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寒

1980年4月，巴金在访问日本东京时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的生活中充满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冲突，在巴金的小说中处处皆是，并且巴金制造冲突是很有特点的。首先，虽然他一再强调是为了“追求光明”而写作，似乎一直在标榜高大上的作家形象，担当着批判社会的责任，但是笔下所描绘的不过是普通家庭生活的琐屑小事，而且在这些小事中，人物性格往往或多或少地引导结局的走向。就《寒夜》来说，人物性格和社会背景两个因素相比，前者似乎更突出一些。其次，巴金小说的冲突来源于事件或人物的内在属性，来源于不可解决的矛盾。这冲突，因为酝酿了许久，所以来得自然，来得合理，来得扣人心弦。《寒夜》 这部小说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主人公里，树生独立、活泼、热爱自由；文宣胆小、怕事、不自信；汪母封建、迷信、爱儿子胜过一切，把这些关键词罗列出来，即使还没有发生任何情节，就足够戏剧性了。与曹禺用偶然事件构建戏剧《雷雨》不同，巴金的小说，很少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差一点点他们就不会发生这样悲惨的事情了……”。这是因为巴金很少会用偶然性的事件来制造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包括非逻辑性的审美感受，对人物性格心理的不同层面做整体的随机性的跟踪表现。”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冲突大都来源于人物情感的真实流露。巴金是制造冲突的高手，而这冲突又具有不可撼动的稳定性，因为它来源于人的情感欲望本身，因而不可解脱，带来永久的困惑。本文就着重从性格、家庭关系、社会三种冲突的内在属性来探讨《寒夜》的冲突艺术。

一、树生与文宣的性格冲突

《寒夜》在巴金的创作道路上出现完全是一场“意外”，因为“巴金以前的创作几乎都可以在他生活道路上寻到构思原型，唯独这部小说，它是在巴金新婚燕尔不过半年的时间开始构思，婚后两年，正是女儿出世，家庭幸福正在弥补这个童年时代缺少母爱，青年时代又远离女性，孤独地生活了四十年的中年人以往所失的时候，他写完了这个关于家庭破裂的书”。但这种“断裂”并不是空穴来风。巴金曾说过，觉新的原型是他的大哥，是一个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而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汪文宣何尝不是如此？他善良，老实，给了树生一心一意的爱；同时又怯懦，自卑，总是生活在自责之中，缺乏作为一个家庭中唯一一名男性理应承担的责任感。他的妻子树生漂亮、充满活力、热爱自由，她并不惧怕贫穷和战乱，只是渴望一个坚实的臂膀让她倚靠，给她信心。文宣软弱、事事逃避的性格显然无法给予树生这样的安全感，致使他陷入家庭矛盾、病痛和失业的漩涡中自顾不暇。他离树生越来越远，可是却不知如何是好。他深感这样的局面最终会导致不可挽回的结局，可是他无能为力。文宣和树生不可调和的性格矛盾是悲剧的主要来源。

文宣是一个怯懦、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小人物。战争爆发、生活动荡，使他身上的弱点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这一点要格外注意，要把《寒夜》和《家》区分开来。觉新的懦弱是封建礼教的束缚造成的。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瑞珏的死。他不迷信，却听从迷信，把瑞珏送至郊外，导致瑞珏惨死。再看《寒夜》，如果说文宣的一蹶不振是因为战争爆发、社会黑暗，那么在和平年代就不会失业、生病或是产生婆媳矛盾吗？大环境的改变只是起到了推动力的作用，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把埋藏在文宣身上的弱点从幕后推向幕前。缺乏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心和担当，是文宣病逝、树生出走的重要原因。作品令人窒息的叙事节奏正是来源于对文宣性格的反复渲染。

宋佳演过一部电影《萧红》，里面有两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萧红的第一个合法丈夫萧军，第二个是有一纸婚约的端木蕻良。在电影里，萧红对萧军的评价是“他虽然也很穷，但一点也不悲观，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四周无边的黑暗。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见到他，和等待见到他”。战争爆发以后，萧军失业，他们为了节省花费，被迫住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欧罗巴旅馆，连租被子的钱都没有。然而萧红却认为那是她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萧军是一个她值得信赖和倚靠的男人。萧红不无感慨地说“尽管我们那时候过得很艰苦，但是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怨天尤人，因此我们过得很潇洒，很自然，很有诗意”。再看端木蕻良，萧红对他却是掩饰不住的失望，“他不是一个能够担当的人，四○年一月我们来到香港，我以为两人总可以相伴走过今生了。可安顿下来没有多久，我就病成现在这个样子。炮声一响他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由电影反观小说《寒夜》，文宣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才华、有梦想的青年人，但是作為一个男人，他缺乏基本的担当，上司和同事的冷酷无情，他默默接受；生活困顿，年轻力壮的他却不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家中愈演愈烈的婆媳关系，他永远退居幕后，束手无策。患肺病，他屈从命运，封闭自我。文宣在性格上的缺陷在抗战语境下被放大，使得他与树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树生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受过高等教育，还想办教育拯救芸芸众生。关于婆媳关系，树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媳妇，面对婆婆的责难，她从不唯唯诺诺，而是据理力争。她性格外向，频繁参加各种舞会，除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与生存处境，走出永远是黄色、灰色、阴冷的、亮不起来的，充斥着吵架、怨恨、不满与委屈的、暗淡的小屋”，更重要的是，她从交往中赢得了自信心和优越感。细想一下，在抗战语境下，这样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啊，战火纷飞的年代，连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甚至对于汪文宣那样一个冲突不断的家，很多人都会觉得心满意足，因为至少是完整的。这样的年代，谈自由，谈幸福，谈享乐，统统都是奢侈的思想观念，是与上流社会富足的生活才能匹配的谈资。但是树生追求的就是这些事情，她怕冷、怕黑、怕寂寞，她是要用牺牲家庭的勇气来完成个人的追求。这就是树生与文宣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稳定而又彻底的矛盾足以对抗婆媳关系不和和社会制度黑暗所带给这个家庭的打击。

二、婆媳冲突

婆媳冲突是《寒夜》很有意思的话题。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激烈的争吵，尖酸刻薄的嘲讽，因此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把婆媳关系的一对矛盾轻易地找出来——树生和汪母。很多人认为，这是婆媳冲突的内在属性，但是一旦把视线放在文宣与汪母身上，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汪母与树生之间的问题真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吗？并不尽然。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跟汪母有性格上的雷同之处。曹七巧本是一个单纯的少女，但是自从她嫁给了患有骨痨的丈夫后，严重的性压抑使七巧逐渐变成了一个变态性心理者。这种报复的核心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子女的婚姻。她诱导儿子吸大烟，成功地将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这种对儿子的控制是亲情作为一种特殊而强大的制约力量使然。小说《寒夜》中，汪母和媳婦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就来源于汪母对于儿子变态的占有欲，她所用的方法，就是像曹七巧一样，利用亲情的约束力来控制儿子。

有很多细节可以反映出汪母与文宣之间坚不可摧的亲情纽带。一次树生出走，文宣半夜起来，“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像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他“感动地，痛苦地”叫出来“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这是一个慈母的形象，还有一个深受母爱气息感染的儿子的形象。正是母亲对文宣的亲情绑架，让汪母看到了儿子对自己的依赖，她理所应当地用“母亲”的挡箭牌去参与文宣的生活，她要保持在这个家里的领导地位。年轻、漂亮、不尊重她、指责她，并且掌握着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树生，自然成为汪母最大的威胁。汪母的介入使树生与文宣两个人的矛盾扩大成一个家庭的矛盾，加速了悲剧的进程。

假如汪文宣对母亲的介入稍有反抗，他就不会和树生陷入无法挽回的结局。但是在两个女人激烈的战争中，文宣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树生，你少说一句吧，妈也是为我好”。文宣的“恋母情结”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从媳妇的角度来说，汪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考虑儿子的感受和幸福，在他和树生之间从中作梗，使树生越来越厌恶这个满是怨恨的家，她拼命地逃避痛苦，追求欢乐。汪母也许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代表。甚至可以这样说，从伦理的角度看，谁都不敢说汪母是错误的，反而要对她大加赞赏，认为她对儿子倾注了所有的爱。从儿子的角度来说，从小失去父亲的生活，逼迫母亲成为权力的中心，文宣对于母亲的顺服来源于对权力的崇敬。这种崇敬在长时间内就变成一种约束的力量，这力量是“老好人”文宣在任何极端的场景下都无法抵挡的。 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母子关系的天然优越感最容易结成“联盟”，这是婆媳冲突的深层原因。并且这种矛盾的来源是情感欲望本身，因而不可解脱，带来永久的困惑。高明的《琵琶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赵五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孝顺媳妇，她尽心尽力，自食糟糠，如果公婆能够理解，尚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要受到公婆的猜忌。赵五娘虽心中万般不平，也只能“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如此孝顺的媳妇都不能称婆婆的心意，那么这个媳妇或现代或传统又有什么区别呢？婆婆对媳妇理所应当的领导和控制，对于儿子的私人占有才是婆媳关系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源。

三、社会矛盾的冲突

《寒夜》展现的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而自己却无力承担的生活图景。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包括理想，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自信心，统统被无情的现实击溃。汪文宣和树生同是教育专业出身，但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教育无疑是一种奢侈品。他和树生想要办学校的梦想破灭，为了生计，他只得在报馆没日没夜地校对他自己都似懂非懂的文字，他凄凉地感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他再怎么拼命地工作，上司的克扣，政治的黑暗，纷飞的战火，也无法让他维持哪怕只是他一个人的生活，更不要说家里还有两个毫无经济来源的人。而树生尽管依靠漂亮的外表和良好的交际能力拿到不菲的工资，足以掩盖文宣微薄的收入而可能带给这个家庭的窘迫，然而她自己也有一肚子的辛酸：“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很多学者在谈到树生这一形象时都认为她自私、爱慕虚荣，但她不过是领悟了“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她始终在文宣和陈主任之间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她既爱着文宣，又向往和陈主任在一起的生活，但那又是什么生活呢？并不是办学校、做教育、宣传新思想，履行似乎每一个局外人强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使命。而是“自由” “快乐” “热情的生活”，“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也羡慕那些有钱人家太太的生活，在给文宣的信中，她也坦言“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树生的“自由”并没有多么高尚和伟大，她极力想摆脱的是一种贫困的生活，令人窒息的家庭矛盾，她所追求的是不会饿肚子、上流社会的生活。树生追求的是物质上的满足，即一种有物质生活保障的安全感。

巴金一再强调他的初衷是表现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抗议，但是作品呈现的汪文宣得病被解雇后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和家庭生活，是《寒夜》最动人、最深刻的地方。作者巧妙地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种冲突结合在一起，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同时，它的深刻性还在于，这些冲突虽然发生在小人物身上，发生在精神上富有但物质生活贫穷的知识分子身上，但是它们并不仅仅只属于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所包含的爱情取舍、家庭生活、社会矛盾等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寒夜》的普适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让这部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资料：

1.巴金《创作回忆录·文学生活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人民出版社。

4.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