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百亮，柴毅德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当前有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燕连福等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建设指向和实现路径[1]；叶琪等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2]；姚修杰论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3]；等等。另外还有对习近平生态文明史观、生态安全观、生态法治观、全球环境治理观等方面的探讨。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意蕴、理论贡献等方面的认识，但对其中所蕴含的核心观点仍需要较为系统地予以总结和归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八观”，即生态历史观、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系统治理观、严密法治观、全民共治观、全球共赢观，这是基于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结合当下世情、国情、党情并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现状而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全面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深刻把握其时代价值，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生态治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系统完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范畴，其核心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历史观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孕育了中华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4]黄河流域既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带，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历史上既有大禹治水的壮举，又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诸如黄河流域这样因生态环境变化而直接影响到百姓生存的例子数不胜数。鉴古而知今，生态环境既可以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兴盛，也可以使其日渐衰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5]444的论断。我国严峻的自然环境现状和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多都要求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治理，才能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点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6]4把生态问题上升到关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重视程度，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观。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一直发生转变，无论是原始社会的崇拜敬畏自然，还是农业社会的学习利用自然，抑或是工业社会的改造征服自然，人们既享受了自然带来的回馈，同时也遭受了自然严重的惩罚。实践证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人类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的依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都要生活在地球之上，……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7]435，以此来保证人类能够更好地依附于自然这一“母体”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8]因此只有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9]，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要在全面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反思，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底线，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

(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将其对立起来，不知“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7]375。恩格斯曾指出：“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0]这表明人们一直以来惯有的思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却轻视自然生产力。经济发展既不是对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亦不是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针对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的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7]361这一论断揭示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本质关系：绿水青山是自然财富及社会财富的统一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维系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自身的双重效益，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绿色发展观。

(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美好人居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11]70这表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质量，关心所处自然环境的优劣，关切自身的生活品位和健康状况。生态环境的“木桶效应”表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并不取决于表面性的拥有，而在于根本性的缺失。人民群众对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的事实表明碧水、蓝天、白云、青山就是幸福，这些既连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是社会和谐安稳的彰显，只有提供更多良好的生态公共产品和优质的生态公共服务，努力维护生态维度的公平正义，人民才能生活得健康幸福。“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9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2]。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民生观。

(五)“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

人类不仅对农产品、工业产品有需求，更需要良好的生态产品，巍巍高山、茫茫草原、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湖泊湿地、冰天雪地等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最大本钱[13]，这表明自然可为人类提供生存必需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全球变暖、淡水危机、能源紧缺、森林减少、物种灭绝、垃圾成灾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证实了大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14]。因此，作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生态治理“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等，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15]，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增强生态平衡性，杜绝“顾此失彼”的情况。从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到逐步添加“草”“沙”“冰”，最初5个字，如今8个字，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治理观。

(六)“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实现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有效实施，关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填补空白点、补强薄弱点。”[16]《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制度、法律的出台，体现了我国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抉择，推动了以解决制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问题为导向，以强化党委、政府及企业生态环境责任为主线，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的基本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6]13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都具有全局性、稳定性、长远性、根本性，需要一以贯之，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严密法治观。

(七)“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全民共治观

生态环境是人人可共享的公共产品，它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生存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必要保障，关乎国家永续发展，关乎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好转的现实情境下，更是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最根本的生存权。因此，为了人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参与，需要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关注生态环境，积极为政府履行生态治理职能建言献策，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如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传递环保正能量，把自身的环保意识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7]362。打造“生态文明统一战线”，“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7]363，切实做到绿化祖国，人人有责，汇集起各行各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形成全民行动的良好风尚，推动绿色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民共治观。

(八)“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共赢观

地球只有一个，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总会或多或少地波及其他国家，生态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有难题。“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为正道。”[17]如垃圾问题，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明哲保身，将自己国家的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落后，自然环境恶劣，急需发达国家的支持，然而得到的却是无数的垃圾，这对本国的环境无疑是雪上加霜。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没有谁能独自应对，就像巴西的热带雨林不只是巴西的热带雨林，更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后果不只威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亦难以幸免。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全球范围内平衡发展……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18]生态治理是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共同向往和价值追求，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共赢观。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正确处理了我国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

1.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首要关系，也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受限于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科技水平的落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处于平衡状态，而自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丰富、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等诱发了人类欲望的过分膨胀，人们开始不计后果地掠夺资源、摧残环境、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迅速失衡，出现全球性生态危机。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主宰者。时代在变化，理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需要被给予进步性、时代性的“发展需求”和“形式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一方面，承认自然作为客观的整体存在，抓住了生态系统内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本质规律，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另一方面，就生态环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体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承认世界是彼此联系的整体这一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展开的。如对于城市缺水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地太多，把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给占用了，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雨水来了，只能当作污水排走，地下水越抽越少。”[11]603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现实的问题在于，整个自然界有其客观规律，人类不可为所欲为，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可控的风险因素。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着力解决的问题，“学习马克思，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科学掌握自然规律为前提，指明了生态兴衰影响文明的生态演变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两山论”的生态发展观，这要求我们只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保护和发展有机并行，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日灼病在当年10月中旬以目测法调查，危害程度分级标准为重度：80%以上叶片枯死，小枝枯黄，生命难保，有些苗木直接死亡；中度：一部分小叶枯死，其余大部分叶片黄化失绿，小枝上灼伤斑块明显，生长受阻；轻度：小部分叶片整张小叶失绿黄化或半叶失绿，叶尖至少还有半张绿色，生长轻度受阻；轻微：小叶片仅边缘黄化，叶脉和大半张叶子正常。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历程的新阶段、新形态，需要修正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构共同体中的单纯人类属性，还自然于共同体之中，重塑人与自然的新型价值关系与伦理道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理性的态度和人文情怀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摒弃了传统的“自然(界)只具有工具价值”的观念，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感性的、生命性的、人文性的自然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特征，打破了关于自然的传统认识，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风格、情感表达和价值意蕴。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人因自然而生，自然因人应更加美丽，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全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促使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以“和谐”为价值尺度，关注自然，珍爱万物，摒弃错误的思想观念，以意识提升促进行动转变。

2.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庄子·齐物论》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论；《孟子·梁惠王上》表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认识论；《吕氏春秋》指出不能“竭泽而渔”；《齐民要术》指出要“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中国先民的这些实践经验和理念，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活水。

“天人合一”是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天地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自然观在传承了“天人合一”“与天地参”“民胞物与”等古朴思想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人与自然是平等、友好的伙伴，而不是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自然，积极修复生态环境，防止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误入歧途、遭受惩罚。“道法自然”蕴含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告诫人们要“效天法地”，不妄为、不强为、不乱为，这既是客观规律，也是人们应该有的道德品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借鉴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如绿色发展观在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原则上，坚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生态历史观指出了生态变化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众生平等”“大慈大悲”等佛教思想，主张尊重生命、反对滥杀乱伐，这种理念对于维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显“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治理，多措并举，以达到维护生态平衡的最佳效果。此外，生态法治观延续了我国历来重视法度文明的传统等。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充分吸收并且发扬历代先贤关于自然的哲理思想和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为基本原则，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人与人、生态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当代阐释和创新发展，体现了在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时代，“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深化了中国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认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绿化中国”“实行大地园林化”“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等观点，表明了当时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子孙后代……”[20]，将保护环境上升为基本国策，并开启了生态环境的法治化建设进程。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号召建设“两型社会”。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所形成的理念和举措为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架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源和实践基础。

以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为历史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政策观念等主客观因素，都或多或少存在局限，发达国家曾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亦长期存在，我国生态治理仍旧任重而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了我国多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个人的地方工作经历以及全球生态环境现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将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在报告中分别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指导思想及未来的战略部署等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放到关系我国“强起来”的重要高度，以此奠定了“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基本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具体指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分阶段任务和目标。这些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文明生态思想对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新时代我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借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关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认知水平、社会民生、资源利用、生态法治、国际合作等现状，坚持人民至上，深刻、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八观”为核心要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将关于生态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对人与自然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回答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生态治理的实践检验，我国的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绿色发展观融入经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技术主义”等价值观念，树立生态发展观，对传统的工业模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党的十八以来，我国贯彻绿色、协调的发展理念，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以生态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如生态旅游业、新能源汽车等，并加大对生态修复、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入，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拉动内需，使绿水青山持续为社会发展提供资源。

第二，严密法治观融入政治建设，生态政治能力显著增强。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不仅是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将“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独立成章，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新格局，同时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5]507。“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这表明实行最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利于树立超越各种利益主体的政治领导力，实现生态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突破。

第三，生态历史观融入文化建设，生态文化氛围日益浓厚。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文化建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并超越工业文明下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人类和自然都不是中心，也不是彼此的附属品，在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基础上形成的生态自然观，强调“生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是“文化之魂”，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生态为先，文化为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结着全体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共同理想、价值追求和精神需要，崇尚生态文明的“最大公约数”正在形成，“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1]，自觉采用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自身生态素养。

第四，生态民生观、全民共治观融入社会建设，生态民生福祉得到重视，社会日趋和谐稳定。生态危机从表面看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因生态环境问题而产生的“邻避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如垃圾站、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项目的选址建设，易引发周边人们的嫌恶情绪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因此，无论党委、政府还是企业、社团、公民均不能游离于环保责任之外，我们要竭力形成人人参与、共同建设的强大合力，促进政府、企业和公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树立良好生态环境为了人民、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第五，科学自然观、系统治理观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持续改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成果惊人，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叠加型、复合型的生态问题屡见不鲜，“见招拆招”已不足以应对，生态治理能力亟待有效整合。生态系统观作为价值导向、思维方式，有利于改变长期存在的部门单独管理和各要素分割状况，打破“博弈思维”，指导环保、水利、林业等有关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同时，放下一时“私利”，整合各类生态资源，统一治理，形成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的框架体系和协调机制。如集中力量打赢蓝天保卫战、长江流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农村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提高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成效，维护生态系统健康，提升区域永续发展水平。

2.拓展全球生态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环境污染日益加剧，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爆发，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生存安全，残酷的事实告诫人们生态治理已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只有正视不同民族、国家、种族之间的关系，彻底摒弃“利己主义”等非理性的价值观，打破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利己的意识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持续深化全球绿色发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全球共赢观，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和全球人民共同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立场，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避免重走发达国家传统发展路径提供了可借鉴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生态智慧和生态方案。如土地沙化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障碍。我国亦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土地沙化问题，不仅是沙化面积大，而且沙区经济落后、贫困人口多，因此我国积极致力于沙化防治工作，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治沙产业和扶贫产业，实现了区域性的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为全球土地沙化治理贡献了库布齐、塞罕坝、毛乌素等“中国治沙样本”。

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热门话题，以及我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形势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如“绿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已正式纳入联合国文件，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等中国方案，这表明中国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贡献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官方认可。面对气候变化，我国积极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坚持正确义利观，表明自身态度，履行减排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展现大国担当，努力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此外，我国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绿色发展”融入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推行生态经济形式、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等，探索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模式，实现优势互补，使其发挥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积极作用。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共赢观，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建立新秩序的需求，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推广不仅促使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也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注，它没有教条式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基于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新变化、生态环境发展的新形式、生态治理实践的新特点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的新特征[22]，来努力探索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

三、结语

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时期的转向演化，陈旧的、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思想观念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实现人类文明转型，谋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追求。作为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古朴的生态智慧为历史底蕴，以我国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为实践导向，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贯彻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阐释了美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诉求，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高度融合，形成了当代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范式。尤其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局势尚未明朗的特殊时刻，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点进行梳理，建构相互认同的价值准则，有利于人类科学合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充分认识“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贡献中国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