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晶晶

【摘要】 明代徐渭的《女状元》使“女扮男装”主题开始初步定型。受其影响，明朝中后期女性剧作家吴藻创作的《乔影》等一系列以“女扮男装”主题的戏剧应运而出，男剧作家与女剧作家对于“女扮男装”主题的性别思考有着明显的不同，女剧作家从女性自身的情感欲望、价值追求、人生理想等角度有了更深入的性别思考，体现出对于性别意识的进步与局限。

【关键词】 “女扮男装”;性别意识;《女状元》;《乔影》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40-03

“女扮男装”在小说与戏剧等作品中大量出现，女主人公通过在外貌形象上装扮成男性，以此来实践女性的自我价值，获取自由、独立的个体生活。其中徐渭创作的以五代时期的才女黄崇嘏为原型的“女状元”故事广为流传。《女状元》一剧的创新和改编使其故事结构初步定型，而且为剧作中的“女扮男装”情节开创先河，对后来的剧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和扩大了“女扮男装”情节的传播和影响。

一、徐渭对“女扮男装”主题的开拓及其影响

徐渭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男剧作家以女子为视角，登科及第改变命运的剧作是具有开拓性的。作者徐渭在剧中对于黄春桃的形象塑造是不同于一般传统卑弱的女性形象。他笔下的黄崇嘏形象除了拥有传统闺阁女子的才情外还有如男儿般的自信、潇洒、睿智。当她决定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时，“我这般才学，若肯去应举，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唾手就有一个官儿。”

黄崇嘏父母早亡，既无兄弟姐妹又未许配夫家，只和奶妈相互依靠，为长久生计她没有选择以自己为筹码嫁一个好人家依靠夫家，而是选择凭借自己不输男儿的才学搏一搏。这种自信背后所透露出的那种和男儿一决胜负的昂扬斗志，是在以往作品的记载中不曾有的女子形象。

第五出中，当丞相得知黄崇嘏是女扮男装时，不仅没有问罪，还等到儿子周凤羽中了状元，周庠又亲自为儿子做媒，并且谦虚地说：“况凤羽侥幸是男状元，你是女状元，你是他状元的先辈，他是你状元的后辈，这个也粗粗对得过了。”言语之间，不难看出周庠与黄崇嘏之间的对话是平等的，他说女状元是男状元的“前辈”，就暗指了男女的智慧和才能是平等的，并且还略胜一筹，这种种显然违背了传统礼教中的“妇德”和“规训”，是作者为黄崇嘏创造的理想化环境。但作者借周庠的话，“老夫因爱你文学么与那为人”与以往对女子外表审美的不同，她们因为有才而更美。这种“美”与唐传奇中貌美、多情、柔顺的女子是不同的，崇嘏的美有着心智健全的人格，有着独立自主的意识。这种理想主义妇女观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而徐渭的“女扮男装”主题也为后来女创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借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展现自己才能的“避风港”。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从魏晋开始“私学”的盛行，文人对女子才德的赞美与肯定，使得这一时期的女子较前代获得了更多的权利。社会上兴起了女子读书的热潮。但因其时代局限，女性深受“君权、父权、夫权”三座大山的压迫，行为和思想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也没有丝毫施展的机会，女子读书识字被看成增加名誉的方法，只能锦上添花，女子的才学能够施展的空间较为有限，女剧作家就只能把自己的才能寄托于作品之中，“女扮男装”主题则能让她们更肆意的表达。为女性作家创作小说提供了一个躲避封建制度巨大压力的避难所，让女作家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心理安慰，心安理得地进行创作。

二、男女剧作家对于“女扮男装”创作的不同

明中叶起，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一大批反“理学”解放思潮随之而起，李贽与钱谦益等知识分子对女性才学的肯定与推崇，私学的兴盛，使得家族内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

据刘军华先生统计，明清女戏曲家 26 人，著录戏曲 65 种（不计陈翠娜），其中杂剧计 14 种，传奇计 51种。现存戏曲 24 种，其中杂剧 7 种，传奇 15 种，残存 2种传奇。明清女性作家戏曲文本中普遍存在“女扮男装”的现象。而女性作家现存的 24 种作品中，涉及“女扮男装”主题作品主要有叶小纨的《鸳鸯梦》、王筠的《繁华梦》和《全福记》、何珮珠的《梨花梦》、吴藻的《乔影》。

从女性视角出发，呈现了不同于男性所寄托的内涵与审美理想。相比于男性剧作家对于“女扮男装”的刻画，明清女剧作家们在刻画剧中主角时，女性人物身份的转变刻意突破了传统赋予的性别定式与束缚，在张扬女性独有的才情時，也力求探询女性实践的自我途径，展现出不同的意义。

（一）对于“女扮男装”原因的不同

徐渭的《女状元》“女扮男装的初衷就是为了生计问题而下定决心易装变为男儿身改变自己的困境。女主人公一出场就介绍了自己生活的窘迫。

父母相继而亡，既无兄弟，又不曾许聘谁家。况父亲在日，居官清谨，宦橐萧然……既工书画琴棋，兼治描鸾刺绣。卖珠虽尽，补屋尚余。计线偿工，授餐粗给。但细思此事，终非远图，总救目前，不过劫剂。

黄崇嘏虽出自官宦世家，但家道中落，父母相继去世，又无兄弟姐妹，只和一老仆靠针线活过日，她也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一名孤苦无依的弱女子是很难生存的，因此她下定决心为了以后生活搏一搏。以徐渭为代表的男性作家创作中女主人公“女扮男装”的原因都是由于外部环境促使。

而明清时期女剧作家们在作品中“女扮男装”大多都是因为自己内心所求，女扮男装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展现自己的才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谢絮才自恨身为女子，不能够像男子一样舒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改易男装自画小影一张，挂于书斋自赏自玩。在剧中，谢絮才饮酒明志：

我待趁烟波，泛画化;我卿天风，游蓮莱岛;我待要披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理朱强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擴;我待吹萧，比子晋更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

可以见得，吴藻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不是驰骋沙场或功名利禄，而是渴望女性的才能见识如男子一般被大家所认可。

女剧作家深知身为女子的自己与男性之间的差距，她清醒地认识到男女间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改易男装期，待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对男女平等的期待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二）“女扮男装”意义的不同

徐渭对于“女扮男装”的意义在于对于女子的肯定，对于女子有才华而不被赏识的怜惜之情。虽持有进步的妇女观，但《女状元》的主要情节是主人公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上状元，才能得到丞相的认可。而这一情节与她中了状元恢复女儿身得到幸福的结果是构成因果联系的。在闺阁中生活的女人与变身状元郎的黄崇嘏，虽然外表一样，但她们已是思想观念、价值观不同的两个人物了。

在男剧作家的笔下对于女性的描写，美貌与才情只是附属品，贞操和品德才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价值的唯一评判准则。所以即使徐渭在《女状元》中对女子多有赞美，但还是逃不了固有的评判，当周家仆役议论到崇嘏的贞操问题时，崇嘏的乳母黄姑马上解妆替崇嘏辩护，崇嘏也自我辩护：“与黄姑入深山似僧尼戒，十年酬却诗书债，从来相伴惟他在，肯许个苍头代。”听到此话，周丞相立马称赞道：“二十多年，伴着一个老妇人，更见他彻底的澄清，又是名臣的后裔。我一闻此语，不觉要手舞足蹈。”可见，女性再怎么优秀也逃不开社会固有的道德评判标准。

女性视角的创作意义则不同。对于女子真实现状的思考以及表现出女子的心声。对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更为敏锐，也更为深刻的理解女性的不易，给予深切的肯定与关怀。女主人公就是她们自己内心的缩影。吴藻的《乔影》不同于以往探讨女子的儿女情长，更加传达出女性对于传统的男性文学产生的共鸣与渴盼，也探讨中国历代才女在寻找传统文学中女子的定位与不可替代的才能，表现出作者对于其中表露出来的男女平等意识的肯定，表现出女性对于自己幸福的不同理解与追求。这与男性剧作家同类题材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三、女性创作家对于“女扮男装”主题思考的进步与局限

不管是男剧作家还是女剧作家来看，女子如何脱离时代的局限，该怎样完成最终蜕变，都还值得思考。开始有着不逊于男子抱负与志气的黄崇嘏暗自接受了主权人物的赐婚与安排。被发现是女娇娥之前的黄崇嘏有着不输于男儿的自信与野心，一旦换回女装后，之前的积极主动展现的才能都已消失不见，作者没再让她有自己的内心想法的唱词，一直等待着主权人物的主宰与认可，被动地接受皇帝把“状元”收回，换回的是一桩盲婚盲嫁的婚约，好似黄崇嘏一开始“女扮男装”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取大众眼中女子的好姻缘，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才能过着归隐后不为生计发愁的好日子。

这种看似“才子佳人”大团圆式的结尾，实际上暗含女子在时代中蕴含着辛酸的悲痛。“对于实现所希望的社会地位的升迁，结婚并不是一种自在的目的（建立性别和法律的双重合取），而在主人公方面来讲更像是一种计谋：因为结亲（parenté）关系甚至可以转换成（社会等级中的）依赖（dépendance）关系”。虽然《女状元》一剧中处处可见徐渭对于女性遭遇的同情，也隐隐透露出男女地位平等的愿景。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徐渭对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只停留在空喊口号阶段，一系列的改变并不成熟，因而在反抗中不免陷入迷茫的悲哀。只能使女性再次屈服于男性话语权，落入回归家庭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之中。

而在明清女性剧作中，吴藻的《乔影》、王筠的《繁华梦》《全福记》、何珮珠的《梨花梦》。不难看出她们笔下的女主角并不满足一时的荣誉与快感，恨不为男儿身。“厌为红粉”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是落后的，但是却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真实处境以及追求改变的迫切愿望。吴藻她在《乔影》里完全摈弃女性“怨而不怒”的哀怨缠绵， 牢骚之语直白流露， 唱出比男性更加男性化的心曲。此剧一出， 激起了当时许多男性文人的热烈反应。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观念使得社会只认同富有男儿气概的女子。这也是“女扮男装”主题在女剧作家中频频出现的主要原因。

一个小女子即使再有才情，可能会博得世人一时的青睐，但终究一旦不符合男性的评判标准，就再不会有任何机会或舞台来让她们尽情展示。而女性的价值评判总以男人的标准来衡定，这必然会陷入男性所设定的怪圈之中。

因此“小女子”向“大男人”的性别认同是作为女性实现人生理想的必要前提。在这种男性话语权下，想要保留她们自身的社会价值，就往往不得不选择放弃自我人格来屈从于父亲、兄长、丈夫。只有在戏中作者借此来抒发自己的不满与困苦的心境。女主人公都敢于反抗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传统家庭伦理，她们或为了爱情，或为了拯救自己的亲人，而纷纷女扮男装离家出走，这正是她们遭遇家庭伦理困境时的勇敢选择。

但女作家们始于男女平等的渴盼，最后却如徐渭一样，对女子的最终归宿感到迷茫。最后只能忠于现实生活的伦理秩序。《乔影》中谢絮才有着不输于男儿的才华也只能苦闷地对影自酌，《全福记》中讲义气、能言會道、有谋略、德才兼备的贾玉翘也只能围着文生转，为了丈夫纳妾愿意把自己的正妻之位拱手让人。“这种不彻底的理想，盘桓在普通知书识字的女孩脑子里，造成了她们畸形的意外的物质的奢望，从不曾引起她们对于自身地位的觉悟。”

“女性是在男性的主流论述背景下写作的，但是换个角度看，她们终归还是动了笔，而且还隐隐约约建构了一种与男性文学参差相对的不同论述。”在这个层面上说，女性作家的“女扮男装”创作虽有局限，但不得不说她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在那个礼教森严的时代更具积极的意义，闪耀着女性意识觉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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