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体检 李夏青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观念，虽为语录，却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在孔子言行的记载中，体现了孔子希望用“礼”作为约束的手段，通过“中庸”的方法，以达到“仁”之境界的思想。孔子的学说，人们称之为“仁学”，所谓“仁学”就是“人学”，而不是神学、鬼学，所以在《论语》中，较少能够看到孔子有关鬼神的言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语怪、力、乱、神”[1]98(《论语·述而》)。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孔子对于鬼神并不是避而不谈，反而怀有一种敬畏之心，甚至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在《中庸》当中谈道：“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1]25看不见也听不到的鬼神德行是如此盛大，孔子对此充满赞美，这显然与他《论语》中所说的“不语”相矛盾。那么孔子对鬼神的态度究竟如何？它与孔子所提倡的儒家礼教又有何关系？

一、孔子鬼神观的渊源

孔子相信有鬼神的存在，《论语·八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1]64孔子是在祭祀的基础上来谈鬼神，何为鬼，何为神，《礼记·祭法》中有这样的解释：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2]394

在古代社会，由于认知的限制，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时往往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它们神秘莫测，让人感到好奇，以至产生恐惧心理。这些现象被看作是神灵的显现，古人认为自然神灵有着不可知的神力，倘若想要表达自己的敬畏之心，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祭祀。与此同时，古人相信人死之后其魂为鬼，可为生者预兆吉凶，生者为表达自己的敬意与思念之情，也要通过祭祀。

《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466祭祀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更加清楚地传达鬼神的意志，在祭祀活动中，出现了感觉超于常人的“巫”。《说文解字》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4]95巫师的主要职能是以歌舞来侍奉神灵，并请求神灵临世下达指示。巫在夏朝已有踪迹，商代的巫除了主持“旱灾舞雩；丧事降神；时令招神祓除”[5]40等活动外，同时“兼理占卜的职能，并且占卜也常常是为祭祀而服务的”[5]79。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得知，占卜的内容多集中在自然现象和有关祖先祭祀的问题之上。殷人把对祖先神灵的祭祀放在更高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祖先“在人间的生命结束之后，并没有消逝为无，而是仍然以某种形式(灵魂或其他)存在，他们不仅仍然保持着对人间种种享受的乐趣和能力，而且可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人世生活发生影响”[5]123。通过占卜以期获得对未知事物的解释，或是寻求已然发生的天灾人祸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上帝和万物鬼神的发问，更是“借助于一种神秘的方式来向祖先神询问，相信祖先神会通过龟板的裂坼显示出对占问的回答”[5]114。周代吸收了殷人的祭祀文化，并有所改变，相较于殷人推崇祭祀对象的“神秘性”，周人更多地将目光转向祭祀形式的“神圣性”，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改变相应的祭祀礼节。周礼保存了天地山川的祭祀仪典，但宗庙祭祀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祖先的祭祀“不但突出了先祖先王人世功德的一面，而且这种功德祭祀已多少带有纪念性的意味，而非纯粹的宗教性祭享祈福”[5]146，它强调的是祭祖神的社会政治功用，通过祭祀来维护礼制的完整性。“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5]18。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祭鬼神实则更多的是祭祖先神，而且他对祭者提出要求：必须从内心生发出敬重与哀思，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且在祭祀时要遵循一定的礼制，“非其鬼而祭之，谄也”[1]60(《论语·为政》)。

二、孔子的鬼神说并不同于宗教论

孔子所谈的鬼神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宗教层面的，或者可以说，孔子是反对宗教的。我们可以从他和樊迟的对话中窥得一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89(《论语·雍也》)

孔子认为，对于鬼神要怀有敬畏之心，但不可因此而迷失自我，将自身命运寄托在鬼神之上。因此当樊迟问到何为“知”时，孔子回答是对鬼神“敬而远之”，这与宗教信仰截然不同。“凡宗教无不存在于人的情志不安之上”[6]81，人们信仰宗教，原因便是有所寄托。宗教的立足点在于私欲，并且往往塑造出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引起人们畏惧、崇拜、忏悔等心理，从而使人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完全依附于虚无的精神寄托，达到消除过去罪恶或是获得来世福报的目的。而孔子所说的“祭鬼神”并不是如此，孔子立足于现世，梁漱溟将其概括为“看自己”和“看当下”[6]25—26。孔子重视人本身，他着眼的范围是个人，不同于宗教对鬼神的追捧，认为超自然的力量是具体神灵的存在，孔子强调向内看，通过“祭鬼神”来引发人内心的“敬”。《论语·季氏》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174小人无畏的原因是不知天命，不知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缺乏敬畏之心，由此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君子可以做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1]17(《中庸》)，从而达到“知天命”的境界。“在孔子看来，人只有认识到天命鬼神的神圣，认识到人自身的局限和人世的规范，才能产生敬畏之心，才有敬畏的言行。”[7]68他的“敬畏”实际上是在“知”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个体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辨，逐步了解敬畏的对象，并在“知”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敬畏”，这与宗教的盲目崇拜截然不同。孔子认为，对鬼神的祭祀是对已逝祖先敬孝道的延续，祭祀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虚幻的鬼神的庇佑，而是生者表达对祖先的敬爱与哀思，所以他十分看重祭祀的诚心。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1]62(《论语·八佾》)祭礼与其铺张奢侈，倒不如勤俭朴素，因为外在的形式只是辅助，更重要的是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孔子反对巧言令色之人，并且认为这种人缺乏“仁心”。

另外，孔子立足于当下。宗教或说轮回，或说来世，而孔子只谈论现实生活，《论语·先进》讲：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126

子路请教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却说，“活人尚且还没有服事好，又何谈去服事鬼神呢？”子路进一步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道，“生的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又哪里去知道死的事情？”对于鬼神和生死的问题，孔子不是不知，而是避而不谈。他只顾及当下的现实生活，认为“鬼”“死”都是过去未来之事。对于这些出世的东西，孔子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他以一种非功利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将“先事人”“先知生”放在首位。而宗教是以功利之心去求取利害，所以与孔子的主张相悖。但孔子所说的“焉能事鬼”“焉知死”，与他强调祭鬼神的重要性并不冲突，只是相比于“事人”和“知生”，“事鬼”和“知死”反倒不太重要。他更多地是想让人们去关注现实人生，对人事抱有积极的态度，这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因。

三、孔子将鬼神作为实行礼教的工具

孔子不主张以刑罚治国，他提倡“为政以德”，通过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53(《论语·为政》)

孔子认为，实行德政的人，就如同北极星一般，不用采取严苛的手段，只需处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以他为中心，这是因为人们受到良好德行的引导，而发自内心的信服。他非常推崇西周统治者制定的经济政治制度，《论语·八佾》中记其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5孔子认为，西周的政治制度借鉴了夏、商二代，具有丰富的内容，实行周礼定能使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为了推行周礼，就必须把“礼”和“德”作为治国的手段，一味使用刑罚只会适得其反：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4(《论语·为政》)

依靠政令和刑罚来约束百姓，只能暂时避免百姓犯下过错，但其内心不会以此为耻，倘若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不仅会令其产生廉耻之心，而且还能规范自身行为，这才是孔子想要达到的治国效果。“凡一个人的行之如何，不在看他外面之形式，而要看他的内容。假如要管内面，一定是不用刑罚的。因刑罚很容易导诱人堕入恶劣的心理。”[6]107刑罚能够使人畏惧，但孔子更想通过德治唤起人们内心的“敬”，从而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维护封建礼教，祭鬼神提供了一条新道路。

《说文解字》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4]1《礼记·礼运》也说道：“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2]315可见礼与祭祀关系密切。《周礼·春官·大宗伯》将鬼神划分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天神掌管日月星辰，地祇掌管山川林泽，而人鬼就是指祖先神灵。孔子想借助祭祀来激发人们的敬德之心，祭祀祖先抱有虔诚之心，行为上就会不由自主地体现“肃敬”，这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风尚。在“敬”心的引导下，就会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1]134(《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力图复兴周礼所喜闻乐见的。祭祀寄托了生者对逝去先祖的崇高敬意，将外在的法律约束转化为了内在的精神自觉，而孔子的礼教观也主张以内心的“敬”来驱动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不流于形式，以达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1]147(《论语·子路》)。鬼神令人产生“敬”心，而“礼”的维护则需要“敬”。

孔子所处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各国诸侯也随意僭越各种礼仪制度，孔子对此极为不满。《论语·八佾》载：“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61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一佾有八人，西周时期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划分，天子可享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按规定只能使用四佾，但他却在自己的庭院里欣赏八佾之舞，可见当时的礼乐制度的混乱。季氏不顾礼法规范，原因即是心中缺乏“敬”意，而祭鬼神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敬”，这是“礼”的实行所需要的。因为“礼所以能发生作用，最重的要素是因人之情”[8]23，孔子的礼教，“就是从情欲的基础上建设出来”[8]23，从外部来看重视形式，在内部就体现为内发的节制，所以他把鬼神作为实行礼教的工具。中国人的鬼神意识由来已久，从最早崇拜巫士、巫术开始，人们就已经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并且当今社会仍存在着拜天地、拜祖先的习俗。孔子利用祭鬼神，将祭礼从祈求神灵庇佑转变为回报先祖，他的祭礼“全是返本报始不忘其初的意思”[8]37。生者进行祭祀，不仅为了慰藉亡灵，更是延续孝道的表现，人们通过祭祀表达对先祖的怀念和哀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就会更加和睦。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孝悌之心不再需要依靠法律的约束，而是在“礼”的引导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民风才能更加淳朴，家庭和社会也将越发稳定，最终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2]314(《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孔子不依靠鬼神掌控人的心灵，而是将鬼神和伦理融合起来，顺应当时的社会风俗，把祭祀提高到道德的层面，通过激发人内心的“敬”，让人自觉地进行自我约束。“仅仅有‘礼’的约束，并不能产生积极的自由和理想，只有当文化的注意力转向行为的‘动机’，并发展出‘德性’的观念，文化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积极动力。”[5]168当每一个人都能身体力行地实行孝悌之义，由内心深处生发出对“礼”的敬畏，才能避免犯上作乱的现象发生，实现复兴周礼、安定社会的理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肯定鬼神的存在，但他所说的鬼神与宗教的鬼神不同，更多的是指祖先神。在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主张“敬而远之”，以一种非功利的眼光去看待，发自内心地表达自己的敬意与哀思。同时，孔子强调立足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人生，反对将自身命运寄托在虚无的鬼神身上，提倡以积极的态度立身处世。孔子不主张通过严苛的刑罚来治理国家，他希望运用道德礼法来教化百姓，使民众在良好德行的引导下，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行为。因此他将祭鬼神作为实行礼教的手段，通过人们对祖先神的崇敬之心，对祭礼的严谨态度，来增强人们的孝悌观念，把尊亲敬长当成一件理所应当之事，以此来维护“礼”的尊严，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安定有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