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蕙兰，贾 颖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连 116024)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先驱之一，身处国家遭受列强入侵、危急存亡之时，他以建立新世界为终生抱负，大力兴实业、办教育、举慈善，他的宗教观深受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他对宗教主要持一种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面对近代中国道德衰弊、严重失范的社会环境，张謇认为，挽救人心、重塑社会道德是关键所在，而运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则是重要的一环。

1 张謇与佛教

1.1 张謇对佛教的思想认识

从思想与行为来看，张謇是儒家学者，但他却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张謇对佛教从未真正上升到信仰的层面，而是抱持一种朴素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大体而论，这种态度表现在两方面：

1)怡情雅趣、心理调适。儒学关心的是今生今世，佛教则思索来生来世。儒学激励传统士人在“此岸”“自强不息”，而不要顾忌在“此岸”结束的生命是否能在“彼岸”延续。张謇对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推崇备至，“此孔子之大而孔子之中也”，反对佛教不重视现世的虚空。在与江谦的通信中，张謇多次强调，佛教“最与孔子之道不合”，但这种理性认识与他在情趣上对佛教的“亲近”并不矛盾。历代文人墨客皆以游历名山、探访高僧、卜问前程为乐，并与高僧诗词唱和、怡情养性、激扬风雅。壮年时的张謇指出，佛教经典的效用之一便是“广文人之韵事”[1]546。晚年，张謇则用更多的闲暇与高僧谈经论诗。佛教不仅能够增加情趣，而且能够调解心绪，减轻精神负担。张謇虽然反对佛教对“彼岸”的追寻，但他也会感叹生命的短暂和无常。42岁之前，张謇主要为科考所困，大魁天下后，他又为大生集团内部事务和国计民生劳心积虑而倍感艰辛，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他心中的困苦和哀怨。1924年（民国十三年）6月，张謇在日记中记载：“《维摩诘经讲义》，太虚所讲也。半月来所遘赖以解脱。”[2]此时，社会动荡不安，大生集团亦深陷低谷，张謇借助佛教能排遣内心的苦楚。

张謇把佛教典籍作为劝慰自己的一味“镇痛剂”，也把佛教视为抚慰受苦受难民众的良方。现代宗教学学者指出，人世间的缺憾总有替代品，“一定的社会体系专门需要用幻想来反映和弥补有局限性的社会关系”[3]。1915年（民国四年），张謇与通海镇守使管寄青，南通知事刘一山、于香谷等人发起，特于浴佛节修建“法界圣凡冥阳水陆普度大斋胜道场”，其目的是安抚民众，保持南通的社会稳定。

2)改造社会的精神风貌。张謇提倡佛教的最主要目的是改造社会，即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营造勤苦朴素的民风民俗。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由于宗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宗教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俗的观念并演化为世俗行为的准则。现象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指出，“宗教一直并仍在为实际上一切社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世界。”[4]张謇虽然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不感兴趣，却很愿意接受佛教的苦行自力说，认为“偏于文则病儒，偏于空亦病佛也”。除此之外，张謇也推崇躬行自力苦行的僧人，他希望僧人既重佛事，更重人事。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对于官僚与文儒阶层来说，宗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被接受：它能加强全面的秩序。”[5]正因为佛教的某些因素能够转变为积极的精神力量，张謇才主持或参与修缮、建造狼山观音院、兴化禅寺、海门无量寺等工程，礼遇高僧，恭请冶开、太虚、谛闲来南通观音院讲经，弘扬佛学。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曾回忆说：“我父认为那祸福报应的那些说法，是佛经之中最肤浅的一部分，但是为中下级社会劝善惩恶起见，可以辅助法律和政治所触及不到的地方。”[6]

中华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较少有成见，对待外来宗教也向来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近代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张謇独重佛教。在张謇的观念中，儒学和各种宗教都能振起道德，但正统儒学远在各种宗教之上。然而，在张謇所处时代，与各种宗教相比，儒家学说对普通民众来说难度较大，不易接受，儒学的社会效应相对较小，宗教则可以渗透至儒学所不及的民众层面。而在各种宗教中，儒学与佛学共性较多而又可以影响到社会下层民众，“佛所谓圆通，于孔所谓中，诚无不合”“心之所安，在儒为成仁，在佛为正觉”，故张謇希望以佛教的“福田利益”、业报轮回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借助佛教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1.2 张謇对佛教的实践转化

张謇注重佛教的实际功用，但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却是“敬”而非“信”。为使佛教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张謇从以下3方面入手：

1)开展佛教革新活动。20世纪20年代，南通有寺观约470所，大量僧、尼、道素质低劣，以寺观为利器获取钱财。张謇在为狼山观音院征选住持时，将勤、朴、诚、净四要素作为革除寺观陋习的模范，明确指出：“讲经若不得人，不如且已。”张謇创办通州师范时，曾吸收狼山广教寺2名年轻和尚入学就读。两僧毕业后，张謇协助他们开办僧立小学堂，其目的是提高僧人的素质。他也鼓励僧人参与社会活动，对僧人植树大加赞颂：“成佛升天也要勤，三千种树即名勋。”[1]236

2)利用庙产办学堂兴事业。在借助庙产兴学时期，张謇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5月，选定通州千佛寺址扩而广之，并填寺西南河以增扩地面，兴建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最先开办的师范学校之一。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张謇建议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借用南京灵谷寺的庙产创办南洋大学。在清末推行的新政中，地方自治是重要举措之一。张謇别开生路，积极推进南通自治，规划“一城三镇”，尽力彰显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原生色彩，其中包括对南通佛教圣地狼山的现代化改造。张謇主要从城市的功能区位来进行整体规划，形成了一整套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思想观念。张謇还为狼山寺院创办了一所僧立小学堂，作为“教导未来小和尚”之用，还延请名僧来讲经弘法，这对于提高狼山僧人的佛法素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改造寺庙举办慈善事业。张謇实施地方自治的主要措施为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项。针对佛教，张謇力主庙产兴学的佛教经济观，试图把传统的经忏性寺院经济转变成为包括慈善、公益的现代性寺院经济。1916年，他组织创办了“狼山盲哑学校”并担任首任校长，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所盲哑学校。此外，张謇建立残废院，收纳收养、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建立栖流所，收养流离失所、哀怜无依的乞丐；建立育婴堂、养老院等。佛家讲究普度众生，救人于困厄，张謇认为“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他不是僧人，却修复南通不少寺院，邀请高僧讲经说法，创立觉社推动佛教改革。总体来说，张謇用实际行动演绎了佛教的精义。

2 张謇与基督教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张謇，本就信奉儒家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并没有信奉基督教。但他对基督教的道德教化作用有着独到的认识，对基督教所推进的社会教育、医疗、慈善事业持欣赏和接纳的态度，对基督教人士秉持交往、友好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所带来的一系列西方文明事物对他倡导的地方自治也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7]张謇在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以欣赏的眼光接纳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文明，鼓励美国基督会在南通发展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展示了海纳百川、虚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胸怀和气度。[8]

张謇支持基督会在南通开展工作，帮助基督会修缮破旧不堪的教堂及主日学校，并且支持主日学校开设英语、音乐、圣经、烹饪和缝纫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还聘请多位基督徒分别担任孤儿院的负责人、济良所负责人、监狱监管。出于对基督徒美德的信任，张謇还让传教士参与掌管慈善资金。基督会也对当时南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基督会在南通建立了基督医院，还创建了专门培养护理人才的学校，成为早期南通西医的传播者，弥补了南通医疗资源的缺陷，对提升民众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南通基督堂附设的益群社下属的阅览室及女子浴室为众多市民带来了便利，成为南通当时红火的公益机构，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8]基督会还依据张謇的提议，在南通设立了英化职业学校，并于1919年开始招生，专门培养英语和化学人才，以满足诸如肥皂、墨水制造等实业的发展需要。在张謇的大力支持下，南通基督医院发展成为设备精良、民众信赖的医院，英化职业学校以及后来的崇英女校发展成为有声望、有价值的学校。能够吸纳域外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为己所用，足见张謇开放的心胸和对待新事物的独到眼光。

3 张謇宗教观的当代启示

张謇秉持兼济天下与救国富民的理想，一生都致力于追求事业的发展，广泛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源，他对宗教有利因素的灵活运用对当今社会依然有借鉴意义。

3.1 大仁大爱，人生认识臻于无我之境界

饱读儒家经典的张謇，深受“仁者，爱人”信条的影响，抱持兼济天下的理想，一生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事业上但求有成，生活上勤俭节约。其经营实业所得，悉数用来发展教育、慈善事业，皆为民众生活幸福和社会得以进步。其自号“啬翁”，几件衣衫穿三四十年之久，若袜子衣服破了，要补到不可再补，才肯另换新的，每天饭菜，只有一荤一素一汤，有特殊客人来访才杀鸡鸭。张謇一生博施济众，对自身却吝啬不已，展示了他心怀天下、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他在人生认识上达到“忘我、无我”之境界，与佛家“度一切众生”、耶稣基督“拯救一切子民”的教义相契合，更远远超越了世俗信教为个人求财求福求长寿的庸俗目的。张謇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求来世如何，只求当世作为。他将人之躯体视同草木，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都是天地间匆匆过客，而人所能够作为的，就是留下有用的一二事业，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由是观之，张謇虽不是僧人，却更像舍身饲虎的苦行僧。他依循传统士大夫的轨范，借提倡佛教之意以肯定纲常伦理、寻求秩序重建，他用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待宗教，而非将之作为当世的信仰来追求，这一点值得今人借鉴。

3.2 活在当下，利用宗教的有利因素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马克思曾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出于强国富民的目的，张謇在行动上一直戮力前行，力求改变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之雏形”。面对江河日下、人心涣散的社会处境，他开始注意宗教具有的积极意义，倡导与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适的佛教观，主张将传统的祈福来世的佛教信仰，转变为助益现实生活的新型佛教信仰，利用宗教的有利因素推进道德教育和社会事业发展。

张謇注重提高狼山僧人文化知识和佛法素养，开设僧立小学堂，规划狼山风景区。他倡导将佛教的还愿思想和因果理论作为儒家诚信理论和礼乐文明的补充。他出资出版佛经、重修狼山观音院、修塑佛像，不仅仅是为了改造和提振佛教，更是为了塑造推进南通早期现代化事业所应具备的文化价值观。当前，有些人无法真正理解“人间佛”“生活禅”的奥义，信教目的急功近利，甚至放弃工作和学习、一心迷恋神佛保佑，妄图坐享其成，等待神佛赐福。有的人甚至失去生活理想，变得消极颓废，对生活和前途失去信心。一百年前张謇对宗教及人生意义的积极认知，依然值得今人借鉴。

3.3 巧妙转换，运用宗教教化民众

尽管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张謇内心对佛教有一定的排斥心理，但面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纷乱无序的状况，他还是从强烈的道德关怀出发接受了佛教对民众的教化价值和作用。在他看来，可以借助民众对善恶有报的信仰，发挥佛教教义对现实社会收束人心的效用，补国法之不及。张謇由礼佛而提倡佛教，就是为了转用佛教的道德关怀与人文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以实现南通的地方自治。当前，宗教在部分地区依然盛行，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利用宗教信条引导信教人员爱国爱民、崇德向善、诚信和睦，改变社会中存在的不诚信、贪婪等不良心态，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补充。

3.4 开放包容，吸收基督教文明推进事业发展

清末，基督教曾受国人抵制，甚至爆发了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然而张謇在了解了基督教带来的教育、医疗、化工、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性之后，选择了与基督教传教士合作。而合作的基础，依然是他念念不忘的强国富民。他与传教士谈论的都是国家、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而不是为自己来世升天堂、获得福报考虑，他推进社会事业的努力方向也是沿着传教士李提摩太帮助设计的发展路线进行的。传教士的建议帮他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同时，他还认为：“佛、耶说皆近墨，而尚有伦常，且其意在度世牖民，而其说主福田利益，蚩蚩易晓，故忧世君子，有时取焉以济孔孟之教之术之穷。”[1]201这是张謇从基督教精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的层面，对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技术促进社会进步作用的认可，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能够弥补孔孟学说对技术发展重视不够的不足，这很好地解释了张謇为何对基督教及西方技术持亲近欣赏的态度。张謇开放包容的心胸、善于吸纳先进文明的做法，对于今天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融合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