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瑛，文禹衡

0 引言

从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服务，到数据即产品、数据即服务，从网络基础设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到数据基础设施，从数据资源、数据资产到数据要素，数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就强调“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1]。当前我国关于数据要素的制度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国家层面颁布了专门的《数据安全法》，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数据共享和数据应用等主题的地方立法已非鲜见，但目前仅2021年5月1日施行的《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例》第38条规定“建立数据产权交易机制”；相关数据主题类政策文件十分丰富，但未出台专门的数据产权政策。

对数据产权的认识，学界有不同的立场。在国内，冉从敬等认为，当数据价值被发掘后，国内产业界也愈发迫切需要对数据产权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2]；汤琪认为，大数据交易是把大数据作为所有物的一种进行交易，这必然涉及到数据产权问题[3]；吴江认为，数据交易的本质就是对数据产权的转让[4]；姬蕾蕾提出，数据产权重点关注对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配置，即“谁的数据，归谁所有”[5]；陈一认为，大数据产权转让可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3种交易模式[6]。在国外，很少有直接论述数据产权的成果，不少研究从所有权等视角展开。Hoeren等指出数据所有权正在被广泛的讨论，必须从法律上界定数据本身、数据所能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载体之间的关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