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华作为当代文坛上一位不能被忽视的作家，其小说创作的转变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对比余华前后期小说创作的差异，论述其创作转型的表现，分析余华创作转型的原因及意义。

【关键词】 余华;创作;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0-0028-03

作为先锋阵营的代表作家，余华前期作品以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描写而闻名。到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呈现出由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特征，其作品的先锋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而在通俗性和现实性上有所增强。从创作转变的表现来看，余华创作风格上的转变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其转变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发展，也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的剧烈变动。

一、余华创作转变的表现

（一）文本叙述风格由冷酷变为温暖

余华前期的作品常常給人带来极度冰冷、暴戾、残酷的压抑感。以《现实一种》为例，小说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彼此伤害、杀戮，却仍然莫名其妙地生存繁衍的怪异图景。两代人兄弟相残、夫妻间的家庭暴力，还有游离在家庭事务之外的老母亲共同展现了人的兽性和人世间的冷酷无情。余华叙述时表现出的冷酷特点还体现在他对人的死亡以及死后状态几乎无修饰的呈现上。在写医生们解剖山岗的尸体时，作家用的是“瓜分”一词，仿佛躺着的那具尸体从来不曾活过，因而也就无所谓死，无所谓敬畏。医生们解剖山岗的解剖台是一张冰冷的乒乓球桌，在球桌上，山岗赤裸裸地躺着，像一件商品一般被医生们评价：“他很结实”“不错”，胸外科医生在“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做手术让他感到压抑，而现在，他可以“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1]。另外，山峰的妻子在想象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时，嘴角浮现出可怕的“微笑”，在这里，仇杀后获得的快感被作者以显微镜式的细节描写进行放大，亲情荡然无存。人的尊严在作家的笔下被尽数解构，仿佛各个器官和组织简单拼接起来就成了人，而尊严和情感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理由。

余华的叙述特点与他的童年经历以及父母职业有关。他曾经自述：当医生的父母工作忙碌，自己的童年异常孤独。儿童时期的余华还经常因为父母的工作原因，看到护士在手术后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进厕所。他从小闻惯了福尔马林的气味，听惯了从太平间里传出的哭声，甚至在炎热的夏天躺在太平间冰凉的水泥床上也不感到任何恐惧。显然，童年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他的作品充斥着血腥与悲凉。写山岗在乒乓球桌上被解剖、写他被切下来的皮肤被扔进污物桶、倒入医院的厕所，都可以视为作家童年经历在作品中的艺术复现。

但是，在余华的后期作品中，冷酷的叙述格调在一定程度上收缩，而温情在字里行间悄悄流露。当然，这种转变是以缓慢过渡的形式进行的。

作为余华前期创作的总结性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呈现出一些与早期作品不同的地方。例如，尽管小说中仍然充斥着暴力、出轨、孤独、迷惘等元素，但在残酷之余，苏宇和孙光林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孙光林对母亲展现出的同情，都让人觉察到文字背后那种含而不露的温暖[2]。作家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因为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3]。在不厌其烦地对暴力现场进行反复渲染的同时，作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人挣扎着生存的苦难人生。在《活着》中，福贵经历一次次亲人离世的打击，一次次用忍耐的态度与悲惨的命运和解。尽管作家对死亡的叙述依然不动声色，但福贵一家的关系同之前作品中人物紧张的家庭关系相比有了明显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样可以选择复仇的时候，福贵选择和昔日的战友、今天间接的杀子仇人——春生和解。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身上的奉献、忍耐精神同样令人感动，许三观与许玉兰的夫妻关系、许三观和三个儿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在细雨中呼喊》中呈现的变怪异、被颠覆了的家庭伦理关系有了根本的不同。正常人伦关系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还有人面对灾难时的坚韧态度都体现出作家叙述风格从冷酷向温情的转变。

（二）写作风格从先锋性转变为现实性、民间性

作为先锋作家群体里的一分子，余华的早期小说带有明显的实验色彩。从情境设置上说，余华早期的作品大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时空是抽象的，由此给读者带来的虚幻感类似于西方现代派小说;在转变期的作品中，这一特征逐渐弱化。例如：《在细雨中呼喊》尽管时间是倒置、错乱的，但出现了明晰的线索，这一点从孙光林的成长、离家、回归即可看出;作品中还出现了明确的地点——南门、孙荡。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呈现出朝现实主义回归的特点。《活着》完整讲述了一个悲苦老农一生的故事，《许三观卖血记》完整叙述了许家渡过一次次难关的经历。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讲，早期作品刻画的人物大多是抽象的、平面的，《现实一种》里的山峰、山岗虽然有名有姓，但更多时候是欲望、兽性、残忍、邪恶的代名词，背离现实秩序和日常逻辑的人物行为体现着作家创作的先锋性，余华以精英的姿态，冷漠地关注现实世界残酷野蛮的一面，通过无情地放大人性的阴暗面来实现警醒读者、拯救灵魂的目的。

到20世纪90年代，余华则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先前的先锋立场，更多地朝着民间生活和民众心态靠拢。福贵和许三观身上体现出的坚韧、乐观又带着些许狡黠的性格特点本身就是人物塑造立体化、复杂化的表现。如果说余华的早期作品是在对蝼蚁般的人进行无情的鞭挞与嘲弄，那么后期作品中，作品对生存之艰、命运之悲和生命之美的呈现，则彰显了作家的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解剖与被解剖的关系，而是平等交流、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另外，作者还放弃了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写作手法，转而采用较为平实朴素的叙事方式。《现实一种》里边“沙漏式”的对称布局、“无我”的叙述方式，《在细雨中呼喊》里采取的泯灭现实和梦幻边界的手法，在后期作品中大都被民间文学式的故事化叙述方式所取代。当然，从先锋性到现实性、民间性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作品批判精神的消解，从文本来看，余华的创作只是由狂放、激进、尖锐的批判，转为了更为含蓄、开阔的反思。以《活着》为例，作家只是用戏剧化的手法，把福贵的经历高度抽象、升华到了全体人的生存意义上，故事背后人生无常的主题和人对死亡一步步靠拢的悲壮感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写作手法先锋性的减弱而淡化，反而因为民间化、大众化的叙述模式获得了更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4]。

二、余华创作转型的原因

（一）作家自身原因

除去作家童年经历和父母职业的影响，余華自身的牙医从业经历同样影响着他的创作。怪异的语言、带有先锋性质的小说结构形式以及具有颠覆性的叙述模式，都表现出作家与现实的对立，但在后期作品中，余华对现实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在小说《活着》的自序中，作家这样写道：“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点，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5]正是基于认识上的转变，在小说当中，作家开始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写人对世界持有的乐观态度，完成写作风格由残酷冷静到同情悲悯的初步转变。

作家艺术技巧的成熟也是影响其创作转型的一大因素。在《许三观卖血记》的自序中，余华这样谈道：“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6]，“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这些言论与作家后期小说的文本一起印证了作者在艺术理念和创作技法上发生了转变。经过长期的锤炼，作者与自己的文字不断磨合，以至于人物较之前的符号化形象多了血肉、多了人性，人物说的话与作者自己想说的话常常融为一体，作品不再依靠形式和怪异的叙述来表现主旨，而是以人物自身的曲折经历引导读者，促使读者去挖掘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生命主题。

（二）外部原因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变革，而文学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转变，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主旋律创作依然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支持;另一方面，新兴的大众文学凭借其娱乐性、通俗性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而先锋小说作为精英文学，既不愿意朝主流文学靠拢，又不愿意盲目卷入大众化的潮流，这就造成了一大批先锋小说家先后陷入创作困境的尴尬局面。加之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激活，身负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显得焦虑、无所适从。选择坚守还是转变已经成为摆在先锋小说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余华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具有实验性质的先锋创作手法，转而从叙述方式入手，向传统叙述模式靠拢。无论人们将这一转变视为作家主动的选择还是迎合消费群体的被动调整，先锋小说的转变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完整的故事、连贯的情节和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使余华再度迎来艺术生涯的高峰。抛开文学价值不谈，单就读者接受程度而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热销已经证明了余华后期创作转变的成功。

另外，民间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也影响着作者的转变。余华多次讲到美国民歌《老黑奴》对他创作产生的影响。老黑奴一生经历苦难，家人纷纷先他而去，但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这可以视为作家创作《活着》的一个契机[7]。《兄弟》中，李光头之父因偷窥女厕，掉进粪坑而死，李兰与宋凡平才得以相识并结为夫妻，此外，李光头和宋刚两个异性兄弟的爱恨情仇处处都有着阴差阳错的因果关联和引人入胜的情节设置，这与余华的早期作品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三、余华创作转型的意义

从现实价值层面来讲，如果说余华早期的作品只是单纯地暴露问题，将杀戮、血腥、人性之恶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那么作者后期的创作，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活着》中，余华通过主人公福贵的经历和人生态度，告诉读者苦难和无常的命运构成了人类面临的永恒生存困境，但人应当坚强勇敢地活着，应对严酷的外在环境和充满孤独感、绝望感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坚韧地活着往往比决绝地赴死来得更加艰难，“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显现出人对现实的抗争态度，彰显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光辉。他笔下的人物从骨肉相残到为亲人之死而痛苦不已，从荒诞一死到对生命无比珍视，余华后期的作品不仅保留了前期的作品的求索、批判精神，更显现出对社会、对民众的关怀，作家转型后的小说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略有温情的精神家园。

从文学发展角度而言，余华后期的转变即是对先锋小说走向极端后的一次反拨，也是对纯文学的一种维护。一方面，先锋文学的超前性、实验性使这一类作品从来不以迎合大众的心理期待为目标，其独创性、个人性又让它不能简单服从于主流文学的创作要求。在先锋小说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之时，余华的后期创作可视为对先锋文学的一次反拨。作家有意识地克制和压抑前期作品中涌动着的先锋性质的创作冲动，以与现实和解的态度进行后期的转型创作，用自己转型后的文字勒紧先锋文学狂飙突进的缰绳，使先锋文学不至于突破文学的范畴，而是继续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焕发思想的光辉。另一方面，大众文学受到市场经济影响，在利益杠杆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部分作品呈现出世俗乃至媚俗的特点，读者群体的追捧和资本市场的进入让90年代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化特点，不再是作家创作出作品，然后吸引读者，而是读者有倾向、市场有选择地留下一部分作家，淘汰另一部分作家，“王朔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效仿王朔，创造出具有极强的阅读快感、故事内容重复、人物类型化、可批量生产与复制的作品时，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无疑受到了巨大冲击，这不仅表现在先锋小说面临的困境上，还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传统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落寞和失语。当稿酬不足以维生，自己又不愿意放弃已经定型的文学理念，作家与市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变得日益尖锐，此时余华的创作转型犹如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保持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把握到市场的敏感点，甚至能借助商品经济的发展，将纯文学推送到更宽广的平台，影响到更多的读者，这无疑是对纯文学的一次维护、对俗文学包裹之下的一次突围。

从整体上看，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作家选择改变姿态、寻找出路，与现实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可以认为是这一作家群体走向成熟和进步的表现。作为先锋作家中转型较早且较为成功的一位，余华的创作激励了后来者，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也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

四、结语

总体而言，余华的创作以20世纪90年代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后两期的作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主要体现在作家对死亡的描写和对生存困境的展现上，还表现在前后作品里一以贯之的启蒙精神、批判精神。区别则更多地展现在创作风格，叙述手法和情感表达方式上。作者的创作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者自身的经历在起作用，又包括现实环境和其他文学风格对作者产生的影响。余华的后期创作启发着人们追寻生命的存在意义，探求平凡人在苦难中的生存方式，也对先锋小说乃至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进入21世纪以后，余华的转型似乎仍未结束，人们对余华创作转型的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文学史会给出一个答案，站在今天，回望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转型，在总体上应当持肯定态度。

参考文献：

[1]余华.现实一种[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2]纪丽.从暴力快感到苦难救赎——论余华小说的主题演变[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01）：98-103.

[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4]刘艳.余华《活着》的叙事嬗变及其文学史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5（03）：25-38.

[5][7]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6]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陈恩迪，男，汉族，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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