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建章

课程文化历来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课程领域正历经深刻的变革。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如何以课程文化的新样态驱动课程质量的整体提高，更好服务于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是当下课程界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阐述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文化新常态的必然和应然，探究课程文化在新时代的构筑方略，对持续推进深化课程改革和高质量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代催生课程文化的“新常态”

课程文化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和嬗变性，不同时期课程文化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特性，反映着不同的时代脉搏，回应着不同的时代诉求。新时代催生课程文化的“新常态”，主要体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十四五”发展规划、教育现代化2035、后疫情的教育生态等方面的诉求对课程文化新稳定样态的促成。

第四次工业革命赋能课程文化“新常态”。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各行各业包括教育的发展都迎来契机。人工智能已经到来，这意味着促进人与机器的智能互促，打造更强的教育合力成为时代呼之欲出的诉求。[1]世界经济论坛（WEF）曾在2017 年发布的白皮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人类的潜力》中指出教育在实现、挖掘、促进21 世纪人类潜能的重要地位。[2]课程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会给课程发展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必然会或隐或显的驱动课程文化发生变化。技术革新作为文化变迁的原动力，引发了课程文化的变革。[3]非线性、复杂性、智能性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标志，第四次工业革命能够有效疏通课程文化存在的梗阻，人工智能使课程文化充满了未来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性，从而使课程文化能够实现自我革新和超越以进一步获得成为先进文化的潜质。“互联网+”使课程文化的传播与沟通愈发的便捷化，超越了过去时空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课程文化之间的壁垒，解决了以往课程文化传播不通畅和影响范围有限的情况。大数据和云计算使课程文化的运行机制在某些方面变成数据的挖掘、分析、处理的过程，使课程文化育人效果的发挥更有科学性和针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课程文化革新，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动能来源，有效地缓解了文化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堕距现象，即过去强势的文化惰性导致的发展滞后及与时代脱节的问题。

“十四五”发展规划呼唤课程文化“新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实现“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以高质量课程建设为抓手，涉及高质量的课程文化建设。课程作为文化的主体存在，可以根据自己的品位、理想、追求和关怀旨趣对文化进行选择、内化与建构。[5]课程文化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善于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先进和主流元素，在交流和碰撞中丰富、壮大和发扬自身的文化元素。高质量的课程文化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借助于课程文化不断优化的形态，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文化需要，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的文化涵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指引下，课程文化品质的持续优化强调处理好多元与主导、守正与创新、技术与人性、效率与公平等的关系，以课程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就学生的健全人格，彰显课程文化的时代责任。

教育现代化进程驱动课程文化“新常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教育现代化进程进入2.0 阶段。褚宏启指出，教育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创新创业精神、人道宽容精神、信息素养塑造等是教育现代化2.0 对人的现代性培养的重点。[6]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了课程现代化，最终实现的是人的现代性的增长。人在课程文化发展中具有能动作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性增长的诉求会作用于所在的课程文化环境，推动课程文化根据现代性的诉求发生变革，生成新的样态。比如，“数字原住民”作为在智能数码产品的围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与“数字移民”相比，其认知方式、阅读方式、思维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倒逼课程走出学校围墙的限制，促成了慕课时代的崛起，课程文化的发生场域由线下逐渐转移至线上，课程的网络文化元素日益浓厚。信息素养的培养已经成为课程重点关注的目标，当前的课程文化含有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充分地反映了课程现代化水平的一种软实力。充满现代性气质的课程文化正以“一种理性的战略视野和特殊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思维习惯和相互关系”[7]，从而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充分发挥各方潜能，激发以文化人过程中创生的底蕴风格。

后疫情的教育生态助推课程文化“新常态”。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教育在这场疫情中饱受冲击和挑战，160 多个国家被迫封校，有15 亿的全球学习者受到直接影响，我国大约有1.8亿学生不得不居家线上远程学习。[8]随着我国防疫局势之明朗，后疫情时代的教育生态随之进入线上与线下双线混融的新常态。后疫情时代，相互依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成为塑造当今世界的三大主流特征[9]，最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实践进一步助力“赛博空间”的崛起，并使其迅速成为课程教学的“主阵地”，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课程文化建设要着重实现基于双线的混融。课程文化建设走向混融，更加强调课程文化各要素、各场域、各系统之间的“融通”，建立起“相互勾连”“多向呼应”“和谐共生”的联结，从而反映了课程的文化因子之间“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关系，实现了各部分之间“叠加”思维和模式的超越。[10]后疫情时代的课程文化强调打破线上课程与线下课程一分为二的局面，线上的课程文化场域日益受到重视，寻求两者的融通点，彰显课程中人师与机师、技术与人性、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后疫情时代的课程文化通过技术赋能，扩展课程的新型时空和文化场域，打造课程诸多元素共存、共生、共融的新关系，从而展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通的课程体系。因此，后疫情时代课程文化建设，不仅是课程中不同文化元素进行交融的过程，更是线上和线下双场域无边界、一体化深度融通的过程。

二、课程文化“新常态”的表征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制定、教育现代化2035 进程的推进、后疫情对课程生态的改变，使新时代的课程文化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稳定样态。总体上来讲，新时代课程文化“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共生性、智能性、自觉性、协衡性、审美性等方面的特性。

（一）共生性：以协作促成新关系样态

共生性是指课程文化各要素深度协作、相互成全、彼此促进所展现的关系形态。共生的含义主要来自生态学领域，形容个体之间相依相存、相辅相成，休戚与共、异质共存的状态，在尊重、接纳、包容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均衡、和谐的整体。[11]共生取向是课程文化面对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之下的必然选择。日本教育学者坂田义认为，“现代教育应以现代化为目标，且重视相互依存与共生”。[12]过去课程文化内部的“非共生关系”，实则为文化生态失衡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价值理性匮乏所致使的人性与信赖危机。当课程文化向着某种工具职能倾斜，教育者、受教育者、知识经验间意义追寻被遮蔽，共生关系的魅力被削弱。新时代课程文化蕴含的共生性反映了各要素基于同心人的伙伴关系，以价值理性共同践行成人成事，形成民主氛围展开深度的协作。这意味着必须摒弃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派别主义文化观，充分尊重不同个体的独立性和关联性，调整和优化文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形成开放的自组织，以共生单元的联结和合作为基础，实现信息和能量的有效传递，在多方交互和双向赋能的过程中，“成为效率最高、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共生形态”[13]。课程文化中所彰显的共生魅力有助于形成课程教学共生体，以共同的合作目标与愿景，彼此互为需求，在尊重异质和冲突的前提下，寻求各要素的相互开放，共同生成互利、平衡、共促的有机整体。

（二）智能性：以AI 促成新技术样态

智能性是指课程文化在人工智能的强势影响下所展现的技术样态，包括自动、数字、虚拟、泛在等。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曾经明确提到“需调整课程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学习方式变革的深度融合”。[14]新时代课程文化蕴含的智能性反映的是课程作为自组织系统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主动调适，自主构建与智能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结构。走向智能的课程文化更加强调师生数字和信息素养的深化，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数字原住民”服务；倡导课程资源的进一步开放和共享，打造高质量个性化与定制化的课程内容；追求课程方法手段的自动化和多样化，充分利用动态数据生成捕捉课程的每个细节；结合云端和虚拟现实使课程的时空得以超越，界限得以模糊，从而课程的趣味性和体验性得以增强，课程的文化场和心理场得以延展；突出课程评价的即时性和针对性，注重非预期效果的达成，结合教育神经科学、脑科学、学习分析、眼球追踪等技术提供精准的反馈和服务。具有智能色彩的课程物质和技术文化，尤其是移动终端设备、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VR 眼镜、3D 打印机、交互白板等智能机器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课程目标的生成化、课程内容的开放化、课程实施的数据化、课程场域的虚拟化、课程评价的精准化。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课程文化的部分功能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智能机器来检测、分析、处理、挖掘、创新，从而使课程在发挥以文化人的效果上更加公平、全面、生动、即时。

（三）自觉性：以自主促成新发展样态

自觉性是课程主体对课程文化的发展保持理性认识和把握，形成相关的文化信念和准则，并将自觉意识到的这种信念和准则主动付诸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15]。课程文化的自觉性源自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即人对文化发展要有“自知之明”和自主能力。课程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对课程改革和发展的理性思维，不断追问不同时代课程的合理性存在，最终回到人的自主价值和能动意义。课程文化自觉意味着课程主体能够对文化处境做到理性认知，对文化规律做到客观遵循，对文化方向做到准确把握。课程文化自觉是自觉传承历史传统精华，自觉创新面向未来的想象力，自觉兼顾乡村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自觉放眼于全球教育共同的使命和福祉。课程文化自觉最终目的是不断趋向费孝通先生所描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在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文化的自觉性具体表现为主体的课程文化意识、开放的课程文化胸襟、系统的课程文化结构、鲜活的课程文化生命、超越的课程文化品质五大方面的核心特征。[16]课程文化的自觉性说明课程文化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调适、自我纠偏、自我创生的潜能，“是一种具备高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17]。只有在这种文化自觉的指导之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课程的理性探寻。

（四）协衡性：以公平促成新资源样态

协衡性是指课程的文化资源实现在城乡地区、民族地区、东西部地区的合理配置，从而彰显出一定的协调性和均衡性。过去，课程文化资源在不同区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失衡现象，导致具有民族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实际开展困难，课程内容的汉族文化与城市文化倾向较为明显，乡村和民族地区学生对课程文化的认同感不足。“从表面上看，课程文化的失衡只是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不适合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发展需求，但实质却是教育内在的‘不公平’与‘不平等’的表现。”[18]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党中央领导下针对“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的积极探索，使课程文化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得以极大缓解。课程文化资源的协衡性旨在实现地区间育人质量的公平和均衡，实现共同美好的教育生活。课程作为官方知识的载体，一般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课程天然存在不公平的内在机理。但我国课程改革在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基本前提下，正确处理和把握质量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原则，在文化资源配置上给予地方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力，重点关注和照顾到西部、乡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薄弱性，打破了过去“大一统”的资源管理和权力集中。课程文化的协衡性要在城乡和东西地区之间建立资源的多向联动和动态协调的形态，实现资源分配的有机均衡。

（五）审美性：以诗意促成新艺术样态

审美性是课程文化给予人以美感从而以获取精神愉悦和享受。高尔泰认为，美感是一种比思想更深刻的东西，往往更能从整体上抓住事物的根本。[19]课程中的美感是师生思想和情感最深层的反映，是具备丰富而深邃的美学价值。从美学角度理解课程，课程是充满诗意的审美经验的升华。课程文化的审美性能够帮助提升人的审美素养。审美性强调课程文化能够引导师生在课程中发现美的基因，遵循美的规律，体悟美的价值，从而享受美的课程、美的生活、美的人生。当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裕，精神生活则相对空乏，需以审美引导师生产生对诗意化教育生活的追求，课程文化的审美色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自古至今，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始终热衷于对美的塑造，孔子曾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充分说明文化中的美育功能张扬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亮点。马克思强调“劳动创造美”，并将美与人类的生产和创造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为课程审美提供了依据，彰显人的本质力量。课程与审美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即实现人的意义理想追求和自由和谐发展。课程文化的审美性能充分调动师生愉悦的情感，激发师生对美的向往和热情，有助于艺术创造潜质的培养，从而使课程文化生态充满美的色彩和魅力。审美经验的概括提炼作为课程的一个文化属性，主要通过人的艺术创造实践，在课程实施中时刻渗透着诗意的美育功能。

三、课程文化“新常态”的铸牢策略

课程文化“新常态”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课程文化“新常态”的铸牢策略需从政府、社会、学校、教师、技术等维度采取有效的方法，协同一致，形成合力，从而更加契合新时代课程高质量发展的诉求。

（一）以完善的政策方针保障课程文化的向心力

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立足于课程改革的整体文化生态建设，为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提供完善的政策保障，为课程文化建设确定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要保证在新时代教育改革浪潮中找到定位，找对方向，找准路径，那就必须在政策方针方面加强对课程文化的引领作用，主要从课程理念、课程格局、课程价值、课程规范、课程话语等方面做好引路人和掌舵者的角色。第一，加强对课程理念的引领。当下国内外的课程理念日趋丰富，则必须从本土国情和地方特点出发，从政策方面帮助课程参与者树立正确的课程发展理念，以辩证唯物主义、习近平重要教育思想、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等为重要指引，使新时代课程发展理念保持一定前瞻性和适切性。第二，加强对课程格局的引领。新时代具有更高质量、更有内涵、更显公平、更加智能、更具个性的课程发展需求。这意味着必须通过日趋完善的教育方针，以文化为切入口针对课程未来局势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加快推进课程文化生态的战略部署。第三，加强对课程价值的引领。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曾提出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当下课程发展存在推崇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的现象，过去功利性和应试性的价值取向导致课程文化性的缺失和人文性的背离。新时代课程文化建设必须通过政策方面进行价值调整，以成人成事和生命自觉作为课程价值的核心主题。第四，加强对课程规范的引领。课程发展需要一定的标准和规范，课程文化作为一种规范性文化，受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制约。新时代课程文化建设必须从政策方面保证其方向性和规范性，使课程规范建立在教育一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第五，加强对课程话语的引领。当下课程话语既受工具导向的强力挤压，也受应试导向对人异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课程话语功能的消解。课程文化建设需从政策方面加强对课程理论话语、实践话语的引领，从而提升课程话语对课程文化的调控力。由此，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政府和教育部门需要不断完善和深化教育方针和政策，重点提升对课程理念、课程格局、课程价值、课程规范、课程话语的引领作用，使其符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十四五”规划等美好愿景，从而不断保障课程文化发展的“向心力”。

（二）以多元的社会力量支持课程文化的联结力

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离不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主要包括家庭、社区、企业、组织机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要努力实现与多元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扎根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寻找到恰切的联结点，从而指向内涵式的文化发展模式。加强课程文化建设过程中多方社会力量的联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加强与家庭的联结。家庭是课程文化活动值得关注的重要场域，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以家庭教育的文化能量为基点，切实提升协同育人实效性。但家长素质的参差不齐导致家庭教育文化质量上的良莠差距，因此必须通过家长学校建设、家庭教育立法、家长定期培训等方式提高家长参与课程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第二，加强与社区的联结。社区是课程文化活动容易忽视的重要场域，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等是学生开展课程学习的重要资源支持。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增进对社区资源的敏感性，加强与社区人员的联系，从而使课程文化活动与社区文化活动展开深度合作和联谊。第三，加强与组织机构的联结。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当地的教育协会、教育机构、教育组织等都是课程文化建设过程可以充分联结的平台。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对以上所关涉的多维教育和文化力量进行交互，重新定义彼此间基于课程互动的文化意义。第四，加强与文化企业的联结。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企业文化做支撑，一个具有深厚内涵和意蕴的企业文化蕴含了大量的教育功能。为了更好地培育未来人才，课程开展的场域需要延伸至企业，重点关注企业文化对于课程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给予学生充足的机会到企业中开展相关课程实践，以学生为线索加强课程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沟通合作的桥梁。第五，加强与主流文化的联结。课程作为社会主流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决定了课程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通性。课程知识的选择基本上受统治阶级的控制，主流文化在不自觉中调整课程文化的样态，驱动课程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从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阿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再到麦克·杨的“什么知识最有力量”，其问题的核心涉及课程知识选择的主流依据和判定标准问题。他们处于各自时代下的主流文化思维的逻辑和框架中，分别代表着科学化、公平化、实在化的文化发展路径。处于不同社会主流文化境遇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课程文化发展思维，课程文化样态必然展现出在各种主流文化之间的摇摆和调适。课程本身具有社会文化功能，课程文化一定程度上在传播和发扬社会主流文化，最终通过育人功能实现与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正向联结。由此，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延展到家庭、社区、企业、组织机构等场域，以寻觅更多的智慧和能量，有助于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最大化利用，更好地发挥协同育人的功能。

（三）以特色的学校文化催生课程文化的张力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本质内核与精神特质[20]，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21]。学校文化作为全校师生经过长期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具有本校独立品格的文化传统，具有指导学校办学方向、统一价值观念、引领师生教与学的行为的作用。[22]学校文化作为学校的灵魂，会对全体师生的知、情、意、行产生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课程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可以为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觅得源头活水，因此课程文化建设理应“植”于学校文化的特色土壤之中，充分汲取土壤中的“养分”。提升学校文化特色土壤中的“养分”需要做到：第一，加强学校精神文化特色。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学校文化的生命活力源自全体人员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创造。学校精神文化是学校全体人员对办学理念、发展理念、育人理念、管理理念等方面的理性认识和理想追求，是时代精神在学校中的反映和传承，对课程文化建设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要摆脱单一的理论局限，充分借鉴后现代等多元理论的视角，从而丰富课程文化建设的精神家园，铸牢课程文化发展的人文根基。第二，加强学校制度文化特色。学校制度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保障，学校文化的科学规范一定程度上依靠制度文化的建设。加强学校制度文化特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校为据，以师为先，以德为基，从而避免死板教条，丧失活力。有特色的学校制度文化可以为课程文化提供某种发展样式，即提倡多样灵活，避免过于追求统一；提倡民主平等，避免过于追求服从；提倡人性关怀，避免过于追求效率；提倡动态变化，避免过于追求稳定。第三，加强学校物质文化特色。学校物质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直接外显，主要通过校园建筑、校园环境、校园标识等表现价值理念。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校园物质层面所散发的文化气息对学生潜在的教育价值，并认为“我们要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23]。有特色的学校物质文化可以不断丰富课程文化建设的“素材”，催发人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共同发挥隐性的育人功能。由此，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以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进行赋能。课程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文化的独特内涵，学校文化个性的形成有利于增强课程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凸显课程文化建设的灵活性。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为课程文化结构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创造了多元复杂的文化交锋过程，从而不断打破原有的课程文化形态，建构新的文化平衡。

（四）以基于反思的教师队伍提升课程文化的创生力

教师群体作为课程文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决定了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必须依靠教师整体反思能力的加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波斯纳曾经提出教师成长的重要公式，即“教师成长=经验+反思”。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是实现教师队伍成长的重要前提，课程文化的创生力离不开教师队伍的反思力和批判力。提升教师整体的反思力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进行：第一，培养教师队伍的反思性意识。提升教师队伍的反思力，其反思性意识要先行。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新时代教师队伍理应具备常态化的反思意识。当下部分教师因思维定式、盲目自信、工作惰性等原因，对反思行为采取轻视、抵制、排斥的态度。提升教师整体的反思力首先帮助教师走出认知误区，转变观念，端正态度。教师队伍反思力的提升必须以每位教师的自主意识和批判精神为根基，立足于对反思行为的价值体认，主动、细心地检视课程各要素和全过程。第二，加强教师队伍的反思性训练。让每位教师学会反思，既是一门必备技能也是一门高超艺术，既是一门深刻学问也是一门自我修养。每位教师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另一方面要把握实践机会，反思内容要全面，反思视角要多元，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实践，形成良好的反思模式，充分融入课程生活，成为课程创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第三，丰富教师队伍的反思性方法。提升每位教师的反思力不能千篇一律，不能固化教条，不能机械呆板，而是在保持客观、理性、科学的基础上，确定多样化的、丰富化的、层次化的方法选择。每位教师可以通过行动研究、叙事研究、典型案例分析、榜样学习、撰写反思日记、反思量表构建、基于反思的校本研修、反思性共同体等方式不断丰富反思的路径，拓宽反思的渠道。第四，打造教师队伍的反思性文化。教师队伍的反思性文化能够使每位教师都有机会成为反思型教师，是教师群体反思意识成熟和反思能力增强的标志，是提升教师队伍批判和创新精神的支点，从而彰显教师作为革新者的形象和活力。教师队伍反思性文化作为教师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实现教师文化与课程文化创生层面的双向融通，成为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的重要助推器。由此，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实际上是教师不断反思和创造的过程。教师队伍反思力的提升和优化可以不断释放课程文化进行自我超越的潜质，激发课程文化的变革潜能，从而塑造课程文化的创生品性。

（五）以强力的技术手段支撑课程文化的感染力

技术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全球现代化历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课程文化建设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安德鲁·芬博格曾经说过：“技术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也塑造世界。”[24]技术正在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塑造着课程文化的新时代样态。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物联网、3D 打印等新教育技术不断涌入课程，对传统的课程结构和模式造成了冲击。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的，而是一种解蔽方式。[25]技术存在的意义在于实现人的意义、自由、解放而服务。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信息技术与课程文化的深度整合。这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智能技术的支持。人工智能将会替代课程实施中大量重复性和机械性的工作，使课程实施方式得以自动化、可视化、智能化。教师有机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身上，从而做好课程的引导者、研究者和开发者的角色。人工智能使课程文化建设拥有更多的智慧特征、个性色彩、创造空间。人工智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课程文化结构，使课程文化在育人效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力。第二，加强网络技术的支持。我们正处于5G 网络和“互联网+”的时代，网络技术正在改变课程文化的存在场域和发展方式。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迫使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技术重视线上课程的建设，促进课程的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以互联网为桥梁，实现线上与线下的双线混融是当下课程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基于网络技术的支持，课程文化通过教育信息多向、立体、快捷的交互过程得到张扬，课程文化中的符号、关系、意义得到创生，课程文化对未来“数字原住民”学习特质和潜能的观照和协同得到彰显。第三，加强虚拟、增强、混合现实技术的支持。我们正处于VR、AR、MR 交相辉映的时代，新时代背景下VR、AR、MR的教育价值在课程文化生态中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展现。VR、AR、MR 通过创设真实的情境使课程主体能够身临其境获得沉浸感，使得课程教与学的过程更加有趣和生动。VR、AR、MR 能够有效激发人的情感参与，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地位，为课程文化建设开拓了更多精彩的想象空间和发展活力。第四，加强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支持。我们正处于与大数据和云计算同行的时代，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在计算反馈、个性指导、分析预测等方面发挥巨大价值。借助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应用，课程文化建设的相关工作将更加方便快捷、精准高效，从而提升课程文化中的数字化色彩，对学生身心发展发挥准确而即时的效果。由此，新时代课程文化铸牢“新常态”，需要科学借助强力的技术手段支持。新时代背景下，技术愈发成为影响课程文化建设的众多因素中最活跃、最具有变革意义的因素。强力的教育技术手段建立在科学合理运用的基础上，通过引发课程文化的深层次变革，彰显课程文化在育人方面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