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凌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一、引 言

体认语言学[1]、体认翻译学[2]等的诞生，催生了体认概称思维的研究，就像认知语言学引爆了其他领域一样[3]。

思维是人类体认世界的一种活动或方式，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4]1771。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分析与综合，比较和分类，以及抽象同概括。“人的一生就是体认的一生”[2]，人类体认世界，对万事万物的各种属性特征或感觉与料如颜色、声音、形状、大小、产地等进行分析比较[5]，依据某种感觉与料从某个角度进行综合分类，然后再根据各类事物的感觉与料，进行抽象概括，把体认结果熔铸到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里，便于交流与传承体认结果。在思维的基本过程中，每一步都存在概率、随机或者不确定现象，如选择事物的颜色、声音或者形状等感觉与料分析比较，仁者见仁，不是固定不变的；对选定的某个感觉与料进行综合分类，人言人殊，不是逻辑先设的；对综合分类的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也存在概率，不是面面俱到的，同样的事物，“土豆”是根据生长地，“洋芋”则是根据来源地进行比较、分类或概括的结果；把经由上述过程，即分析比较、综合分类、抽象概括，获得的体认结果诉诸语言文字，进行凝化储存时，概率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事前既定的法规或者章程可循，如除了“土豆”“洋芋”之外，还有“马铃薯”“地瓜”“山药蛋”“馍馍蛋”，等等。究竟选择哪一个？在命名时看，是有概率或随机现象的，并没有事先存在于大脑中的所谓观念。事物本无名，为了交际，以物示物不方便，人们就需要给事物起名。根据事物的某种感觉与料起名后，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为代表事物的名称。在交际中使用名称，能收到以言代物的效果，避免以物示物的麻烦和局限。

诉诸语言文字之前，人类主要以肢体语言和实物进行交际，交际的范围，无论是广度或者深度，都非常有限。语言文字形成后，人类主要以概念方式进行交际和思考，为了扩大对世界的体认范围，拓展对世界的体认深度，概念继续形成判断，判断进一步形成推理。无论是从事物形成概念，对概念的概然分类形成的范畴，还是对范畴的语言文字凝化，每一步也都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同样，概念形成判断，判断形成推理的过程中，概率依然存在。因此，从事物到概念，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的从有形事物到无形概念、从有限公理到无限推理的扩展过程中，就形成种种思维方式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维等。其实，这些思维方式过程中都含有概率或随机现象，因此，可以说，人类思维的根源是体认概称思维，其他形式的思维，都是对体认概称思维进一步分类的结果。

二、思维方式略述

思维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逻辑在中国大致相当于墨子(公元前480？—公元前420？)、杨朱(公元前450？—公元前370？)、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等的名学，朱熹(1130—1200)、王阳明(1472—1529)等的理学。中国的名学、理学等哲学门派，大多都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训诂确定古籍中汉字的意义，进而探索宇宙人生、致知方法的道理。其实，逻辑的英文单词logic，词源是希腊语的logos。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者“言语”，后来才引申为“思维”或者“推理”。Logos何以引申出“思维”之意？其实很容易明白。与logos相对的是graphein，意思是“书写”，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grammar(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法是词法、句法的基本规则”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logic和grammar原来与语言文字紧密关联。现在西方国家的很多文法学校都叫作grammar school，这些学校传授的并非是词法、句法等语法知识，而是包括逻辑和修辞在内的教学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以语言文字为径路，探究逻辑、思维等哲学问题都是常态，历史都源远流长，并不是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后的语言论才开始的。

“思维”两个字的概称功能非常强大，有丰富多样的含义，从不同角度都可以进行诸多分类。譬如，从形式入手，有感性具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理性抽象思维等；从目的出发，有上升性思维、求解性思维、决断性思维等；着眼于技巧，有归纳思维、演绎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对比思维、辩证思维等；从学科角度，则有科学思维、艺术思维、法治思维，等等。上述这些思维，都是从某个角度体认世界后，对思维划分的结果，含有概率和随机现象。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种种思维根源都是体认概称思维。

三、体认概称思维及其运行过程

所谓体认概称思维，就是人基于一定的目的体认世界后，通过概括抽象或者想象获得概念，然后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从有形事物到无形概念，经过判断和推理，从已知获得新知的活动与过程。凭借概念形成假设，然后进行推理或者验证，从而不断体认变化发展的世界。从事物开始，进行抽象或者想象，得到一些概念；经由概念，继而进行判断和推理，旨在进一步体认世界。这就是体认概称思维及其运行过程。

事实上，面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具象、属性特征或者感觉与料，人会根据一定的目的进行体认和想象，在想象过程中有意识地抽象，获得一定的概念。然后又用抽象得到的概念对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体认。概言之，人对世界的体认，一方面是具象、想象、抽象的周而复始，从有形到无形的体认过程，另一方面是从抽象得到的概念，经过判断和推理，从有限到无限的体认过程，对万事万物、宇宙人生进行分类探究。这就是中国典籍《礼记·礼运》《孝经·圣治章》《白虎通义·三军》等讲的“人为万物之灵”，刘勰(465？—521？)讲的“惟人参之”；西方人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0？—公元前420？)讲的“人为万物尺度”，康德(Kant, 1704—1804)说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核心要义。

(一)概念的形成是从有形事物到无形观念体认概称世界的结果

概念是什么？据《辞海》，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的”[4]551。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6]可见，概念是人体认世界的结果，不是像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等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的那样，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大脑里。“概念”的英文是concept，据《英汉辞海》，concept相当于thought, idea或者notion，是“一种概括性的或抽象的观念”[7]。什么是《辞海》里说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容易众说纷纭，不如说成某种属性，因为人是根据事物的某一属性，对事物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的。究竟选择哪种属性，是形状？是颜色？还是产地抽象出概念，就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了。譬如，相同的东西，在有的地方叫洋芋，在另一个地方叫土豆，还有叫马铃薯、地瓜等的地方。再根据以上释义，毫无疑问，概念是对事物的某种属性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思维形式。“概括”两个字，就是概念、思维具有概率的应有之义。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就是概念的具体对象，概念就是对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抽象出来的“象”。

“象”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里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关于“象”字来历，有不同说法。《系辞传》中的“象也者，像也”遭到胡适反对，因为“古无像字”；《韩非子》《解老篇》载“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而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胡适认为非常牵强。胡适提出，象字在古代大概用“相”字，既指体认的对象如事物，也指事物的形象，还包括相。随着相人术的发展，相成为专有名词，普通的形相之意就用“象”表示了[8]84。本文暂用胡适对“象”的界定，即体认的对象，尤其是事物的形象。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其实就在一部《易经》，虽然《易经》解读千千万，但胡适认为《易经》精髓在三：易、象、辞[8]81-82。究其实质，整部《易经》的核心就是一个“象”字。因为易者，象也，一切变化都因象而生；辞者，象之用，在于解释象的吉凶，达到鼓天下之动和禁民为非的双重目的[8]84-95。

先民对世界体认后，总得把体认结果表征出来，文字是一种重要的表征手段和符号。中国汉字源于象形文字，是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结晶。中国最早解释汉字六书的，当推西汉刘歆(公元前50—23)《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可见“象”在汉字构造中的重要作用，“六书”中就有“四书”与象密切相关，是先民体认世界的结果；转注、假借属于用字法，是对“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书的认知加工。许慎(58-147)在 《说文解字》中沿袭了刘歆汉字源于六书，有造字法与用字法的观点，只是更换六书的部分名称，并把六书顺序调整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并沿用至今。仔细看看刘、许的六书，“象形、转注、假借”为共有项，说明象形在汉字形成中的奠基作用。再看看许慎对“转注、假借”的界定和例示，“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可以看出转注类似于刘歆的“象”意，假借则类似于“象”声。如此一来，刘歆的六书，完全可以“象”为根脉，证明汉字构造源于“象”了。汉字而外，世界上很多文字的起源也都是象形的，如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字、古印度文字，等等。文字起源以“象”为基础，但具体是“象形、象声还是象意”等，就有概率问题，可能一种文字重形，而另一文字则重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象”的基础可能会逐步减弱，不同文字走上不同的发展简化道路。

孔子把“象”分为两种，一是自然物的现象，二是人见物后的想象[8]86。由现象和想象得到概念，继而进行判断和推理。因此，“象”在思维的基本形式，即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中居于基础地位。概念的形成基于现象，究竟选择事物的哪些现象进行抽象或想象，存在概率或随机性，因此才出现一物多名的情况，根据不同的现象对事物进行不同的命名，才出现了命名转喻的情况[9-10]。此外，如上文所述，人在体认世界后，也会根据可见的事物，进行想象，得到一些概念。譬如，上帝、鬼神、神仙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表达的都是一种神秘莫测的超人类控制力，究竟选用哪一个概念，同样存在概率和随机现象。可见，概念的形成有概率和随机性，用来凝化概念的文字，其形成也有概率，那么，就可以说概念就是人概然指称世界的结果，含有概率性和随机现象。

(二)判断是对有形字词之间、无形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概称表述

“判断”两个字本身也具有概称性，表达不同的意义。譬如，有辨别、判定之意，如《北齐书·许惇传》“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断，见知时人，号为入铁主簿”；有鉴赏之意，如宋刘克庄《贺新郎·寄题聂侍郎郁孤台》词：“倾倒赣江供砚滴，判断雪天月夜”；还有一个意思是，对事物的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4]1410。“判断”的英文大致相当于judge或者judgment，有辨别、判定之意，但没有鉴赏的意思。本文讨论的是《辞海》最后一层意思的判断。

“判断都用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4]1410判断是一种思维形式，在语言中体现为把字或词连接成句子。既然“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都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那么便可窥见作为思维形式的判断本身也具有概率或随机现象。也就是说，判断是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经过体认后获得的一种含有概率的思维形式和体认结果。

在语言层面，判断常常用表示判断的“是”，把不同的字或词连成句子。譬如“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无论是这些判断句，还是表示判断的“是”，都含有概称性。先论证“是”的概称性。一般情况下，“是”表示等同，如1+1=2，我们可以说1加1是2。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还可以表示大于或者小于，如“我是张凌”，其中的“是”就不是表示等同关系，因为我不仅是张凌，还是教师，还是家长，还是男性，等等。从这个角度体认，“是”表示大于和包含关系，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属性和特征，只要借助“是”，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判断句，都只能对我的某个方面做出判断。从另一个方面体认，“张凌”是两个字，同样具有概称性，可以表示人名，也可以表示商标、地名，甚至是某种精神，等等，似乎概称的内容无法确定。“我”仅仅是“张凌”概称内容中的某一个；退一步说，即使把“张凌”限定为人名，世界上叫作张凌的人并非我一人，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从这个角度体认，“是”表达的是一种小于和被包含的关系。可见，即使是表示判断关系的“是”字，本身都包含多种含义，在使用时都得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确定。

现在看看这几个表示判断关系的句子。“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这三个句子中的“是”，都不是等同关系，因为“人”并不只是“会死的高等动物”；“会死的高等动物”也不仅仅是“人”。体认得知，这三个“是”都表示大于或者小于关系，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需要这些句子之外的其他条件辅助，才能确定。因为跟上文讨论“是”的情况一致，不用过多论证。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受经济性、省力原则或者交际目的影响，“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等判断句会进一步简化为“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概称句[11]。

“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句子从形式上看，似乎只能描述各自对象的某种属性或者特征，已经没有判断句的形式要件和功能特征了。但是，这些句子都是判断句简化而来的，表达的意思跟各自以前的判断句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和“人会死”都是表示判断的句子，正如上引《辞海》那句话所言，“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究竟选择哪一个表示判断，存在概率现象。此外，“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判断，就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就从“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句子本身来说，每一个都含有概称性，体现语句使用者的主观性[12]对语句概称表达的体认。

因此，不论是判断所依赖的前提，即概念，还是判断字“是”，还是由判断句简化而来的句子，都具有概称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判断其实只能是一种对事物某种特征或者属性的概称表述。判断是连接概念和推理的中间桥梁和纽带，推理中也存在概率或者随机现象。

(三)推理是对概称表述从已知到新知的概率推衍

推理又叫推论，是由一个或一组命题，即前提或已知，推出另一命题，即结论或新知的思维形式。“推理是客观事物的一定联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4]1910事物的什么联系，存在概率，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纷繁复杂；在哪些人意识中的反映，这也存在概率。同样一个事物，人们对其抽象后得到的概念都可能不同，上文已经论证，不予赘述；再体认事物之间的“一定联系”进行推理，人言人殊的概率就更大了。以因果关系为例，同一个原因可以导致多种结果，同一个结果可能缘于多种原因。此因和彼果之间的联系，以哪一个为准呢？因此，推理这一思维形式，本身也蕴含概率因素。

推理要正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推理形式正确[4]1910。什么叫真实？什么叫正确？似乎没有客观标准。譬如，病人吃了苹果，有的说味道很苦；身体健康的人，很多体认到苹果味道不是苦，而是甜的。哪一个算是真实的体认结果？再看看下面这个句子。“全班同学都考得不好，只有张书源750分总分，考了702。”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个句子肯定是错误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语法病句。既然全班同学考试成绩都不理想，那么肯定谁的分数都不高，那怎么还有个同学考了702分呢？难道张书源不是这个班的吗？这种看似病得不轻的语句，却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广受青睐，表达说话人或者语言使用者的某种情感[12]。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流传甚广的推理。只要保证大前提正确，小前提也正确，那么结论必定正确无误。譬如，大前提：人都会死；小前提：王小二是人；结论：王小二会死。问题是，大前提“人都会死”怎么就是正确的？用什么方法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个句子要正确，前提是古往今来的人都会死，就算没有所谓的张果老这种长生不老之人，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其他长生不老的人，因此暂时得出“人会死”这个结论；但在浩渺的未来，怎么就能保证将来的人也会死，从而得出“人都会死”这样的结论呢？前提的真实性，是不是就遇到致命的挑战了？注重实证的科学发展到了今天，但对类似于“人都会死”的所谓全称命题，其真实性是无法得到验证的，再大的语料库，什么样的大数据，似乎都无济于事。因此，推理中也存在概率现象。“人都会死”的真实性，来源于经过人们的体认，发现没有不死的人，于是就凭借体认世界得出的常识，勉强接受这类语句的真实性了。

四、余 论

经过论证，可以发现，在人类思维中，无论是概念，判断，还是推理，每一步都存在不确定的概率现象。换言之，推理的基本形式存在概率。因此，可以说人类思维是概称性的，即本文的“体认概称思维”。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的常用术语。在语言文字中，概念相当于词语，判断相当于句子，推理相当于语篇。一般来说，语言文字是由词语、句子和语篇构成的。既然概念、判断、推理都有概率，那么词语、句子和语篇也自然会有概率，语言文字就是概率性的。语言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人用来有目的地指称世界的，指称世界含有概率，则语言文字理应是概称性的。这就是我们最近探究的语言文字概称性问题，简言之“语言概称性”[5]。由此观之，体认概称思维是语言概称性的根本之一，语言概称性是体认概称思维的一种表现。

体认概称思维是体认世界的过程与结果。语言文字是体认世界、不断思维的结晶，是一种表征体认结果的方式，又是继续体认世界的一种手段。体认概称思维是根底，语言文字概称性是表象。研究体认概称思维，可以发现语言文字是人类体认世界的结果，语言文字来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体认。从功能上来说，语言文字是体认概称思维的表现，是人类赖以继续体认世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思维是概称的，语言文字也是概称的。那么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思维，哪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难以完全表征真实变化的世界，都只能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13]。因此，就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化交流，获得对真实世界的体认知识。只有这样，各个民族从各自的思维，利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加上对世界的体认，加强各自的语言文化建设；同时，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彼此融通，才能获得对真实世界的体认，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