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鉴 生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师，也是有汉一代著名的文学家。《隋书·经籍志》载梁有《马融集》九卷，明张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马季长集》一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八收其文二十篇。其所作名篇《广成颂》，收于《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作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汉书》本传明指其作于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从之[1]465；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以为本传不可信，而系于元初五年(118)[2]144，陈文新先生依据文中“十二年”之语，亦从陆说[3]257；唐兰先生以为作于汉桓帝延熹元年(158)(1)唐兰《马融作〈广成颂〉的年代》，上海《大公报》1947年7月16日第8版，第33期《文史周刊》。。此外，《艺文类聚》卷一百《蝗害部》引曹丕《典论》提及马融《上林颂》，云“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集》将其辑在《典论·论文》篇下，注云“本传作元初二年”[4]1098，把《上林颂》与《广成颂》当作同篇。夏传才先生《曹丕集校注》 云“此《上林颂》或为《广成颂》，则永兴当为元初”[5]243，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直接校改《上林颂》为《广成颂》[6]547。笔者以为，陆说可从，只是略有疏漏，宜以补正，《广成颂》当作于元初四年(117)九月。

确定《广成颂》作年，首先应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一、《广成颂》和《上林颂》不可混为一谈；二、《广成颂》与《文馆词林》中疑似《广成颂》残篇并非同篇之文。

《上林颂》和《广成颂》皆为马融所作且各自为篇，文献有可征者，不容置疑：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7]327，即可为证；而这个证据还可推到更早的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曾说“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4]1905。他们都认为赋、颂有别，不可混为一谈，特别举了马融《广成颂》《上林颂》这两篇有代表性作品为例子，显然《广成颂》《上林颂》绝非同篇。而今存《文馆词林》，其第三四八卷虽为残卷，马融《上林颂》和《广成颂》之篇名皆赫然在目，罗国威在《上林颂》条下作了校记，指出“此篇原佚，其他文献无载，严辑《全三国文》无收”[8]126，可见《上林颂》和《广成颂》绝非同篇。尽管《上林颂》已佚，却并非无迹可寻，据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和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三引马融《上林颂》曰“鹁如烟”，可惜严可均辑《马融集》未曾留意。以上迹象表明《上林颂》和《广成颂》各为殊篇，昭然若揭，此其一也。其二，据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弘仁本有一卷次不明、作者不详、阙题且首尾不全的残文，第四、第五句为“径造舟之飞梁兮，迄广成之囿园”。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第三百四十八卷中马融《广成颂》，刊刻《古逸丛书》和后来杨保初在此基础上补充刊刻《文馆词林》，都没有将其刻入[9]286—289，之后董康赴日继续搜集《文馆词林》，发现并抄录新佚文外，也抄回此卷，同样认定其为第三百四十八卷的马融《广成颂》，张钧衡刊刻《适园丛书》宣称将董康所获辑入，实际也没有收入此文(2)参《文馆词林汇刻》卷前目录及卷末附张钧衡跋，载《适园丛书》第3集，民国5年吴兴张氏刻本。。据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可知，第三百四十八卷今存共有四篇：西晋张载《平吴颂》半篇和三篇有目无文即东晋孔宁子《平洛颂》、马融《上林颂》、马融《广成颂》。可见无论是杨守敬还是董康都没有看到全部第三百四十八卷，否则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不将《平吴颂》刻入。而杨守敬和董康所见第三百四十八卷是否就是载于《后汉书》本传的《广成颂》，还是所见首尾不全的残卷中因“迄广成之囿园”句有“广成”二字，而想当然以为就是《后汉书》里的《广成颂》，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 ，这篇残文都不可能是《广成颂》，理由有三：一、《广成颂》是以密封上书皇帝，文中马融自称“臣”，而《文馆词林》残卷，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展示主题，二者形式截然不同；二、《广成颂》首叙写作目的，主体部分描写了虚构的校猎广成苑全过程，末尾以校猎后施政结笔，全文一气呵称，而残卷若属《广成颂》，应是节选，两者照理可以衔接，然而残卷实在是无从安插；三、《广成颂》与残卷主旨倒是不谋而合，都极力宣扬校猎的重要性，恰恰却证明二者并非同篇，如《广成颂》云“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登于疏镂之金路”，从陆路进发，一番田猎后，“改乘回辕，溯恢方，抚冯夷”，“旋入禁囿”，“以临乎宏池”，进入广成泽了，残卷云“既览斯而奄思兮，复动轸而南辕。径造舟之飞粱兮，迄广成之囿园”[8]485，所言与之同，《广成颂》云“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残卷亦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8]486，命意全同，可见《广成颂》与《文馆词林》残卷所载内容方面有因袭的可能，但绝非同篇之作。

明此二问题，再来讨论《广成颂》作年，问题可迎刃而解。既然《广成颂》与《上林颂》为两文，曹丕《典论》云“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说明永兴中马融所作乃《上林颂》，而非《广成颂》，《全三国文》注云“本传作元初二年”，乃是无的放矢，夏传才《曹丕集校注》 云“此《上林颂》或为《广成颂》，则永兴当为元初”更无根据，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直接校改《上林颂》为《广成颂》，尤为不妥。陆侃如《系年》云《广成颂》“曹丕《论文》以为作于永兴中，那也是不可信，因为他正在朔方”亦属画蛇添足。而唐兰《马融作〈广成颂〉的年代》一文所依据《文馆词林》残卷既然并非马融的《广成颂》，那作于桓帝延熹元年的说法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刘跃进先生以为当从本传作于元初二年，理由是邓太后辅政在和帝死后的元兴元年(105)，下据元初二年(115)刚好十二年，与文中提到的“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致获于仁义之渊，忽蒐狩之礼，阙槃虞之佃。暗昧不睹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正相吻合，因此，“不应怀疑此赋作于本年(115)的记载”。不过，刘跃进先生也指出几点矛盾：一是安帝元年(106)至元初二年(115)仅十年，与文中称“十余年”“十二年”不符；二是马融入东观时在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仅七年，与本传称“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亦不合；三是马融四十三岁复出，是禁锢六年，不是十年；四是元初二年“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与文称“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不符。这些说法考索详细，然仔细推敲，所谓矛盾的说法似是而非，而元初二年作赋的说法亦难成立。因为本传载马融是以密封的形式上《广成颂》，那是有深意的，实质是要求皇帝通过讲武的形式亲政，反对邓太后临政的，马融上赋，一定是越过邓太后，上奏给安帝，而文称“伏见元年已来，遭值戹运，陛下戒惧灾异”“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既言“元年”，当然是安帝永初改元之年，一再称“陛下”，更是确证了。故而文中提到的“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其中所称十二年不当从殇帝时邓太后摄政算起。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即使从殇帝元兴元年(105)至元初二年(115)最多只有十一年，无论如何也不足十二年。

这里也有个疑问，“元年以来”即永初元年，而文中所言“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林……于今十二年”，显然是从安帝即位延平元年算起，为何二者不一致呢？这是因为安帝永初元年地震、水涝、蝗灾、西羌反叛等灾祸频仍，故而史书所言安帝时灾祸，皆从改元之永初元年言起，如《后汉书·邓骘传》曰“邓骘为大将军，遭元二之灾，人民饥馑”、《陈忠传》曰“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盗贼并起，忠以为忧，上疏曰‘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云云，所谓“元二”即指安帝永初元年、二年(3)《后汉书·邓骘传》云，邓骘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杯注云：“元二即元元也。”从北宋开始，赵明诚、洪适、王楙皆予以反驳，他们依据王充《论衡·恢国》以及《后汉书》《石门颂碑》等文献认为“元二”乃“元年二年”省称，可从。，所以两种提法并不矛盾。因此从“十二年”推算，《广成颂》当作于元初四年。《广成颂》言“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闲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云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下裴注引王沈《魏书》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车马’”，说明东汉讲武在十月，文云“至于阳月，阴慝害作”，“阳月”即十月，又言“乘舆乃以吉月之阳朔”云云，吉月之阳朔即十月初一日，知该文应作于十月前，文云“方涉冬节”，则当作于秋冬之际的九月末。本传所言元初二年当是四年之讹。

本传李贤注引《马融集》云“时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归”，又云“《融集》曰‘时左将奏‘融遭兄子丧自劾而归，离署当免官’。制曰‘融典校秘书，不推忠尽节，而羞薄诏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锢六年矣”，禁锢指免官无职务，不得起用，“六年”是指马融兄子丧后自归，被免东观校书郎中，之后禁锢六年，与滞于东观十年不可混为一谈。不过，马融元初四年上颂即被禁锢的话，上据永初四年入东观应是八年而不是十年，下距元初七年是四年，也不是六年。这里的关键是“时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归”以及“时左将奏‘融遭兄子丧自劾而归，离署当免官”的“时”，即马融禁锢之年不是上《广成颂》当年，而是之后的两年即元初六年，复出之年亦不是安帝亲政之年，而是在延光三年(124)。例如史书中叙述皇帝承位或换代，在时间用语上，往往用“即位”，或年号之前加“初”字，这是史家为叙述之便的笼统说法，绝不意味着就是即位的当年，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不必枚举，同样这里“时”也是笼统说法。而本传云“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诏拜郎中”。安帝东巡是在延光三年(124)，可见马融禁锢后复归即在该年，他在复出后旋即又出为河间王长史，恰逢安帝东巡，他便上《东巡颂》。从延光三年逆推六年(119)，马融自劾归家为元初六年，此时距永初四年初入东观正好十年。从上《广成颂》至自劾归家，中间隔了两三年，马融已在东观任职七年，本应该调职或升迁，由于受《广成颂》事件及元初五年任尚事件牵连，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又继续呆了两三年直至任职十年，故马融无法忍受，借兄子之丧弃职归家，这正是本传所言“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之意。

可见，马融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入东观，元初四年(117)上《广成颂》；元初六年(119)自劾归家，上距初入东观十年；延光三年(124)复出，上距自劾归家六年，时年四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