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与科尔施的总体性思想比较

2022-03-18强香帅聂子琛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2年3期

强香帅，聂子琛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但长期以来这一维度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以至于马克思的思想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并且出现了种种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庸俗化现象。卢卡奇和科尔施希望通过对总体性思想的阐释和分析，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内容看，两者对总体性思想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也存在许多重要的差异。若要准确把握总体性思想的内涵，对总体性思想的辨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总体性思想的历史渊源

在整个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总体性思想始终存在。黑格尔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为基础，用“绝对精神”概念解释总体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在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实践的总体性，在对黑格尔哲学批判和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哲学思想，其中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三方面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构成了变革社会的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形态》到《资本论》，都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的个体总体性思想，即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社会形态当中，每个人都受社会形态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形态。

卢卡奇和科尔施都肯定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肯定其总体性思想所具有的哲学性质。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割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被遗忘和抛弃的情况，卢卡奇和科尔施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出发，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无论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总结为总体性辩证法，还是科尔施通过意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说明社会革命的整体性，都使得马克思的思想被当时的学术界和共产国际重新理解。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遭到了严重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被共产国际判定为“一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但他们打破了当时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权。由他们开始，一条新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阐释模式被开启，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卢卡奇与科尔施总体性思想的阐述

总体性思想是贯穿于卢卡奇和科尔施哲学的一条核心线索，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握其思想中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传统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忽视了总体性这样一条重要原则。重新梳理卢卡奇和科尔施哲学中的总体性思想，不仅是作一种理论归纳和整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工作理解总体性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的重要理论位置。

(一)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序言中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所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当马克思主义被第二国际庸俗化和严重曲解时，总体性范畴对这样一种现象予以了有力回击，使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新焕发生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总体性思想的阐述还明显地带有黑格尔主义的浓厚色彩，但他通过解读黑格尔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与19世纪后期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里的正统仅仅指方法”[2]，这“方法”就是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真正目的是改变现实，真正革命的方法就在于对现实的认识，而现实被自然科学理解为孤立的事实或者局部的体系。马克思的辩证法反对这种关于现实的思维，因为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关于现实的历史和整体的性质都被遮蔽掉了，而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恰恰是用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认识世界的。“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3]卢卡奇所指的总体乃是具体的、作为系统来理解的总体。总之，总体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缺失，造成了其阵营内部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相互分离，也使得后来马克思主义变成支离破碎的理论体系。所以必须坚持总体性思想，才能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真正革命和批判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1]76

卢卡奇指出，在商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仅仅属于客体地位，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时只能采取直观方式，而无法直接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意识在面对这样一种主宰者自身生存的系统时被物化了，变成一种直接性、无中介的直观。所以，工人不仅在工作中被物化，在意识上也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统治，表现为一种物化意识。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着根本性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在对整个社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理化改造，另一方面则对大量非计算性、非理性内容进行抛弃。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呈现为一个在局部合理化基础上的整体非理性运转系统，而要克服这一矛盾就必须借助以总体性为特征的辩证法。工人阶级要摆脱自身的物化，也必须通过这样一种总体性辩证法来实现。

卢卡奇认为，只有借助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实现从物化意识到无产阶级意识的上升运动。他将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总体性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生成的讨论中，认为工人并不天然就是无产阶级，只有当处于物化状态的工人摆脱物化，成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是处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因而是作为总体的历史的自我认识。”[4]119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必要和关键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是辩证统一的，意识在根本上参与对象的生成。

(二)科尔施的总体性思想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强调，要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容，就必须将其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德国古典哲学乃是伴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产生的一种思想形式，“革命是通过思想的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5]10。德国古典哲学是当时社会革命的一部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始，德国古典哲学被一种新的科学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它们必然在精神和历史上(即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6]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场由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既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又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思想领域的真正表达。科尔施的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这一根本原则被后来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抛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巨大的危机与矛盾。科尔施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而揭示了这一危机的历史性根源。他举例说明马克思如何批判当时德国理论派和实践派对哲学的轻视态度，认为他们都没有把哲学当作现实的一个部分来把握，因此造成了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相互分离。马克思指出：“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7]由此真正建立起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尔施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包含意识与现实的同一关系。他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8]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被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弃了。

三、卢卡奇与科尔施总体性思想之异同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两部著作在同一年正式发表，其思想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二人都在面临现实的革命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此前并无交集，但其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实现辩证法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其方法在理论上的优先地位。他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无批判的接受马克思的所有研究结论”[9]。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确定为作为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出现问题是由于其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他率先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49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同一历史过程不可分开的两个方面。卢卡奇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后，提出了以“总体性”概念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并由此肯定了无产阶级认识历史、改变历史的主体地位，批评了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立场。他强调，无论是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还是对资本主义所谓“科学的分析研究”，都是基于现实的革命运动来说的。因此他说道：“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所以，对辩证方法来说，‘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问题都失去了自己互有的、固定不变的异性，并相互汇合起来。”[10]只有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环节置于历史总体中，才能理解现实的历史。马克思虽然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总体性思想，但马克思关于“具体的总体”指向的对象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局限于绝对精神的运动和柏拉图式的概念性内容当中，其理论最终指向的仍是最初的东西，即绝对精神；马克思则将总体性方法运用于现实的、感性的人类活动本身，其指向的是现实的、历史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把握住了历史运动的真正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特殊地位，处于社会系统中纯粹客体的位置；同时劳动时间中包含着量与质的辩证对立，这种对立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断加深，使他们开始获得关于商品和自身的自我意识，并通过一系列中介达到了对现实社会总体的认识。“无产阶级意识中所反映的东西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迸发出的积极的和新的东西，它绝不是无产阶级杜撰的或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总的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11]资本主义社会是非理性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中，无产阶级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达到对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认识，摆脱物化意识。在此过程中，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变为实践的时候，他们才能真正摆脱物化。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解释为工人关于商品的自我意识和对其自身地位的自我意识，也解释为工人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他试图使人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辨证方法，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意图之一便是针对当时第二国际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庸俗化和教条化理解，力图恢复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重建其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联。卢卡奇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是通过对总体性思想的阐释来进行的，他希望通过总体性思想阐明革命与辩证法之间的关联。

科尔施作为和卢卡奇同时代的人，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是相似的，但他从另一条路径思考和阐发总体性思想。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把目光集中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性与革命性的丧失，并首先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对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843—1848年。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哲学性质，他主要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意识来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科尔施说：“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5]22；第二个时期是从1850年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处于资本主义扩张和巩固阶段，工人运动基本处于低潮状态。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主要转向对政治经济学意识的批判。科尔施指出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特征并没有变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分离和撕裂，但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另外一种结合开始以更大的科学精确性发展起来，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5]24。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初到科尔施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为止。期间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兴起，但当现实的革命需要理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却丧失了介入革命的能力。哲学在这时无力回应革命中遇到的实践问题，革命本身更不能被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这时更多地沦为一种脱离革命本身的“意识形态”。通过三个时期的划分，科尔施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遇到的危机进行了诊断。他指出，无论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理论都已经实证主义化、去革命化，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侵入。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自然将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割裂开来。而当革命再次到来时，他们便无力真正地介入革命。也就是说，其理论无法回应革命实践遇到的问题。科尔施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意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并在此前提下提出总体的社会革命观。其总体性思想正是建立在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

无论是卢卡奇还是科尔施，其总体性思想的渊源无疑都和马克思与黑格尔有关。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遗产之一，而科尔施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就是重建哲学与革命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对这一贡献的继承是通过扬弃和消灭哲学完成的，他无疑也在强调这样一种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关系。卢卡奇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借用的思想资源更加丰富。在分析物化现象时，他吸收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以及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现象的分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关联的是革命的道路本身。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进行的主要工作则是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发展进行批判分析，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一种创造性使用，从而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

因为时代发展的限制，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总体性的阐释更多带有一种黑格尔主义色彩，更多的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立场解读马克思，并且在理论研究中都转向了主体性叙事，强调革命主体本身具有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导致了人的物化，造成了工人对社会关系采取直观的态度。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集中于其所造成的人的意识层面的物化，忽视了意识层面的问题其实是人的生存基础的结构问题造成的。他把实践解释为无产阶级意识，而没有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中指认无产阶级意识产生的物质条件。因此卢卡奇并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矛盾中寻找革命道路，而是将革命的未来托付于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法。科尔施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无疑也来自对第三国际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的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追求的是一种整体性社会革命，但同时也尤其强调哲学在革命与实践中的作用。科尔施希望哲学能够介入现实的革命运动，因此他批判列宁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对哲学的轻视态度。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并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要揭示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庸俗化现象的真正根源。他把社会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对革命的介入，而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对哲学和意识的决定作用。

四、总体性思想的得失

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总体性思想的阐发，在当时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起了轰动。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轰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批判击中了当时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对马克思思想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威胁。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总体性辩证法的主要功劳就是恢复了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重新建立起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在如今实证主义仍然肆虐的情况下，总体性思想仍不失其光芒与作用。但正如卢卡奇本人所指出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其思想仍然是属于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在更大程度上仍是黑格尔的而非马克思的辩证法，这尤其体现在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自身生成问题的讨论上。他在这里采取了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概念辩证法，而不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12]。因此，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必须在马克思关于人类实践的基础上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吸取其总体性思想的积极内容。

科尔施对总体性思想的阐释给予了理解马克思整个思想的钥匙。他指出马克思关于哲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是将现实的内容纳入哲学，马克思则是将哲学嵌入现实本身，因此马克思更深刻地理解了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走的便是通过消灭哲学来实现哲学与现实的关联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科尔施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对现实中各种意识形式的批判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但科尔施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有严重的理想主义倾向，他希望通过总体性恢复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却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