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芯仪

樊登创建的“樊登读书”App（下文中统一简称“樊登读书”）是塑造并推动当代付费社群化学习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创始人樊登基于全民阅读推广的目的，利用媒介技术及其创造的互联网平台，迎合了当下风靡全球的“知识经济”，利用知識付费的经营模式为受众提供知识服务，解决受众问题的同时，达到品牌盈利的双赢结果。然而，当人们沉浸在二手知识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时，属于个人的思维力、诠释力与创造力正在逐步弥散，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新媒介时代下的社群化学习，暗藏着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力。

学习习惯的被动化

创办人樊登曾提出，“樊登读书”的存在本质是为全民阅读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于是，凭借对书籍的阅读力、诠释力、再创造力及演说能力（姑且不论这些能力是否符合标准或达到一定水平），樊登为受众创造了一个新的“阅读场域”，借助媒介技术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渠道。

在推动全民阅读的表象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向大众进行“展示”的媒介行为，它所“展示”的是一种“群体性知识匮乏焦虑”现象。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之下，它又被这种现象波及或影响，展示了平台本身的优势——“讲书人”的能力、被“选中”进行解读的书籍蕴含的功能性内容，以及呈现书籍精华的多样形式。这些在特定条件下（付费后）被公开示众的元素，就是“樊登读书”所出售的知识服务产品。

在“樊登读书”及其他同类型知识付费平台的“焦虑轰炸”之下，大量受众被“讲书”的学习模式所吸引，很多受众进而成为“樊登读书”的忠实拥趸，在自己的交际圈子中不断加以推广，使“樊登读书”用户在短短数年间便从一万跃向数千万，用户收听量更达十余亿次，发展成了樊登口中的“指数型组织”。

罗森格伦基于人类需求或要求的概念，提出受众使用媒介的过程，即“问题”（problem）—“解决”（solution）—“动机”（motive），最终导向媒介的使用。而搜索与搜索能力作为媒介实践的一种，是受众解决问题的出口，嵌入了人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可以假定，受众成为“樊登读书”的用户是基于对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求，即以知识的获取与应用为目的，进而产生使用媒介的动机。

在数字与互联网技术问世以前，人们寻求答案的社会习惯是主动、积极而深入的。伴随着搜索引擎的开发，媒介也在不断细分化与差异化，人们逐渐养成了对信息与知识的被动性需求习惯，对技术的高度依赖促使人们考虑问题仅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知识的求知欲。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樊登读书”在社会中学习所引发的有关主动性与被动性方面的影响。

关于主动性的影响，“樊登读书”初衷是解决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更多体现在几个领域，包括职场、家庭、心灵等，还可细分为管理、创业与个人提升、育儿与亲子关系等更小的版块。受众成为付费用户后，可前往对应的版块，获得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在场”证据。所谓“在场”，是指为了维持自己的公共存在而“把有关自己的信息和表征放进信息流”的行为。因此，“樊登读书”的“在场者”，不仅包括分享及“展示”信息内容的“讲书人”、参与大部分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的书籍，也包括参与传播与媒介实践过程的受众本身。

从“樊登读书”选书的基本标准——TIPS原则可知，其存在的意义与使命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便利，有利于扩充社会成员及其组织发展的知识内容。所谓TIPS，一是Tools，入选书籍必须要有工具性的内容，或者一套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二是Ideas，书中须蕴含新理念、新发现、新想法；三是Practicability，具有可以运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并可为其带来改变的实用性知识；四是Scientificity，其中的理论及方法已经过科学性的验证。“樊登读书”中播放量最高的书籍解读视频，如《正面管教》《非暴力沟通》《亲密关系》《终身成长》《逆商》《父母的语言》等，均属于功能导向的书籍。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樊登读书”在另一方面对大众造成的负面影响——社群学习习惯的被动化。出于自身的知识匮乏与社会焦虑等因素，“樊登读书”的用户在前期必然是主动使用这个学习媒介的。无论是通过“樊登读书”本身的宣传力或影响力，还是经由身边亲友介绍，只要人们对“樊登读书”的知识服务产生兴趣，并且选择下载相关App，都是基于受众本身的主动性习惯而产生的行为，因为受众相信这个做法可能为其生活带来改变，可能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难题。表面上看，用户积极索求解决方案而成为读书会的一员，实际上，这种思维导向正是促使学习习惯被动化的幕后推手。

所谓学习习惯的被动化，与“樊登读书”用户“在场”的滥用有关。“在场”是一种公共参与，“樊登读书”作为一个企业品牌，持续盈利是支持它长效运营且不断扩展产品线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使盈利效果达到最大化，它在本质上需要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对自家推出的知识产品进行全面性的推销。例如广告投放、短视频平台的矩阵营销、各种线下推广活动等，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渲染并营造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知识焦虑现象。

由此，用户失去了社群化学习的初衷——为了解决问题而主动学习，反而被大量的“问题”所牵引，导致被动“在场”。最终，用户由于迫切需要跟上社会节奏而盲目追随，造成了各种非良性角逐式、高度被动化的社群学习现象。

知识传播的非系统化

“樊登读书”的面世，除了赶上了知识付费的浪潮，还填补了人们的大量碎片化时间。碎片化学习、碎片化时间在学界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研究就此停滞不前，相反地，它们正紧跟着媒介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脚步。

樊登认为，“樊登读书”成功吸引大量付费会员的原因在于能合理切入受众的“认知盈余空间”，将他们的自由时间转化成提升自己的“认知盈余”，这是关于碎片化学习更为深刻的说法，彰显了“樊登读书”对“知识经济”的敏锐性。然而，人们对樊登读书提出的最大质疑是讲书是否会扼杀人们的思考能力。进一步地说，其实是对人们思维与自身知识的系统性提出质疑。

在知识服务将内容由繁变简的操作体制下，有许多抽象的事物正在以人们看不见甚至无从感受的情况被快速磨灭。

第一，知识的创作者与汇编者正面临一些窘境，学科的庞杂枝干被轻易地简单化，省去了其中的大量论证过程与研究路径。久而久之，学者的创作与研究热情被消磨，为了能适应知识经济的快餐文化，他们不得不省去许多繁文缛节，只注重传播效果而忽视了知识生产的过程，这将使人类的知识体系大大受创。

第二，基于“付费为大”“用户为王”等的商业思维模式，大部分人在享用现成的知识内容时，总是心安理得地全盘接受知识服务的灌溉，对于知识的来源、整理方式，甚至对于内容的消化方式等均不加以思考与过滤。这种学习模式明显违背了人们阅读与知识获取的初衷，读者的本体身份面临崩塌，因为他们在这类知识服务的“纵容”下逐渐失去了阅读、理解与诠释的能力，进而使得一手知识的挖掘与多元思维的开创出现重大危机。

因此，媒介技术与服务介质对知识体系的压缩是知识非系统性与零散化最大的导因，悲哀的是，这种局面源自广大社会群体的需求。比起从头到尾学习一项技能，当代受众则更倾向于零散的、可快速消化的知识版块，这些知识点的构建不足以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

从启蒙阶段到中小学与高校的教育体制可见，一般的系统化学习是有始有终的学习体系，从易到难，从低到高，从认知到逻辑思维的发散，都属于循序渐进的体系化知识系统。为了高度符合碎片化社群学习的经濟效益，“樊登读书”并不倾向于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而是更偏向于快速消耗书籍精华的快餐文化——填饱肚子，获得热量。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范畴的知识内容被樊登读书自有的思维模式切分开来，樊登读书试图从海量畅销书籍获得二手知识，利用无限、虚拟的社会空间将收集而来的知识碎片压缩成45分钟左右的解读视频，造成了受众知识体系零散化与碎片化的现象，不利于受众建构夯实的知识系统。

加之，部分受众早已步入了“焦虑轰炸”的罗网中难以自拔，虚拟的“在场”更不能保证原有的知识体系不会被大量的知识碎片冲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服务的介质使一脉相承的元文化濒临消亡，更妄论受众的主动学习能力正在被现有的社会体制与媒介实践形式动摇。

即时记忆的泡沫化

为了提高行为的密度，有限的时间被压缩、分解，不同社会时间段的距离越来越短，计划处理的事件与实践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资源面临短缺，所以在短期内得不到更多时间资源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从另一方面对时间进行更高的要求：即时性。走过了自然时间与钟表时间，媒介时间成为当代社会不断提速运转的象征观念之一，因为媒介时间是一种“消灭等待、帮助人提早实现愿望的时间”。

知识的零散化使处理知识的时间具有分散性，当人们习惯吸收小而散的知识碎片时，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便将越来越短促，造成了人们的另一种习惯做法——追求即时性以达到行为的高效能结果。因为知识体系已被碎片化处理，知识服务所生产的零散碎片自然可以被放在不同的时间缝隙里并予以传播，在高效能社会需求与媒介时间观念的加持下，无论是知识的碎片化还是对知识的瞬时消化的需求都将愈演愈烈。

在即时性的社会需求下，服务的加速促使物质过程虚拟化与数字化，这种现象可以从“樊登读书”为用户设置的学习模式见得——用45分钟讲完一本书，以视频、音频、思维导图、文字演讲实录的形式为用户提供各种场景的使用方式。没时间静坐下来观赏完整视频的人群，可以在碎片时间收听音频；无须通过影像画面及声音加强吸收与理解能力和学习印象，可以在每本书的“演讲实录”版块阅读文字版的书籍解读内容。

此外，每本书也配置了具有总结性的思维导图，展示了由讲书人提炼的知识框架与思想脉络。这种知识传播体系之于读者无疑比自行购书读书、消化思考更加高效、省时，然而潜在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独立思考的知识获取模式极易导致记忆的泡沫化。被动的视听模式并未能升华到可促使个人主动建立知识体系的程度，独立思考与提问的缺席，让受众所获取的知识走向转瞬即逝的下场。

新媒介社会下的人们疯狂“加速”，快速掌握知识与技能成为炙手可热的需求，作者花费数十年生产知识，对观点进行层层论证的漫长过程也同时被人们的即时性需求逐渐忽视，最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终极意义也将受到质疑，加速了长效学习习惯的崩溃。

快餐文化下的知识经济对群体记忆的影响与前数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早期可能需要花费多个月时间来消化的一部著作，在各种辅助材料的帮助之下，发展到可能用10小时到一天的时间便可以读完整本书。当知识与思想作为一种服务体系出现后，读者或许只需要1小时便能抓到核心内容，因为中间省去了大量对作者提出质疑、消化与诠释内容的时间，人们只需要把视频看完，或把图文看过一遍便可以抓住重点。

但是，在快速吸收与消化的学习模式下，知识记忆的持久度与完整性即将受到威胁。通过讲书人的诠释，人们吸收的是相同的思维模式与知识框架，缺乏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过程，而通过这种途径吸收的海量知识正面临被快速遗忘的困境。

书籍作为人类精神与文明的载体，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在场者”，然而阅读观念基于知识传播理念、社会习惯及时间观念的变革逐渐被阴影笼罩。互联网承载着海量的信息，使习惯于搜索的人群对知识的需求由主动获取逐渐被动化，他们逐渐倾向于享受被加工好并“被展示”在自己面前的信息，失去挖掘深层知识的能动性。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高效、便捷成为人们首要的考虑要素，所以零散的知识碎片更容易获得关注，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因此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不再被社群化学习所重视，造成知识非系统化的社会走向。当知识碎片化与瞬时效能的需求充斥了整个社会体系时，庞杂的知识与信息的快消则会促使知识记忆的泡沫化。

在众人沉浸在“樊登读书”带来的“知识便利”的假象时，我们必须保持理性，时刻警惕新兴媒介及其技术将会引发或已经引发的社会现象，提前享受的结果不一定可以带来美好与高效的生活体验，也有可能导致主体能动性与群体记忆的消散，甚至是完整知识体系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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