着政府对民权政党的弹压和自由党、改进党的相继解散，人们的政治热情也消散殆尽。《二十三年未来记》上篇所展出的国会召开时议院内的荒唐混乱——议员们徒逞“神权论”“天赋人权”论等空论，却对政事实务一无所知，动辄粗言暴行——便是末广氏根据当下民间政界的失序和政事家的无作为所做的预言。

在末广氏看来，明治十二三年结成的民间政党组织固然并不完备，但如果从那时起便通过政党竞争提高各党成员的政治理论储备和辩论能力，并促成府下与地方的联合运动，且对具体政务展开调查的话，那么到了明治十八年（1885年）的当下，各政党内部势必已然整饬有序。如此，待到国会召开时，掌握知识理论、了解政事实情的议员们便能够切实地议政论政。然而，现实却是两党解散后，老成的政事家闭门谢客，青年党员因失望而行止愈发激烈粗暴，屡触法网，民间政界现出衰朽的气象。[末廣重恭：《二十三年未来記》，第38—39页。]

末广氏认为一切政事乱象都应归因于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分裂。自由党和改进党本都以实现民权政治为目标，在理想的议院构成中，自由、改进两党本应联结起来对抗代表政府势力的保守党，然而，出于私意的党争使双方离弃了民权政治的旗帜，尚未取得政事上的协同，成员便纷作鸟兽散。[自由、改进两党对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两党构成人员不同，自由党成员多出于无产阶层，改进党成员多是士族与知识者;其次，改进党以守护王室尊荣和谋求人民幸福为宗旨，自由党则强调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参见立憲民政党史編纂局編：《立憲民政党史》，1935年，第20、27—28页。]两党的无理倾轧形成了极恶劣的示范，两党分裂后，关西、京畿、九州、四国陆续组党宣称独立，俨然具有封建割据的态势。政党数目繁多，势力却都微末，自然无法处理政事。另一方面，能够影响政局的政事家出于种种私欲，不愿与人为伍，然而到了国会将要召开之际，他们势必会为了名誉和地位，造出自由、改进、激烈、中立种种名目来，政局则愈发混乱。

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实中积极推进自由、改进两党“大同团结”的末广氏在小说中屡次呼吁，自由党派志士应当在民权政治的宗旨之下摒除私欲，“弃小异取大同”（小異を棄て大同を取り），寻求同志者的联合，进而唤起公议舆论，为国会的召开做准备。《雪中梅》《花间莺》便讲述了志士国野基通过讲演论辩、游历地方、拜访名流等方式，积极促进民间政党大同结合的经过。在民间政党最终得以整合而形成自由、保守、过激党三足鼎立的局面后，政府开始戒备、弹压民权运动，国野基又奔走宣讲官民调和论、大同团结论，最终化解了尖锐的官民矛盾。总之，为了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在朝野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建成立宪政体，国会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即使各政党政见不同，也不妨求同存异，尽可能地达成政治力量的整合，这是末广铁肠等一批明治政事家的共识。

而呼吁党派的协同合作也是《新中国未来记》的重要主题。小说第二回，梁启超先是借孔觉民之口陈说了中国政党发展史。我国壬寅（1902）前，民间志士也多有立会救国之事，大体以保皇会和革命党为代表。“但前举许多会，或倡自士大夫，或创自商人，或成于下等社会，宗旨既殊，手段亦异，流品淆杂，无所统一，因此不能大有所成。”[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3页。]因此各党派志士联合成立了“立宪期成同盟党”，旨在建成中国的立宪政体。立宪成功之后，这“立宪期成同盟党”中原本持不同政见的会党代表，又各自领衔成立国权党、爱国自治党和自由党。

不难分辨，“立宪期成同盟党”的现实依据是在日本立宪请愿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国会期成同盟”，而梁启超虚构的“零散会党→立宪期成同盟党→分裂为三党”的政党史也是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借鉴。“零散会党”可对应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爱国公社、嘤鸣社，而“立宪期成同盟党”分裂而成的三个党派也与末广笔下的保守党、自由党和过激党相似。[《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国权党与末广铁肠书中的保守党相似，两个自由党却大不同。末广氏笔下的自由党，实是现实中的改进党，由社会上层政治精英构成，既启蒙民众又与政府协作，旨在实现全社会的幸福;而梁启超设想的自由党则偏重于主张民间个人的权益，其立场与末广书中鼓动下层民众进行社会运动的过激党相近——却又是明治现实政界中的自由党。至于爱国自治党应指主张地方自治的一派，梁启超在《卢梭学案》按语中便以地方自治的联邦制为一种理想政体，而联省自治的观念也确于民国九年后风行一時。]正处于要求立宪阶段的梁启超，自然会将实现日本历史业已证明有效的党派同盟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极力强调“立宪期成同盟党”的价值：“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诸君当知，一国的政治改革，非藉党会之力不能。”[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2—13页。]

需注意的是，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是在尊王的共识上展开的，而在中国，采取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的政体却是保皇和革命两派最大的分歧，这也是能否结成同盟党的关键。鉴于此，梁启超在小说中定义同盟党的性质时有意弱化了这个矛盾，称同盟党拥护的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只要“出于国民公意”，便承认是完全的宪法。只是，不到万不得已，同盟党“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3—14页。]

除这一点以外，“立宪期成同盟党”基本就是末广铁肠所描述的理想政党，同盟党“治事条略”所规定的应当开展的工作，也与《二十三年未来记》下篇末广氏对日本民间政党所做的建议有相当的重合。比如，为了联络同志、扩张党势，其党员“或游说演说，或著书作报，或入官场蓄养势力，或进营伍，改良军人，或充工佣，开导愚氓，或为学生，联络同学，或入秘密结社，改其手段，或游海外各地，结其殖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5页。]又如，为能应对政体改革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同盟党拟派专员遍游各省，从都会到村落，调查各地地理、风俗、财政、民业等等。此外，为能胜任国会开设后的议员工作，党员当通过整顿故乡的地方自治和党内辩论来练习政务。这些行动方案一方面可见于《二十三年未来记》，另一方面也是彼时中国政党行动的准则，梁启超自己便著书办报，革命、保皇党都试图与湘鄂一带的秘密会党合作。

相较而言，更能体现末广氏对梁启超影响的是他对政党精神团结的看重：

各种政党有形的组织解散的同时，就连主义上的团结也尽废了，其状况就如同军队的四分五裂。[末廣重恭：《二十三年未来記》，第38页。]

这宪政党所以能彀如此隆盛如此巩固，不是专靠那形质上的关联，是全仗着那精神上的团结……[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9页。]

末广氏从来认为自由、改进两党应当为着“主义上的团结”，即实现民权政治的宗旨而捐弃前嫌，合作奋进。相似地，梁启超也呼吁革命党和保皇会出于民权政治的共同目标和改制的现实需求，达成人员、资金甚至革命行动上的协作。诚然，革命党和保皇会所期望建成的国家政体是根本冲突的，这意味着在现实中二者的立场和行动很难调和。但正因如此，促使两党志士意识到终极目标的相同就格外重要，对梁启超来说，两党合作比采用何种手段、实现何种政体的规划更为根本。

梁启超认为，在理论层面上，国家一旦灭亡，则不拘革命还是立宪，双方都无容身之所。因此，无论哪种手段，只要能救国，两党就都受益。更进一步说，“立宪、革命，本不能为对待之名词。立宪者，虽君统依然，已不得不谓之革命;革命者，虽绝君统，然结局亦不过求立宪”[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662—663页。]，二者非但不是截然对立，反而相辅相成。立宪之有益于革命，可从立宪派自辛丑后推行的一系列举措激发起志士们的革命意志一事看出，反之，一国所以能确立宪法，召开国会，必然要借助革命的言论和势力，这是革命对立宪之功。当然，合作绝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据梁氏理解的进化论，物质特性（“质”）愈繁，则此物愈贵，愈有利于进化。[“统百物而论，杂质之类，贵于原质，繁质之类，贵于简质”，见梁启超《说群一 群理一》，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198页。]政界也如是，理当有政见不一的两党（质繁），“相竞相轧，相增相长，以至无穷，其竞愈烈者，则其进愈速”。[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79页。]只是，争胜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下，首先应当避免无意义的内讧，以期合力对抗列强，对抗清政府。退一步講，即使双方不能进行积极的合作，也应当以不相妨害为界。

这番话不只是对革命党人的发言，梁启超也曾几次劝说康有为放下党派成见，任用草堂师门以外人才。如1900年策划勤王起义时，梁启超便致信康氏，明言“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梁启超：《上康有为书》，1900年3月28、4月29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183、192页。]此话诚因保皇党澳门总局办事怠慢而发，却也含有与各路志士甚至革命党相互协作的希望。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频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甚至在师门内发起倾向于革命的“江岛结义”。直到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仍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未与孙文一同进行，但将来有必要联合行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转引自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69页。]

梁启超酝酿写成《新中国未来记》的五年间（1898-1902），保皇会策划的勤王运动迟迟未起，革命党的惠州起义即起即败，而自立军在长江流域的集结虽受到两党的瞩目，却没有获得切实支持。可见，打破现实困境的上策的确是两党在人员、经费、组织上的尽可能合作。梁启超为避免可预见的两党的龃龉和对抗，再三强调精神团结的重要性。这种超越的政治意识极可能来自梁氏对日本立宪运动成功之处的借鉴，也是末广铁肠作品给予梁启超的远比叙事结构更为重要的影响。事实上，末广铁肠自身的立场也处于自由党、改进党之间，他虽然属于自由党，却致力于宣传改进党的理念，同时呼吁政党合作。这便可以证明“革命—变革”的阐释框架的确无法赅括政事家复杂交错的思想状态，因为无论属于哪一派政治团体，无论一时的言论倾向为何，既然都是为救国而求变，而行“革”事，革命和变革之间必然始终保持着能够交通共融的地带。梁启超正是立足于此，试图唤起各方志士爱国的公心，以便合力救国。在这个意义上，党派合作比革命或变革更为根本。

二、“联合志士”的愿景

政党是由抱持共同信仰的志士缔结而成的，党派合作是否成功，改制事业能否推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与五年间梁启超阅读、翻译和撰写的小说与传记相比，《新中国未来记》最独具匠心之处便是呈现出了丰满、多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对政论不同的两位主要人物友爱关系的塑造，进一步体现出梁氏超越党争的政治意识和党派合作的诉求;而对多种志士形象的刻画则反映了梁氏拣选同志者的标准。

实际上，早在孔觉民的演讲中，梁启超便已点明了志士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三件里头，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孔氏并且认为，庚子前后国势之所以颓败，便是因为号称民间志士的“满肚皮私欲充塞，变幻狡诈，轻佻浮躁，猜疑忌刻，散慢乱杂，软弱畏怯”，作为说话人的作者更在每种品行下标识一句“志士听者”加以强调[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10—11页。]，足见其对志士道德品行的看重。

梁启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所以比明治政治小说更胜一筹[岩城準太郎评价明治政治小说道：“缺乏对人物行动、心理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千篇一律”。见岩城準太郎《明治文学史》，第62—63页。]，一方面得益于梁氏善用史传笔法[小说先介绍黄李二人的游学经历和知识结构，进而将人物推于幕前，这种写法可见于《南海康先生传》和《三十自述》等传记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梁氏爱重志士的心情使他笔端常含着对人的敬意，而对私欲填膺者则饱含嘲弄。正是这样的深厚情感使梁启超笔下的人物不仅是某种政治观的载体，而且寄寓着他对中国革命深切而婉曲的期望——这正是《新中国未来记》超越末广铁肠作品之处。

《雪中梅》《花间莺》中，性情峻急的武田猛是主人公国野基的友人，两次含冤入狱的经历使本来就持论偏激的武田投身于鼓动底层人民变乱的社会运动之中。就性格和政见来看，《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的人物设置与武田相近——虽然武田从事的是社会革命，而李去病希望进行的是种族/政治革命，但二者反对现政府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再者，《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结尾处，李去病在香港太平山铁路前教训了痛打中国人的外国水手，而“白面书生，投身秘密会”的下回预告则预示着李去病将来很有可能成为革命党的领袖，这更与因组织秘密党、宣传激进的社会主义而成为过激党代表的武田猛的人物功能相同。

然而，性格相近的武田猛与李去病两人形象却极不相同。从二书主人公对二人所抱持的态度与情感，足以见出作者对他们，尤其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政治观做出的价值判断。

武田猛鲁莽、少谋，出场不久便因为酒醉而冲破了唐纸障子，打翻了邻座的棋局，更卷起袖子要与人对打;社会党的志士伏在半途营救被押解的武田，预备给巡查的安眠药酒，不料被贪酒的武田抢去喝了一杯。[末廣鉄腸：《雪中梅》，第129—130页;《花間鶯》，大阪：青木嵩山堂，明治二十八年，第100—101页。]反观李去病，虽然也是“黑旋风性子”，但言行毕竟妥帖得多。黄克强的父亲、李去病的老师黄群先生过世，二人要回乡奔丧，却遭到“志士”宗明的揶揄，后者认为为了革命，父母、老师是都可以不要的。李去病听后“性子发作起来”，却也只是正色背了句《大学》，说明不爱父母更不会爱同胞的道理。宗明再说，李氏虽然听得不耐烦，却也不再辩论。换作武田猛，不知能闯出什么祸来。

再看武田与李氏二人与各自小说主人公的关系。国野基固然将武田猛视为朋友，几次为他纾难，但他们的关系却是不平等的。[《花间莺》眉批道：“武田的传中处处可见国野的名字，这是‘主客相形’的写法”，足证武田猛是作为国野基的陪衬被塑造的。见末廣鉄腸：《花間鶯》，第125页。]武田一出场，国野便给了他勿行暴力和戒酒的劝告，待到武田逃狱投奔国野时，劝告便成了教训，厉诫他不能煽动无智无学的底层人民扰乱社会秩序。国野义正词严地说：“国野基此身为国家大事谋，明知你触犯了国法并逃狱还借钱给你，我便也成了国家罪人，因此分文不能借。”[末廣鉄腸：《雪中梅》，第127页。]虽然最终春女（国野之妻）还是赠金于武田，但国野的话仍是不近人情。此外，国野曾数次在旁的朋友和春女面前替从事社会运动的武田惋惜，这表明在他心中只有一条毋庸置疑的爱国的正路，此外的选择都是自毁前程，对国家也无益。因此，武田和国野与其说是朋友，毋宁说是上对下，甚至正对邪的关系。

而《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是与黄克强“少同学，长同游，壮同事，后来旗鼓相当”的人物。梁启超用史传手法详细交代了黄李二人治事前的求学经历，特别指出李去病成绩“常列优等，在学堂内得了少尉之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22页。]二人的知识结构原本相仿，只留英之后分别去了德国、法国，这才生出观念的不同来：黄克强服膺国家主义，李去病则信仰天赋自由说。但观念的不同既没有隔绝他们的关系，也没有造出高低主次的不同来。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梁启超将李去病赞作“玛志尼一流人物”所提示的，黄李二人又可比于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和加富尔的关系，惟玛志尼与加富尔缘悭一面而已。与黄李相似，玛志尼与加富尔对如何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建成何种性质的政府抱有不同意见。玛志尼致力于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共和政体，加富尔则支持君主立宪，效力于撒丁国王收复失地、联合意大利各部的志愿。虽然意大利最终按照后者的方案实现了统一，但如若没有玛志尼启蒙国民反抗黑暗宗教而生发的理性精神作为革新政治的基础，或缺少了玛志尼、加里波第等人的革命行动的襄助，加富尔也无以施展其过人的外交和政治才干而达成目的。也就是说，意大利的统一是在玛志尼、加富尔等志士的宏观协作之下实现的。梁启超因此慨叹：“玛、加二杰，虽曰政敌，而玛党之举动，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间接，或以正动，或以反动，以助加富尔之成”。[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509页。]比玛志尼、加富尔更进一层，黄李二人在私人关系上更是留下过“黄李联床”的美谈，这确保二人在展开实际行动时更能心意相通。总之，黄李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说明梁启超并非以某种特定的路径为救国正途，他对革命者也抱以厚望，希冀李去病能如玛志尼一般与较保守的加富尔，即黄克強，共创建国的事业。

最能体现作者末广铁肠与梁启超对武田猛和李去病的价值判断，同时也最能体现武田与李氏政治能力的，是两位作者对他们二人发表政见时的场景描写。在《雪中梅》中，武田猛发表的零星政见只是给国野基提供了批评的话柄。终于《花间莺》上编第五回给了武田猛登台演讲、集中表达政见的机会，但他演讲的情景却是通过在远处偷看的巡夜警官间接描述的。猛烈的山风撼动枝叶的惊涛般的响声和熊熊燃烧的篝火的哔剥声，将武田的演讲割裂成断碎的词句，躲在树后的巡警听到的，只是诸如“恢复权利自由”“被当做牛马一般的役使”一类的空洞口号。这极具巧思的情节设计尽可能地削弱了演讲内容对读者产生的可能的影响。不仅如此，在武田发表演讲之前，末广氏不惜以说话人的口吻，向读者直陈激进的虚无党和社会党的弊害，并提醒今后改进党不仅要抵抗顽固的保守党，也要制止粗暴的过激党。[末廣鉄腸：《花間鶯》，第52—53、57—58页。]

但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与黄克强一样有着充分表达自己政见的机会，这使得李去病的求学经历十分具有说服力，而他抱持的急进的政见也与他的性格相符，这便比理念化的武田猛的形象更加丰满。文中第三回“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的黄李二人的辩论尤其被历来论者所称道。论争最关键的议题是是否应当利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政府，李去病断定清政府昏庸腐败，建成民主国家，非要先行革命之事不可;黄克强则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强国环伺，为了不让列国有机可乘，也为了改革本身的需要，不妨先利用君主制集中权力，稳定政局，推行改革，再逐步推进到民主制。

这场辩论所以被公认为是梁启超内心的挣扎，是因为这些议论几乎都在梁氏的政论文中出现过——如李去病陈述的意见皆可见于《新民说·论进步》一文，只是这两种意见一直没有如此这般的交锋机会而已。然而，与其凭此指认李去病是梁启超的“分身”，抑或认定其原型是谭嗣同或孙中山，都不如探明梁氏何以要塑造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就其自身来说，即使如黄李二人的辩论状态所暗示的[辩论时，无论李去病的立论多么坚不可摧，黄克强的驳论总能更胜一筹，辩论最后，黄克强仍然坚持不到万不得已不走破坏的路，李去病终于也点头表示赞同。]，梁启超更倾向于认同稳定政局的重要性，但他毕竟也承认中国的现实政局的确会激起爱国志士的革命念头，他自己也不例外，因此他需要借助李去病来论证革命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正如末广氏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一样，梁启超也极可能通过这一势必会让革命党人感到亲近的人物形象，传达自身对革命党的敬意和认同，进而谋求与他们的合作。黄克强对这场争论的总结即点明了这一用意：“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43页。]这即是指明，比起革命或是变革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志士的合同协力。

因此，《新中国未来记》诚可以解读为一部联络志士，进而开展政治行动的小说。如若将《新中国未来记》与梁启超1898—1903年接触过的其他文学文本进行对比，不难发现联合志士或说拣选同志是《新中国未来记》独有的主题，其中当然也隐含了拣选的标准。

如前所论，在塑造黄克强、李去病两个人物形象及二人的关系时，梁启超极可能借鉴了意大利建国三杰的传记。但无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还是《新罗马传奇》，三位政治家都是分别登场，即三者平行开展各自的革命事业，因此谈不上拣选志士，甚至鲜有直接的联络。同时，《新中国未来记》的谋篇布局和叙事法也明显受到梁启超自1898年12月起连载于《清议报》的译文《佳人之奇遇》的影响，比如《新中国未来记》以报刊和信件推动情节，及通过对话展现社会景况的手法便是对《佳人之奇遇》的借鉴。[《佳人之奇遇》中，散士在海外求学时接到了父亲逝世的家信，痛苦不已，遂将此痛苦转化成报国的决心，而后便离开北美至南美各国考察政事。《新中国未来记》中，黄克强也是收到同样的噩耗后，离沪赴粤奔丧，进而展开一系列政治活动。可见，两部作品中，家信都是推动情节展开的关键契机。此外，《佳人之奇遇》的历史背景乃是通过散士与各国志士闲谈铺展开的，而《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李二人也是在和店铺老人闲谈后，知悉了俄军治下东北的惨状。梁启超在构思《新中国未来记》时，正好在翻译《佳人之奇遇》，不难推测《佳人之奇遇》情节展开的方式势必影响了梁氏的构思。]然而，《佳人之奇遇》中也没有“拣选志士”的情节。作者柴四郎通过虚构主人公东海散士与西班牙、爱尔兰、中国、埃及等国革命者的相遇，间接描述了这些备受强国欺凌的国家奋力抵御外辱的图景。书中志士参与的皆是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与散士的相交只是出于忧愤国事的同病相怜，并没有共举大业的图谋，自然也无须“拣选志士”。

就连末广铁肠情节相对充实的《雪中梅》与《花间莺》两部作品中也没有“拣选志士”的情景。主人公国野基除了陪伴身边的春女外，可以说是孑身达成自己的政治信念的。书中另外两个主要角色——因信仰过激派的理念所以势必粗暴鲁莽的武田猛和投身保守派故而势必阴险阿谀的川岸萍水，恰恰是需要抵抗的对象，更何谈联合与拣选。

反观《新中国未来记》，黄李二人对真正爱国者的赞叹和对伪士的鄙夷最能體现他们“拣选志士”的意愿。二人甫一回国，便在旅顺客店遇到了“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陈猛从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来辞了腐败的官场，预备到与中国前途极有关联的俄罗斯勘察风俗、地形。二人先是听他弹唱拜伦的《异教徒》，再看他案头放着弥尔顿的诗集，又听他讲俄国在东三省的经营和企图，不禁暗想：“这人的学问、志气、精神，样样不凡，确是将来一个人物，想来内地人才是有的，只是没人去联络他，所以做不出甚么事来。”三人交游一番后，“成了真正同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54、57页。]

随后二人到了上海，恰逢上海新党为了抵制中俄密约要在张园集会，便“想趁这机会，物色几条好汉，互相联络”。[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60页。]不想遇到的人都极令他们不满，惟听到介绍有个郑伯才先生，曾是国学学堂守旧的国学教习，戊戌变法后忽然思想大变，成了革命的信徒。黄李二人听了郑伯才对列强环伺的时局的描述和对听众革命精神的召唤，也都“着实佩服”。郑氏的持论与李去病相仿，都觉得至少应当提倡革命，鼓舞民气，黄克强却认为鼓振民气容易，涵养革命的实力却最难。虽然观念小异，却并不妨碍他认可郑氏热忱的爱国心。正巧郑氏也深感志士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专门开列了志士名单供给黄李二人联络。

陈猛、郑伯才这类真正的爱国者的反面，是以自由、爱国自饰以牟利的年轻人。打扮得“不中不西”的青年宗明，声称中国的民意乃是将满贼杀得片甲不留。他到东京后，凡有中国人住的地方便去运动，方式是“天天骂他们”。他的鼓吹自由和革命，不过为了将自己不读书、不受师长管教的轻浮行为合理化而已。另有留学而不会讲英文的少年，在洋人买办面前谄媚讨好，只因不受待见，转又骂人家“混账洋奴”。这样出行总要带两个姐儿的一副旧官场做派的少年，却又是演讲革命爱国的好手，这让黄李二人十分纳罕。

不宁唯是，第一天还激昂着爱国情绪的张园，第二天却又热闹地开起了“品花会”，“昨日拒俄会议到场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71—72页。]二人更觉得满腹疑团，万分诧异。

自立军事败，唐才常被难后，梁启超于1900年7月急返沪，居虹口丰阳馆十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5页。]小说中这一幕极具反讽性的场景，或是梁氏当时亲见也未可知。种种使他纳罕、怀疑、诧异的见闻更印证了他的观点：空谈革命是无用的，爱国演讲在观众眼中直与看戏无异，不仅没有鼓舞士气之功，反而使年轻人丢弃扎实的学问，“大言炎炎，睥睨一世”。

从黄李二人对各色人等的评价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心中拣选志士的标准。陈猛、郑伯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既有为国事放弃功名利禄的公心，也有投身于爱国事业的行动力，前者实地调查俄人对东北的治理，后者讲演宣传革命爱国的观念。反之，对宗明和留学少年来说，革命、自由不过是攫取私利的噱头，前者借此逃避修学的劬劳，后者只将爱国作为晋身之具，这类以爱国为利私的人，自然不会被梁启超引为同志。要之，梁启超联络志士的观点与政党联合的主张相似，他认为在救国的终极目标之下，真正的爱国者应当具有包容异见的公心，尊重、体谅和团结抱持不同想法、观念的同志者，以便合力实现最终的目标。

余论

梁启超之呼吁党派合作，看重联络志士，在这一时期的各类文章中都有体现。如《论合群》中谈党派合作，认为一国中持异见的两个政党只要意识到“一群外之公敌，则必不认有一群内之私敌”，救国的信念相同，就算一党败而另党胜，也已达到最终目的，所谓“事苟有济，成之何必在我！”[梁启超：《新民说·论合群》，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97、598页。]此外，译于1902年的《十五小豪杰》借一群漂流孤岛的孩子自立生存的故事，指明政党合作的重要。小说第二回“争问题俨成两政党”的译者记中，梁启超拈出主人公一句“今日尚是我辈至危极险之时，大家同在一处，缓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离，是灭亡之道也”，提醒道：“我同胞当每日三复斯言”。[梁启超：《十五小豪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8集，第293—294页。]难得的是，梁启超提醒读者不必对处处掣肘的反对党感到愤恨，因为政党竞争必然有利于政事的进步，果然，反对党的孩子看到主人公代众人冒险，大为感动，便着手帮忙协助。总之，这部译作确也寄寓着梁启超党派合作的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06年应付《民报》笔战的《杂答某报》一文中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彼时两党已势如水火，梁启超自己的党派竞争意识也颇为强盛，但他仍希望两党能为大局考虑，达成谅解，彼此扶助。他敬告革命党志士，不妨一面要求清政府限制权力（即立宪），一面准备武力颠覆，如果立宪成功，便能省却武力，这于国于民都是幸事，如果经若干年也不见立宪实行，届时武力也已准备充足，再行革命不迟。——这正是他说的“互助协助”，梁氏直将此认作是“各国立宪前惯用之成例”。梁启超恳言道：“信如是也，则彼报与我报，可以相提携而共向针锋于政府，可以相提携以鼓吹国民使研究何术可以实行监督政府，且迫政府使不得不受监督;如此则势力相加，而其效果可以增倍蓰焉”。[梁启超：《杂答某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6集，第77—78页。]

“联合志士”的议题则可见于梁氏1900年2月28日写给《知新报》同人的书信，他认为应当以“阔达大度，开诚布公”八字为网罗人才不二法门，建议遇到“才过于我，而心术可信”的豪杰[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页。]，便当设法收罗，并特别提醒各同人应当打破同门界限。

此外，梁启超写于1903年的《论私德》也可以从重视人才的角度加以解读。梁氏自言做此文的目的是矫正时弊——力抵救亡潮流中因空谈爱国、鼓吹破坏造成的世论和人心的趋下。因此，梁启超希望此文能够对左右时局的“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即志士）产生影响。他建议志士们不妨缓言破坏，先来关注一下已被喧嚣的时论破坏殆尽的私德，因为后者才是决定救亡事业能否成功的根本。他进而开出“正本”“慎独”“谨小”的药方，实际可视为他对作为政治主体的志士们的劝诫。比如，最初有感于时变纯然而发的爱国心，经久而掺入功利，不免变成“贪其名之媺而足以炫人”的工具[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642页。]，这便是要塑正本心。又如今日志士以爱国、自由、平等为护身符，行为猖狂恣肆，这便需要时时躬亲反省。正因为认识到志士对革命志业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才汲汲于矫正志士们的思想和行为，虽然规范他者的思想和行为绝非易事。

除了取益于明治政界的成功实行立宪，梁启超之产生联结政党、团结志士的观念也得益于他独特的融合对立面的逻辑方式。比如他对“革命”的理解，便包含着变革和改革两层意思。时人皆将这二者看作是不相容的概念，梁氏却认为无论变革还是改革，指的都是事物的必然变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革命是政事极弊时一举肃清的唯一手段，是激烈、彻底的变，既然是唯一，保守者则不必因惧骇而抵制革命;革命的目的乃是重还政事的清明，君主不过是时代浪潮中的普通国民而已，或许还能对政局有益，因此进行革命不必一定要革除君主。梁氏此说本为调停革命与变革两派强立的宗旨的不同，也可证他自己着意置身于革命与变革两种立场之上。[梁启超认为变革（reform）当译为“改革”，革命（revolution）当译为“变革”，见梁启超：《释革》，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92—95页。另外整个对立观点的例子有：自利与爱他，只有国人都能够争取、守卫自己的权利时，国家才能进步，这即是间接的爱他;又如自由与限制，唯有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不难看出，这种对“革命”的理解与梁启超的政治伦理观是同构的，即都诉诸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化解对立的思想观念。所谓更高的目标即是“公”，“公”既是超越立场的终极指向，有着包容对立事物的能力，政治伦理的“公”便体现于团结政党和联合志士以救国于危亡。梁氏所以在1903年后推崇阳明学，劝告志士摒除私欲，正本清源，便是立足于“公”而警惕私欲对世论甚至世局產生的负面影响。

现实中，在梁启超构思、撰写《新中国未来记》时，他的思想言动被愈加对立的两方捆束、牵扯，一度陷入消沉。即使如此，梁氏依然吁求立志救国者的联合，而救国方案取革命抑或变革，或许并不构成一种矛盾，正如黄克强与李去病的友谊所昭示的，憧憬中国未来的起点，乃在于忧时者秉持公心的协同合作。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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