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对“机器和制造问题”的专题研究，生产方式问题的思考在机器化生产构序与制造构式的深入构境层面上被打开了，他对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启用的物质生产概念，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阶段的历史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学文献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义愤，而更多出一些冷静的客观观察。所以，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会时时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也必然会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历史性参照。

〔关键词〕 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生产话语;资产阶级社会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136-14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工程”（18JJD710003）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①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8.

②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EGA2），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5.

③ 恩格斯的《曼徹斯特笔记》，收录在MEGA2第4部分第4卷马克思的《曼彻斯特笔记》前五本笔记的后面。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 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EGA2），Ⅳ/5，Text.

1845年2月起，马克思开始了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写下《布鲁塞尔笔记》（Brüsseler Hefte，6册）①和《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Hefte，9册）。②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也记有三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③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理由推断，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化生产的关注，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构境生成的重要学术背景，也是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思考缘起处。

一、机器化大生产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

我认为，《布鲁塞尔笔记》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第5笔记本中马克思的“机器和制造笔记”。其中，他分别摘录了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1787—1857）：法国农场主、政治家。1830年七月革命后，当选他的家乡奥朗日市（Orange）的市长。1837—1842年，担任众议院议员。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农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述。代表作有：《论机器》（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achines，1834），《斜面和大农业机器》（Plan incliné， Comme Grande Machine Agricole， 1835）等。 ]的《论机器》（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achines）、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拜比吉（Charles Babbage，1792—1871年）：英国数学家和早期机器计算机专家。1814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828—1839年任剑桥大学教授。主要论著有：《论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1832）等。此外还有一些数学手稿。]的《关于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1833）[马克思在此阅读的是此书法文译本，原书为英文版。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Charles Knight， Pall Mall East， 1833.]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乌尔（Andrew Ure， 1778—1857）：英国科学家。乌尔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从1804年起，乌尔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逊学院的教授，从事化学及自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主要代表作为：《制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1835）等。]的《制造哲学，棉花、羊毛、麻、丝制造工业的经济学研究，附英国工场中使用不同机器的描写》（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ou， E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e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1836）。[马克思在引阅读的是此书1836年法文译本，原书为英文版。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C. Knight， 1835.]这些笔记构成了马克思对机器和工业制造问题的一个专题性研究。马克思关注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可能是受到了恩格斯和布朗基[杰罗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me-Adolphe Blanqui，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的兄长。从1830年直至去世，他一直担任巴黎商业专科学校（Pariser cole spéciale du commerce）的校长。布朗基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史、工业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837年，他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在巴黎首次出版，并在1842年和1843年出版两个巴黎版，该书被后世称为经济思想史的开山之作。]的影响。[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第一次引述了乌尔的《制造哲学》一书。这篇文章系恩格斯1843年9月底或10月至1844年1月中旬撰写，并于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2页。另外，依MEGA2第4部分第3卷编者的看法，马克思应该是在巴黎时通过布朗基的《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了解到三位学者的相关机器和制造问题的研究论著的。并且，马克思自己的《1843-1947年记事笔记本》中的“需要购买”的书目中，就记录了这三部重要论著。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3， s.8-10.]在这里，马克思集中思考的问题不仅是机器化大生产本身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且对机器化生产过程中“怎样生产”的构序方式——狭义的物质生产方式问题也生成了更深刻的理解。其实，一般的广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不仅出现在前述欧文的文本中，也出现在其他经济学家的文献中，比如，《曼彻斯特笔记》第2笔记本中马克思对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关于价格和货币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1793-1837）摘录中，马克思也专门标识了“生产方式”（Productionsweisen）概念。[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151.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马克思这里是英德混写的，德文应是die Produktionsweise。但是，他们都没有对生产方式概念本身进行过仔细的分析。而在马克思这一“机器和制造问题”的专题研究中，生产方式问题的思考则在机器化生产构序与制造构式的深入构境层面上被完完全全地打开了，虽然，这只是狭义的“怎样生产”的方式。

实际上，在《布鲁塞尔笔记》前面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不断看到其他经济学家对机器化生产的关注，比如，在对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机器和自然科学在资产阶级生产过程所发挥出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改过去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基本状况，现在科学家的发明却成了资本驱使的力量，机器化大生产将“在不需要人的才智和技能的情况下，由机器人来完成所有工作”。[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s.132.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会使得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构序和塑形对象的主导力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而只是对机器化生产发展趋势的一种理想化的预测。在毕莱的摘录中，马克思则看到了“机器……无处不在，可以替代进行大规模生产（production en grand），以庞大车间取代小型工业”。[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49.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些直接来自工业生产现实中的机器与科学技术的应用，使马克思对自己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启用的物质生产概念，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阶段的历史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客观上，这也必然驱动马克思的经济学观念开始从斯密转向李嘉图，这种转变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完成的。

在第5笔记本对加斯帕兰的《论机器》一书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他将工业生产中出现的机器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指出，今天“建立在事实和幸福之上的自由就是人类通过发明机器，利用自己的智力……使用自然力所获得的自由”。[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22.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里的自由，并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政治自由，而是人对自然关系上的创造性空间的开拓。并且，这种创造了“自由”的機器生产的本质，主要不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人的体力劳作，而是人通过自己的智力利用自然力的机器生产过程。加斯帕兰认为，机器生产通过“科学的努力（efforts scientifiques）创造出了不同于自然构序的“新的社会构序”（le nouvel ordre social）。这个ordre social（社会构序=社会负熵）的观点是深刻的。因为这是一种“怎样生产”的新方式。如果说，在农耕生产中，人的劳作并不改变自然构序，畜牧业和种植业生产的实质都是自然构序的选择性辅助塑形，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开始改变对象的自然构序，自然构序的矿石和原料在工人的铁锤和剪刀下的劳动塑形中构序为新的工业产品，那么，机器生产的实质就是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物质存在全新的“社会构序”方式。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怎样生产”的构序方式。加斯帕兰预言，不久之后，“机器-人（machine-homme）将会取代人-机器（l’homme-machine）”。[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22.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一逻辑构式关系的颠倒，预示着机器化大生产进程中人驾驭机器到人从属于机器的转换。对此，马克思的评论为，加斯帕兰是“机器的绝对崇拜者”，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人的地位本身的改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加斯帕兰说，“人类的解放正由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所宣告着（Die Emancipation d Menschengeschlechts se proclame au bruit des machines industrielles）。[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22.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他的观点，更像一种宏观的宣言和口号。

马克思对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一书的摘录，是“机器与制造专题”中的重点内容。马克思将拜比吉专门判定为“属于李嘉图学派”的学者，因为“他将劳动价格（Arbeitsprei）最终归结为生产费用（Productionskosten）”。[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是典型的经济学家，而更像一位工科的科学家。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摘录是从此书的第十三章开始的，他一上来关注的问题就已经是机器生产中出现的比较微观的讨论。比如，他关注了拜比吉对物质生产活动中制作和制造之间的界划，“‘制作’（faire）与‘制造’（fabriquer）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是与小生产（kleine Production）有关，而后者则与大生产（ausgedehnte Production）有关”。[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22.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据张福公博士的考证，在此书的英文原版中，这段文字为：“制作（making）和制造（manufacturing）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前者指少数个人进行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a small number of individuals），后者指许多个人进行的生产。”参见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p.120.] 意思上说，“小生产”是工匠式的制作，这对应了手工业工场中的体力劳动构序和塑形对象为基础的生产活动;而“大生产”的本质则是制造，这对应了由机器生产中的客观工序为基础的物质生产过程，这里的机器工序，已经是脱离了劳动构序的客观工艺抽象之上科学技术构序的重新对象化。这是一种劳作负熵源向科学技术负熵源的根本转换。我理解，这里的fabriquer是拜比吉此书书名中manufactures的本质，它不是物相化中的“工厂”，而是一种狭义的生产构序方式。[所以，拜比吉的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一书不应该译作《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而应该译作《关于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同理，乌尔的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一书也不能译作《工厂哲学》，而应该译作《制造的哲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1、1105页。]在此书中，拜比吉举过一个铜制锁扣生产中的实例：

20年前，（即1812年）伯明翰的铜制锁扣的价格是一打13 sh. 4 pence （15 fr. 50 cent.），现在相同的金属制造的同一产品的价格是一打1 sh. 9 pence et 1/2。这种制造（Fabrikation）上的节约来自于生产这种锁扣的车床现在是由蒸汽机（Dampfmaschine）推动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如果是在工场手工业“小生产”的铜制锁扣“制作”中，工匠式制作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下的，而在蒸汽机推动的机床“大生产”中，大机器制造的效率会提高近13倍。请一定注意，拜比吉这里思考是有趣的，因为，他深入到物质生产构序方式的内部，手工业劳动中的“制作”，在工艺上还是与劳动者的主体构序和塑形相关，而机器化“大生产”的过程，则已经是非主体性的客观生产构序和塑形对象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质性的劳作和生产构式。我觉得，这很可能会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提出的突显物质生产构序中“怎样生产”的制造方式（Fabrikationsweisen）的思考基础，也会是由此确立广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概念的前提。我猜想，在更大的思想史构境层面上，这也会是将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视域的重心从基于工场手工业劳作“小生产”的斯密，彻底转向反映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精神的李嘉图经济学的根本动因。马克思后来经常在物质生产断代史意义上使用的“大生产”概念，多半缘起于此。

在对此书第十九章“劳动分工”（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的摘录中，马克思更加深入地关注这种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进程中不同的“怎样生产”的方式。这一次，是原先那种斯密已经指认的在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由机器生产中的客观工序的取代过程。这又是从斯密到李嘉图的思想逻辑迁移的重要支援背景。同样是制针工厂（Nadelfabrikation）的例子，斯密所看到的劳动分工是“通过将工作（Machwerk）划分为更多的不同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需要不同程度的熟练技能（Gewandtheit）和力量（Kraft）”，拉丝、截断和制针，这些分开的劳动行为中的技能和力量当然还是来自劳动者，可是现在，“当每一特殊的操作工序（opération）被简化为使用一种简单工具（instrument simple），由一个发动机（moteur）驱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réunion）就构成了……一台机器（une machine）”。[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1.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原来劳动者在分工中被确定的那种直接塑形原料的特定的主体性操作手艺，现在已经经过工艺学的客观抽象，直接变成了机器运作中的一道外在于劳动主体活动的客观工序，原先劳动分工的小生产制作中“产品所需要的原料必然要经过一些工序（Atelier），从一个工人转到另一个连续的工人手中……为了减少这种不便，工厂主（Fabrikeigenthümer）就会致力于将所有操作聚集到同一个建筑物中，从而实现最低的损失”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2.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而现在的机器化制造大生产中，则会是一台机器上发生的非主体的工序操作链（l’échelle de ses opérations）。这样，生产中的构序和塑形都不再与主体活动直接相关，而成了黑格尔所讲的“理性的狡计”让自然摆弄自然的过程，当然，这种特殊的狡计的本质还是实现了主体性的构序，但这种构序变成了纯粹理念的反向操作，即科学技术的操作。在认识论构境中，这恰恰说明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哲学”中理性先验构架的一个现实来源。原先手工业生产中的“怎样生产”的劳作方式，现在成了机器运作中无人的“操作方式”（Operationsweise）。这是一种科学技术中纯粹构序和创造负熵的“精神操作（Operationen d[er] Geistes）代替劳动者具象塑形和构序的“身体操作”（Operationen d[er] Krpers）过程。机器化物质生产的过程，变成了这种精神操作重新对象化的过程。当然，这也是生产劳动中劳动者的技能从生产过程中被工艺学客观抽象和分离出来的知识和技术独立的过程。也可以说，这是相对于个人经验统觉和观念运作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即机器化大生产中劳作技能的工艺学客观抽象所生成的技术先验构架。而之后，这种客观抽象越来越多地由脱离了生产过程的科学实验来完成，并在科学研究中以知识的一般智力方式反哺生产过程。在后面的《曼彻斯特笔记》第4笔记本对汤普逊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分析，汤普逊认为，“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劳动和知识/科学（Arbeit und Kenntni＼＼Wissenschaft）是相互伴随的，因为两者都很简单”，只是到了资产阶级创造的机器化大生产的“复杂社会”中，劳动与知识才变得如此分离（so separated）。汤普逊认为，“在一个更为完美的文明里，它们将再次团结起来”。[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43.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

在此，马克思必然会看到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可能，这就是科学技术条件下不断改进的机器化大生产所实现的巨大生产力，在此书第三十二章中，马克思摘录了拜比吉这样的表述，“机械制造（Maschinenbau）的细微改进（Detailvervollkommnungen）只有在拥有大量已投入使用的机器的国家中才能实现，而这些机器改良将对总体生产力（pouvoir total de production）产生巨大影响”。[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也意味着，机器化制造业中“怎样生产”的方式本身也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将是新型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从劳动主体方面来看，机器改良（mechanischen Perfectionnemens）的最终结果几乎总是需要更多合适的劳动者（geeigneten Arbeitern）进行生产。新的操作方式（operationsweise）通常需要具备比以前更高的灵活性（gewandtheit）和熟练性（geschicklichkeit），但是，那些熟悉旧的操作方式的工人（ouvriers）并不總是具备新工作所要求的能力。[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9.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机器的改良，必然在“新的操作方式”中塑形新的劳动者，他们必须具有更高的灵活反应能力和熟练的操作技巧。从客体方面看，由于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机器化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内在关联，机器改良的背后，无疑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拜比吉看来，“英国在工业（Industrie）和技艺（Künste）上的进步是同各种崇高科学（sciences les plus élevées）的进步紧密相联的。而且，在工业发展道路的每一新的步伐都需要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我推测，拜比吉这里关于科学技术与机器化生产的具体讨论内容，未必会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但必定强化了他对物质生产中必须关注“怎样生产”的不同方式的观念。马克思关于机器化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会在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中得到具体的讨论。

显然，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一书中对机器化大生产构序的“制造”分析，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在进入乌尔的《制造的哲学》一书时，直接跳到此书的第二卷的第一章中关于“制造系统”的讨论，这说明，马克思此时关注的焦点，正是物质生产过程中“怎样生产”的构序方式。[这里还有一个文献学上的细节，即马克思在1845年3月写下的《评李斯特》一文中，直接引述了乌尔《制造哲学》中的一段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2页）。仔细看，马克思所引述的这段话，几乎完全是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观点。这并不能说明，《评李斯特》一文完成于1845年5月的《布鲁塞尔笔记》之后。我的推测为，1844年马克思已经按书单买到了乌尔这本书，并在评论李斯特的时候摘选了这段表述。这与第5笔记本中的机器和制造问题的研究并非同一个摘录。]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将乌尔称之为资产阶级体制的 “无耻辩护士（schamloser Apologet）”，但还是承认他“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体系（Fabriksystems）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这里，我们看到他摘录了乌尔以下的文字，“无需耗费很大的劳力（Arbeitsanstrengung）而对各种自然产物（Naturprodukte）进行无限地改善，使它们转变成满足人类便利（Nutzen）和享受（Luxu）的对象（Gegenstnde），这构成了我们制造系统（Manufactursystem）的基础”。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2.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很像教科书上给出的定义。这是表征机器化生产的制造系统的特点，同样是面对自然对象，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基于劳动者体力劳作的劳力，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主要不是来自劳动者的直接构序和塑形，机器生产超出了人的体力劳动塑形和构序限度，创造了一种“无限地改善”自然产品的可能性。

乌尔这里的观点，是要强调人们怎样生产的方式在工业生产的制造体系中的根本改变，这与上述拜比吉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不过，马克思发现，乌尔还在更宏观的尺度上分析了机器生产的制造系统。从摘录中我们看到：

在工艺学（technologie）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factory système）这个术语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coopération），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système de mécaniques）……這个术语的准确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智能的器官（organes mécaniques et intellectuels）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8.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乌尔所依托的工艺学，正是关于“怎样生产”的学问，这门学问的本质，是对劳动者劳作塑形和构序外部存在的技能在生产操作活动中不断客观抽象为技术构序历史进程的逻辑映现。工艺学在后来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和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探索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聚焦点，它主要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客体向度的思考相关。[关于马克思工艺学理论的研究，我指导张福公博士完成的博士论文《重读马克思——工艺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补白性成果。参见张福公：《重读马克思——工艺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乌尔所面对的“工厂制度”已经明显不同于斯密的工场手工业作坊，他也不是着眼于斯密强调的工人之间在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他在“工厂制度”中首先关注的是“协作”，而且，这里的协作已经是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看管机器之间的协作关系。他认为，与传统手工业工场中工人之间的劳动行为协作关系不同，机器化大生产本身就像一个“庞大的自动机”，原先劳动者体力和智力活动表现出来的工艺技能，在机器体系中变成了钢铁器官的物性功能，而工人的劳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原先斯密看到的劳动分工中直接改变对象的劳动塑形和构序，变成了这里大机器生产中“看管”机器中的协作。他说，“在自动工厂（système automatique，自动体系）中，熟练工人逐渐被简单的看管机器的工人所取代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9.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所谓“熟练工人”，就是在手工业生产中还是以劳动者自己的手艺直接塑形对象的异质性构序，而乌尔认为，在“自动机器体系（système automatique）”为主体的大机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主体性劳动被夷平为一种丧失了异质性手艺技能的“均质劳动（égaliser le travail）：

在自动机器体系（système automatique）的均等化原则（principe d’égalisation）下，工人的能力（facultés de l’ouvrier）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machine）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就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结合（combinaisons générales），因而眼界也扩大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5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这是一个重要的质性判断。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53页。]显然，与上述拜比吉讨论机器改良中劳动者会增加“灵活性和熟练性”不同，乌尔这里所说的“均质化劳动”，其实也是工人从传统手工业生产过程的主体转变为机器生产的附庸的历史变化。实际上，这里省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进程：一是在农耕时代中，工匠式生产劳动是主体性活动的完整实现;二是到了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劳动分工下的劳动已经开始碎片化为简单的动作;三是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看管机器的劳动，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主体性质性，成为“均质化的劳动”。在这一点上，乌尔是有高度自觉历史感的，他说， “当亚当·斯密写下他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éléme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的时候，工业中自动体系（système automatique d’industrie）还几乎无人知晓，因此他将分工（division du travail）视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则是合理的”，然而，他明确宣称，“在亚当·斯密时代作为有用说明的原则就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8-249.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因为，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与机器化大生产中分工与协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显然，乌尔关于怎样生产的不同生产方式的转换的这些讨论，对马克思之后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思考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转换问题，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是后来历史认识论构式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方面，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制造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遭遇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大生产阶段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一方面，这些机器生产客体构序和科学技术的对象化应用，会坚定他所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广义物质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会是他彻底放弃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构式的最终抉择条件。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可能会是：作为《1844年手稿》经济学基础的斯密时代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主体性劳动，在机器生产中客体工序的下降地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从斯密方法论的主体向度转向李嘉图方法论的客体向度已成必然。

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现实

与《巴黎笔记》时的人本主义构式的方法论统摄不同，马克思进入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构境，从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已经开始占了上风。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生成“新世界观的萌芽”之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经济学文献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义愤，而更多出一些冷静的客观观察。所以，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会时时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也必然会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历史性参照。

首先，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出场。在《布鲁塞尔笔记》第3笔记本对1842年《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 des Economistes）中一篇文章的摘录中，马克思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劳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Le travail a été organisé de toutes les faons）：我们有奴隶制、农奴制、家长制的剥削、公司、垄断;一切都经过尝试、使用;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将无法抵抗劳动的绝对自由，即每个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31.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意思是，在历史上，劳动曾经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有奴隶制下的奴隶的劳动，也有农奴制下农奴的劳动等等，那都是一种直接的强暴式的剥削，而今天资产阶级创造的劳动形式是“劳动的绝对自由”，工人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劳动活动。这里的观点，显然不是上述我们看到的一般社会唯物主義视域中的经济学描述，而是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罗西就说，“自由劳动（le travail libre）是现代的事实，是我们文明的结果”。[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70.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真是一种好听的话。因为，资产阶级永远不会说，这种自由只是工人可以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在恩格斯《曼彻斯特笔记》第1笔记本中对伊登（Frederic Morton Eden）的《贫民的状况》（The state of the poor）一书摘录中，他也看到了伊登将资产阶级社会“归因于文明（der Civilisation）和秩序（Ordnung），它们是文明制度（civilen Institutionen）”。并且，这种制度的本质，已经“不是对土地或货币的占有（der Besitz des Landes oder Geldes），而是对劳动的掌控（the command of labour）将富人和穷人区分开来”。[F.Engels，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365.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后一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文明统治，已经不再是通过一般的占有财富，而是对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本身的“掌控”来实现的。

在《曼彻斯特笔记》第7笔记本对《都会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Metropolitana）里的一篇《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von Senior）论文的摘录中，马克思很精细地记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的劳动者与奴隶的差异，“自由人总是出卖自己，而且只有在一定的时期和程度上（für eine Periode und zu einem gewissen Umfang），奴隶可以被别人出卖，而且绝对可以”。[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33.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这是说，过去奴隶制下人身不自由的奴隶，通常是被一次性地卖给奴隶主，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由劳动者，其“优越性”在于可以自由地定时定点地出卖自己。这当然还是一种新型的文明的奴隶。马克思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间接引述过这一观点。在《曼彻斯特笔记》第6笔记本对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曼彻斯特的六个演讲》（Six lectures delivered in Manchester）的摘录中，马克思摘录下了这样的表述：“大资本家现在被提升为权威君主的地位（Position eines gebieterischen Lords），间接地拥有自己奴隶（Sklaven）的健康，生与死。他通过与其他与自己利益相同的伟大资本家的联合而获得了这种权力，从而有效地强迫了那些根据他的意图运用它们的人”。[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114.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封建暴君不在了，但大资本家占据了暴君死去留下的空位，新型的统治者并非直接强暴奴隶，而是通过文明的“平等交换”间接地拥有自由的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之间的联合巩固了这种统治。

对弗朗西斯·费里埃的《政府在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考虑》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登场的政治前提，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性终结，这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自由的劳动力、贸易竞争和海外市场的自由空间。一是费里埃认为，“封建政府的倒台为工业提供了一直被剥夺的行动自由（une liberté de mouvement）”。[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s.21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是前面我们提及的自由劳动力和贸易自由。并且他乐观地看到，“在工业蓬勃发展的地方，农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步。二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竞争，它使社会受益”，因为竞争使社会充满活力。然而，他却回避了这种盲目的竞争将为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无序熵增的混乱，甚至出现可怕的经济危机。三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化大生产发展，会在人的生存空间上创造一个超出本国疆域的新的世界关联。

马克思当然注意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并不会说明这种“新大陆”的开拓是以残酷的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为背景的。比如亚历山大·德·拉博德在他的《共同体全部利益中的协作精神》（Le comte Alexandre de Laborde： 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及英国的“海外贸易”：

政府可以在战争发生地的非洲海岸上建立其他机构;他们前往大西洋，发现了新的国家，并像所罗门的舰队一样，从漫长而又未知的航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南海公司，其交易与密西西比州的交易类似）;这些是为了居住在美国的沙漠中创建新世界的命运做准备。[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24.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

在拉博德的眼里，英国人占领和掠夺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主义恶行，变成了为资产阶级谋利所需要的“新世界的命运做准备”。而罗西也认为，“殖民劳动可以被称为文明劳动，它不仅要产生道德和政治影响，而且还要产生非常重要的经济结果。任何大民族、强大文明移到国外并与其它并不发达的民族交流的趋势”。[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88.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殖民的奴役和残暴统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就是“文明劳动”，似乎这种殖民统治除去获得财富之外还会产生提升“野蛮民族”生存的道德和政治文明。这真是厚颜无耻。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市民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资产阶级社会雇佣制度下的总体图景为，作为基本社会主体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后面，是“生产性”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地租、利润和工资分别代表了三种合法收入。這应该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就已经十分熟悉的东西。这一次，在对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说法，“人在外部世界中发现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可应用性的力量（force productive et appropriée），就是土地。人从自己身上发现的生产力量就是劳动。既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的其它生产力（force productive），就是资本。它包括所有用于再生产（reproduction）的、全部或部分产生的这些力量。资本是一种自身产生的生产力”。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67-36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可能是马克思第一次遇到的说法。劳动的生产不需要讨论，而土地的生产是重农学派开始突显的方面，这里的关键，是对资本的定义，因为利润正是这种特殊生产力的回报。罗西特意说明，“地球和劳动力量是自然（nature）的恩赐，资本是人为创造的（le fait de l’homme）”。[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67.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资本家拿钱，就是对这种人为创造的奖励。马克思当然知道，这是资产阶级遮蔽剥削关系的谎言，但是，支撑这一谎言背后资本家用金钱买来的机器和技术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会是马克思转向李嘉图经济学之后思考的重要方面。

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笔记本对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acCulloch）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学说史的发展线索，其中也反映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性轨迹。在麦克库洛赫看来，早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是从货币主义的货币体系（Das Monetati system）和重商主义的商业体系（Das Merkantilsystem）开始的，它们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最初状态，即将货币和金银等贵金属当作财富，“他们混淆了自己关于财富的观念，因此没有寻求国家财富的来源或资源”。[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407.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上面已经提及的之后的重农学派（Physiokraten），开始探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财富的源泉。麦克库洛赫认为，应该是配第，第一次将财富来源的讨论引向了现实土地， 他将地球视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因为商品所包含的所有物质（Materie）最初都必须来自地球。因此，他假设财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处于自然状态（natürlichen Zustand）的物质很少具有直接和非间接的有用性（Nützlichkeit），而在这种状态下，它总是被剥夺其价值。只有通过施加劳动（Arbeit），它才能获得交换价值（Tauschwerth）并成为财富的要素。[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410.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

这也许是最早的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只是，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配第认为，劳动者通过在土地上劳作得到工资，地主通过拥有土地获得地租，而资本家则是通过资本投入机器在土地上的生产而拿回利润。麦克库洛赫说，依配第的观点，“自然-风力和水能使机器运转，使船舶畅游，大气压力和蒸汽的弹性与世界上的植物生长力一样，是对商业和工业自然的良好主动馈赠（freiwillige Geschenke der Natur für Commerce u. Industrie）”。[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410.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与上述罗西的故意遮蔽经济剥削的谎言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在后来的《曼彻斯特笔记》第1笔记本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配第通过使人们的收入变为资本的方式，来评估人的價值，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2.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

如上面麦克库洛赫所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财富的来源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承认劳动在产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但通常他们还会强调财富的交换价值。前面我们看到萨伊一方面承认劳动创造事物的有用性，但另一方面他同时说，商业交换也生成事物的有用性。并且，“商业增加了物品的效用，不是因为它们的运输成本，而是因为新主人手中事物的效用比在原主人那里更大”。[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21.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是另一种不同于劳动价值的物品稀有性的商品交换价值。在《曼彻斯特笔记》第5笔记本对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麦克库洛赫自己也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每一件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人都需要付出劳动，而且只有劳动”[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68.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但他又说，“一种商品的价值要考虑两次：1）相对于其交换力，或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或其他商品的购买力，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relativer oder Tauschwerth）;或2）相对于在其占有或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的量——实际价值（Realwerth）”。[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76.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这种劳动塑形和构序之外出现的交换价值论， 严重模糊了劳动价值论的边界，为资产阶级掩盖经济剥削关系提供了某种经济学理论根据。

马克思看到，斯托奇也认为交换必然来源于“供应和需求”，但是，正是“交换使事物成为商品”，而“当同一种商品出现了更多的供应和需求时，就形成了竞争。[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8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个市场交换中生成的竞争，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由贸易的根本内驱力。他还说：

只要交换被建立起来，有用性的事物或价值（nützlichen Sachen oder Werthe）就以双重方式服务于我们：要么直接被我们使用;要么当我们使用它们的时候，是为了间接将它们交换为其他的价值。[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36.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

这还是上述那个双重价值说，劳动创造有用，交换满足需求。而西斯蒙第似乎从反面也支持了这一点，他认为，“从人与人之间引入贸易，职业分化，每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对工作的补偿，对事物欣赏的有用性概念就被交换的概念所取代”。[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8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他看来，由交换关系而来的“价值是一种社会性观念（sociale Idee）”，它代表了“所有人的需求与所有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Verhltni）”。[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8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而当人们用货币来代表价值时，有用性就彻底被取代了。

在西尼尔那里， 他直接指认“价值……赋予或接受某事物以交换另一事物的能力”[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5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而货币（Geld）则是这种由交换关系而来的价值的代表：

由于各种物（Ding）的价值都在一定的时期内变动，所以在可能发生变化的原因中，人们需要将其价值似乎最不可能改变的事物（Sache）作为支付手段，这种事物（Sache）似乎可以保持最长时间的一般价值（allgemeinen Werth），从而用来购买其他具有相等水平的事物（Sache）。金钱用来表达或者代表价值。[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60.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

这也就是说，物的价值在交换关系中是可变的，而需要一种不变的“一般价值”，货币是一种从外部代表一般价值的支付手段。于是，货币就成了一般财富的代表，“金钱似乎是唯一具有普遍性的欲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钱是抽象的财富，并且因为人们拥有了金钱就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欲望和需求。——无论其性质如何，他们所有的需求”。[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6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这个意义上，费里埃甚至更夸张地说，正是“货币创造了价值（l’argent crée les valeurs），因为没有货币，我们将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工业，也没有贸易”。[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41.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慢慢地，金钱就演变为支配性的权力，或者说，“金钱是所有权或有价值的东西的代表或象征”[Money ist der representative oder token （Zeichen） des Eigenthums oder things of value，科贝特语，Cobbett]。[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10.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这样，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对金钱的热爱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激情”（the love of money becoming the ruling predominant passion of the mind，埃德蒙茲语）。[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181.]

马克思在摘录中看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当货币投入到生产过程时，也就生成了资本。斯托奇就认为，“当资金（fonds）专门用于物质生产（la production matérielle）时，它就是资本（capital）的名称”，并且，“资本与消费资金一样被消耗;但是通过消费，它可以自我复制。资本是用于工业消费的大量财富，即再生产”。[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6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也意味着，资本的本质特性就是再生产和增殖。在斯托奇的眼里，资产阶级国家手中的资本表现为：“1）土壤改良; 2）建设; 3）工具或贸易工具;4）物质;5）材料;6）完成的工程。”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6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完全是物相化视域下的资本。马克思也注意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里，资本的来源是资本家的禁欲和对财富节约的产物，西尼尔就认为，“‘资本’一词（当被视为生产工具时）用节制（abstinence）代替”，如果“工资是工作的报酬，利润是禁欲的报酬（les profits la récompense de l’abstinence）”。[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s.169-170.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真是一派胡言。

在《曼彻斯特笔记》第4笔记本中对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书摘录中，马克思也记下了社会主义者汤普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反驳，汤普逊说，“劳动是财富唯一的父亲（Arbeit ist der einzige Vater des Reichthums）”，如果说，“一块富裕的土地，几年前没有价值的土地现在变成了财富的对象。自然对这种转换做了什么？没有。人做了什么，他的劳动是什么？一切（Alles）。”在汤普逊看来，“劳动是将其转化为财富的对象所必需的唯一要素”。[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237.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马克思当然会赞成汤普逊的观点。

其三，资产阶级社会内嵌的深刻社会危机。在对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制造的经济性质》的摘录中，马克思首先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中的过剩危机。拜比吉说，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盲目竞争（Konkurrenz）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一种远远超出的生产（Natürliches u. vollstndig unvermeidliches Resultat der Konkurrenz ist eine die Bedürfnisse der Consummenten weit übersteigende Production）。这个结果通常都是周期性发生的。[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4.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

发生生产过剩通常的原因，是盲目竞争中出现的商品生产远远超出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拜比吉明确指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这种“工业中的生产过剩（Ueberproduktion）并不总是导致新的机械改进（perfectionnemens mécaniques）的发明，或者新的制造方式（Fabrikationsweisen）的产生”。[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35.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也就是说，这种生产过剩危机是对生产力的直接破坏。另一方面，拜比吉还指认了这种生产过剩的两种结果：一是减少工人的工资;二是减少生产时间，这二者都是对劳动者利益的直接损害。

而在对毕莱的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商品流通领域里的表现。毕莱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市场经济的盲目熵增运动中，“特别是在交换功能（la fonction des échanges）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l’anarchie économique）表现为更具灾难性的后果”。[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56.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恩格斯的《曼彻斯特笔记》第3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同时摘录过的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的《关于价格和货币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1793-1837）的摘录，恩格斯记录了发生于1819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史实，“特别是对棉花的过度进口已经发生，因此导致衰落和破产达到最严重的地步。……特别是1819年上半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破产（Bankrotte）、普遍的信贷缺失（Creditlosigkeit）和甜香槟贸易（doux commerce）萧条”。[F.Engels，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528.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这种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又出现于1824年和1837年。

三、现代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

在整个《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关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悲苦现状和命运问题。在对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摘录中，马克思看到西斯蒙第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指认为一种庸俗“物殖主义学派”（chrematistische Schule），他们的眼中只有对象性的财富，“这个学派是抽象地追求财富的增长，而不问为谁的利益来积累这些财富”。[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2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这个物殖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疯狂追逐财富增长的形象说明，其实，这已经是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结果，此时，马克思还不能透视这一特定的经济现象。在西斯蒙第眼里，无产阶级是一个“全新的存在”（existence toute nouvelle），按照物殖主义的观点，通过劳动创造了一切财富的“無产阶级的效力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社会工作的负担，与所有财产保持异样，仅靠其工资生活”。[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24.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而在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观点，“工厂工人永远无法获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la propriété des instrumens du travail）”，即后来马克思所指认的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毕莱认为，“工人阶级最致命的经济事实将是绝对分离（la separation absolue），越来越完全的分离。这种绝对分离发生在生产的两个元素之间，即资本和劳动（le capital et le travail）之间，从而构成了永久的敌对、利益的争夺”。[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48.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这种对立中，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如果他不到资本家的工厂中接受盘剥，他就没有活路。并且，“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人只是生产的代理人（un agent de production），与机械代理人（agents mécaniques）没有什么区别”。[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145.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资本家看来，工人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原料和工具一样，都不过是物的存在。这倒是资产阶级社会机器时代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口号。

在对乌尔的著作的摘录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机器化大生产对工人主体性的剥夺。乌尔十分技术性地分析道：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système de mécanique）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制造业（manufacturier）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science）和资本（capitaux）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vigilance）和灵敏性（dextérité）。[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9.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性的说明，如果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手艺越熟练，那么他就越有创造性的“主见”，而进入“科学与资本的结合”后的机器化生产过程，工人的主体性恰恰是要被消除的东西，面对机器生产的“看管”，工人不需要什么“熟练”的技能，只要有“注意力和灵敏性”就行了。乌尔说，在资本家看来：

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gradation de travail）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自动机器（machine automatique）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普通工人;在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50.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这意味着，机器化大生产已经不再需要有技能的工人，一个短期培训过的工人，只要能够“看管”机器就可以胜任工作，因为“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学会这种业务”，这正是前述乌尔所说的“均质劳动”。此时，工人可以像一个机器上的螺丝钉，“任意把他從这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正是李嘉图等人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附庸的物性对象的直接现实生产基础。

在对斯托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读到他对工人拥有的劳动的看法：“劳动能提供赚取收入的可能，另一种则是直接地为其（即其拥有者）提供收入;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逃脱被饿死的命运，劳动却能使人免受苦难;拥有财富，还需要花费力气让它带来收入，劳动不需任何理由，就能提供收入。” [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76.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马克思对这一说法的评论是，“斯多赫的讨论把劳动看作‘穷人的财富’;实际上，不动产（bien-fonds）、还有资本（capital）和劳动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276.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工人的财富，用劳动可以获取收入，可是与资本的增殖相比，工人的劳动收入仅仅是维持“不被饿死”的悲惨情境之中。对于工人阶级的低下的生活状态，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在对柴尔德《论商业及其益处》的摘录中，马克思读到，“在英国，穷苦人的生活非常窘迫，一些人被饿死，一些人被冷死，还有一些家族生活在大英王国大城市周边，他们在不幸的生活中苟延残喘，无法改变自身，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穷人家的很多孩子“不仅病恹恹的，还容易染上各种病，许多人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死掉了”。[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01.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由于机器生产的劳动均质化，资本家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妇女和童工。在对乌尔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一贯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劳动（travail de l’homme）或通过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降低工人劳动的价格”。[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51.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英格兰棉纺厂中，资本家雇用了大量女工，“纺织机完全由16岁及其以上的少女来看管”，她们的平均周工资则少得可怜;而“在美国的工业区，有超过4000名12岁以下的童工（Kinder unter dem Alter ν. 12 J. p.）”。[Karl Marx，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3， s.343. 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在恩格斯《曼彻斯特笔记》第2笔记本中对伊登（F. M. Eden）的《劳动阶级的历史》（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一书摘录中，他记下了曼彻斯特棉纺厂中这样的历史情境，“—年龄很小的孩童被棉纺厂所雇佣，很多孩子是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济贫院（workhouses）搜集而来。他们成群地被送到100多英里之外的师傅手下做学徒……这些孩子通常被长时间地限制在工作中，关在封闭的房间里，经常通宵工作，空气污浊有害，衣衫单薄破烂”。[F.Engels，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4，s.17. 中译文参见张福公译稿。]

在对布雷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每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级不是像牛马一样，非但没有心脏，而且没有灵魂，只是听天由命一直工作到死为止么！”[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10.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布雷认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的本质正是过去工人的劳动成果，所谓“积累就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尚未消费掉的——无论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17.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布雷甚至透视到，资产阶级手中的利息，“乃是他们通过不平等的交换，预先就已从劳动阶级那里所得来的财富”！[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45.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无产阶级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种悲惨的境地，当然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结果。布雷认为，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遮蔽起来的事实是：

工人们一直都是拿一整年的劳动（Arbeit eines ganzen Jahres）去向资本家换取仅仅半年劳动的价值（Werth von einem halben Jahr Arbeit），这就是我们一直所实行的不公平的交换制度，并且从中产生了现在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这是交换的不平等必然的结果，——买进是一个价格，卖出是另一个价格——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是统治阶级，一個是奴隶阶级。[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18.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

这也就是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交换其实是不平等的，因为资本家是用“半年劳动”的工资换走了工人“一整年的劳动”，所以，“在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一切交易，都是一场显而易见的诈骗，一场彻底的闹剧”。[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18.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不仅如此，那些看起来远离工人的银行家和高利贷者获得的利息，也都是这种掠夺财富的分赃游戏。布雷深刻地指出：

银行家、资本家（Bankiers， Kapitalisten）以及其他寄生于劳动阶级的血汗的人们——并没有拿出实在的等价物，而只凭他们自己的媒介（Medium），在交换中取得各种商品，而且这种媒介的借用者，大半都是也像这种媒介的制造者一样，同时属于不生产的阶级（unproduktiven Klasse）。可是他们所要的利息，或称之为借用货币的代价，乃是他们通过不平等的交换，预先就已从劳动阶级那里所得来的财富！[Karl Marx，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5，Text，s.45. 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

这也就是说，不仅资本家通过虚假的平等交换骗走了工人的血汗，那些银行家和食利者也都利用手中的“媒介”在复杂的金融交换游戏中骗取了原本属于工人的财富。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剥削关系本质的揭露，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当然会得到马克思的肯定，并直接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参照。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科学地说明了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以及地租、利息等剩余价值的二级分有形式。

（责任编辑：颜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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