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拥军 张雪莹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以坚实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其在中国新文坛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现代家族小说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已经成为家族小说创作的典范，此后创作于抗战后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又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从学界对小说《寒夜》的研究来看，依然没有脱离家族小说的视角，认为是“激流三部曲”创作理念的延续，虽然小说人物的构成不同，但没有改变巴金家族小说创作的理念，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封建宗法制家族制度渐趋衰落的必然历程，“通过他那些‘小人物’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史”[1]。然而，笔者认为，《寒夜》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依然延续巴金家族小说的创作理念，但这篇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思想内涵，巴金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更为深远的探索。学界新的学术发现往往是通过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去分析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或文学现象，呈现出多元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路径。众所周知，巴金的小说一直关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时代的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寒夜》就是描述40年代后期，经济形式的变化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由此，本文从经济与政治的视角，对长篇小说《寒夜》进行探讨，也就是深层次解读巴金如何用文学去表现现实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表现经济变化对社会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

一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政治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决定，必须在经济基础上认识政治，政治不是离开经济而孤立存在的，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由此来说，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政治制度相应的变化，并且上层政治制度必须进行自我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否则，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一定社会时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系列变化，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的相应改变。这种改变或者变化，必将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尤其是上层制度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进行自我改变与完善时，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变动，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封闭性与自足性。在中国的封建乡村，民众可以依赖这种自然经济维持生存与发展，基本不需要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流，而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宗法制家族制度，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重要体现，这种以地域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家族制度也极大地适应了自然经济的需要，是一个比较牢固的综合体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经济从沿海渗透到中国的乡村，更是给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作家们已经开始用文学来反映经济变化给社会政治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如茅盾以其“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记录着浙东农村在西方资本经济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破产，许杰、柔石、台静农等人的“典妻”小说表现农民经济破产后引起社会风俗的改变，还有吴组缃、叶紫、洪琛、叶圣陶等作家，也都进行过这一主题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呈现现实，不仅是文学不可回避的使命，更是文学生命力所在。它始终在关注着每一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化，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二

巴金最为擅长的就是家族小说的创作，在他的全部长篇小说创作中，《寒夜》无疑是继小说《家》之后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2]。《家》和《寒夜》，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关于家族叙事的典范之作。

在中国新文坛上，现代家族小说的创作，应该追溯至1919年5月鲁迅先生发表于《新青年》六卷第五号的小说《药》。《药》所讲述的虽然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下最简单的家族构成，仅是一个三口之家，但它已经完全具备家族小说的全部要素，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坛家族小说创作的先河，并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家族小说的创作。诚然，从巴金的《家》《春》《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再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小说，这些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坛上家族小说的创作流脉。

小说《寒夜》曾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一部反映抗战时代家庭悲剧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近年来随着对这部小说研究的深化，我们发现它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心路历程，正如学者阎浩岗所说，小说《寒夜》的经典性“是因它用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比作者任何其他作品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的内涵，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永久魅力”[3]。因而，通过对这部小说进行不同视角的研读，我们会发现更为复杂多样的丰富内涵。

《寒夜》所描述的仅是一个“祖—子—孙”三代的四口之家，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这不过是家族体制下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四个人物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底层民众。虽然家庭人口结构简单，但完全具备了一个家族的所有元素，并且这个民国时期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家族，它已经具备了现代家庭的因素，并在向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转变，最大的转变就是家庭中家长身份的无奈转移与让位。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封建家长制度形成较早，并一代代地不断完善与加强，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家长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伦理纲常体制下最主要的体现。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家族是以男性为中心，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所以家长就是父系父权的代表，在家庭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朱熹在《朱子家礼》中所说：“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4]881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家长是一个家族/家庭的绝对权威者，家族的成员都必须无条件遵从，对于族长的权威不可有任何的质疑与违背。这个至尊无上的家长，就是家族/家庭中的主宰，“在大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凌驾于全体家众之上，集家庭各方面的权利于一身，是一家的最高主宰，一家之大小事务，全由他一人最后决定，家众只能唯唯诺诺，俯首听命”[5]345。

封建家长在家庭中的专制，主要表现在经济专制、思想专制以及严格的尊卑等级、严厉的家规家法等。经济专制是封建家长制的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礼制规定：家庭财产，不论房产、地产，都属于家长名下，家长享有对这些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家庭的全部收入，均归为家长。《礼记·曲礼》中说：“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6]7司马光在《涑水家书议》中云：“凡为人子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收入，尽归之父母，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借)，不敢私与。”[7]42可见，家庭中的子女成员并无独立的经济权利，只是家长制下的附庸。同时，家庭成员必须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家中其他成员均无言论、思想自由，就是这样一代代的封建家长制维系着封建伦理纲常的延传，维护着整个上层封建制度的合法化。

三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炮舰打开，中国沿海主要口岸以及内地主要河流的口岸也逐渐被迫开埠通商，与西方列强进行不平等贸易往来。在这一进程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急剧涌进中国，尤其是西方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的全面进入，对中国封建体制下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给予了巨大冲击，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手工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并出现了大机器生产。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上层社会制度、政治关系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就最早在封建家族内部关系中显现出来。其实，《寒夜》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在小说《寒夜》中，巴金塑造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家庭，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反映出来的种种矛盾，无不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间复杂矛盾的体现，尤其是在经济基础(经济形式)发生变化时，家族/家庭中家长的权威面临着新的挑战，家长这一角色的社会身份被迫变移，必须让位于新的经济所有者。在小说中，巴金以日常家庭母子、夫妻、婆媳间的多重矛盾为切入视角，来展现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家庭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在封建家庭中，父亲的角色非常重要，《仪礼·丧服》曾言：“父至尊也。”[8]300在小说《寒夜》中，这个由封建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家庭，由于父亲的缺位，汪母，妻代夫位成为家长，操控着整个家庭的方方面面，维持着这个封建家庭的正常伦理秩序。汪母代位丈夫成为家庭中的封建家长，她必然要维护家长的权威与地位，维持封建家族制度的延续。汪母虽然“从前念过书”，是“云南昆明的才女”，但她所接受的是传统思想教育，始终恪守着封建纲常礼教，因而，在她的丈夫去世后，她毅然选择不再嫁，含辛茹苦将幼小的儿子汪文宣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成家，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缺陷在她身上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等，都是封建自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的时代写照。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汪母从云南到重庆投靠儿子。进城后，汪母在经济上已经失去了来源，必须依赖儿媳曾树生的收入来维系这个家庭，并且面临着一种新的经济生活形式。经济上的被动，必然会导致汪母家长身份的危机，但她不愿意失去家长的权威，还在致力维护着家长的权威与尊严，因而对儿媳曾树生百般挑剔，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儿媳，不得不花儿媳挣来的钱，故而不得不在家庭关系上作出一定的让步。曾树生占有经济上的绝对优势，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她的收入是丈夫汪文宣、婆母汪母以及儿子小宣的主要生活来源。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五四系列女性形象中，五四思潮使知识女性在思想上意识到自身的从属地位，并使她们意识到冲破封建束缚的途径首先是获得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因而，大多数女性都是以激烈地反抗争取女性解放，争取自由权利。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能为女性提供就业的机会，致使她们不能够融入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又重复以往女性的悲剧命运，重回封建家庭中。对此问题，鲁迅先生不仅创作过小说《伤逝》，而且还发表过“娜拉走过之后怎么办”的担忧。与诞生于五四女性解放初期的女子不同，20世纪40年代的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且处处表现出新女性意气的昂扬开朗，敢于追求自我，实现个人价值，接受新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对于婆母的压制，她极力反抗，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着这个家庭，但曾树生作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代表，在现代经济体制下成长的新潮女性，她在努力追求着自我的尊严与家庭内的权威，她要在整个家庭中拥有绝对的经济主动权。对于婆母的种种压抑，曾树生在反抗，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以支配这个家庭的生存与发展。

婆婆汪母与儿媳曾树生之间绝非是价值理念的差别，他们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矛盾根源。正如《礼记·坊记》所言：“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6]587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矛盾的根源就是都在争夺家庭的主导权与支配权。汪母代表着中国社会原有的几千年来的封建的政治体制(家长制度)，在新的经济方式到来后，封建的政治体制还在极力维护着原有的秩序结构，并且在尽力地压制着新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以维护原有的封建家长权威与政治秩序。同时，作为封建传统政治体制代表的汪母，也看到了新的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把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完全冲垮，小农经济生产者相继破产，沦为工业大机器生产的奴役。诚然，汪母面对新的经济形式，内心是充满恐惧，担心这些新的经济体制会对封建政治体制进行瓦解与重构。她必然会对这种新的经济体制进行抵制与破坏，阻碍它的正常发展。正如小说中曾树生所说，“她(汪母)把我看作在奴役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新的经济、政治体制产生的无比艰难，旧的体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新生的事物百般阻碍，抑制其更快更好的发展。因而，在近现代发展史上，传统封建体制一直在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向前发展，中国社会性质还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如茅盾通过长篇小说《子夜》的创作，有力地回答了当时社会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那就是：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性质的国家。

其实，在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视角下，我们还可以看出《寒夜》这部长篇小说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主题内涵，也是学界新时期以来一直纠缠不息的课题：传统与现代的渊源关系。研究者一直认为，《寒夜》中的男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也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与同学曾树生大学恋爱、同居，足见其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胆量与勇气。然而，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尤其是经济的拮据与艰难，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汪文宣是一个极其矛盾的性格复杂体，处在母亲和妻子两个女性之间，他都深爱着她们，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一个；他本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让理想化为泡影，以致家庭经济来源都不得不依赖于妻子的收入。经济上的从属、不独立地位，致使他在家庭中失去发言权与决定权。一方面，他要顺从母亲的决定，另一方面他又要尊重妻子的个性选择，尤其是在母亲与妻子发生矛盾冲突时，他是既无助又无奈，处处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换取家庭短暂的安宁。封建宗法制度下，长子、长孙角色的艰难，已经是现代文学家族小说永恒的主题。汪文宣作为家中长子，他必须致力维持家庭的完整与延续，但是由于处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期，在他的思想深处，既有封建意识，又有现代因素，在母亲面前，他恪守着封建纲常礼教；但在具有现代意识的妻子面前，他又想要破除封建理念，建构现代家庭。然而，对于他来说，何其艰难！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新的经济形式已经诞生，旧的经济形式依然存在，并且竭力阻碍新经济的发展，因而，现代经济也必然冲垮旧的封建经济，推动社会时代的发展。可见，汪文宣也必然是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牺牲品，他最大特征就是忍让与自我妥协，正如他妻子曾树生对他所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记了自己”。由此而言，汪文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旧社会底层小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具有十分普遍而又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寒夜》这部小说看似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其实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悲惨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最真实写照，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9]696，不断以现代理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深度思索，用文学传递家长制度观念的变迁。

同时，这三个人物形象，也难以用道德视角进行评价，正如巴金所说，“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 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 ? 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 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10]279。学者李怡也谈道，“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构成的人伦关系已经难以区分什么 ‘正面’与 ‘反面’，他们都是家庭生活的有机构成，彼此共享着一个家庭伦理的结构”[11]。

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预示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难以兼容，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断裂，似乎汪文宣在致力修补这一断裂，维系这个家庭的完整。这也是巴金小说《家》与《寒夜》在主题上的最大区别，由“家庭出走”到“回归家庭”的转变，尤其是曾树生要离开这个家庭，远赴兰州，汪文宣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她的回归。

总之，经济基础(经济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体制的改变，以适应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产生，必然会竭力使旧的经济形式和旧的政治制度让位于新的经济形式，谁拥有了经济的主动权，谁就拥有政治的话语权。从这一视角看，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篇小说在家长制度内涵上所隐含的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与纠结。由此也可以看出，《寒夜》作为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创作风格上，与最初的小说《家》《春》《秋》等作品已有所不同，由激情迸发走向冷静悲怆，这其实正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