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 汪跃

〔摘要〕 传统制造业在新时期如何有效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关乎“双碳”战略目标和制造业强国建设的重大议题。为准确判断绿色转型的复杂阻滞情景，通过选择典型细分行业进行分类测度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传统制造业正面临一种特殊的“双重错位锁定”困境。以“碳基路径依赖”和“价值链底部增长”为内在逻辑的两种锁定机制同时并存，对其绿色转型升级行动构成了严重抑制。针对上述情景，就引入“双元解锁”价值逻辑、构筑前瞻性的机会响应策略体系、培育转型升级新动能、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等关键政策进路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全面提升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双重锁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06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重锁定情景下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阻滞与突破路径研究”（ 19BJL087）;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期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情景判断与机会识别研究”（KJ2019A0653）

〔作者简介〕梁中，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汪跃，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蚌埠 233030。

① Gregory C. Unruh， “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 Energy Policy，vol.28， no.12， 2000， pp.817-830.

② 刘志彪：《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的调整与重塑——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开放发展的体会》，《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具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意蕴的制造业绿色转型议题，已成为顶层设计和发展实践的重要指向。目前，传统制造业在我国整个制造业体系中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直接关乎国计民生，更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支撑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傳统制造业也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重灾区”，其长期以“三高一低”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不断突破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可承载空间，引致大量结构性矛盾，成为当下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任务的首要难题。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观察，我国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特殊的“双重锁定”困境：以碳基路径依赖①和全球价值链底部增长②为内在逻辑的锁定机制同时并存，突出表现为产业和技术的绿色转型之痛——“高碳化”与“低端化”双重桎梏。还要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既要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竞争性挤压，同时贸易环境的多变性也加大了引入先进制造技术的困难。这与双重锁定机制互为叠加，将严重阻碍、延缓甚至扭曲绿色转型目标的实现，也对现有以“单维度解锁”为导向的绿色转型理论提出了挑战。

从国家治理行动来看，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被确立为顶层战略逻辑，并在政策层面全面推进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制造产业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十四五”规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进一步提出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应该说，上述制度建构层面的持续革新，将为深受“双重锁定”之困的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重大机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我国传统制造业在“保就业”“稳增长”与绿色创新变迁成本之间的冲突不断凸显，多种转型阵痛相互交织，而实践中对政策路径的选择也充满迷思。因此，如何科学把握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复杂阻滞态势，如何构建突破路径以实现“双元解锁”的战略图景，无论从理论层面的转型逻辑建构还是从实践层面的政策行动而言，都具有极为紧迫的探究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和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出版以来，学界围绕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基于碳锁定视角的制造业绿色转型障碍与解锁路径研究

主要从技术和制度交互演化层面上的锁定形态和锁定效应判定入手，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业绿色转型障碍和解锁问题进行探索。在技术手段上，强调对碳排放、碳足迹和技术投入等变量的综合测算分析[Bob van der Zwaan，Tom Kober，Francesco Dalla Longa，Anouk van der Laan and Gert Jan Kramer，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Pathways for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Africa，”Energy Policy，vol.117（June 2018）， pp.387-395;徐盈之、陈艳：《中国省际碳锁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王霞、张丽君、秦耀辰、张晶飞：《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资源科学》2020年第2期。]，并以此来判断“碳锁定”所引致的转型阻碍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具有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推动其绿色转型总体上面临着体制障碍、技术障碍和阶段障碍。[韩晶：《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障碍与发展战略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在解锁路径层面，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以旨在推动碳减排或降低锁定程度为目标的理论构建和政策设计，如脱钩与弹性脱钩理论[OECD，“Analysis of the Links between Transport and Economic Growth，”Paris：OECD，2003;Petri Tapio，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Transport Policy，vol.12， no.2， 2005， pp.137-151.]、碳税与碳交易机制[高鹏飞、陈文颖：《碳税与碳排放》，《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0期;吴力波、钱浩祺、汤维祺：《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张希良、张达、余润心：《中国特色全国碳市场设计理论与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绿色转型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薛澜：《国家绿色转型治理能力研究》，《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6年第12期;Miguel Vazquez and Michelle Hallack，“The Role of Regulatory Learning in Energy Transition：The Case of Solar PV in Brazil，”Energy Policy，vol.114，2018， pp.465-481.]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制造业绿色转型与升级研究

在以生产国际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双重嵌入”，即产业组织形态既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关于价值链嵌入存在两种典型观点：一是认为嵌入GVC对于后发国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推动作用[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8，no.2，1999， pp.37-70;Davide Del Prete， Giorgia Giovannetti and Enrico Marvasi， “Global Value Chains：New Evidence for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53，2018， pp.42-54.];二是认为GVC嵌入本质上是一种新型依附关系[刘志彪、张少军：《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并蕴藏着陷入“低端锁定陷阱”和“模块化陷阱”的风险。[Patrick Schroeder， Paul Dewick， Simonov Kusi-Sarpong and Joerg S. Hofstetter， “Circular Economy and Power Relatio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ensions and Trade-offs for Lower Income Countries，”Resources，Conservation & Recycling，vol.136，2018， pp.77-88;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的绿色转型路径与价值链升级路径相契合[谢会强、黄凌云、刘冬冬：《全球价值链嵌入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吗》，《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2期。]，均是从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的动态迁移和攀升过程[Gilmar Masiero， Mario Henrique Ogasavara， Ailton Conde Jussani and Marcelo Luiz Risso，“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Electric Vehicles：A Review of the Japanese，South Korean and Brazilian Cases，”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vol.80，2017，pp.290-296.]，因此其路徑选择需要遵循双重价值链范式，即强调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绿色价值链的相互匹配。[周密：《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的空间重组与提升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8期;宋培、陈喆、宋典：《绿色技术创新能否推动中国制造业GVC攀升？——基于WIOD数据的实证检验》，《财经论丛》2021年第5期。]

（三）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制造业绿色转型动力研究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是判断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依据[陈诗一：《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1980—2008）》，《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亦即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由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质量贡献。[沈可挺、龚健健：《环境污染、技术进步与中国高耗能产业——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12期。]具体研究内容聚焦于环境规制[申晨、李胜兰、黄亮雄：《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沈春苗、郑江淮：《环境规制、企业更替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的实证检验》，《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技术创新[徐建中、王曼曼：《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4期。]和开放程度[景维民、张璐：《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三个紧密关联的维度，主要是通过分析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而提出驱动转型对策。相关结论表明，作为“碳密集”特征显著的中国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动力正由要素驱动向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换[齐亚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碳排放的脱钩效应与重心转移轨迹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而上述围绕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将对本研究关于转型路径的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综合文献梳理发现，该领域亟需深入拓展的问题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落脚点主要集中于宽泛的制造业或工业绿色转型议题，且基本是采用单向锁定的问题视角（即碳锁定或价值链低端锁定）;但对传统制造业这一更具绿色转型需求的特定领域关注不足，尤其对“双重锁定”的特殊情景失于体察，导致相关结论难以有效回应新时代绿色转型的双元解锁诉求。二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绿色转型困境具有基本共识，但仅停留在表面化的障碍因素分析层面，对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传统制造业深层次阻滞问题尚缺乏系统辨识，未能清晰判断双重锁定情景下的复杂阻滞态势。三是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如何驱动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不足，同时突破路径和政策设计偏重于对先发经验的泛化借鉴，缺乏清晰的治理导向，而且对处于“变轨”期的绿色技术与制度变革可能引致出现的转型机会问题关注不足，削弱了路径构建的情景适应性和战略前瞻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主要侧重解决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阻滞情景判断及政策路径构建问题，具体指向三个任务：一是绿色转型情景判断问题，传统制造业的绿色转型逻辑取决于其所处的特定情景，这是问题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二是绿色转型阻滞机理分析问题，即阻滞何以形成，这是解决突破路径问题的前置条件。三是绿色转型突破路径构建问题，即如何寻求突破转型阻滞困境的动力、机会及响应策略，这是政策设计的基本依据。对此，本研究将从双重锁定的特定情景出发，借助脱钩理论和GVC地位指数分析方法，選择我国传统制造业中的典型细分行业，分别对其“碳锁定”和“价值链锁定”效应进行测度，以把握锁定状态并明确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围绕双重锁定机制所引致的转型阻滞态势展开学理分析，并以双元解锁逻辑为导向展开政策路径研究。

三、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情景的测度分析

传统制造业本身并没有严格的产业分类，是相对于现代制造业而言的一个宽泛概念。从生产要素密集度来看，传统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均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本研究结合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依据OECD以部门技术密集度作为标准的制造业分类，将归类为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此外，考虑到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情景测度过程中，围绕“碳锁定”和“价值链锁定”这两个主要维度的界定分析存在较大行业差异性，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进行针对性阐述，如表1所示。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碳锁定程度的测度

目前，国际社会以及我国政策制定实践中一般以碳排放强度作为减排标准来考量，本研究亦将通过测算碳排放强度来判定我国各行业的碳锁定程度。另外，借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生态经济指标的界定标准，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深度锁定、中度锁定、相对锁定和轻度锁定行业，其中碳排放强度大于0.6吨/万元为深度锁定行业，碳排放强度大于0.3吨/万元小于0.6吨/万元为中度锁定行业，碳排放强度大于0.2吨/万元小于0.3吨/万元为相对锁定行业，碳排放强度小于0.2吨/万元为轻度锁定行业。

由于我国碳排放并未公布直接的核算体系和监测数据，本研究主要基于能源消耗数据进行测算，此外考虑到分行业GDP数据的可得性问题，碳排放强度以碳排放量与行业内企业营业收入之比来度量。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和2010年至2018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为保持行业分类一致，对上述年鉴中的部分行业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

基于IPCC（2006）核算化石能源碳排放的方法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2006年，第2卷第2章第11页、第6章第5页。]，某一产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Ci的表达式为

C=Σni=1Ei×NCVi×CEFi×COFi×（44/12）（1）

式（1）中：C为CO2排放量;i为能源种类;E为能源的实物消耗量;NCV为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EF为能源的碳含量;COF为能源的碳氧化因子;44和12依次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

2.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测度

主要采用GVC地位指数方法[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NBER Working Papers，no.16426，2010.]进行测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大，表明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位置越接近上游，国际分工地位越高。具体表达式如下：

GVC_Positionir=Ln（1+IVirEir）-Ln（1+FVirEir）（2）

式（2）中，IVir为r国i产业间接增加值出口，FVir为r国i产业出口中所蕴含的国外价值增值，Eir为r国i产业增加值出口额。IVirEir表示前向参与度指数，FVirEir表示后向参与度指数。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可获取性以及完整度，本文所涉及的ICIO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数据均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数据库（ADB-MRIO）。[ADB-MRIO2018是由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包含61个国家或地区和35个行业部门分类的国家间投入产出分析表。]

（二）研究结果

1.中国传统制造业总体面临较为严重的碳锁定问题，其中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更多呈现为深度锁定和中度锁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为相对锁定（见表2）。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碳排放强度较低，普遍属于轻度锁定行业。此外，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制造2025》特别设定的绿色改造升级六大传统制造行业，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钢铁）、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石化）、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材）和造纸及纸制品业（造纸），其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均属于深度锁定和中度锁定行业。

2.从碳锁定程度的变化状态来看，中国传统制造业碳排放强度总体下降趋势明显（见图1），但存在行业分化现象，其演化过程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碳锁定改善趋势自2009年之后显著趋缓，在2012年至2017年间基本呈现改善停滞状态，表明我国传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从“十二五”期间开始进入攻坚克难的瓶颈期，绿色转型阻力不断加大;二是深度锁定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但行业锁定性质并未发生改变（其碳排放强度仍大于0.6吨/万元），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在内的传统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依然是绿色化改造的重点领域;三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碳排放强度较低，同时下降幅度也较为平缓，整体上亦未摆脱相对锁定和轻度锁定状态（见图2）。

3.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见图2和表3）。从细分行业来看，我国纺织、皮革、食品、饮料和烟草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GVC分工地位较低，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下游位置（在2000—2010年间有部分行业持续下降，2010年以后整体开始呈现出微弱的攀升趋势）。除其他非金属矿物行业之外，包括造纸、焦炭和金属加工等在内的传统资源密集型行业GVC地位相对较高，总体处于价值链的中端位置，且在2000—2017年间基本保持稳定。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来看，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价值链参与程度较高，但国内增加值在总出口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并且主要是依靠劳动力优势实现了大部分的价值增值， 在品牌和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竞争力不足[刘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特征较为明显。相较而言，传统资源密集型行业更多是以基础原料和初加工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嵌入全球价值链，作为我国大宗贸易商品行业，其GVC地位指数的高位运行背后意味着大量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刘斌、魏倩、吕越、祝坤福：《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四、从“双重错位锁定”到“双元解锁”的路径突破

（一）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双重错位锁定”效应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时期中国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情景极为复杂，特别是各细分行业在其碳排放程度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上，存在一种独特的“双重错位锁定”现象（见表4）：以纺织品、服装、皮革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碳锁定程度低，但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程度较高;以焦炭、精炼石油和造纸等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碳锁定程度高，然而其GVC分工处于相对中端位置，亦即价值链低端锁定程度较低。从本质而言，“双重错位锁定”现象是我国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阻滞困境的一种外在折射，揭示了“高碳化”增长路径与“低端化”价值链嵌入路径的交错强化机制，亦即愈是高碳化的产业其国际分工地位相对愈高（资源环境成本愈大），愈是低碳化的产业其国际分工地位相对愈低（在高附加值环节国际竞争力愈小）。

与绿色转型升级的正向逻辑不同（绿色化程度愈高→附加值愈大→全球价值链的竞位能力愈强），“双重错位锁定”机制扭曲了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升级路径，即通过将高碳化资源型行业锁定在GVC中高端位置，进一步强化了资源输出和能耗排放;同时把劳动密集型行业锁定在GVC低端位置，不断抑制其产业价值攀升空间。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以出口加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其GVC嵌入和发展长期依赖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中间品”出口比重低，基于研发、设计和品牌价值的GVC高端迁移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在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压制下，产业发展的“逐底竞争”逻辑逐渐形成，价值链低端锁定格局不断趋向固化。另一方面，以石油、有色、造纸为代表的资源型制造行业，尽管GVC嵌入位置相对较高，行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比重大，但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内的间接增加值不高，产业发展“大而不强”、附加值创造能力低的特征较为突出（特别是侧重能源与矿产资源低层次开发利用的外向扩张策略，还存在“中国为发达经济体消费而污染”的问题）[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不但面临着深层次的价值链低端俘获问题，而且被深度锁定在高碳化生产环节，难以实现产业规模增长与碳排放的强脱钩。

在制造业外向型发展的惯性逻辑下，上述“双重错位锁定”现象蕴含着一种交互强化机制，两个典型细分行业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与“碳锁定”效应相互叠加影响。前者通过“逐底竞争”机制不断固化初始比较优势，将从整体上增大产业投资和要素配置的“利碳化”偏好;后者所遵循的碳基市场逻辑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和要素优化，从而逆向强化GVC低端锁定。二者共同阻滞了中国传统制造行业的劳动力和能源等资源禀赋优势向国家竞争优势的有效转换，同时也对其产业绿色转型升级行动构成了深层约束。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从演化机理来看，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阻滞情景的形成具有多种原因，不仅是现有国际产业分工特征和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竞争格局的一种客观反映，更直接受到产业基础、创新水平和升级战略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传统制造业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受制于自身产业低质量发展的客观条件约束（包括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相对分离等结构性缺陷），以及长期基于资源规模扩张和技术引进累积获取竞争优势的发展范式，逐渐塑造了与之互嵌的“高碳—低端”化技术经济体制，这也是引致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阻滞困境的隐性成因机制。

（二）基于“双元解锁”导向的政策路径

综合前文所述，我国传统制造业“高碳化”与“低端化”错位锁定格局犹如“硬币的两面”，在产业系统运行的视角下，前者折射了经济投入过程的高能耗、高排放和高生态成本特征，后者则呈现为终端产出的低质量、低效益和低技术创新水平，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经济与环境系统演化失调的结果。因此，仅着眼于硬币的一面，单边强调以“碳减排”或降低GVC低端锁定程度为主要导向的“单维解锁”逻辑不是“绿治”之本，只有把问题置于更为宽域的“双元解锁”视野中来分析，才能准确探寻复杂阻滞态势下的升级突破路径。从上述思考出发，本文结合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獨特现实情景，针对绿色转型治理过程中的转型治理导向如何确立、转型机会如何响应、转型新动能如何培育以及价值链嵌入新路径如何构建等四个关键政策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以期为全面提升新时期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决策参考。

1.引入 “双元解锁”价值逻辑，探索构建新型绿色转型治理机制

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治理包含着鲜明的时代意蕴，具有典型的后发大国治理议题建构特征。从现实治理情景来看，传统制造业不仅要解决域内绿色转型阻滞问题，同时还要面对严峻的外部竞争性挤压，亟待从系统治理的逻辑出发，探索构建以“双元解锁”为价值导向的新型绿色转型治理机制。作为一个新的整合性政策分析框架，“双元解锁”更加强调环境生态、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平衡融合，坚持绿色转型路径与价值链升级路径相契合，以统筹推动实现“碳解锁”和“价值链解锁”的双元目标。从绿色转型的根本要求而言，“双元解锁”的战略图景最终指向高质量发展，两个目标实质上均是从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的动态迁移和攀升过程，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就是不断提高由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质量贡献。对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效应，利用我国在创新资源集聚配置方面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健全绿色科技创新投入、研发激励和推广应用机制，以“专精特新”为基本发展导向，重点围绕绿色装备制造、绿色新材料、规模化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共性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突破，为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源头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应注重系统构建绿色价值实现机制，在强化环境规制刚性管控功能、用绿色“紧箍咒”倒逼低端制造业转型的同时，要更加强调从市场诱导层面来解决内生驱动问题，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反映资源环境成本的要素价格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同时要注重建设指向“碳达峰”“碳中和”的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碳标签评价、用能企业能耗监测等机制，以改变要素配置的利碳化导向，并降低基于初级比较优势的投资吸附效应。

2.把握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变革机会，构筑前瞻性的主动响应策略体系

“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方案，并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上述背景意味着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中期2030年、远期2060年，其中“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能源体系和消费模式等社会经济系统意义上的绿色化嬗变，在对传统制造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将为其绿色转型行动开启历史性机会窗口。对此，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碳排放”资源的巨大价值（在以碳中和为导向的全球绿色工业革命快速勃兴背景下，将是一种具有国家竞争意义上的战略资源），在强化传统制造业绿色融合和生态链接、提高产业链供给体系质量的基础上，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为牵引，主动参与包括碳关税、碳交易、排放量参照标准等在内的相关国际规则和环境标准制定，积极谋求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二是要统筹考虑各细分行业的技术经济性差异和绿色溢价差异，在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过程中，针对电力、钢铁（均属于碳中和技术成熟，绿色溢价较低）和石化、化工、造纸、有色金属（均属于碳中和技术不成熟，绿色溢价较高）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实施“差别碳价”机制，以更好实现不同行业间的有效减排;三是着眼于“双碳”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以提升传统制造业绿色价值链竞争能力为导向，对其研发、制造、包装、物流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的产业价值进行重新定义，加快推动由“超大规模产业链”朝着“绿色全产业链”方向转型，探索构建具有战略主导权的绿色价值链新型治理体系。

3.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渗透与应用，培育转型升级新动能

在全球数字技术变革情景下，加快传统制造企业生产装备及其物流、营销和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渗透与应用，培育绿色转型新动能，对于突破传统制造技术范式、赋能传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对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替代和渗透还处于初始发轫阶段，“产业数字化”在传统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极低（2018年仅为8.8%，其中“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化学工业”等占比甚至不到3%[《〈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发布》，2020年9月7日，https：//m.gmw.cn/baijia/2020-09/07/34163037.html，2021年11月5日。]），从制造产能、市场需求和ICT应用场景的拓展趋势来看，未来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巨大。为此，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创新，重点锚定纺织、食品、饮料、烟草、石化、钢铁、造纸等典型传统制造行业，统筹研究制定具有细分行业针对性的数字化转型技术路线图和实施方案，通过示范推广和技术对接，引导企业开展制造设备和生产线数字化改造，并推动其“上云上平台”;二是以打造区域性制造业数字化集群为抓手（实践中可以选择若干特定区域作为试点起步），重点加强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建设，利用工业App、数字化制造资源平台、数字化共享工厂（车间）等“产业大脑”，全面打通上游技术研发、中游制造工艺与能源管控、下游物流供应与产品服务间的数据流，以实现业务数据的高质量采集、流通和集成共享;三是积极促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的发展，其中重点是培育跨行业、跨领域和全链条服务特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包括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和运营服务商），健全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为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变提供服务支撑。

4.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

受大国政治角力、新冠疫情等非经济性因素冲击，当前全球产业供应链生态面临巨大威胁，中国传统制造业的GVC嵌入与攀升环境不确定性快速放大。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我国传统制造业既要充分嵌入全球价值链，谋求全球化市场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资本增值，同时也要突破现有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GVC格局，探索构建具有主导竞争优势的区域价值链（RVC），以削弱“链主反攀升压制”影响，真正推动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从产业战略设计层面，将区域价值链确立为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和布局的重点方向，并以其为载体促进绿色技术升级、拓展新市场和培育良性国际竞合关系，探索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坚持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依托超大規模市场、优质产能和技术比较优势，重构基于“共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其中，特别要围绕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新兴国际市场需求，重点针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中欧等不同次级区域的要素禀赋和营商环境，开展差异化制造产能合作和协同升级，引领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和生产分工的阶梯式转移进一步推动RVC进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促进传统制造业产能输出与合作。

（责任编辑：冉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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