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众多文物中，多有“国之重器”，其中一组文物有着“中华第一古物”之称，它就是石鼓。鼓，本来是打击乐器的一种，古人用陶土或木头制成鼓身，上面蒙以兽皮，击鼓可以传声。而故宫所藏的石鼓，却是用花岗岩制成的，它虽然不能敲打传音，但因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名扬古今。

时间回溯到公元62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称帝，将年号改为贞观，经历多年战乱的中国，进入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就在这一年，距国都长安350里的陕西陈仓岐山北阪，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石鼓山北坡一带，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它们体态庞大，直径约1米，重约1吨;外形像鼓一样，圆而见方，上窄而下宽，中间微凸;它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一样，共有整整十块。因其形状像鼓，这些石头自发现之日起，便被称为“石鼓”。它们不知在荒郊野地里躺了多少年，日晒雨淋，已经满目疮痍。

名为“吾车”的石鼓

当擦拭掉石头上的泥土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上面居然刻有文字。说是文字，但没人能看懂。每个石头上的字数都不相同，每个字约两寸见方，既不像西周的金文那么恣意豪放，也不像秦朝小篆那样规范严谨。它字体开朗，圆润工整，当时的金石学家查遍了所有典籍、档案，也没找到类似的文字。最后认定，石头上的字是我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介于金文与小篆之间，属于大篆，称其为“石鼓文”。

石鼓现世之后，最先为书家所瞩目，当时的书法大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远赴陈仓，亲自临摹传拓。之后，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其著名的《书断》中称颂石鼓文道：“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虽然备受重视，但石鼓自发现之日起，仍在荒野中静躺了近200年，忍受风雨的侵蚀。原来，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因唐肃宗李亨进驻凤翔，而将石鼓迁离了岐山，移到了凤翔县城以南的位置。后来，在唐宪宗李纯即位的806年，著名文学家、大诗人韩愈上书皇帝，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也就是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来加以珍藏，但并没有被朝廷采纳。又过了12年，即818年，才由著名宰相、后来改任凤翔府尹的郑余庆折中采纳了韩愈的建议，虽没有把石鼓运至太学，但也就近将它们移入凤翔孔庙存放并加以保护，总算让石鼓有了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这时距石鼓被发现已近200年时间了，十面石鼓也只剩下九面，其中名为“乍原”的石鼓已经不知所踪了。

名为“田车”的石鼓

时光流逝，石鼓在凤翔孔庙安身不足一个世纪，唐末五代的战火便开始席卷关中大地。凤翔成了战场，石鼓也先后散落民间，下落不明。

直到北宋仁宗年间，消失多年的石鼓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相传有一天，宋仁宗读诗集的时候，读到了韩愈所写的《石鼓歌》，唤起了他对石鼓的兴趣，第二日便下旨寻找遗失的石鼓。不久，石鼓被凤翔知府司马池找到，不过他找到的只有九面，“乍原”仍然不知去向。相传司马池为了追求圆满，仿制了一个“乍原”石鼓，献给皇帝来邀功，最终被识破，将他治罪。

需要澄清的是，这个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司马池实属冤枉。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首先，司马池寻找石鼓并不是因为宋仁宗下旨，而是他自发进行的;其次，他找到石鼓后也并没有进献给皇帝来邀功请赏，而是运往凤翔孔庙收存，并且用木栏杆将它们保护起来;再次，说司马池伪造石鼓而被治罪更是无稽之谈，他对石鼓搜集和保护的功绩，在宋代就广为人知，曾被立碑赞颂。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池这个人可能并不著名，但他的儿子却是家喻户晓，那就是编写《资治通鉴》的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

名为“乍原”的石鼓

遗失的“乍原”石鼓终于在1052年即宋仁宗皇祐四年，由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寻得。“乍原”在一家田舍中被找到时，它的上半部已經被人削去，下半部则被掏成臼形，用来舂米。万幸的是，鼓上仍有四行文字得以保留。至此，十面石鼓终于得以完璧。

至北宋末年，酷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赵佶下令将石鼓移送到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置于宫中，他亲自带领大臣临摹传拓，研究上面的文字，并且用黄金将上面的刻字填注起来，既是为了加以保护，又提高了石鼓的价值。但好景不长，1125年靖康之变时，金军攻破汴京，石鼓与徽钦二帝一同被运往金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石鼓上面填注的黄金也被剔去，之后迎来弃之荒野的命运。

石鼓再一次被发现和保护，已经是元成宗、元仁宗时期了。时任国子助教的虞集将它们安置在大都（今北京）的孔庙之中。其后，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初期的600多年，十面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安放，受到历代帝王、官员、文人、学子的瞻仰。

这种平静在1933年被再度打破。在日本侵華战争中，国宝石鼓又一次面临长途迁徙的命运。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北平（今北京）随时会发生战争，于是准备将古都的文物南迁以避战乱。石鼓随故宫第四批文物一同南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负责石鼓的迁运工作。此后十余年间，石鼓赴上海、转南京、抵重庆，在经历了南迁、西迁、东返、北归之后，终于在1950年回归北京，在新家故宫博物院落户，从此，国宝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展示和研究。

其实，在石鼓南迁的途中，曾两次遇险。一次是在重庆酉阳，承运的车辆为赶时间不慎翻入山涧之中，万幸的是，石鼓在车坠入山涧之前已经落在地上，没有受到损伤。还有一次是在重庆江津，为赶夜路，车辆不慎撞在树上以致翻车，石鼓却安然无恙。两次化险为夷，得益于石鼓的装箱方法—故宫的专家先用浸湿的高丽纸附在石鼓表面以保护刻字，再包上两层棉被用以缓冲，然后再用麻绳打成辫子将棉被缠紧，最后放入厚木箱中，箱内塞满稻草，箱外包上铁皮条。事实证明，这一办法使石鼓得到了万全的保护。

除了具有传奇的身世之外，石鼓还承载着太多值得探寻的秘密。关于石鼓的制成年代，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上自周文王说，下讫北魏说，莫衷一是。其中以马衡先生的秦穆公说和唐兰先生的秦献公说影响最为深远。现在看来，石鼓出自先秦时期的秦国，已经没有大的争议了。

关于石鼓的文字内容，后世学者研究认为：每面石鼓刻四言诗一首，它的遣词用韵、风格情调与《诗经》有些相近又独具特点。石鼓文所记述的是秦国国君迎接周天子的使者，并与其一同出游、狩猎的情景。这为研究秦国的政治、外交、祭祀等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此外，十面石鼓各具名称，是后代学者从各鼓的刻辞中拣选出二字来命名的，它们分别是：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和霝雨。

关于石鼓上文字的数量，据推断，原应有600余字，现在仅存约300字。其中马荐石的文字已经全部脱落，而乍原石也只剩下半块有字。所以要研究石鼓的文字，就要借助早期的原石拓本。留存于世的众多拓本中，以北宋的“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最为珍贵。“先锋本”存字480个，是存世最早的拓本;“中权本”存字465个;“后劲本”存字491个，是存字最多的拓本。这三个拓本，藏于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如今，故宫博物院还存有孙克宏旧藏的明代拓本和乾隆时期御制的清代拓本，也都有极高的价值。

石鼓文（后劲本拓片）

石鼓还为后人带来了很多衍生的遗产，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有无数文人学者为石鼓题诗作赋，现存较为著名的尚有20多首，如唐代的韩愈、杜甫，宋代的苏轼、苏辙，元、明的张养浩、李东阳，等等，清代更有康熙、乾隆二帝为石鼓题赞。

总之，自从十面刻有“天书”的石头横空出世以来，在中华大地的坊间、学界乃至政坛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并引发了之后持续14个世纪之久的学术争论，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十面石鼓，富含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等多重价值，石鼓文又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所以康有为将它们誉为“中华第一古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它们正在位于故宫博物院宁寿全宫的石鼓馆中展出，静候世人瞻仰、欣赏与学习。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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