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玉娟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兰州 730000）

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人类活动对环境和气候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工业化以及废弃资源的处理不当导致了大量非期望产出，如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等。人们逐渐意识到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生产生活需要，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势在必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经之道，也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和引擎，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有利于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转变。

1 文献综述

目前，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有两大基本观点。第一，坚持“成本管制说”，认为环境规制会对私人和企业征收环境税或污染治理费，导致其生产成本增加，阻碍经济发展。余伟等认为，环境规制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费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阻碍创新水平提高[1]。第二，遵循“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政策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增加企业竞争力。张平等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抵消成本，提高创新水平[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密切。原毅军等以1999-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3]。韩永辉等在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显著正向影响[4]。

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许树辉等认为，地区经济越不发达，科技水平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越明显[5]。周柯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只有当技术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6]。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结合进行实证分析，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一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以产业结构偏离度（SR）对合理化程度进行度量，公式如下：

式中：Y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投入；i表示产业部门编号；n为产业总数。

产业结构偏离度表示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契合程度。偏离度越大，产业结构与劳动投入结构的分布越不合理。

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过渡的过程，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第二产业较稳定，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本文选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

2.1.2 核心解释变量

一是环境规制。其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单一指标法（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代理指标法（如环境法律法规数）、综合指标法（通过熵值法对不同污染物赋予不同权重进行计算，得到新的环境规制指标）。本文选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二是技术创新。相关文献使用专利申请数、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新产品销售与销售总收入之比等指标进行衡量。本文选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R&D 支出的对数来衡量技术创新。

2.1.3 其他解释变量

除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还有很多，具体包括以下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存量。下面构建指标表，如表1所示。

表1 指标表

2.2 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30 个省级行政单位数据（不包括海南省、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样本，时间区间为2003-2017年。以上指标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等。

3 实证分析

3.1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随机效应模型（RE）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在豪斯曼检验的基础上选择模型，接着分析各因素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概率）值为0.095，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000。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3.1.1 产业结构高级化回归分析结果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095，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财政干预有助于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3.1.2 产业结构合理化回归分析结果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豪斯曼检验结果P值为0.00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消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不成正比；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说明政府可能存在过度干预或寻租行为，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3.2 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如表3所示。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其他两大区域的作用并不明显。技术创新对东、西部地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有显著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地域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负向作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东、中、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府财政的正确引导使中部产业结构更为合理。在三大区域，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显著正向作用。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环境规制手段并不能有效扭转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偏离。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部和东部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3 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的区域异质性

4 结论

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环境规制还是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生正向激励作用；从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和西部的产业结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人均GDP和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产业升级有显著正效应，但是各区域存在异质性。

基于此，应科学利用环境规制的引导作用，加强全国尤其是东、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创建更加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技术研发投资，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发挥政府的积极导向作用，扶持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为产业升级营造一个更加优良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