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梳理了城市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对应性关系。人们在既往的文学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研究，而未强调历史进程中城市文化现象与文学表征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指出，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以城市为标识的生存方式及其基于都市经验的精神状态，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塑形作用，它不仅带来了文学书写主旨的变化，同时也促使文学融入文化现代性之中。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多元的论域，它既包括文学书写的主旨、策略以及文学研究理论指向的变化，也有效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迁移对于认知的激发作用。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多重要素的考察，有利于人们认识文学以诗性语言呈现思想的有效性。

〔关键词〕 城市;空间;文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009-07

〔作者简介〕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页。

② 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页。

一、认知方式与文学书写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艺术表征，它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折射出人类群体的历史境遇和人类未来可能性的同时，也使人们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本身。因此，文学不仅以文本空间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与外部空间以及读者的世界形成叠加，持续起到重要的认知作用。一般而言，群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往往会导致外向型认知形成阶段性经验和知识范围;然而，人类还有一种内向性认知动力，这主要是因外部环境的改变所促发的再认知，其途径主要是通过感性方式审视生活本身以及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外互补的探索方式均与环境相关。卡西尔（Ernest Cassirer）对此有明确的论断：“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①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论断。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在论证人类知识原理的三种形态时，也专门突出了情感和想象的要素，“人们只要稍一观察人类知识的对象，他们就会看到，这些对象就是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又不外三种。（1）一种是由实在印入感官的;（2）一种是心灵的各种情感和作用所产生的;（3）一种是在记忆和想象的帮助下形成的。”②因此，对于知识的有效获得以及认知的持续提升而言，文学的作用都是难以替代的。

文学书写是作家依据其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感悟，以独特的语言表述并通过虚构和想象，构成某种具体的情境，并以隐喻和象征等方式将人们熟知的日常结构陌生化，从而有效地将读者带入其中。而读者在进入这个独特的空间时，尤其是进入到作家笔下人物的内心和其身处的环境之中时，又会将自身所处的世界和过往的经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共情（empathy），即“译自德国理论家在19世纪发展出的概念Einfühlung （feeling into）”。[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88， p.49.]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对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有专门的表述：

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并可就每个具体形象进行推论，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倘若观赏者从未见过作品的原型，他就不会从作为摹仿品的形象中获得快感——在此种情况下，能够引发快感的便是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学必须借助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且使用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进行文本编码，然而“文学不等于文字学，语言文字提供的条件只构成文学的部分的美学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素质、民情风俗及由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页。]因此，文艺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各个群体不同的生存环境以及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人类之生不限一地也。天皇起于昆仑，则西方之种族也;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则中部之酋长也;人皇出于旸谷、九河，则东方之部落也。吾国地势，固西高而东下，然亦未必人类悉出于西方。”[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7页。]不同的地理环境使各个群体拥有差异性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样式，文学的丰富性与此直接相关。所以，各区域的文学书写总会带有特定的环境描述和日常生活的印记。例如：中国《诗经》中的歌谣对自然景观的表征尤为丰富，即便是对类似的事物也多采用不同的表达。如《国风》中：“陟彼崔嵬……陟彼高冈……陟彼砠矣”[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页。]等表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峻岭、山岗、石山”之意。由于中国早期社会结构基于种植业，因此这部诗集中有关“城”的提法并不多。其中个别地方提及的“城”也多有其他的语意，如《国风》中“公侯干城”中的“干城”，其实是指城墙或屏障;而《小雅》中的“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则是筑城之意。[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第10—11、245页。]所以，《诗经》“相当完整地描绘了该时代的农业图景。……它们大体上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及更早时期的社会。”[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頁。]然而，《诗经》中的作品多结合了自然景观或生活场景对情感加以隐喻式言说，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话语特征。

而欧洲早期的城邦式的生存方式就具有典型性，当时的城邦以及城池的状况也特别复杂。“Polis”一词就是“古代希腊的城市国家。这类小国曾经有数百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70页。]而当时的文学样式总会涉及城邦式生活。欧洲民族史诗《贝奥武甫》开篇“引子：希尔德之死”中就提及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景象和工具，“港口，等着一只曲颈的木舟”。[《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冯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页。]贺拉斯在其《诗艺》中也提到的“铜像作坊”[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此书是亚理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合并本，前者原作者姓名遵从中译本，译者为罗念生。]等各类生活与生产场景，这些在欧洲史诗和其他文类中，如传奇（romance）等，不仅是很常见的表述，而且通过其熟悉的场景更能将情感表达得自然得体，因为“中世纪传奇必然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cultural milieu）”。[Stephen H. A. Shepherd， ed.， Middle English Romances： Authoritative Texts Sources and Backgrounds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p.428.]由于城邦与城市对于各族群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以史诗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对那个时代的表征总是与城市有关。例如：荷马史诗名篇《伊利亚特》（The Iliad of Homer）始终围绕着特洛伊等城市展开，其中的重要人物海伦也正是上了城墙上观战，才让将士们感觉九年的战争是值得的。而且对这一关键人物的刻画是通过观看，而非直接描述，也是很典型的文学手法。而其另一篇《奥德赛》（Odyssey）同样是通过特洛伊城陷落以及希腊胜利的背景，述说奥德修斯在归途中漂泊的故事。两部流传至今的名篇不仅以城市作为背景，而且穿插了大量的生活场景、战争场面以及人物内心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欧洲文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起点。“特洛伊战争传说的各类版本以及英雄们在城市陷落后的漫游，或许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学历史相关材料中最多的一个部分。”[The Iliad of Homer， trans. Andrew Lang， Walter Lead and Ernest Myers，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66，p.9.]其实，史诗和其他文类中所反映出的对自然世界的不可知等因素，都迫使人们期待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当时的文艺作品也往往以想象代替有效的解释，“散文代替了前一时期的诗，对自然的解释代替了宗教式的诗篇，这些诗把自然变化视为诸神怪的行为，这种对自然的说明，当然大多还不免笼罩在粗陋的形而上学的玄想形式之中。”[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页。]人类早期替代性认知与其生存方式之间有一个同步演变的过程，文学书写和研究亦有一个与其外部环境相对应的轨迹，而引发这种改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简言之，文学书写在通过审美体验触动人类情感深处的同时，也使人们可以用回溯的方式不断看到人性的复杂，即“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而这一点与群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要素密切相关。随着各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主要以城市为集中栖息地，这一进程使人们日益脱离了自然条件的同时，也极大地促使人们在城市空间中更加关注其生活过程、精神状态和生命价值本身。城市及城市文化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进程，“可以认为，城市所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或许就是城市本身，就其整体性而言，都市文明展示了人类成就的制高点。”[Desmond Harding， Writing the City： Urban Visions & Literary 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p.ix.]文学书写与研究无疑最为集中地呈现了这一关注点。

二、城市空间与文化生活

在人类活动空间发生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文化区域都有着类似的发展过程，“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城市的形态和功能的快速演进呈现着人类的历史和生存智慧，同时也涉及几乎所有的“现代”命题：

城市的跌宕起伏显现着世界的命运：城市带着书写文字首次出现时，为我们打开了所谓“历史”的大门。城市于11世纪在欧洲再次出现时，这块狭小的大陆踏上了不断上升的梯级。城市在意大利遍地开花，這便是文艺复兴。从古希腊的城邦，从穆斯林征服时代的都邑直到今天，莫不如此。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无不表现为城市的扩张。[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与不可能，顾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91页。]

城市的历史性演变不仅体现在群体不同的组织方式上，而且主要是反映在生产方式和管理理念上。就生产过程的变化而言，由家庭作坊过渡到规模化生产这一结构性的改变，使劳动分工日趋专业化，在加速社会分层的同时，也使群体的空间感知产生了新的差异性，即“空间形式是一个空间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劳动分工与空间分野塑造人的主体性，因为这样的空间分野，形成他人的‘凝视以及视野的范畴。”[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实际上，城市自出现之日就存在阶层现象及其相关的支配方式。维柯（Giambattista Vico）在论及古罗马时期城市起源问题时，就明确提出：“城市起于家族，其中不只包括儿子一辈，还包括‘家人。从此可见，城市是由两个集团自然地建立起来的，一是贵族集团，是指挥的;一是平民集团，是服从的。”[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页。]而早期的群体分层问题则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变得更为复杂。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劳动分工与城镇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商业的分流与发展有关，这些要素从中世纪起就开始促发某种新的城市生活样态。“随着10世纪晚期外族侵略的渐渐平息，欧洲的商业就得到迅猛的发展。法国的公爵们、英国的国王们和日耳曼皇帝等都鼓励离各村庄最近的地方发展每周一次的集市，以及每年一次的大市，这些集市云集了各国的商贩和货品。”[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而逐渐形成的商品集散地形成了城镇的不同功能并集中了相关的从业人员。乔丹（William C.Jordan）专门研究了欧洲中世纪人口增长与生产方式、城镇扩建以及市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联，“如此幅度的人口增长使劳动进一步细分成为可能，地区性的市场交易也有所发展。更多的人口促使人们扩建既有的城镇，建立新的居民点，建立起国内乃至国际的贸易网络。”[威廉·乔丹：《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傅翀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4页。]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也使金属货币和后来的纸币成为推动经济和城市生活的要素。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对中国城市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其代表作《中国都市史》中指出了中国早期货币形态与商业行会之间的联系，“从春秋末期到前汉时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金属（青铜、铁）货币，导致以大、中都市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及思想的产生。很多都市除了宫殿、政府之外，还有市场及人们的居住区。在市场中，工商业者按行业集中在一起开店，并将此称为‘行列或‘列肆，因此使得相当于后世行会的商业、市场组织自然地萌芽。”[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布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伴随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扩延，城市逐渐成为群体流动的中心区域，“资本的所有者、企业家、管理部门和雇佣劳动者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并造成了工业与人口新的自然集中”[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eds.， 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7，p.308.]，物质性追求使工具理性无限放大的同时，也成为规训力的外在形态。城市至此成为古代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边缘与中心等一系列“现代”张力的代名词，亦即“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开展，被称之为田园论争，即城市与乡村、文化与自然、机械与有机之间的对立，随着城市被视为某种新的、碾压的现实最为明显的标志，则更为紧迫了。”[Peter Preston and Paul Simpson-Housley， eds.， Writing the City： Eden， Babylon and the New Jerusalem， London： Routledge，2002，p.3.]而城市文化现象和结构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更为凸显。对此，苏贾（Edward W.Soja）说得十分明确：“城市已逐渐被看作不仅具有其作为工业生产和积累的中心这一独特的作用，而且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型式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控制点。”[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3页。该引文中的“型式”應为“形式”，为尊重中译本表述，未做改正。]

从以上对城市发展轨迹的简略梳理中可以发现，城市发展带来了社会管理、社会分层以及不同成员的文化感知等一些共性。因此，城市及城市文化所反映的是人的社会化生存方式的同质化，它使人们面对一些共同的现代性问题，即“现代性包含历史知觉，一种对历史延续和过去活跃于现在的方式的意识。这种现代性强调的是行动者及其行动创造了历史和社会变化。”[阿兰·斯维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黄世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于是，城市文化所带来的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有关城市的一些关键词在词义内涵上亦产生了变化。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英文“city”一词做了简要的追溯：

City这个词的最接近词源为古法文cité，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ivitas。然而，civitas并不是具现代意涵的city，拉丁文urbs才是。Civitas是源自拉丁文civis——意指citizen（市民、公民），而citizen是较接近national （国民）的现代意涵。Civitas当时是指一群市民而不是指一种特别的“定居地”（settlement）。……City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并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涵，是从19世纪初期才确立的，虽然这种概念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源自文艺复兴甚至是古典的思想。[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44页。]

不同文化区域中的城市除了受到该区域文化传统的整体影响之外，也因居住其间的群体的生活样式而各具特色，这是因为“城市景观能够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A.E.J.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成一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2页。]，而这一点最能从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文化生活和文学书写中体现出来。

然而城市化和城市文化形成的过程是漫长的，其间欧洲中世纪10—12世纪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当时的社会性事件在城市中有比较集中的呈现，“城市公社运动开始了，……城市和乡村都产生了自由的愿望。”[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中册（950—1250年），李增洪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第377页。]这一时期的贵族阶层的兴起不仅带来了社会阶层和文化的变化，也开始推动了城市文学活动。“很长时间以来，城市一直是文学的舞台。城里有主教府，有许多修道院和学校，而且从12世纪下半叶始，世俗诸侯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宫廷和府第迁到城里。但是只有当整个城市的居民，或者至少部分居民参与文学活动时，才谈得上狭义的城市文学活动。”[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何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16页。]当时的欧洲抒情诗和众多的传奇故事虽然在不同区域中有较多的差别，但城市化和新的阶层文化已经成为其中明显的特点了，“南方的作品篇幅较短，尚武性减弱，代之以更多的抒情，主要依赖的是高雅的格律和多变的曲调。它们歌颂爱情，特别是‘最后的情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战争和冒险。抒情诗表现出了比北方作品更加开明、城市化和世俗贵族特点。”[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中册（950—1250年），李增洪等译，第381页。]因此，各区域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所涌现出来的新的现象，促使人们需要采纳多种文类和形式对其加以表征。其中，由于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度上最能涵盖复杂的城市文化场景和众多事件与人物，所以，“小说以其特有的开放性（openness）和灵活性（flexibility）使其成为现代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类型”。[Chris Baldick，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1.]但其他文类在城市文化的变化中也有了新的表现，这一点随着城市共同问题的凸显而日益突出。这是因为“全球城市骤增，我们对其地理状况及其构成方式的了解也日益重要。这体现了社会空间组织的重大转变，即日常生活地理的改变。由城市化所代表的我们的生活空间组织的变化也使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彼得·丹尼尔斯等：《人文地理学导论：21世纪的议题》，邹劲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2页。]

三、城市文化与文学表征

如前所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的发展开始提速，并在19世纪末形成了历史拐点。“十九世纪与世纪交替之际的城市，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关键表现。评论者在此发现了政治与经济生活日益理性化的过程，导致运输与通讯现代化的技术发展（汽车、电话、打字机、电力），以及人群前所未见的聚集和移动。城市居民置身城市群眾匿名状态里的心态（mentality），成了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社会学家的特殊研究对象。”[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4年，第45页。]而促使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最为密切的就是印刷技术的提升以及印刷业的兴起。“印刷从1790年开始使用铅版，1811年德国的F.柯尼希和A.鲍尔设计了第一台间歇滚筒印刷机，采用蒸汽机驱动后，时速达1100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第147页。]各类读物成本的降低导致了读者群体的增长和公共阅读空间的扩大。瓦特（Ian Watt）曾以当时的印刷业和图书出版量为例，说明18世纪至19世纪期间读者量的变化情况：

1724年，一个叫塞缪尔·尼格斯的印刷商抱怨说，伦敦的印刷机数量已增加到七十台了，但到了1757年，另一位叫斯特拉恩的印刷商，则估测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台印刷机“在不停地被使用”。一个每年出版新书的平均数目的现代估测，表明一百年间的出版量——包括小册子——几乎增加了四倍;1666年到1756年，平均每年出书不到一百种，而1792年到1802年，每年达到三百七十二种。[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5页。]

读者的成倍增加说明城市群体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生活的变化，城市规模的扩延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人们位于一个更加流动和多元的社会结构中，所有新的职业、产业、服务以及消费等现象，在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公共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性。而同时期的科技进步和哲学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则进一步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不仅希望能够摆脱现实与传统的约束，而且文艺形式和主旨上都将个体置于中心位置。于是，一些新的思想文化思潮历史性地出场，其中就包括影响巨大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不仅是思想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最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实际上，浪漫主义也凸显了城市问题。群体在自身创造的都市社会结构中拥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又在心理空间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一点成为学术与文艺新的思考入口和表现方式。而浪漫主义及其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均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外部环境与心理需求等层面以丰富的想象力直觉，捕捉到文本空间中，最大范围地重塑了个人的体验。“换言之，对于个体源自或位于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一难题，艺术是解决之道。美学的各类产品以创意及和谐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力量巧妙地将城市作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空间（Romantic space）。于是，正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张力、一种理想的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浪漫主义艺术（Romantic art）隐喻性的定位。”[Larry H. Peer， ed.， Romantic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p.2.]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是在这一推进过程中逐渐累积的，其逻辑前提之一正是城市这一决定性因素。“现代性也建构了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日益脱离集中化的制度”。[阿兰·斯维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黄世权等译，第142页。]文学可以说是其中直接起到认知作用的一个领域。城市生活、景观和意象等一切，均成为作家们笔下的重要背景，他们以不同文类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精神状况。

如前所述，在城市文化与文学表征的关联中，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样本，“19世纪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所书写的城市体验的问题有着重要性，这是因为城市的崛起与小说的兴起之间有着特别的关联。”[Peter Preston and Paul Simpson-Housley， eds.， Writing the City： Eden， Babylon and the New Jerusalem， p.6.]但同一时期其他的文类在城市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也集中抒发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其中尤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最为突出，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威廉斯在其《现代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中专门以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为例加以了说明。

英国很早就经历了工业发展和大都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几乎就在某些持续的主题到来的同时。因而，现代城市作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被华兹华斯以一种要持续下去的方式验证了：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 / 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 我在人群中前行，对着我自己 / 说道：“经过我的每个人的 / 面孔，都是一个谜！”[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因而对于现代性问题，诗歌的表现力亦是强大的。

而同一时期美国城市的发展虽然与欧洲的传统、殖民史等要素相关，但因地域的差异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美国大都市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其工业系统的升级和产业布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内战不仅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历史节点，也是“美国城市史中近代工业化之间的分水岭”。[A.E.J.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成一农等译，第791页。]其中纽约最为典型。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并没有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与罗马不同，纽约从来都没学会带着所有往昔而老去的艺术。它的当前在人们抛弃过去挑战未来的行动中，每时每刻都在被重新发明着。这是一座由构成巨大地形变化的登峰造极的场所造就的城市。”[米歇尔·德·赛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而纽约所呈现出的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特点与技术、材料以及管理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是由结构工程技术进步带来的，也是应其需要而产生的。结构工程技术的進步，让为城市水平方向扩展带来便利的桥梁和无与伦比的垂直方向发展的高楼成为可能。”[A.E.J.莫里斯：《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以前》，成一农等译，第847页。]出生于纽约的小说家詹姆斯（Henry James）在其1907年发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中曾对这个城市有过专门的描写：“人们感觉那个庞然大物在无休止地成长，四肢无所顾忌地伸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兴高采烈但行为粗鲁的年轻巨人”。[杰西·祖巴：《纽约文学地图》，薛玉凤等译，哈罗德·布鲁姆主编：《布鲁姆文学地图》丛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108页。]虽然在20世纪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很多人迁往郊区，尤其是西部城市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但城市病更为复杂，因为市中心地带主要是以移民和少数族裔为主。纽约市五大区域的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割，使其成为最具有现代城市病的集中地。而审美领域所发生的广泛变化、诸多的文学主题、手法、新的语言形式、文体特点、文学研究的批评指向等一切，均与这一进程及其城市人口的变化产生了有机的联系。

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出生在纽约长岛，他对这座大都市有着深刻的记忆。虽然他的代表作《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主要是借助了自然景物颂扬人的精神，但也结合了他对城市文化特有的观察。例如其中一首以“船的城市”为题的诗作就对当时城市进行了集中的表述。他将“大海”“船”“潮汐”与“城市”多个意象连接，十分贴切地说明了美国19世纪码头城市的文化状况和人的精神诉求：

船的城市！/（啊，那些黑色的船！啊，那些勇猛的船！/ 啊，那些船首轮廓分明的美丽的汽船和帆船！）/ 世界的城市！（因为所有的民族都在这里出现，/ 所有地球上的国家都在这里作出贡献;）/ 大海的城市！有着来去匆匆而闪闪发光的潮汐的城市！/ 欢快的潮汐在不断前涌后退的城市，带着涡流和泡沫进进出出地旋转，/ 码头和仓库的城市——以大理石和铁为高大门面的城市！/ 骄傲而火热的城市——生气勃勃、疯狂而穷奢极侈的城市！/ 跃起吧，啊，城市——不只是为和平，而是作为真正的你自己，充满战斗精神！……。[惠特曼：《草叶集》，赵萝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505页。]

无论是反映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是对生存经验的表达，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无疑都是一个多元的论域，它既包括文学书写的主旨、策略以及文学研究理论指向的变化，也有效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迁移对于认知的激发作用，而城市在其间的作用是显见的。对于文学现代性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多重要素的考察，有利于人们认识文学以诗性语言呈现思想的有效性。在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若对相关要素加以综合性考察，或许会接近问题的某些可行的入口。正如哈丁（Desmond Harding）在其代表作《书写城市：都市幻象与文学现代主义》（Writing the City： Urban Visions & Literary Modernism）中所指出的，“现代主义时代涉及到全球的变迁，跨越了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其中每一个领域都经过的斗争、矛盾、含混、痛苦、重生以及信念而刻下了自身的印记。为了理解国际现代主义中的地方性和普遍性，我们需要发展出某种比较的方法，将那些没有直接联系的，但却展示了得以矫正的思想模式，合成复数的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s）。”[Desmond Harding， Writing the City： Urban Visions & Literary Modernism， p.x.]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